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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大门前的照壁上，镌刻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亲自为中央党校制定的校训。这个校训是中央党校办学理念和育人要求的高度概括，是校风、教风、学风的内核，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体现了中央党校的特点、风格，同时也反映着中央党校的文化积蕴和精神。
也许是因为孤陋寡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笔者一直认为，以“实事求是”作为校训是毛泽东的首创。直到前不久，笔者在天津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时，才惊异地发现，首倡“实事求是”校训的是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第二个推崇“实事求是”校训的是湖南公立工业学校校长宾步程。
1914年，赵天麟以“实事求是”作为北洋大学校训
赵天麟（1886-1938），字君达，天津人，是中国早期官费赴美的留学生。1906年初，赵天麟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09年毕业于该校法律系，获法学博士学位，并由校方赠其金钥匙以作纪念。1914年3月13日，赵天麟因其高尚的人品，突出的教绩，被任命为北洋大学的校长，年仅28岁。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学校广纳海内外硕学鸿儒任教，尤以美、日、英、法、德、俄等工业发达国家学者任主课，科技课程大多使用外文原版教材。由于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北洋大学的教育质量可与美国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相媲美，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毕业生可免试进入欧美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曾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写道：“赵天麟任校长期间（1914-1920），总结了北洋大学近20年的办学经验，概括出‘实事求是’四个字，以之教导学生遂成为‘校训’，一直承袭至今。”
赵天麟首倡“实事求是”的校训，早于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的口号。面对近代由西方传入的工业文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中国人需要一种治学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方法。赵天麟在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不失时机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校训，用以指导办学，引导学生，应当予以高度肯定。
赵天麟首倡的“实事求是”校训，既科学又精练，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包容性，在大学校训中引领新风、独树一帜，倡导了一种中国本土化的科学精神，对昔日的北洋大学和今天的天津大学在治学、育人诸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天麟以“实事求是”为校训，还反映了他对中国教育传统的重视和继承。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在以“工程师的修养”为题的演讲中强调，北洋学生作为未来的工程师，“实事求是”是其必备的道德品行。这种对于道德的追求是我国大学校训的一大特色，在西方大学的校训中实为罕见。
1917年，宾步程为岳麓书院手书“实事求是”匾额
坐落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坡的岳麓书院，创办于唐末五代，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历经宋、元、明、清至今，沧桑千年，弦歌不绝。由于岳麓书院学风严谨，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因此受到了各朝代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宋真宗、宋理宗、明世宗、康熙帝、乾隆帝都曾为书院御书匾额。
走近书院讲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悬檐下的“实事求是”匾。此匾为湖南公立工业学校1917年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时，由校长宾步程所撰。
没有证据表明宾步程是受到赵天麟的影响，很可能是由于相似的留学经历与时代背景，使他们的思想不谋而合。
宾步程（1879-1943）于1903年留学德国，最初学习陆军。但他深知“兵战不如商战”，决心利用德国在第二次世界科技革命中崛起、工业技术雄踞世界前列这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改入柏林帝国工科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他刻苦攻读8年，其间还参加实习和考察，足迹遍及欧洲20余国。1910年学成归国。
1914年，宾步程出任湖南公立工业学校校长，并将学校迁到岳麓书院，后来更发展成为湖南大学的一部分。因此，宾步程也可以算作湖南大学最早的校长之一。
早在幼年学习时期，宾步程就对《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论述烂熟于心；清末的新学思潮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到德国这样一个注重工业技术的国家攻读，以及参与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更加深了他对“务得事实，每求是也”的思想的崇信。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校之长，宾步程深知“实事求是”这一理念对陶冶铸造学生从客观事实出发、追求真理的做人做事原则的重要作用，因而大加倡导。
人们还会注意到，在讲堂两旁还有宾步程写的楹联：
工善其事必善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这副楹联与“实事求是”的匾额相呼应，告诫工科学生在做人的态度和处事的作风上不能懈怠，必须精益求精，注意方法，解决工具问题。
宾步程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名气并不很大，但他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校训影响却极为深远。1916年至1919年，青年毛泽东曾经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与同伴们研讨革命真理。很自然，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的校训，也深深刻印在了毛泽东的心灵中。
1943年，毛泽东亲书“实事求是”，作为延安中央党校的校训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中高级理论干部的学校。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丰富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觉得建筑物虽然雄伟、宽敞，可总显得少点什么。于是，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先生。但范老试着写了几条，都觉得不满意，就提议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四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他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研究得精深、透彻，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题词拿回来后，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四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虽然凿好了，但可惜毛泽东的手迹被搞坏了，未能保留下来。这四块石刻就成了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犹如画龙点睛，使这座建筑物倍生光辉。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乃至全党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
虽说毛泽东效仿岳麓书院，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但仍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不仅因为这一校训是针对当时存在于党内的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教条主义，更主要的是毛泽东赋予了“实事求是”全新的科学含义。
毛泽东认为，“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工作的向导。毛泽东还解释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这样，经过改造后的“实事求是”已进入哲学最高领域，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大力推介与宣传，“实事求是”才这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成语。（题图为延安中央党校外景）
