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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的全民打拐风暴中，警民高度合作成为最大的亮点，而微博则成为了警民合作最重要的网络平台。到目前为止，公安部打拐办共从微博上获取1600多条拐卖犯罪的线索，在发给各地公安机关之后破获了一系列案件
在回顾过去一年发生的打拐案件时，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坦言，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还要属“4•09”案，刘世刚微博私信求救的线索促成公安部2011年一号督办案件。随后的打拐行动解救了15个儿童，其中就有刘世刚朝思暮想的儿子，18名犯罪嫌疑人也一并落网，陈士渠兑现了他对一名父亲的承诺。
从2010年12月开通实名微博到现在，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收获了135万的粉丝，光是每天收到的私信数量，就超过了100条，这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打拐志愿者和被拐儿童的父母。陈士渠每天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织微博”，并渐渐把这个视为工作的一部分，看到孩子丢失的信息就立即部署地方公安部门核查。这些被列为公安部督办的犯罪线索由公安部发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再发到涉案公安机关，这种督办线索的核查结果被要求按时回复。
有人质疑陈士渠织微博是“不务正业”，但陈士渠却认为，这一年微博的合理利用给他的打拐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帮助。“第一，网友通过微博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拐卖犯罪的线索，公安部打拐办对这些线索进行核查，从中破获了一批案件，解救了一批被拐儿童；第二，通过网友提供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哪些地方拐卖案件多发，我们部署打击行动就会更加有针对性，也会更具成效。”他说。到目前为止，公安部打拐办共从微博上获得1600多条拐卖犯罪的线索，在发给各地公安机关之后从中破获了一系列案件。
“2012年，将继续贯彻零容忍政策，不间断地组织打拐行动……”陈士渠在2011年最后一天发出的微博，预示着未来一年中国官方对拐卖违法活动仍将保持高压态势。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被拐发案较多
《小康》：什么原因导致近年来拐卖犯罪高发？哪个群体容易成为受害者？
陈士渠：大家都知道，拐卖犯罪近年来发案有所上升，其实它跟城乡贫富差距有关。因为我们办案会发现，拐卖儿童犯罪侵害的高危人群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因为在农村，你看不看孩子问题不太大，因为左邻右舍都很熟悉，如果有陌生人来逗这个孩子，要把孩子抱走，他的左邻右舍会很奇怪，容易引起警觉。所以真正在农村发生这种拐卖儿童案件是比较少的。
但是这些孩子跟着父母进城打工，因为收入有限，城里的入学费用比较高，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让孩子上得起幼儿园、托儿所。这个孩子跟着父母进城之后，父母干活去了，孩子就和在农村一样在住所附近玩耍，并没有大人照看，这样就给了人贩子可乘之机。所以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被拐发案比较多，我们曾经给有关部门建议，应该想办法解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孩子入托入学问题，在一些地方建立比较低廉的幼儿园，让进城务工的子女有人看管，这样人贩子就很难下手。因为实施暴力抢劫拐卖的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是采用骗的方式，趁父母不备把孩子抱走。
DNA数据库为1800个孩子找到了父母
《小康》：现在一说到打拐，就会提到公安部DNA数据库，它是怎样具体操作的？
陳士渠：孩子被拐多年以后，他的父母可能都认不出来了，体貌特征变化比较大，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DNA的信息认定是比较准确的，我们就要求，丢了孩子的亲生父母在报案的时候就要采血，然后发现来历不明疑似被拐的儿童，包括已经解救出来的被拐儿童，他们的生源没查清楚也都采取了入库。这个库就能够自动比对，比对成功就自动报警了。DNA数据库解决了儿童被拐多年识别确认难的问题。因为在办案中经常发现，解救出来一个孩子，知道他是从人贩子手里买的，但是因为上面断线了，到底孩子从哪里拐来的就不知道了，有了这个库就可以查找到孩子的父母。
它是用DNA和信息库的技术解决识别确认难的问题，在没有DNA信息库之前，需要有可疑对象才行。比如说发现一个孩子是从福建解救出来的，然后一环一环地查，要查到云南那一对夫妇可能是孩子的父母，然后再把父母血样采了，把孩子血样采了，手工对比。这个难度很大，因为首先要找到可疑的，不然你不知道跟谁对比。
《小康》：这个数据库推进的进度如何？
陈士渠：DNA数据库是2009年4月开始建的，是公安部一级建库，全国公安机关可以远程联网查找比对，非常方便快捷，节省了警力和经费。从DNA数据库建成到现在，已经有1800多名多年前被拐的儿童，通过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找到了亲身父母，这个费用都是由公安机关来承担的。
