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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文化形成过程中，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类似汉堡包的结构：上层的统治阶级文化、下层的乡土文化以及将这两种文化扭结在一起的中国乡绅文化。中国历来不缺乏对于上层统治文化的研究，从古至今的正史典籍都可以看作是对于上层文化的记载和研究，而对于下层乡土文化的研究则仅仅是散见于一些野史、小说中，即使所记载为真也缺乏可靠的证据支撑。因此，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对中下层传统文化的研究变得紧迫起来，毕竟当时的中国有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广大的农村。
由于中国的最主要阶层是农民，所以对于下层文化的研究也就要求研究者不得不深入到未知且落后的乡下进行实地考察。费孝通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员，正是这种文化研究方法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他一生都致力于进行对中华文化的艰难而又硕果累累的诊疗之路。
弃医从文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一个开明士绅家庭。他的父亲费璞安在清朝废除科举制后，曾经东渡日本留学，在“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他选择了教育学专业。费家与清末实业家张謇交情很深，张謇的儿子属“孝”字辈，为纪念父辈友情，费璞安的小儿子取名为“孝通”。
费璞安留学回国后，曾应张謇之请，于1909年1月到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执教。后来，他回到家乡创办学校，直到年迈离开公职，他把相当多的心血用于教育事业，是江苏近代教育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出身于当地名门。她自幼在家中学习，后来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受到良好教育。二十世纪初，妇女解放的思潮激荡着中国的思想界，杨纫兰的思想也发生着强烈的共鸣。她创办了一所蒙养院，类似于现在的幼儿园，目的在于以先进的理念辅助家庭教育。
费孝通的父母这一番以天下为己任的作为，在社会上是唤醒民众的呼号，在家里则充满着启蒙的教育气氛。费孝通呼吸着这样的空气，在母亲创办的蒙养院中，一天天长大。在这个教育为先的家庭中，所有的费用支出都是先扣除教育费用之后，再以余钱做其他安排。为了在家庭收入微薄的情况下，使孩子们都能得到正规的教育，杨纫兰让五个孩子间隔开求学，上大学和读专科交叉安排，因为上专科可以不用家里花钱。正是这个开明的家庭给他未来的写作提供了充足的一手资料，比如，因为他的姐姐费达生和姐夫郑辟疆在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学名江村）的蚕丝生产，他完成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江村经济》，他的乡绅家庭帮助他完成了《中国乡绅》一书等等。
1928年，费孝通在东吴大学附属一中完成了中学教育。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了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并成为东吴大学学生会秘书。
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身处教会学校的进步学生们关注着祖国命运，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帝国主义强权的情结，这导致他们和学校当局时有冲突。
1929年，一次个人间的冲突引发了学生和校方的激烈对抗，酿成学潮。大体过程是，费孝通的室友孙令衔去校医院看病，被一个校医打了一拳。学生们表示抗议，学校当局却袒护校医，最终导致学生罢课。后来，校方要开除罢课活动中的学生会成员，费孝通也在名单上。由于他平时学习成绩优异，被从轻处罚，免遭开除，只是被勒令转学。
这件不公平的事刺激着费孝通的良知，他不得不去想，医学到底能不能成为自己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渐渐的他意识到社会的当务之急绝不会是对个人身体的疾病进行治疗。1930年，他由东吴大学转学到北京的时候，他放弃了协和医学院的成就名医之路，而是选择了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开始了对于中华文化的诊疗之路。
瑶山之痛
费孝通的一生都在做两件事：实地调查和写文章。然而，在这两件事开始的时候却是他人生中极大的不幸，这也成了他一生的痛。
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由于全国只有清华大学开设了人类学课程，于是他进入清华大学，师从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进行人类学训练。在燕京大学最后一年，费孝通结识了女同学王同惠，后来，王同惠成了他志同道合的女朋友。王同惠考入燕京大学的动机既有求知的欲望，又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一次，她在和费孝通翻译外国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著作时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写出这样的书？
后来，费孝通两年的研究院生活结束，在出国深造之前，他获得了一次到广西瑶山进行当地少数民族调查的机会。王同惠表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她决定和费孝通一起到广西进行实地考察。
1935年暑假，费孝通和王同惠的婚礼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临湖轩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宅，司徒雷登是他们婚礼的证婚人。婚礼进行之后，他们一起踏上了广西少数民族实地调查之路。
