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公民社会建构与启蒙运动之间深刻的内在关联，往往在“公民社会培育是一种启蒙”之类的口号下被掩盖和忽略。《沧浪之水》背后蕴含广阔的社会历史意涵，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中对薄弱的公民社会根基之下所覆盖的启蒙性缺陷的揭示。公民社会的养成有赖于社会关系的契约化，这种契约化正是启蒙运动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研究应当重视对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研究，并从中寻找公民社会建构的基础性缺失之源。
关键词： 公民社会 市民社会 启蒙 《沧浪之水》 契约精神
被目为“知识分子小说”或者“官场小说”的《沧浪之水》以其令人惊骇的真实性，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文坛赢得了声誉。伴随着陈晓明、孟繁华等知名理论家和雷达、白烨、李敬泽等重要批评家接踵而至的赞辞，这部小说无论在知识界还是普通民众中都产生了有目共睹的深刻影响。然而，在它背后所蕴含的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意涵，至今依然没有被发掘出来。邓正来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认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行政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的部分退出，社会生活的逐渐非政治化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育，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性分化开始进行，中国市民社会也正在起步营建。”[1]《沧浪之水》的全部叙事话语，正是以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社会“转型”期为背景。以公民社会理论的视角观照《沧浪之水》呈现出来的这一时期的许多具体情境，有利于更好地解释“何以如此”，进而把握这一特定阶段的某些内在逻辑。
就像以赛亚·伯林所揭示的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联有其确切历史渊源一样，把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启蒙传统联系起来，有着历史事实的支撑。尽管从术语生成的角度说，“公民社会”作为一个自然演进的概念，它当然源自古希腊和古罗马，然而，近代以来逐渐成为公民社会核心内容的契约、制衡、民主、多元等一些要素的植入，却只有在经历启蒙主义的充分洗礼之后才得以完成。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里所描述的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萌芽的文学公共领域，实际上是启蒙实践的重要载体。但在中国，关于公民社会建构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往往在“公民社会培育是一种启蒙”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口号下被掩盖和忽略。于是，依然非常薄弱的公民社会根基之下所覆盖的启蒙性缺陷——这在《沧浪之水》中随处可见——也就没有获得必需的探讨和充分的揭示。
一
即使是依照波斯纳比较严谨的界定，即把知识分子称为“把一般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其思维过程自上而下，对他所察觉的权力滥用、腐败或者社会不公予以理论思考”[2]，《沧浪之水》的主人公池大伟无愧“知识分子”的称号。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场，那恰恰是一个被认为承继了“五四”启蒙运动传统的时代的开端。那场终结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新启蒙运动，与半个世纪以前因抗日民族战争而终结的“五四”启蒙运动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池大为和刘跃进、胡一兵等人，作为当时典型的知识精英，即使不能完全代表启蒙运动的主体，也至少反映了那个时代最具活力的文化精英阶层的面貌。
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启蒙通常意味着对权威的重新审视和定位。就此而言，池大为显然是当时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他们敢于怀疑和思考，形成争鸣奇观。以池大为为例，他的恩师岳老师关于承担“天下千秋”的教诲带来了个体人格的膨胀。这里无论是池永昶还是岳老师都只是一个符号，其父池永昶指向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富贵、贫贱、威武面前不移易不屈从的高傲传统，他给儿子留下的唯一遗产《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正是这一精神传统的外化，而岳老师则代表了那个时代（尤其是那个时代的教育体系）所特有的宏大话语系统，这既与池永昶所指向的传统相一致，又通过把个体消融于集体和时代，从而实现个体与集体、时代的高度统一以至于不朽，于是个人可以在想象性的大写人格外衣的笼罩下暂时忘却个体的利益、自由与得失，从而在一些世俗面前表现出无畏与不屈的特征。总之，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上述特征源自某一先生的信念或信仰，而不是出于理性的重新鉴定。这从池大为一再重复的那句话——“如果那样，我还是个人吗！”——便可窥见一斑。
