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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现代随笔的发端和内涵入手，梳理出了现代随笔具有的智性感悟、个人神情、絮语笔调和闲适风格等文体特征。当代随笔除在重知识、理趣、启悟与认知上与现代随笔一脉相承外，还表现出承担起“大我”的责任和抒情性增加两种新的艺术倾向，个人性、闲适性、幽默性皆有所弱化。这给当代随笔带来了正负双向影响。因此，当代随笔需在对现代随笔文体记忆的恢复中，完成文体发展的自我借鉴与承继。
关键词 随笔 现代随笔 文体 当代随笔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6-0101-05
也许因为散文在所有文学体裁中最不讲定法，最不易为它的研究者提供研究依据或规律，散文研究便始终未能取得如小说、诗歌、戏剧研究那样的实绩。这是散文研究界一向的尴尬。回首20世纪的文学研究，对于曾为散文带来两次光荣的随笔的研究尤其显得滞后。随笔第一次为散文赢得荣誉是在鲁迅所评价的“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① 的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乃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热潮。但是，研究者关注的多是随笔创作者情况及文本本身，虽在社会学和美学研究上确有所获，但由于忽视或回避了文体学研究，不仅研究的视野受到了限制，而且对文体的发展也缺乏建设意义。其结果是随笔的概念和文体特征日渐模糊和泛化，在没有标准的文学年代里，佳作渐少。为此，本文试图回到随笔发端的年代，从现代随笔的发端和内涵入手，研究现代随笔的文体特征，以期唤起对随笔的文体记忆，从而为当代随笔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
作为文体的随笔滥觞于16世纪的法国，蒙田（1533～1592）是它的鼻祖。西方文学本无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的文学体裁四分法，亦无中国的散文传统，所以英语中散文“prose”的对应概念是韵文“verse”，接近于我国古代非韵即散的散文观念。按照prose的界定，我国五四以来文学四分法中的小说、戏剧及散文都应归在prose门下。直到蒙田以“essai”命名的随笔问世并对英国文学产生影响，英语中方有以“essai”为词源的“essay”出现，专指就一定意旨而作的可叙事、可议论、可抒情的短篇文章，相当于四分法之后我国的现代散文。Essay由法国流传到英国后，经由培根、艾迪生、斯梯尔、兰姆、赫兹列特等人发展壮大。其中，兰姆的《伊利亚随笔》谈书论艺、志录个人随感、彰显独特个性，是西方随笔的典范之作。“五四”前后，西方随笔始译介到我国。
1921年，周作人将西方的essay译作“美文”。他率先指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并倡仪“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 ① “外国的模范”作为外援，在思想上和文字表达上直接启发了五四时代的文人，明人小品独抒性灵的风致则成为接续中国文学传统的内应，由此，20世纪20年代成为中国现代随笔的光辉岁月。
1935年，周作人回顾十几年来“美文”的发展，并对“美文”的未来做了预言，认为:“以后美文的名称虽然未曾通行，事实上这种文章却渐渐发达，很有自成一部门的可能。” ② 周作人对“美文”“自成一部门的可能”的判断基于他对这类文章特色的认识，在他看来，美文“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 ③ 通常情况下，文学偏重情感，哲学诉诸理智，在周作人这里，除却任何文学作品都脱离不了干系的“感情”不谈，“科学常识”、“清澈的理智”、“人生观”等界说高度概括了国内日后繁盛起来的随笔的文体特色。无独有偶，胡梦华心中的“絮语散文”也是倾向于审智的、议论的。在他著名的译文《絮语散文》中，胡梦华将fa-miliar essay译作“絮语散文”，指出这种“絮语散文”“未尝没有逻辑的议论，甚至还有很激烈的争辩”，“有惊人的奇思，苦心雕刻的妙笔。并有似是而非的反语（irony），似是而非的逆论（paradox）。还有冷嘲和热讽，机锋和警句。” ④ 在后来的发展中，虽然如同“美文”一样，“絮语散文”的称谓也未能通行，但有几位著名学人对这种文体的知性、理趣等特征的认识趋于统一。梁遇春说:“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小品文的妙处也全在于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好的性格的作者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 ⑤ 林语堂在谈小品文的笔调时所划分的“西人在散文中 分小品文（familiar essay）与学理文（treatise）” ⑥ 的两种文类，在本质上与周作人关于美文与论文的划分相同。阿英谈到小品文的历史清算问题，将冰心的《笑》和周作人的《苍蝇》看作“漂亮缜密紧凑”的小品文的蓝本，并征引陈子展《最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学》中的对“语丝文体”“富于俏皮的言语和讽刺的意味”的“辛辣的深刻的批评文” ⑦ 的评论，他所理解的小品文亦即周作人的“美文”。
虽然称谓与命名不同，但无论周作人的“美文”、胡梦华的“絮语散文”，还是梁遇春、林语堂、阿英的“小品文”，其所指皆为“现代散文”范畴内那种偏重理性思考、笔调轻松俏皮、思想与趣味兼具的社会、人生评论。本文认为，这种理解即我们今天所谈的“随笔”的依据。
二
综合周作人、胡梦华、梁遇春、林语堂等人的“随笔观”，随笔应“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用任心闲谈的家常絮语笔调，表达个人对社会人生的见解的富于趣味的议论性文字。基于这种认识，并结合现代随笔的创作实践，本文认为随笔具有智性感悟、个人神情、絮语笔调和闲适风格等四个文体特征。