广西当地自然环境恶劣，语言不通、水土不服，费孝通和王同惠凭借着对科学的热爱，在重重困难中心平气和、积极有效地逐步推进研究计划。1935年12月16日，这次调查研究计划却因为一次不幸而中断了。在从古陈到罗运的途中，费孝通和王同惠走错了路，误入一片竹林之中。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他们摸索着向前行走，看见一处像门一样的东西，以为是到了村庄。费孝通靠近观察，没想到那是村民为捕捉野兽而设置的陷阱，机关触发，巨木大石把费孝通压在了下面。慌乱之间，王同惠奋不顾身把木头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已经站不起来了。王同惠再三安慰丈夫之后，连夜下山找人前来救援，途中却不幸坠崖身亡。费孝通艰难等待一夜，次日破晓，他忍痛向外爬行，竟爬了一天而未见人。直到薄暮降临，才遇到一村民，把他背到家中。村民一边安排救治，一边派人四处寻找王同惠，终于在七天之后，在一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那一天距离他们结婚仅108天。
王同惠的不幸离世给费孝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他在给自己的老师吴文藻的信中说：同惠为我而死，我不能尽到保护她的责任，就应该追随她而去；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屡次求死不能，这应该是同惠在天之灵，留我在人世完成未尽的责任，我将会以同惠的名义，将社会研究进行到底。正是这次调查，使得费孝通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花篮瑶社会组织》。 初心不改
瑶山调查使费孝通付出了新婚妻子殉职、自己身负重伤的天大代价，这一切没有阻止他沿着自己既定的调查研究路线前进。而他在养伤期间完成了对他未来学术至关重要的江村调查。他对中华文化的诊疗也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小试牛刀转变为对汉族地区的宏大视角的观察。
为了养伤和平复自己内心的痛苦，更为了出国学习做准备，费孝通于1936年夏天回到了家乡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在住下之初，他没有想过去做调查。在这个村子里，他的姐姐费达生作为蚕丝专家正在帮助村民创办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生产场面使费孝通亲眼看见了传统农民与现代缫丝机器的结合。他为现代工业进入中国农村生产和生活而激动，并被强烈吸引。他觉得面前的事情意义重大，应该记录下来。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费孝通进行了如鱼得水的实地调查。到结束这次调查时，他搜集到的关于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的材料，已足以供他作初步分析之用。
后来，费孝通带着江村调查素材到英国留学，师从当时国际著名的人类学领军人物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一眼就看出了费孝通江村调查所具有的非凡价值。在导师的指导下，费孝通以江村调查为题材，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在1939年以英文出版，后来这本《江村经济》成为了国际人类学经典著述。
1938年10月，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归国，因为抗日战争，他不得不乘船从越南登陆，并辗转来到昆明，见到了先他而到的恩师吴文藻。在吴文藻的安排下，他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名义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并继续他的实地研究。
1940年，昆明遭到日军的轰炸，费孝通不得不带着“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迁出昆明，疏散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县农村里去。这年冬天，工作站安置在呈贡县的古城村南门外一座魁星阁里。费孝通和他带领的研究者们在恶劣的环境和纷飞的炮火中坚持进行着科学研究。
1939年，费孝通第二次结婚了，他的妻子叫孟吟。孟吟不属于学界先进的人物，但也受过专科教育，是个知识分子。在1940年底，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为了纪念王同惠，他给女儿取名为“费宗惠”。
抗战期间，费孝通经历着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压力。日军的轰炸使他的家面目全非，他不得不随时准备着躲避轰炸，物资的短缺使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他不得不多写文章来补贴家用。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云南大学校门口的茶馆里设立摊位，等人前来约稿。
1943年，费孝通作为云南大学的教授代表出访美国，这给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他写成了《初访美国》一书。从此，他开始以文化比较的观点来重新审视中华文化。
抗战胜利后，经潘光旦介绍，费孝通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当时，民盟的主张是拥护团结、反对内战，并支持学生运动。对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于是，蒋介石决定用谋杀手段，除掉民主教授中最敢讲话的人，在暗杀名单中就有费孝通。在抗战与内战时期，费孝通面临着艰难的环境却写出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947年的《生育制度》和1948年的《乡土中国》及《乡土重建》。
同众多的知识分子一起，费孝通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这给了像费孝通这样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希望，费孝通选择留在大陆的原因是：他可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
暮年之旅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这是费孝通在1957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里的一句话。这句话仿佛预言了他即将到来的生活。
1980年，曾经历过磨难的费孝通获得了解脱，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紧迫感。正如费孝通说的，他还有十块钱。十块钱象征着他还有大约十年的时间进行工作，来日无多。所以，最重要的是十块钱该怎么花，他选择通过他最擅长的方式进行实地调查，以此来为农民的丰衣足食和建设小康社会建言献策。
