大学时代我读过靳凡的小说《公开的情书》。小说由43封书信组成，抒写了当时一代青年对理想、爱情、事业和祖国命运的勇敢探索。我被小说中的主人公真真和老久深深吸引。1980年念大二时，又读到了金观涛和刘青峰的长篇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那时候，我整天钻在故纸堆里，读完这篇论文就像呼吸到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后来听朋友说，《公开的情书》的作者靳凡、女主人公就是刘青峰，男主人公就是金观涛。他们都是北大毕业生，观涛在化学系，青峰在中文系，原先互不认识。1970年，观涛分到杭州当工人，青峰分到贵州的一个县城中学做老师。金观涛关于黑格尔哲学批判的笔记在朋友之间流传，传到青峰手上，他们便开始通信。一天一封厚厚的信，后来就成为《公开的情书》的素材。两人于1971年底结婚，1973年青峰调到郑州大学，次年观涛也调到那里，他们一起运用系统论研究历史。1978年夫妻双双调到中国科学院，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当编辑，并和包遵信联手主编《走向未来》丛书，推动80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浪潮。可以说，他们夫妇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崇拜的思想偶像。
　　初识这对神仙伴侣是1985年夏，那次是为制定上海文化发展战略进京走访学者。在一间狭窄拥挤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观涛和青峰。时隔多年已经记不得谈话内容了，但他俩的个性却使我印象深刻。青峰热情开朗，十分健谈，有北方女子的豪爽。观涛则沉默寡言，看上去有点腼腆冷漠，或者说自负。后来数十年的交往中，这种印象几乎没有改变。不过，在和观涛熟识后才发现，他有时也很激情，尤其是谈起他有兴趣的学术话题时。在国内时，断断续续有些交往，但并不密切。印象最深的只是1988年，观涛来上海出差，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和副部长刘吉知道后，要我请他见个面。在越剧团的饭馆里，我们四人共进午餐。部长们表达了钦佩之意，不善言谈的观涛只是敷衍而已。唯一实质性的话题是观涛为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的纪树立说项。老纪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颇有盛名，但因“文革”中参加过“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此时仍打在冷宫。
　　1994年夏，我到香港工作，观涛夫妇也留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我们的交往就开始逐渐密切起来。当时我在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每星期要从港岛坐火车赶到沙田上课一次。课前课后就常常去他们的办公室聊天。青峰往往会放下手上的工作，和我天南地北地聊起来。我在传媒界工作，算是消息灵通人士，她喜欢向我打听各种小道消息，或者一起议论天下大事。观涛则在一边静静地旁听，偶尔插几句话，或是打个招呼，继续埋头做自己的事。此时，他正转向思想史的研究，2000年完成《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接着转入用数据库进行观念史探索，2010年出版了《观念史研究》。后来还主持10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纂。
　　那些年，我每逢周末都会去中环麦当劳道南怀瑾的寓所，观涛夫妇也是那里的座上宾。大家围着怀师七嘴八舌地闲聊。观涛也很少说话，唱主角的永远是青峰。有时候，观濤在饭桌上也会和怀师讨论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题。怀师总是夸他聪明过人。到了2002年，怀师移居上海，麦当劳道的圆桌也曲终人散了。我也早已结束了在中文大学的博士课程，和观涛夫妇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
　　直到2008年，听说观涛和青峰都准备退休。当时青峰主编的杂志已成华人社会的学术重镇。我很想接替青峰的工作，于是就和他们相约在中文大学见面。说明来意后，观涛和青峰都劝我打消这个念头，说是当编辑收入低，还必须天天来校坐班，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不值得把时间消耗在编杂志上面。收入低倒无所谓，当时我在经济上已经脱贫，不靠这份收入，但一听说要坐班，顿时就打了退堂鼓。此时他们夫妇已做好了退休的准备，在沙田买了一间工业大厦做工作室。我应邀跟随他们参观了那间堆满图书资料、但整理得井井有条的工作室，不胜羡慕，这大半应该是青峰的功劳。那次见面，观涛说起他和我俩共同的好友严博非一起在浙江古镇南浔创办了一所“归来书院”，邀请我在秋天江南菊黄蟹肥的时候，去那里作客。
　　8、9月间，观涛夫妇、沈志华夫妇和我们夫妇一起从上海驱车去归来书院。推开大门，踏着长满青苔的曲径，走过绿荫环绕的观妙亭，迎面而来一座浙派百年老楼。我们3对夫妇在那里剥蟹饮酒，彻夜长谈。这是认识观涛近三十年来，他谈兴最浓的一次，但话题还是离不开他最有兴趣的哲学。直到月西斜，人已醉，大家才各自散去。后来观涛夫妇去台湾政治大学执教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