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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想卖一辈子汽水，还是和我一起去改变世界？”当年乔布斯邀请百事可乐总裁约翰·斯高利加盟苹果时曾这样问道。“改变世界”正是创客精神的核心表现。中国创客要想有所突破，还需要闯几关呢？
“你是想卖一辈子汽水，还是和我一起去改变世界？”当年乔布斯邀请百事可乐总裁约翰·斯高利加盟苹果时曾这样问道。“改变世界”正是创客精神的核心表现。如今，作为世界经济老大的美国，已经投入至少120亿经费、培养10万名创新教师，150所大学齐力宣示，要把美国建设成为“创客大国”。那么，中国创客要想有所突破，还需要闯几关呢？
学音乐出身、热爱摇滚、没有工科背景的杨然，上学时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创客。杨然做起智能硬件，得益于各式各样开源软硬件，这些便捷的开源工具，使人不必受过专门训练，就可以写代码，根据设计改造产品。廉价的个人计算平台和以三维打印为代表的个性化制作的实现，更是大大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一大批对硬件制造、工业设计、互联网等技术感兴趣的人得以将自己的创意转变成现实。和杨然一样的人，就是中国这一轮创客风潮的弄潮儿。
然而，从目前来看，“创客”这个概念还远未普及，人才关成为中国创客发展的第一个个障碍。云南众创空间的一位创客就表示“在人才方面，优秀的人才更多的去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国企，并不愿意投身创客事业。”创客空间创始人王盛林也曾说过“中国文化缺乏创客的基金，年轻人动手能力不强，总觉得亲手做好一件东西很难，有恐惧感。”再加上，中国教育让孩子从小就是以考高分为目的，以死记硬背为手段，忽视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想要“改变世界”并有所行动的人，又有多少呢？
“Sylvia，12岁，发明无数，最新作品是‘自动水彩画’机器；Laura，8岁，6岁开始操作木头切割机，做出自己的椅子；Sam，15岁，和同学打造可载人的电动车……”这些是美国创客教育所培养的孩子中的一部分。“当一个9岁的孩子开着自制的太阳能车到处跑，我想不会有人怀疑他们已经学会数学、工程和物理。这在项目中已经展现出来了。”Brightworks学校创办人盖文·特利说。这对于当下的中国创客教育和人才培养来说，会有很大的触动。从小就培养孩子的创客精神，摆脱抽象资讯的背诵记忆，让孩子勇于实验，敢于创造，享受学习的乐趣。如果是这样，中国创客的人才关才有望顺利跨越。
“在当前环境下，创客要向创业者转化并非易事，因为创客擅长的是做出样品，而不是面向市场的产品。创客不熟悉产业市场化运作的机制，国内也没有健全的支持创客发展的生态链条和体系。”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高级主任研究员宋继强认为。
很多创客基于开源的软硬件，可以做出3D打印机、物联网、智能家居，包括机器人和儿童教育等东西。刚开始，第一个人做的时候会很粗糙，他分享之后，第二个人在第一个人基础上做了改进，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到一千个人继续做改进，这个产品就会做的很完美。一个小小的个人可以做出媲美大公司开发的产品，这就是创客的魔力。大家凑在一起形成生态圈，很容易。但是要变成产业的东西就不那么容易了。生态系统不健全时，大企业搭建创客社区、孵化产品或许是较好模式。
深圳DIY社区负责人马雪姣说，虽然深圳有很多的创客空间，但是生存状况还是蛮艰难的，没有一个能赚钱的。即使想收支平衡也很难，创客单拿出来一个力量，即使再强大，也无法完成很伟大的产品，或者创出很伟大的公司，只有把创客聚集起来，在创客空间一起协作，资源对接，然后各种创意、各种想法最终变成圆形，因为创客空间很可能有机会接触到投资的人，这样可能就离产业化更进一步。前提是怎么聚集在一起，一定要在创客空间，但是创客空间的生存状况目前看起来有点困难，希望政府扶持。但是从创客到创业的转型前提是人人都要有创新的思维，大家每天想、每天都做，这个时候政府应该从顶层设计上更多的鼓励产业界去吸纳这些民间的东西，创造产业跟创客之间的桥梁。就像过去把科研和产业对接桥梁一样，打造中间平台。最终形成一个互动，创客给产业以支撑，产业创造更大价值。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创客的热情被激发。