志愿者越多越好 要从源头上减少拐卖事件
《小康》：你曾说过，买方市场的存在是拐卖犯罪屡打不绝的重要原因，那该如何打击买方市场？
陈士渠：拐卖犯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传宗接代、儿女双全这种错误观念，导致一些人想要收买孩子；另一个是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够健全，所以为了解决养老的问题，不少人愿意买孩子。这是导致买方市场存在的客观原因。
前年公安部、全国妇联、国家人口计生委分别出台了两个机制，就是建立了来历不明儿童的核查机制。人口计生部门、妇联发现来历不明的妇女儿童信息要及时通报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打击解救中发现这些被拐儿童的信息也及时通报计生部门和妇联，妇联可以跟进做受害人的救助、康复这些工作，这也是对拐卖犯罪开展综合治理的需要。
对买方市场的打击，现在主要采取让买主人财两空的方式，从去年7月以来，凡发现被拐儿童解救后，一律不允许再由买主继续抚养，都由福利院来临时安置，通过打击从源头上减少拐卖事件的发生。因为只要有买方市场的存在，就会有犯罪分子为谋取暴利去铤而走险。
《小康》：你跟“宝贝回家”等民间打拐志愿组织的联系比较紧密，如何看待民间打拐和官方打拐的关系？
陈士渠：拐卖犯罪发现线索比较难，所以要发动群众、主动进攻，所以我们加强了跟志愿者的联系。因为志愿者跟公安机关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把这些失踪被拐儿童找出来，所以我们先后四次跟宝贝回家网站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采取措施，深化我们的打拐专项行动。
打拐志愿者对我们的帮助还是挺大的，他们主要是提供一些线索。因为拐卖犯罪发生后，儿童因为年龄太小而没有能力报警，妇女则往往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报不了警，所以其他群众的检举揭发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儿童妇女被买来之后一定是在老百姓家里的，只要有人举报就应该能发现，关键是怎么找出来。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主动进攻很重要，这种线索要是公安机关掌握了就会变成打击行动。
《小康》：对过去一年打拐的成效怎么看？新的一年打拐工作会有什么新动作？
陈士渠：2011年我们连续侦破了“2•21”、“4•09”、“5•5”、“6•8”、“8•30”等特大拐卖儿童案件。11月份我们对“8•30”和“5•5”两个专案组织开展了10个省区的集中抓捕和解救行动，一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08人，解救被拐儿童178人。
新的一年将继续严打，保持高压态势，不间断地开展打击行动，在严厉打击人贩子的同时，我们也要采取措施来打击买方市场，通过减少需求来减少犯罪的发生。
在回顾过去一年发生的打拐案件时，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坦言，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还要属“4•09”案，刘世刚微博私信求救的线索促成公安部2011年一号督办案件。随后的打拐行动解救了15个儿童，其中就有刘世刚朝思暮想的儿子，18名犯罪嫌疑人也一并落网，陈士渠兑现了他对一名父亲的承诺。
从2010年12月开通实名微博到现在，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收获了135万的粉丝，光是每天收到的私信数量，就超过了100条，这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打拐志愿者和被拐儿童的父母。陈士渠每天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织微博”，并渐渐把这个视为工作的一部分，看到孩子丢失的信息就立即部署地方公安部门核查。这些被列为公安部督办的犯罪线索由公安部发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再发到涉案公安机关，这种督办线索的核查结果被要求按时回复。
有人质疑陈士渠织微博是“不务正业”，但陈士渠却认为，这一年微博的合理利用给他的打拐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帮助。“第一，网友通过微博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拐卖犯罪的线索，公安部打拐办对这些线索进行核查，从中破获了一批案件，解救了一批被拐儿童；第二，通过网友提供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哪些地方拐卖案件多发，我们部署打击行动就会更加有针对性，也会更具成效。”他说。到目前为止，公安部打拐办共从微博上获得1600多条拐卖犯罪的线索，在发给各地公安机关之后从中破获了一系列案件。
“2012年，将继续贯彻零容忍政策，不间断地组织打拐行动……”陈士渠在2011年最后一天发出的微博，预示着未来一年中国官方对拐卖违法活动仍将保持高压态势。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被拐发案较多
《小康》：什么原因导致近年来拐卖犯罪高发？哪个群体容易成为受害者？
陈士渠：大家都知道，拐卖犯罪近年来发案有所上升，其实它跟城乡贫富差距有关。因为我们办案会发现，拐卖儿童犯罪侵害的高危人群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因为在农村，你看不看孩子问题不太大，因为左邻右舍都很熟悉，如果有陌生人来逗这个孩子，要把孩子抱走，他的左邻右舍会很奇怪，容易引起警觉。所以真正在农村发生这种拐卖儿童案件是比较少的。