假如把池大为当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中一名普通知识精英的代表，那么，新启蒙运动中的这些启蒙主体的理性自觉的缺失就值得深思。由于这场新启蒙运动不仅自称而且被历史地称作为“五四”启蒙的继续，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循着“五四”的足迹找寻某些线索。尽管启蒙的先声公认肇自戊戌变法，但真正内涵深刻、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却是在“五四”前后开始的。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说：“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3]实际上，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动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三事”而展开的，“五四”启蒙运动的进程大体上就是这些学说的传播和实践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短暂复兴的新启蒙运动，总的来说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如果说有什么新动向的话，便是明确提出“现代化”的命题，除此之外，其精神内核并无二致。对比欧洲的启蒙运动，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的一段话为例：“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4]
很显然，“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具有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某些特征，从封建制度到封建伦理道德乃至整个儒家传统文化，都受到了毫不留情的挞伐，旧权威被毫不妥协地埋葬了。但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最精髓的那一部分，即“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被中国的启蒙先驱们轻易地抛弃了。欧洲的启蒙有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笛卡儿理性主义的深厚历史文化根基，理性法庭的建立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无思想文化上的内在源流，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由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引发的功利行为，其功利性决定了这种“启蒙”往往借用新的学说或理论旗帜树立新的权威，从而实现对旧权威的讨伐。如果说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在实践领域确立理性至高无上地位的思维革命，是一种真正涤除蒙昧的实质启蒙的话，那么中国的启蒙运动则更像是一场以新的具体权威打倒旧的具体权威的形式启蒙，无论声势多么浩大，都掩盖不了它的根本缺陷：理性的不在场。 同样由于理性的缺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没有能够演进成为一场带来思维方式革命的思想运动。由于作为知识精英的“启蒙”者自身尚未真正启用“理性”这个“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作为普通大众的被“启蒙”者就自然成了精英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理性的审视依然没有成为公众普遍的、自由的、公共的思想姿态。
二
如果按邓正来的说法把中国的公民社会定义为“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的非官方公域”[5]，那么，《沧浪之水》所展现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南方某地的图景，几乎可以说是公民社会普遍缺场的一种情状。
池大为作为卫生厅的一名干部下派到常年流行血吸虫病的华源县进行发病率调查的时候，有这么一段对话：
我对他们说：“省钱不能省药钱，不服肝泰乐，那是拿命赌啊。”
一个老头说：“池医师，你是国家的人，你知道我们的苦？我们吧杀虫的药是没办法才买的，还吃得起护肝的药？我慢血都好几年了，好了又发作了，要不是有家在这里，我就流浪去了。”
旁边一个中年人说：“从前都是政府给治，这几年要自己掏钱了。血吸虫又不是我们养的，是湖里上来的，这个湖是政府的。”
老头说：“政府又没叫你得病，病是你自己得的。”
我说：“你们写信到上面反映反映，写到北京。”
他们纷纷说：“不会写，写了也没有用。”
中年人说：“你是政府，跟你说是一样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事情的责任主体要么是作为官方公域或公共权力领域的政府，要么是作为私域的家庭个人。这就如同另一位华源县的赤脚医生因胃癌扩散无钱治疗而来到省城跪在卫生厅门口十几天一样，他面对和解决困难的全部办法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变卖了全部家当凑了五百块钱前往省城就医，但很快花完，并且因交不了1500块钱的手术押金而停止治疗；二是跪在卫生厅门口乞求政府，并因为遇到了池大为这样的“好人”而获得卫生厅厅长特批的15元救助，外加池大为的80元个人捐助。而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广阔地带（狭义的社会领域），却是空白的。尽管《沧浪之水》中出现的近似民间组织有三个——中医研究院、中医学会、红十字会，但中医研究院是一个副厅级单位（厅长马垂章就曾经担任过院长），中医学会是厅属科级单位，红十字会是厅属处级单位，它们从人事到业务运作均与卫生厅没有多大差别，事实上完全是政府的组成部分。的确，那段对话表明：国家行政权力已经从社会—经济领域部分地退出，社会生活逐渐非政治化，商品经济正在发育（“从前都是政府给治，这几年要自己掏钱了。”）。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并没有随之而顺利地自然地进行，国家退让出来的那一部分空间，市场已经占领了一部分，然而社会（狭义社会）即使不是空白的，至少也是薄弱的。