于是，从1981年到1985年他先后七次重访江村，在一次又一次的访问中费孝通不仅看到了乡土中国的变化，更看到了乡土重建的速度。他为农村生活的逐渐现代化而欣喜，中国的农民找到了一条不同于欧美的现代化道路，那就是在农村自发产生的乡镇工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乡镇工业被费孝通成为“草根工业”，他不断地呼吁对乡镇工业的重视。乡镇工业变成了新时代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得到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费孝通的晚年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他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实地考察，以此来推动农民的小康化建设。但是，费孝通毕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天生有着一个文人所拥有的人文关怀和文化自觉。因此，即便是不断地处在为农民丰衣足食而奔波的道路上，费孝通的脑子里也在为更深的文化层面的问题而思考。
在农民家里聊天、和基层干部座谈时，他用通俗的语言问了一个问题：“富了以后怎么办？”到目前为止，这恐怕是大多数追求财富的人也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大家想的是怎样追求财富和怎样消费财富。同以前一样，费孝通又一次在社会问题上超前了。这可能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化使得费孝通确信了中国农民的未来是富裕的，但是传统文化的缺失将会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他不得不为此而担心。
费孝通终于又回到了他的中华文化诊疗之路上，如他所言：中国的问题根子上是文化的问题。这样的思考让他促成并出席了“现代化与中华文化研讨会”。1983年3月7日至11日，首届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举行，有三十二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问题是讨论在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下，中华文化的角色是怎样的？中华文化的延续和转化会怎样？
费孝通一共参加了六届研讨会。1999年11月2日，费孝通90岁生日这天，第六届研讨会在费孝通的家乡吴江举行，会议的主体也就成了拥有包容性的文化重建。
2004年整整一年，费孝通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对于他这样一个进行了一辈子实地调查的学者来说无疑是痛苦的。
2005年4月24日，一个早春寒冷的天气，费孝通走完了人生路程。老人在中华文化诊断的道路上走了很久，虽然中间有过艰难的坎坷与长期的停滞，却依然给后来走上这条道路的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财富。
文化建设是社会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中国而言，不仅是文化建设，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重建。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文化的诊疗之路他也只是完成了“破题的一步”，这条路还很漫长，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这条中华文化的诊疗之路上来。
（本文参考文献：戴维·阿古什著《费孝通传》、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
由于中国的最主要阶层是农民，所以对于下层文化的研究也就要求研究者不得不深入到未知且落后的乡下进行实地考察。费孝通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员，正是这种文化研究方法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他一生都致力于进行对中华文化的艰难而又硕果累累的诊疗之路。
弃医从文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一个开明士绅家庭。他的父亲费璞安在清朝废除科举制后，曾经东渡日本留学，在“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他选择了教育学专业。费家与清末实业家张謇交情很深，张謇的儿子属“孝”字辈，为纪念父辈友情，费璞安的小儿子取名为“孝通”。
费璞安留学回国后，曾应张謇之请，于1909年1月到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执教。后来，他回到家乡创办学校，直到年迈离开公职，他把相当多的心血用于教育事业，是江苏近代教育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出身于当地名门。她自幼在家中学习，后来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受到良好教育。二十世纪初，妇女解放的思潮激荡着中国的思想界，杨纫兰的思想也发生着强烈的共鸣。她创办了一所蒙养院，类似于现在的幼儿园，目的在于以先进的理念辅助家庭教育。
费孝通的父母这一番以天下为己任的作为，在社会上是唤醒民众的呼号，在家里则充满着启蒙的教育气氛。费孝通呼吸着这样的空气，在母亲创办的蒙养院中，一天天长大。在这个教育为先的家庭中，所有的费用支出都是先扣除教育费用之后，再以余钱做其他安排。为了在家庭收入微薄的情况下，使孩子们都能得到正规的教育，杨纫兰让五个孩子间隔开求学，上大学和读专科交叉安排，因为上专科可以不用家里花钱。正是这个开明的家庭给他未来的写作提供了充足的一手资料，比如，因为他的姐姐费达生和姐夫郑辟疆在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学名江村）的蚕丝生产，他完成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江村经济》，他的乡绅家庭帮助他完成了《中国乡绅》一书等等。
1928年，费孝通在东吴大学附属一中完成了中学教育。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了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并成为东吴大学学生会秘书。
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身处教会学校的进步学生们关注着祖国命运，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帝国主义强权的情结，这导致他们和学校当局时有冲突。