但是这些孩子跟着父母进城打工，因为收入有限，城里的入学费用比较高，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让孩子上得起幼儿园、托儿所。这个孩子跟着父母进城之后，父母干活去了，孩子就和在农村一样在住所附近玩耍，并没有大人照看，这样就给了人贩子可乘之机。所以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被拐发案比较多，我们曾经给有关部门建议，应该想办法解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孩子入托入学问题，在一些地方建立比较低廉的幼儿园，让进城务工的子女有人看管，这样人贩子就很难下手。因为实施暴力抢劫拐卖的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是采用骗的方式，趁父母不备把孩子抱走。
DNA数据库为1800个孩子找到了父母
《小康》：现在一说到打拐，就会提到公安部DNA数据库，它是怎样具体操作的？
陳士渠：孩子被拐多年以后，他的父母可能都认不出来了，体貌特征变化比较大，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DNA的信息认定是比较准确的，我们就要求，丢了孩子的亲生父母在报案的时候就要采血，然后发现来历不明疑似被拐的儿童，包括已经解救出来的被拐儿童，他们的生源没查清楚也都采取了入库。这个库就能够自动比对，比对成功就自动报警了。DNA数据库解决了儿童被拐多年识别确认难的问题。因为在办案中经常发现，解救出来一个孩子，知道他是从人贩子手里买的，但是因为上面断线了，到底孩子从哪里拐来的就不知道了，有了这个库就可以查找到孩子的父母。
它是用DNA和信息库的技术解决识别确认难的问题，在没有DNA信息库之前，需要有可疑对象才行。比如说发现一个孩子是从福建解救出来的，然后一环一环地查，要查到云南那一对夫妇可能是孩子的父母，然后再把父母血样采了，把孩子血样采了，手工对比。这个难度很大，因为首先要找到可疑的，不然你不知道跟谁对比。
《小康》：这个数据库推进的进度如何？
陈士渠：DNA数据库是2009年4月开始建的，是公安部一级建库，全国公安机关可以远程联网查找比对，非常方便快捷，节省了警力和经费。从DNA数据库建成到现在，已经有1800多名多年前被拐的儿童，通过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找到了亲身父母，这个费用都是由公安机关来承担的。
志愿者越多越好 要从源头上减少拐卖事件
《小康》：你曾说过，买方市场的存在是拐卖犯罪屡打不绝的重要原因，那该如何打击买方市场？
陈士渠：拐卖犯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传宗接代、儿女双全这种错误观念，导致一些人想要收买孩子；另一个是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够健全，所以为了解决养老的问题，不少人愿意买孩子。这是导致买方市场存在的客观原因。
前年公安部、全国妇联、国家人口计生委分别出台了两个机制，就是建立了来历不明儿童的核查机制。人口计生部门、妇联发现来历不明的妇女儿童信息要及时通报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打击解救中发现这些被拐儿童的信息也及时通报计生部门和妇联，妇联可以跟进做受害人的救助、康复这些工作，这也是对拐卖犯罪开展综合治理的需要。
对买方市场的打击，现在主要采取让买主人财两空的方式，从去年7月以来，凡发现被拐儿童解救后，一律不允许再由买主继续抚养，都由福利院来临时安置，通过打击从源头上减少拐卖事件的发生。因为只要有买方市场的存在，就会有犯罪分子为谋取暴利去铤而走险。
《小康》：你跟“宝贝回家”等民间打拐志愿组织的联系比较紧密，如何看待民间打拐和官方打拐的关系？
陈士渠：拐卖犯罪发现线索比较难，所以要发动群众、主动进攻，所以我们加强了跟志愿者的联系。因为志愿者跟公安机关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把这些失踪被拐儿童找出来，所以我们先后四次跟宝贝回家网站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采取措施，深化我们的打拐专项行动。
打拐志愿者对我们的帮助还是挺大的，他们主要是提供一些线索。因为拐卖犯罪发生后，儿童因为年龄太小而没有能力报警，妇女则往往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报不了警，所以其他群众的检举揭发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儿童妇女被买来之后一定是在老百姓家里的，只要有人举报就应该能发现，关键是怎么找出来。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主动进攻很重要，这种线索要是公安机关掌握了就会变成打击行动。
《小康》：对过去一年打拐的成效怎么看？新的一年打拐工作会有什么新动作？
陈士渠：2011年我们连续侦破了“2•21”、“4•09”、“5•5”、“6•8”、“8•30”等特大拐卖儿童案件。11月份我们对“8•30”和“5•5”两个专案组织开展了10个省区的集中抓捕和解救行动，一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08人，解救被拐儿童178人。
新的一年将继续严打，保持高压态势，不间断地开展打击行动，在严厉打击人贩子的同时，我们也要采取措施来打击买方市场，通过减少需求来减少犯罪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