与此相适应的是几乎完全自足和独立的政府。对卫生厅有约束力的机构除了卫生部之外只有省委，虽然有名义上的媒体监督，但就像在电视台当过“名记者”的胡一兵所说：“有时候无冕之王也会给憋死！”他的监督作用似乎只有在为他的好朋友池大为打抱不平也就是卫生厅有房子空着却让池大为一家四口住单人间的时候发挥过。当实际上高达6%的华源县血吸虫病发病率在厅里上上下下的人的导演、默许、配合下改为3.6%时，唯一能提出质疑的人仍是卫生厅的人，这样的质疑对最后的结果丝毫未能撼动。直到最后，真正的纠正还是许多年以后在池大为荣升卫生厅厅长之后的复查，换言之，是政府自己（而非社会）作为它自身的监督力量。厅办公室的刘主任是这么说的：“厅里管全省，管政策，管地县。”而用池大为的话说则是：“利益跟着屁股走，屁股有多高，利益就有多大。”最为致命的是，无论是以早期以池大伟为代表的底层干部的政治理想，还是贫苦平民遇到事情时所表現出来的诉求，都可以看出最普遍的观念仍然是一种对“好人”的期望，如果说在西方的传统中，“这种期望的结果曾经是，现在仍然使善良的心灵会寻找一种让这个概念成为现实的政治制度，或至少找出这么做的途径来”[6]的话，那么在这部小说所描述的，却依然停留在一种对善良的期许上。
应该说，《沧浪之水》作为一部小说，以它指代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是不尽合理的。小说的真实终究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不同，更不能与统计学意义上的真实相提并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领域正处于上升期，各种民生问题正被政府重视并努力加以解决，而且产生过非常广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当然，社会领域在整体上的欠发达状态，却是必须正视的。
三
虽然“公民社会无论其概念还是理论都要比约翰·洛克及亚当·弗格森的著作或自由主义的发端早得多”[7]，但公民社会理论中的许多核心内容都是在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过程中产生的，就如同启蒙思潮是在理性主义形成之后才诞生的一样。福柯说：“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一组事件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包括社会转型的因素，政治体制的类型，知识的形式，实践和知识的合理化的方案，技术的变化……”[8]换句话说，启蒙是一个社会实现转换的系统工程。许多年以来，当人们聚焦于“‘五四’：未完成的启蒙”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时，往往从中国启蒙运动所遭遇的外部因素来论述启蒙运动的未完成状态，如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抗战终止了“五四”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启蒙的成功与否不在它的时间跨度，而是看它的内容实质和它的实际社会渗透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启蒙运动一旦发生是不易被终止的，既然“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一组事件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在形式上当然会有开始和结束，然而启蒙的核心要素及其成果，则在经历了启蒙运动之后的文化血脉里经久流传。
因此，所谓“未完成的启蒙”，确切地说，不是指启蒙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被中断，而是指它在引进西方的文化资源试图开展启蒙运动时，就丧失了启蒙最根本的要素——理性。作为真正的启蒙，无论是达尔文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本身都必须经过理性的审判。如果说西方的启蒙是以理性的名义重新检视传统的话，那么中国的启蒙则是以异域文化中一些卓有成效的具体成果作为武器批判中国的传统，“五四”启蒙运动是以西方“进步”文化打倒中国传统的“腐朽”文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则是以“现代化”的“先进”文化去贴标签。 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启蒙运动缺失了最关键的一环，而正是这一环直接关联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基础性缺失。公民社会的养成需要一定的公众土壤，而理性缺位的启蒙运动，恰恰使得中国的民众、大众很难转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众。虽然传统的中国社会关系从抽象的伦理原则上说属于绝对的道德本位主义，但在实践原则上则基本上以亲情关系和行政依附关系为核心，它具有情甚于理和以关系的亲疏远近区分互信关系的特征。然而，公民社会却不是建立在传统的血缘亲情关系和垂直指令性的行政关系之上，它必须以契约性的关系为基础。这种契约性关系主要是为了在获取权益与让渡权益之间求得均衡，亦即在权利、义务之间形成理性的妥协。