（一）智性感悟。现代随笔以辨析和说理见长，除在审美上求得愉悦外，更表现出审智的倾向。这个“智”既指“理智”，也有“睿智”之意。理智要如周作人所说的一般“清澈”，它表现为作者进行评论或批评时缜密的逻辑思辨能力。睿智指的是作者行文中显出的知识的渊博和对人生哲理的洞察。周作人指出“科学常识”乃随笔之“本”，这其实是说，离开科学常识即知识，随笔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笔确是一种学者文体。不仅鲁迅 ① 、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皆具深厚的东西方文化学养，早逝的梁遇春亦学兼中西。因此，知识与感悟是这些学者的随笔有别于一般叙事散文或抒情散文之处。有论者说:“随笔的文体特征是，以知识为外衣，以文化为内蕴，以思想为灵魂，以议论为形式。它是一种智者的文体，雅致的文体。” ② “知识”、“文化”、“思想”本就密不可分，这种说法格外突出，限定了随笔创作主体之身份，其所论随笔的文体特征其实仅关涉到了“智性感悟”这一点，虽不全面，却抓住了随笔最重要的本质，不失为一种真知灼见。无论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还是梁遇春的随笔，皆长于旁征博引、上天入地、深入浅出，且都有对人生哲理的认知及对读者的适度点拨。譬如鲁迅推崇厨川白村关于文艺家“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责任的论述，并将之付诸实践，开创了“杂感”这一文体;周作人提倡“言志”，探讨“中年心态”及“凡人的悲哀”;林语堂常在比较中评价中西文化的差异;梁遇春长于思辨，喜借用外国文学家已成的题目来探讨人生等等。现代随笔作家善于微中取义，见微知著，作品知识、文化、思想、趣味兼备，此即“智性感悟”的表现。
（二）个人神情。受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高扬个人、个性、人格的“五四”新文学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兴盛起来。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 ③ 适应“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要求，现代随笔凸显出作家“个人”的性情和趣味。厨川白村在其对中国现代随笔产生极大影响的《出了象牙之塔》中指出:“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并进一步说明essay“乃是将作者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夸张了而写出的东西，其兴味全在于人格的调子（personal note）。” ④ 这里，厨川氏说的是英国随笔，而来源于英国随笔的中国随笔，在周作人看来“则又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 ⑤ 胡梦华所译的《絮语散文》提出“近世自我（ego-tism）的解放和扩大”是絮语散文繁盛的因由，因此:“我们仔细读了一篇絮语散文，就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格的动静描画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这里面，并且还是深刻地描画着，锐利地歌奏着，浓厚地渲染着。所以它的特质是个人的（personal），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所以它的特质又是不规则的（irregular），非正式的（informal）。” ⑥ 阅读中国现代随笔，透过写作者的文字，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讲史论道的学者，而是一个个生活中的“个人”:博识自守、中庸处世，常流露出中国士大夫情趣，有中国名士风度的周作人;安身于“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的雅舍，以机智和通达笑谈人生的梁实秋;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善于从悲苦中寻找欢乐的幽默乐观的林语堂;懒散孤傲、任性自然、喜欢标新立异，有英国绅士风度的梁遇春……个人的神情浮动在文字中，令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此人与彼人之文。“个性”和“人格”就此成为随笔的要素之一。
（三）絮语笔调。现代随笔家推崇家常的、即兴的絮语笔调。胡梦华将familiar essay译作“絮语散文”，其中“絮语”“就好像你看了报纸，或在外边听了什么新闻回来，围着桌子低声细语地讲给你的慈母、爱妻或密友听。”“就好像你们常经验过的茶余酒后的闲谈”，或“茶馆里、浴室里、公园里”的“浪漫文士的谈话” ⑦ 。林语堂则将famil-iar译作“亲热的”，将读者当作亲热的故交，因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此种笔调，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流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达到如西文所谓‘衣不纽扣之心境'（unbuttoned moods）。” ① 周作人也指出:“新散文里这即兴的分子是很重要的。” ② 在絮语笔调这一点上，最见得随笔与杂文的区别。同样以议论为主要手段，杂文严肃、严整、锋利、尖锐，随笔自由、随意、轻松、温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触及的是敏感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以攻击性、批判性和否定性为特色。鲁迅指出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 ③ 。杂文的传统就是战斗，是直接的宣战和叫阵;随笔则含蓄温和得多，它通常不针对现实的敏感问题发感，而重在表现对历史和现实的智性见解，体现的是文化内蕴，即便讥诮也带着幽默。同样承担着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责任，杂文析理是刀光剑影，随笔则绵里藏针;杂文讲究一针见血，随笔则要以柔克刚。不妨这样认为:杂文是硬性的随笔，随笔是软性的杂文。