一旦创客向创业者转变可能中间要解决几方面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融资。“差钱”的创客不在少数，有时甚至明明“看得见”的钱，偏偏因为各种障碍拿不到。
“创客”一词的中文译者、资深创客张浩正在研制一种新型机器人，成本不低，所需的一台工业机器人就要十几万，当地虽然有扶持政策，却往往难起到实质性帮助。以一项设备采购补贴政策为例，今年7月前注册的公司，必须明年7月备案，才能申请后年的资助。张浩说，3年等下来，创客可能早“饿死”了。类似的“卡子”还有不少：申请专利可获补贴，但以个人名义申请专利，必须要当地户口，若以企业名义申请则费用要贵数倍；有的扶持政策必须“海归”才能享受，让本土高校毕业的他非常不解：“创新是平等的，为什么区别对待‘土鳖’和‘海龟’？”
“事实上，缺钱的背后，是缺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是缺对好创意的筛选和发现能力。鼓励创客，不是光撒点胡椒面、设个基金、出台个扶持政策就可以的。”全国人大代表刘群说。
早在10年前，重庆创客张晓就开始试制垂直起降无人机，因为起步太早，政策环境缺乏，被视为另类：“一个中学生，做什么飞机？”如今无人机项目大热，张晓的项目却早已被“熬”死。张晓对此很感慨：“如果科技和产业规划没有前瞻性，只能跟随国外、规避风险，国内宝贵的超前项目和团队就会死掉。”
在等待政策扶持的同时，创客们还在积极探索新的方式。王建军深圳柴火会员中第一位成功的创业者。回顾创业经历，他感到最艰难的就是钱不够用，以至于研发阶段，是依靠刷信用卡才挺了过来。而今，越来越多的创客认识到众筹或许是支持创客群体可持续创造的重要形式，美国、德国的大多创客都在各类众筹网站上募集资金。融资难这一关是否能跨过，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你是想卖一辈子汽水，还是和我一起去改变世界？”当年乔布斯邀请百事可乐总裁约翰·斯高利加盟苹果时曾这样问道。“改变世界”正是创客精神的核心表现。如今，作为世界经济老大的美国，已经投入至少120亿经费、培养10万名创新教师，150所大学齐力宣示，要把美国建设成为“创客大国”。那么，中国创客要想有所突破，还需要闯几关呢？
人才关：从创客教育开始
学音乐出身、热爱摇滚、没有工科背景的杨然，上学时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创客。杨然做起智能硬件，得益于各式各样开源软硬件，这些便捷的开源工具，使人不必受过专门训练，就可以写代码，根据设计改造产品。廉价的个人计算平台和以三维打印为代表的个性化制作的实现，更是大大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一大批对硬件制造、工业设计、互联网等技术感兴趣的人得以将自己的创意转变成现实。和杨然一样的人，就是中国这一轮创客风潮的弄潮儿。
然而，从目前来看，“创客”这个概念还远未普及，人才关成为中国创客发展的第一个个障碍。云南众创空间的一位创客就表示“在人才方面，优秀的人才更多的去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国企，并不愿意投身创客事业。”创客空间创始人王盛林也曾说过“中国文化缺乏创客的基金，年轻人动手能力不强，总觉得亲手做好一件东西很难，有恐惧感。”再加上，中国教育让孩子从小就是以考高分为目的，以死记硬背为手段，忽视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想要“改变世界”并有所行动的人，又有多少呢？