然而，在《沧浪之水》里，当池大为终于主政卫生厅并试图依靠“群众的力量”的时候，不仅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纷至沓来，而且他所依靠的那些“群众”丝毫不具备理性地通过互信、尊重、合作、妥协的办法开展利益协调的民主品格，除了偶有几名背后做小动作的“愤青”充当“民间英雄”，絕大多数仍然是“让他坐着他偏跪着”的臣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池大为极其真诚的“厅政公开”令，不仅仅死于既得利益群体的围剿，更死于“五四”启蒙运动和新启蒙运动中的理性缺失。没有合格的“公民”，不仅公民社会的建构完全不可能，连小小的一次协商民主试验终于流于破产。就像早年梁启超在其《开明专制论》中所认为的那样，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的民众缺乏自治的习惯，不了解团体之公益[9]。而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当时无论有着怎样的思潮变迁，都没有能够产生真正以理性为精神旗帜的启蒙过程。理性的外化于人与人之间关系而言意味着契约，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而言意味着技术，没有契约，不可能形成公民社会的自治。
社会关系的契约化是真正的理性启蒙的最丰硕的成果，它集中表现为：平等的讨论和自由的选择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交往的双方相互承认并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对他人的支配须以双方一致同意为前提；领受他人财物或服务者，也负有根据公平的约定给予对方以回报的义务[10]。所以，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契约都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也是公民社会的许多重要品德诸如权利与责任意识、平等与尊重意识、合作与互助精神、妥协与宽容精神的基础。而契约是理性的产物，尤其是社会契约观念的形成与否及形成状况，取决于公共理性的发育程度。
《沧浪之水》所呈现的世界总的来说是悲观的，但悲观之余仍可觅得如同鲁迅笔下的《药》中的那么一束小小的花环。当前的乐观正在升腾，复兴在望。惠利软件的老板李智与厅长池大为之间的关系，以及金叶置地的副总凌若云与池大为之间的关系，至少表明日益成熟的市场正在走向理性。厅长说：“现在的老百姓不是以前的老百姓了，他们向秋菊学习，什么事都要讨个说法。”这种变化，毕竟代表了一种值得赞赏的方向——社会生活的逐渐契约化有助于人间互约格局的形成。
参考文献：
[1][5]邓正来.国家与社会[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1，6.
[2]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1.
[3]陈独秀.法兰西与近世文明[J].青年杂志，1915-09-1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20.
[6]莫斯卡.统治阶级[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526.
[7]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54.
[8]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1998：435.
[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4.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规划项目“新乡贤普及儒学与基层治理研究”（项目编号：RX17Y11）前期研究成果。
关键词： 公民社会 市民社会 启蒙 《沧浪之水》 契约精神
被目为“知识分子小说”或者“官场小说”的《沧浪之水》以其令人惊骇的真实性，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文坛赢得了声誉。伴随着陈晓明、孟繁华等知名理论家和雷达、白烨、李敬泽等重要批评家接踵而至的赞辞，这部小说无论在知识界还是普通民众中都产生了有目共睹的深刻影响。然而，在它背后所蕴含的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意涵，至今依然没有被发掘出来。邓正来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认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行政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的部分退出，社会生活的逐渐非政治化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育，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性分化开始进行，中国市民社会也正在起步营建。”[1]《沧浪之水》的全部叙事话语，正是以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社会“转型”期为背景。以公民社会理论的视角观照《沧浪之水》呈现出来的这一时期的许多具体情境，有利于更好地解释“何以如此”，进而把握这一特定阶段的某些内在逻辑。
就像以赛亚·伯林所揭示的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联有其确切历史渊源一样，把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启蒙传统联系起来，有着历史事实的支撑。尽管从术语生成的角度说，“公民社会”作为一个自然演进的概念，它当然源自古希腊和古罗马，然而，近代以来逐渐成为公民社会核心内容的契约、制衡、民主、多元等一些要素的植入，却只有在经历启蒙主义的充分洗礼之后才得以完成。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里所描述的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萌芽的文学公共领域，实际上是启蒙实践的重要载体。但在中国，关于公民社会建构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往往在“公民社会培育是一种启蒙”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口号下被掩盖和忽略。于是，依然非常薄弱的公民社会根基之下所覆盖的启蒙性缺陷——这在《沧浪之水》中随处可见——也就没有获得必需的探讨和充分的揭示。
