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传统戏剧，特别是包公戏。包公办案私访，总随行带着厉害的宝贝：三口铜铡和尚方宝剑。“龙头铡”专杀皇亲国戚，“虎头铡”专杀贪官污吏，“狗头铡”专杀犯罪奸民。
　　尚方宝剑则可以先斩后奏，表示后台很硬，有人撑腰。类似于“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之意，作奸犯科者，当然要怕得要死。
　　但有时候，包公要对付的坏人，也拥有非常厉害的防御型法宝——同为御赐的“丹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比如根据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改编的潮剧《包公智斩鲁斋郎》、川剧《破铁券》，剧中的鲁斋郎出生于开国元勋之家，是一名无恶不作的花花太岁，但官府却奈何不了他，因为他有祖传的“铁券丹书”护身。
　　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的对决画面，仿佛是“矛与盾”故事，从法理上说，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确实是自相矛盾的。
　　曾有法律史学者已经探讨过，包公戏中必不可少的司法道具——三口铡刀与尚方宝剑，其实是出自元明清落魄文人的想象，绝无可能现身于宋朝法庭。
　　那么作为防御一方的护身法宝：丹书铁券，有没有可能在宋朝包拯时代出现呢？即便有了丹书铁券，是不是就可以百无禁忌，高枕无忧了呢？
　　据历史学者研究，宋王朝并没有丹书铁券的制度，虽然北宋初与南宋初，赵宋皇帝为安抚地方军阀，曾赐给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铁券，但随着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其人自焚或被诛，铁券亦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宋真宗时，宋臣王曾出使辽国，接待的辽臣邢祥炫耀“其国中亲贤赐铁券”，王曾告诉他：“铁券者，衰世以宠权臣，用安反侧，岂所以待亲贤耶？”可知此时宋朝已没有赐铁券之制。南宋前期，学者程大昌考据历代典章，说及丹书铁券：“今世遂无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
　　所谓“丹书铁券”，是指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重臣的一种特权凭证，又称“丹书铁契”，亦即民间叙事中所说的“免死牌”、“免死金牌”，颁授“丹书铁券”的制度最早始于汉高祖刘邦。
　　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
　　这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契”，即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丹书、铁契、金匮、石室”，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安全。然而，最早的“铁券”并无免罪和免死等特权，仅作为一种加官晋爵封侯的凭证。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中，不乏获罪甚至被处死的人。
　　“丹书铁券”有了免死的权限，最晚在南北朝时期。早期铁券免死次数大多在3次以下。从北魏至唐代，免死次数不断增加，唐代后期，受赐铁券者的子孙甚至可以凭铁券免死1至3次。但都没有在法律上形成制度。
　　到了明代，铁券制度进一步完善，明太祖朱元璋从法律上规范了“丹书铁券”的颁授对象，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明代金书铁券分为七等，其中公爵分为一等，侯爵分为二等，伯爵分为三等。各等铁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其他各等铁券大体是每等在高和宽两方面都递减五分。最小的伯爵二等铁券高七寸，宽一尺二寸五分。所有的铁券都是一式两件，一件授予获赐者，另一件藏于内府。在需要查验时，只要将它们放在一起，便可真伪立辨。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34人获公爵、侯爵封号，并被赐予“金书铁券”。明成祖朱棣即位时，帮助他夺取皇位的“靖难”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赐予铁券。
　　与唐代的铁券相比，明代金书铁券的券文已有明显变化。一是谋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二是免死的次数较少，子孙不免死。
　　明朝开国元勋中，除了汤和等寥寥几人幸免于难，大多数人都不得善终。而这些被朱元璋诛杀的功臣里，有许多人手里是有丹书铁券的。
　　（摘自公众号“老张在路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