“Sylvia，12岁，发明无数，最新作品是‘自动水彩画’机器；Laura，8岁，6岁开始操作木头切割机，做出自己的椅子；Sam，15岁，和同学打造可载人的电动车……”这些是美国创客教育所培养的孩子中的一部分。“当一个9岁的孩子开着自制的太阳能车到处跑，我想不会有人怀疑他们已经学会数学、工程和物理。这在项目中已经展现出来了。”Brightworks学校创办人盖文·特利说。这对于当下的中国创客教育和人才培养来说，会有很大的触动。从小就培养孩子的创客精神，摆脱抽象资讯的背诵记忆，让孩子勇于实验，敢于创造，享受学习的乐趣。如果是这样，中国创客的人才关才有望顺利跨越。
转型关：政府打造中间平台
“在当前环境下，创客要向创业者转化并非易事，因为创客擅长的是做出样品，而不是面向市场的产品。创客不熟悉产业市场化运作的机制，国内也没有健全的支持创客发展的生态链条和体系。”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高级主任研究员宋继强认为。
很多创客基于开源的软硬件，可以做出3D打印机、物联网、智能家居，包括机器人和儿童教育等东西。刚开始，第一个人做的时候会很粗糙，他分享之后，第二个人在第一个人基础上做了改进，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到一千个人继续做改进，这个产品就会做的很完美。一个小小的个人可以做出媲美大公司开发的产品，这就是创客的魔力。大家凑在一起形成生态圈，很容易。但是要变成产业的东西就不那么容易了。生态系统不健全时，大企业搭建创客社区、孵化产品或许是较好模式。
深圳DIY社区负责人马雪姣说，虽然深圳有很多的创客空间，但是生存状况还是蛮艰难的，没有一个能赚钱的。即使想收支平衡也很难，创客单拿出来一个力量，即使再强大，也无法完成很伟大的产品，或者创出很伟大的公司，只有把创客聚集起来，在创客空间一起协作，资源对接，然后各种创意、各种想法最终变成圆形，因为创客空间很可能有机会接触到投资的人，这样可能就离产业化更进一步。前提是怎么聚集在一起，一定要在创客空间，但是创客空间的生存状况目前看起来有点困难，希望政府扶持。但是从创客到创业的转型前提是人人都要有创新的思维，大家每天想、每天都做，这个时候政府应该从顶层设计上更多的鼓励产业界去吸纳这些民间的东西，创造产业跟创客之间的桥梁。就像过去把科研和产业对接桥梁一样，打造中间平台。最终形成一个互动，创客给产业以支撑，产业创造更大价值。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创客的热情被激发。
融资关：期待政策落实
一旦创客向创业者转变可能中间要解决几方面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融资。“差钱”的创客不在少数，有时甚至明明“看得见”的钱，偏偏因为各种障碍拿不到。
“创客”一词的中文译者、资深创客张浩正在研制一种新型机器人，成本不低，所需的一台工业机器人就要十几万，当地虽然有扶持政策，却往往难起到实质性帮助。以一项设备采购补贴政策为例，今年7月前注册的公司，必须明年7月备案，才能申请后年的资助。张浩说，3年等下来，创客可能早“饿死”了。类似的“卡子”还有不少：申请专利可获补贴，但以个人名义申请专利，必须要当地户口，若以企业名义申请则费用要贵数倍；有的扶持政策必须“海归”才能享受，让本土高校毕业的他非常不解：“创新是平等的，为什么区别对待‘土鳖’和‘海龟’？”
“事实上，缺钱的背后，是缺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是缺对好创意的筛选和发现能力。鼓励创客，不是光撒点胡椒面、设个基金、出台个扶持政策就可以的。”全国人大代表刘群说。
早在10年前，重庆创客张晓就开始试制垂直起降无人机，因为起步太早，政策环境缺乏，被视为另类：“一个中学生，做什么飞机？”如今无人机项目大热，张晓的项目却早已被“熬”死。张晓对此很感慨：“如果科技和产业规划没有前瞻性，只能跟随国外、规避风险，国内宝贵的超前项目和团队就会死掉。”
在等待政策扶持的同时，创客们还在积极探索新的方式。王建军深圳柴火会员中第一位成功的创业者。回顾创业经历，他感到最艰难的就是钱不够用，以至于研发阶段，是依靠刷信用卡才挺了过来。而今，越来越多的创客认识到众筹或许是支持创客群体可持续创造的重要形式，美国、德国的大多创客都在各类众筹网站上募集资金。融资难这一关是否能跨过，还有待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