一
即使是依照波斯纳比较严谨的界定，即把知识分子称为“把一般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其思维过程自上而下，对他所察觉的权力滥用、腐败或者社会不公予以理论思考”[2]，《沧浪之水》的主人公池大伟无愧“知识分子”的称号。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场，那恰恰是一个被认为承继了“五四”启蒙运动传统的时代的开端。那场终结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新启蒙运动，与半个世纪以前因抗日民族战争而终结的“五四”启蒙运动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池大为和刘跃进、胡一兵等人，作为当时典型的知识精英，即使不能完全代表启蒙运动的主体，也至少反映了那个时代最具活力的文化精英阶层的面貌。
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启蒙通常意味着对权威的重新审视和定位。就此而言，池大为显然是当时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他们敢于怀疑和思考，形成争鸣奇观。以池大为为例，他的恩师岳老师关于承担“天下千秋”的教诲带来了个体人格的膨胀。这里无论是池永昶还是岳老师都只是一个符号，其父池永昶指向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富贵、贫贱、威武面前不移易不屈从的高傲传统，他给儿子留下的唯一遗产《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正是这一精神传统的外化，而岳老师则代表了那个时代（尤其是那个时代的教育体系）所特有的宏大话语系统，这既与池永昶所指向的传统相一致，又通过把个体消融于集体和时代，从而实现个体与集体、时代的高度统一以至于不朽，于是个人可以在想象性的大写人格外衣的笼罩下暂时忘却个体的利益、自由与得失，从而在一些世俗面前表现出无畏与不屈的特征。总之，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上述特征源自某一先生的信念或信仰，而不是出于理性的重新鉴定。这从池大为一再重复的那句话——“如果那样，我还是个人吗！”——便可窥见一斑。
假如把池大为当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中一名普通知识精英的代表，那么，新启蒙运动中的这些启蒙主体的理性自觉的缺失就值得深思。由于这场新启蒙运动不仅自称而且被历史地称作为“五四”启蒙的继续，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循着“五四”的足迹找寻某些线索。尽管启蒙的先声公认肇自戊戌变法，但真正内涵深刻、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却是在“五四”前后开始的。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说：“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3]实际上，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动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三事”而展开的，“五四”启蒙运动的进程大体上就是这些学说的传播和实践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短暂复兴的新启蒙运动，总的来说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如果说有什么新动向的话，便是明确提出“现代化”的命题，除此之外，其精神内核并无二致。对比欧洲的启蒙运动，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的一段话为例：“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4]
很显然，“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具有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某些特征，从封建制度到封建伦理道德乃至整个儒家传统文化，都受到了毫不留情的挞伐，旧权威被毫不妥协地埋葬了。但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最精髓的那一部分，即“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被中国的启蒙先驱们轻易地抛弃了。欧洲的启蒙有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笛卡儿理性主义的深厚历史文化根基，理性法庭的建立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无思想文化上的内在源流，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由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引发的功利行为，其功利性决定了这种“启蒙”往往借用新的学说或理论旗帜树立新的权威，从而实现对旧权威的讨伐。如果说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在实践领域确立理性至高无上地位的思维革命，是一种真正涤除蒙昧的实质启蒙的话，那么中国的启蒙运动则更像是一场以新的具体权威打倒旧的具体权威的形式启蒙，无论声势多么浩大，都掩盖不了它的根本缺陷：理性的不在场。 同样由于理性的缺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没有能够演进成为一场带来思维方式革命的思想运动。由于作为知识精英的“启蒙”者自身尚未真正启用“理性”这个“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作为普通大众的被“启蒙”者就自然成了精英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理性的审视依然没有成为公众普遍的、自由的、公共的思想姿态。