1929年，一次个人间的冲突引发了学生和校方的激烈对抗，酿成学潮。大体过程是，费孝通的室友孙令衔去校医院看病，被一个校医打了一拳。学生们表示抗议，学校当局却袒护校医，最终导致学生罢课。后来，校方要开除罢课活动中的学生会成员，费孝通也在名单上。由于他平时学习成绩优异，被从轻处罚，免遭开除，只是被勒令转学。
这件不公平的事刺激着费孝通的良知，他不得不去想，医学到底能不能成为自己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渐渐的他意识到社会的当务之急绝不会是对个人身体的疾病进行治疗。1930年，他由东吴大学转学到北京的时候，他放弃了协和医学院的成就名医之路，而是选择了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开始了对于中华文化的诊疗之路。
瑶山之痛
费孝通的一生都在做两件事：实地调查和写文章。然而，在这两件事开始的时候却是他人生中极大的不幸，这也成了他一生的痛。
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由于全国只有清华大学开设了人类学课程，于是他进入清华大学，师从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进行人类学训练。在燕京大学最后一年，费孝通结识了女同学王同惠，后来，王同惠成了他志同道合的女朋友。王同惠考入燕京大学的动机既有求知的欲望，又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一次，她在和费孝通翻译外国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著作时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写出这样的书？
后来，费孝通两年的研究院生活结束，在出国深造之前，他获得了一次到广西瑶山进行当地少数民族调查的机会。王同惠表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她决定和费孝通一起到广西进行实地考察。
1935年暑假，费孝通和王同惠的婚礼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临湖轩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宅，司徒雷登是他们婚礼的证婚人。婚礼进行之后，他们一起踏上了广西少数民族实地调查之路。
广西当地自然环境恶劣，语言不通、水土不服，费孝通和王同惠凭借着对科学的热爱，在重重困难中心平气和、积极有效地逐步推进研究计划。1935年12月16日，这次调查研究计划却因为一次不幸而中断了。在从古陈到罗运的途中，费孝通和王同惠走错了路，误入一片竹林之中。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他们摸索着向前行走，看见一处像门一样的东西，以为是到了村庄。费孝通靠近观察，没想到那是村民为捕捉野兽而设置的陷阱，机关触发，巨木大石把费孝通压在了下面。慌乱之间，王同惠奋不顾身把木头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已经站不起来了。王同惠再三安慰丈夫之后，连夜下山找人前来救援，途中却不幸坠崖身亡。费孝通艰难等待一夜，次日破晓，他忍痛向外爬行，竟爬了一天而未见人。直到薄暮降临，才遇到一村民，把他背到家中。村民一边安排救治，一边派人四处寻找王同惠，终于在七天之后，在一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那一天距离他们结婚仅108天。
王同惠的不幸离世给费孝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他在给自己的老师吴文藻的信中说：同惠为我而死，我不能尽到保护她的责任，就应该追随她而去；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屡次求死不能，这应该是同惠在天之灵，留我在人世完成未尽的责任，我将会以同惠的名义，将社会研究进行到底。正是这次调查，使得费孝通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花篮瑶社会组织》。 初心不改
瑶山调查使费孝通付出了新婚妻子殉职、自己身负重伤的天大代价，这一切没有阻止他沿着自己既定的调查研究路线前进。而他在养伤期间完成了对他未来学术至关重要的江村调查。他对中华文化的诊疗也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小试牛刀转变为对汉族地区的宏大视角的观察。
为了养伤和平复自己内心的痛苦，更为了出国学习做准备，费孝通于1936年夏天回到了家乡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在住下之初，他没有想过去做调查。在这个村子里，他的姐姐费达生作为蚕丝专家正在帮助村民创办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生产场面使费孝通亲眼看见了传统农民与现代缫丝机器的结合。他为现代工业进入中国农村生产和生活而激动，并被强烈吸引。他觉得面前的事情意义重大，应该记录下来。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费孝通进行了如鱼得水的实地调查。到结束这次调查时，他搜集到的关于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的材料，已足以供他作初步分析之用。
后来，费孝通带着江村调查素材到英国留学，师从当时国际著名的人类学领军人物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一眼就看出了费孝通江村调查所具有的非凡价值。在导师的指导下，费孝通以江村调查为题材，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在1939年以英文出版，后来这本《江村经济》成为了国际人类学经典著述。
1938年10月，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归国，因为抗日战争，他不得不乘船从越南登陆，并辗转来到昆明，见到了先他而到的恩师吴文藻。在吴文藻的安排下，他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名义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并继续他的实地研究。
1940年，昆明遭到日军的轰炸，费孝通不得不带着“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迁出昆明，疏散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县农村里去。这年冬天，工作站安置在呈贡县的古城村南门外一座魁星阁里。费孝通和他带领的研究者们在恶劣的环境和纷飞的炮火中坚持进行着科学研究。