也许是因为孤陋寡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笔者一直认为，以“实事求是”作为校训是毛泽东的首创。直到前不久，笔者在天津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时，才惊异地发现，首倡“实事求是”校训的是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第二个推崇“实事求是”校训的是湖南公立工业学校校长宾步程。
1914年，赵天麟以“实事求是”作为北洋大学校训
赵天麟（1886-1938），字君达，天津人，是中国早期官费赴美的留学生。1906年初，赵天麟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09年毕业于该校法律系，获法学博士学位，并由校方赠其金钥匙以作纪念。1914年3月13日，赵天麟因其高尚的人品，突出的教绩，被任命为北洋大学的校长，年仅28岁。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学校广纳海内外硕学鸿儒任教，尤以美、日、英、法、德、俄等工业发达国家学者任主课，科技课程大多使用外文原版教材。由于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北洋大学的教育质量可与美国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相媲美，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毕业生可免试进入欧美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曾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写道：“赵天麟任校长期间（1914-1920），总结了北洋大学近20年的办学经验，概括出‘实事求是’四个字，以之教导学生遂成为‘校训’，一直承袭至今。”
赵天麟首倡“实事求是”的校训，早于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的口号。面对近代由西方传入的工业文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中国人需要一种治学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方法。赵天麟在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不失时机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校训，用以指导办学，引导学生，应当予以高度肯定。
赵天麟首倡的“实事求是”校训，既科学又精练，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包容性，在大学校训中引领新风、独树一帜，倡导了一种中国本土化的科学精神，对昔日的北洋大学和今天的天津大学在治学、育人诸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天麟以“实事求是”为校训，还反映了他对中国教育传统的重视和继承。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在以“工程师的修养”为题的演讲中强调，北洋学生作为未来的工程师，“实事求是”是其必备的道德品行。这种对于道德的追求是我国大学校训的一大特色，在西方大学的校训中实为罕见。
1917年，宾步程为岳麓书院手书“实事求是”匾额
坐落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坡的岳麓书院，创办于唐末五代，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历经宋、元、明、清至今，沧桑千年，弦歌不绝。由于岳麓书院学风严谨，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因此受到了各朝代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宋真宗、宋理宗、明世宗、康熙帝、乾隆帝都曾为书院御书匾额。
走近书院讲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悬檐下的“实事求是”匾。此匾为湖南公立工业学校1917年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时，由校长宾步程所撰。
没有证据表明宾步程是受到赵天麟的影响，很可能是由于相似的留学经历与时代背景，使他们的思想不谋而合。
宾步程（1879-1943）于1903年留学德国，最初学习陆军。但他深知“兵战不如商战”，决心利用德国在第二次世界科技革命中崛起、工业技术雄踞世界前列这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改入柏林帝国工科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他刻苦攻读8年，其间还参加实习和考察，足迹遍及欧洲20余国。1910年学成归国。
1914年，宾步程出任湖南公立工业学校校长，并将学校迁到岳麓书院，后来更发展成为湖南大学的一部分。因此，宾步程也可以算作湖南大学最早的校长之一。
早在幼年学习时期，宾步程就对《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论述烂熟于心；清末的新学思潮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到德国这样一个注重工业技术的国家攻读，以及参与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更加深了他对“务得事实，每求是也”的思想的崇信。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校之长，宾步程深知“实事求是”这一理念对陶冶铸造学生从客观事实出发、追求真理的做人做事原则的重要作用，因而大加倡导。
人们还会注意到，在讲堂两旁还有宾步程写的楹联：
工善其事必善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这副楹联与“实事求是”的匾额相呼应，告诫工科学生在做人的态度和处事的作风上不能懈怠，必须精益求精，注意方法，解决工具问题。
宾步程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名气并不很大，但他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校训影响却极为深远。1916年至1919年，青年毛泽东曾经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与同伴们研讨革命真理。很自然，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的校训，也深深刻印在了毛泽东的心灵中。
1943年，毛泽东亲书“实事求是”，作为延安中央党校的校训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中高级理论干部的学校。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丰富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觉得建筑物虽然雄伟、宽敞，可总显得少点什么。于是，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先生。但范老试着写了几条，都觉得不满意，就提议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四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他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研究得精深、透彻，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题词拿回来后，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四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虽然凿好了，但可惜毛泽东的手迹被搞坏了，未能保留下来。这四块石刻就成了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犹如画龙点睛，使这座建筑物倍生光辉。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乃至全党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
虽说毛泽东效仿岳麓书院，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但仍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不仅因为这一校训是针对当时存在于党内的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教条主义，更主要的是毛泽东赋予了“实事求是”全新的科学含义。
毛泽东认为，“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工作的向导。毛泽东还解释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这样，经过改造后的“实事求是”已进入哲学最高领域，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大力推介与宣传，“实事求是”才这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成语。（题图为延安中央党校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