二
如果按邓正来的说法把中国的公民社会定义为“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的非官方公域”[5]，那么，《沧浪之水》所展现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南方某地的图景，几乎可以说是公民社会普遍缺场的一种情状。
池大为作为卫生厅的一名干部下派到常年流行血吸虫病的华源县进行发病率调查的时候，有这么一段对话：
我对他们说：“省钱不能省药钱，不服肝泰乐，那是拿命赌啊。”
一个老头说：“池医师，你是国家的人，你知道我们的苦？我们吧杀虫的药是没办法才买的，还吃得起护肝的药？我慢血都好几年了，好了又发作了，要不是有家在这里，我就流浪去了。”
旁边一个中年人说：“从前都是政府给治，这几年要自己掏钱了。血吸虫又不是我们养的，是湖里上来的，这个湖是政府的。”
老头说：“政府又没叫你得病，病是你自己得的。”
我说：“你们写信到上面反映反映，写到北京。”
他们纷纷说：“不会写，写了也没有用。”
中年人说：“你是政府，跟你说是一样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事情的责任主体要么是作为官方公域或公共权力领域的政府，要么是作为私域的家庭个人。这就如同另一位华源县的赤脚医生因胃癌扩散无钱治疗而来到省城跪在卫生厅门口十几天一样，他面对和解决困难的全部办法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变卖了全部家当凑了五百块钱前往省城就医，但很快花完，并且因交不了1500块钱的手术押金而停止治疗；二是跪在卫生厅门口乞求政府，并因为遇到了池大为这样的“好人”而获得卫生厅厅长特批的15元救助，外加池大为的80元个人捐助。而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广阔地带（狭义的社会领域），却是空白的。尽管《沧浪之水》中出现的近似民间组织有三个——中医研究院、中医学会、红十字会，但中医研究院是一个副厅级单位（厅长马垂章就曾经担任过院长），中医学会是厅属科级单位，红十字会是厅属处级单位，它们从人事到业务运作均与卫生厅没有多大差别，事实上完全是政府的组成部分。的确，那段对话表明：国家行政权力已经从社会—经济领域部分地退出，社会生活逐渐非政治化，商品经济正在发育（“从前都是政府给治，这几年要自己掏钱了。”）。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并没有随之而顺利地自然地进行，国家退让出来的那一部分空间，市场已经占领了一部分，然而社会（狭义社会）即使不是空白的，至少也是薄弱的。
与此相适应的是几乎完全自足和独立的政府。对卫生厅有约束力的机构除了卫生部之外只有省委，虽然有名义上的媒体监督，但就像在电视台当过“名记者”的胡一兵所说：“有时候无冕之王也会给憋死！”他的监督作用似乎只有在为他的好朋友池大为打抱不平也就是卫生厅有房子空着却让池大为一家四口住单人间的时候发挥过。当实际上高达6%的华源县血吸虫病发病率在厅里上上下下的人的导演、默许、配合下改为3.6%时，唯一能提出质疑的人仍是卫生厅的人，这样的质疑对最后的结果丝毫未能撼动。直到最后，真正的纠正还是许多年以后在池大为荣升卫生厅厅长之后的复查，换言之，是政府自己（而非社会）作为它自身的监督力量。厅办公室的刘主任是这么说的：“厅里管全省，管政策，管地县。”而用池大为的话说则是：“利益跟着屁股走，屁股有多高，利益就有多大。”最为致命的是，无论是以早期以池大伟为代表的底层干部的政治理想，还是贫苦平民遇到事情时所表現出来的诉求，都可以看出最普遍的观念仍然是一种对“好人”的期望，如果说在西方的传统中，“这种期望的结果曾经是，现在仍然使善良的心灵会寻找一种让这个概念成为现实的政治制度，或至少找出这么做的途径来”[6]的话，那么在这部小说所描述的，却依然停留在一种对善良的期许上。
应该说，《沧浪之水》作为一部小说，以它指代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是不尽合理的。小说的真实终究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不同，更不能与统计学意义上的真实相提并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领域正处于上升期，各种民生问题正被政府重视并努力加以解决，而且产生过非常广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当然，社会领域在整体上的欠发达状态，却是必须正视的。
三
虽然“公民社会无论其概念还是理论都要比约翰·洛克及亚当·弗格森的著作或自由主义的发端早得多”[7]，但公民社会理论中的许多核心内容都是在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过程中产生的，就如同启蒙思潮是在理性主义形成之后才诞生的一样。福柯说：“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一组事件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包括社会转型的因素，政治体制的类型，知识的形式，实践和知识的合理化的方案，技术的变化……”[8]换句话说，启蒙是一个社会实现转换的系统工程。许多年以来，当人们聚焦于“‘五四’：未完成的启蒙”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时，往往从中国启蒙运动所遭遇的外部因素来论述启蒙运动的未完成状态，如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抗战终止了“五四”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启蒙的成功与否不在它的时间跨度，而是看它的内容实质和它的实际社会渗透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启蒙运动一旦发生是不易被终止的，既然“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一组事件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在形式上当然会有开始和结束，然而启蒙的核心要素及其成果，则在经历了启蒙运动之后的文化血脉里经久流传。