1939年，费孝通第二次结婚了，他的妻子叫孟吟。孟吟不属于学界先进的人物，但也受过专科教育，是个知识分子。在1940年底，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为了纪念王同惠，他给女儿取名为“费宗惠”。
抗战期间，费孝通经历着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压力。日军的轰炸使他的家面目全非，他不得不随时准备着躲避轰炸，物资的短缺使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他不得不多写文章来补贴家用。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云南大学校门口的茶馆里设立摊位，等人前来约稿。
1943年，费孝通作为云南大学的教授代表出访美国，这给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他写成了《初访美国》一书。从此，他开始以文化比较的观点来重新审视中华文化。
抗战胜利后，经潘光旦介绍，费孝通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当时，民盟的主张是拥护团结、反对内战，并支持学生运动。对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于是，蒋介石决定用谋杀手段，除掉民主教授中最敢讲话的人，在暗杀名单中就有费孝通。在抗战与内战时期，费孝通面临着艰难的环境却写出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947年的《生育制度》和1948年的《乡土中国》及《乡土重建》。
同众多的知识分子一起，费孝通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这给了像费孝通这样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希望，费孝通选择留在大陆的原因是：他可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
暮年之旅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这是费孝通在1957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里的一句话。这句话仿佛预言了他即将到来的生活。
1980年，曾经历过磨难的费孝通获得了解脱，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紧迫感。正如费孝通说的，他还有十块钱。十块钱象征着他还有大约十年的时间进行工作，来日无多。所以，最重要的是十块钱该怎么花，他选择通过他最擅长的方式进行实地调查，以此来为农民的丰衣足食和建设小康社会建言献策。
于是，从1981年到1985年他先后七次重访江村，在一次又一次的访问中费孝通不仅看到了乡土中国的变化，更看到了乡土重建的速度。他为农村生活的逐渐现代化而欣喜，中国的农民找到了一条不同于欧美的现代化道路，那就是在农村自发产生的乡镇工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乡镇工业被费孝通成为“草根工业”，他不断地呼吁对乡镇工业的重视。乡镇工业变成了新时代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得到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费孝通的晚年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他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实地考察，以此来推动农民的小康化建设。但是，费孝通毕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天生有着一个文人所拥有的人文关怀和文化自觉。因此，即便是不断地处在为农民丰衣足食而奔波的道路上，费孝通的脑子里也在为更深的文化层面的问题而思考。
在农民家里聊天、和基层干部座谈时，他用通俗的语言问了一个问题：“富了以后怎么办？”到目前为止，这恐怕是大多数追求财富的人也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大家想的是怎样追求财富和怎样消费财富。同以前一样，费孝通又一次在社会问题上超前了。这可能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化使得费孝通确信了中国农民的未来是富裕的，但是传统文化的缺失将会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他不得不为此而担心。
费孝通终于又回到了他的中华文化诊疗之路上，如他所言：中国的问题根子上是文化的问题。这样的思考让他促成并出席了“现代化与中华文化研讨会”。1983年3月7日至11日，首届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举行，有三十二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问题是讨论在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下，中华文化的角色是怎样的？中华文化的延续和转化会怎样？
费孝通一共参加了六届研讨会。1999年11月2日，费孝通90岁生日这天，第六届研讨会在费孝通的家乡吴江举行，会议的主体也就成了拥有包容性的文化重建。
2004年整整一年，费孝通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对于他这样一个进行了一辈子实地调查的学者来说无疑是痛苦的。
2005年4月24日，一个早春寒冷的天气，费孝通走完了人生路程。老人在中华文化诊断的道路上走了很久，虽然中间有过艰难的坎坷与长期的停滞，却依然给后来走上这条道路的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财富。
文化建设是社会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中国而言，不仅是文化建设，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重建。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文化的诊疗之路他也只是完成了“破题的一步”，这条路还很漫长，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这条中华文化的诊疗之路上来。
（本文参考文献：戴维·阿古什著《费孝通传》、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