因此，所谓“未完成的启蒙”，确切地说，不是指启蒙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被中断，而是指它在引进西方的文化资源试图开展启蒙运动时，就丧失了启蒙最根本的要素——理性。作为真正的启蒙，无论是达尔文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本身都必须经过理性的审判。如果说西方的启蒙是以理性的名义重新检视传统的话，那么中国的启蒙则是以异域文化中一些卓有成效的具体成果作为武器批判中国的传统，“五四”启蒙运动是以西方“进步”文化打倒中国传统的“腐朽”文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则是以“现代化”的“先进”文化去贴标签。 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启蒙运动缺失了最关键的一环，而正是这一环直接关联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基础性缺失。公民社会的养成需要一定的公众土壤，而理性缺位的启蒙运动，恰恰使得中国的民众、大众很难转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众。虽然传统的中国社会关系从抽象的伦理原则上说属于绝对的道德本位主义，但在实践原则上则基本上以亲情关系和行政依附关系为核心，它具有情甚于理和以关系的亲疏远近区分互信关系的特征。然而，公民社会却不是建立在传统的血缘亲情关系和垂直指令性的行政关系之上，它必须以契约性的关系为基础。这种契约性关系主要是为了在获取权益与让渡权益之间求得均衡，亦即在权利、义务之间形成理性的妥协。
然而，在《沧浪之水》里，当池大为终于主政卫生厅并试图依靠“群众的力量”的时候，不仅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纷至沓来，而且他所依靠的那些“群众”丝毫不具备理性地通过互信、尊重、合作、妥协的办法开展利益协调的民主品格，除了偶有几名背后做小动作的“愤青”充当“民间英雄”，絕大多数仍然是“让他坐着他偏跪着”的臣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池大为极其真诚的“厅政公开”令，不仅仅死于既得利益群体的围剿，更死于“五四”启蒙运动和新启蒙运动中的理性缺失。没有合格的“公民”，不仅公民社会的建构完全不可能，连小小的一次协商民主试验终于流于破产。就像早年梁启超在其《开明专制论》中所认为的那样，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的民众缺乏自治的习惯，不了解团体之公益[9]。而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当时无论有着怎样的思潮变迁，都没有能够产生真正以理性为精神旗帜的启蒙过程。理性的外化于人与人之间关系而言意味着契约，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而言意味着技术，没有契约，不可能形成公民社会的自治。
社会关系的契约化是真正的理性启蒙的最丰硕的成果，它集中表现为：平等的讨论和自由的选择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交往的双方相互承认并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对他人的支配须以双方一致同意为前提；领受他人财物或服务者，也负有根据公平的约定给予对方以回报的义务[10]。所以，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契约都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也是公民社会的许多重要品德诸如权利与责任意识、平等与尊重意识、合作与互助精神、妥协与宽容精神的基础。而契约是理性的产物，尤其是社会契约观念的形成与否及形成状况，取决于公共理性的发育程度。
《沧浪之水》所呈现的世界总的来说是悲观的，但悲观之余仍可觅得如同鲁迅笔下的《药》中的那么一束小小的花环。当前的乐观正在升腾，复兴在望。惠利软件的老板李智与厅长池大为之间的关系，以及金叶置地的副总凌若云与池大为之间的关系，至少表明日益成熟的市场正在走向理性。厅长说：“现在的老百姓不是以前的老百姓了，他们向秋菊学习，什么事都要讨个说法。”这种变化，毕竟代表了一种值得赞赏的方向——社会生活的逐渐契约化有助于人间互约格局的形成。
参考文献：
[1][5]邓正来.国家与社会[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1，6.
[2]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1.
[3]陈独秀.法兰西与近世文明[J].青年杂志，1915-09-1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20.
[6]莫斯卡.统治阶级[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526.
[7]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54.
[8]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1998：435.
[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4.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规划项目“新乡贤普及儒学与基层治理研究”（项目编号：RX17Y11）前期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