（四）闲适风格。随笔的闲适风格体现在选材和表现手段两个方面。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表达了对于小品文成为“清玩”和“小摆设”的担忧，就因为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闲适小品在选材上刻意与现实斗争拉开距离，保持“超远”的立场，转入对中西文化及日常生活情趣的关注中。周作人评北京的茶食上海的风气（《北京的茶食》《上海气》）、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两个鬼》）;梁实秋议理想的人伦模式（《谈友谊》）、男人女人的天性（《男人》《女人》）、洗澡的旧俗趣闻（《洗澡》）;林语堂谈吸烟之妙与戒烟之难（《我的戒烟》）、中装西装与性格、身份、美感、卫生等等的关系（《论西装》）……他们随性叙谈、庄谐同存，笔调多平淡冲和，态度皆举重若轻。在《北京的茶食》中，周作人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议论:“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 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在《谈酒》中，周作人又说:“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吧。”周作人的这两段话正代表了现代随笔家“闲适”的人生主张和艺术风格。在对“闲适”主张和风格进行实践的过程中，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成为随笔首选的艺术手段。幽默是一种人生智慧，它既化解了时代现实的沉重，又化解了随笔寓理的厚重。幽默不同于滑稽，正如鲁迅所说:“中国自以为滑稽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的滑稽有别。……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 ④ 郁达夫高度赞扬林语堂的幽默观:“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近来经林语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脑里，也懂得点什么是幽默的概念来了，当然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 ⑤ 因为以幽默为手段，现代随笔虽然创作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文学论争等最为激烈的时代，却没有火药味，而总是轻松洒脱、不温不火、谈笑自如。
三
现代随笔的这些艺术特征在当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也在发展中呈现出艺术的流变。
新中国成立后，在节日的欢庆心态下，作家们以昂然的热情讴歌新人物、新气象和新生活，多疏远了尚知识理趣的随笔创作。建国后至“文革”前，坚持随笔写作并卓有成绩的只有秦牧一人，他的知识小品就是现代随笔的变种。秦牧提倡的散文领域“海阔天空”论以及谈天说地的文风 ① ，回应并且扩展了林语堂“‘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一不可入我范围矣” ② 的随笔观。
到了20世纪90年代，很多学者加盟随笔创作队伍，譬如张中行、金克木、余秋雨、李元洛、范曾等。由此，当代随笔以“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的形式繁荣起来。这些学者凭借多年学术研究与积累，在历史和现实两端自由游走，在知识和理趣之间闲庭信步，视野广阔无疆，笔法纵横开阖，文气从容畅达。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现代随笔的文化品格。不过，除在重知识、理趣、启悟与认知上与现代随笔一脉相承外，当代随笔还表现出了两种新的艺术倾向。
其一，除表现“个人”的情趣，还承担起“大我”的责任。这一点，可从余秋雨、卞毓方、王充闾、梁衡、刘长春文化随笔中见得。尤其余秋雨的随笔，以理性精神和启蒙理想开始了寻找与重建文明的当代性文化反思，在社会上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应该说，从余秋雨开始，“文化大散文”即文化随笔的创作方蔚然成风。余秋雨的一声叹息让众多散文作者随他踏上了文化苦旅，现代随笔中最见个人情趣的茶话酒谈被当代随笔“大写的人字” ③ 的责任担当所取代。其二，抒情性增加。现代随笔以理性、智性为主要的美学原则，作者尽量持中和态度，节制抒情，其主观色彩主要通过文字中的个人神情体现。较之于现代随笔，当代随笔增加了抒情要素，常使用直接的诘问、叹息和呼告，主观色彩更为浓重，余秋雨及李元洛的随笔可资为例。这些新的艺术特质的注入，使得当代随笔的批判性、参与性都有所增强。由此，现代随笔的闲适格调不再是当代随笔的主流。当代随笔的写作者以随笔作为社会文化与道德、人类文明与良知的载体，表达自己对当下问题的关注，唤起了身处问题中的读者的共鸣和热烈回应。因此，当代随笔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热潮。
但是，新的艺术特质在增强了当代随笔社会批评及文明批评力度的同时，也给当代随笔带来了消极影响。过度重视批判性和参与性导致了 当代随笔个人性、闲适性、幽默性的弱化，也限制了当代随笔可能达到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当代随笔作者多以“大我”面貌示人，隐匿“个人”，让“大品”的责任取代了“小品”的趣味，于是，当代随笔表现出面目较为单一、风格不够多样、篇幅越来越长、文学性越来越弱等缺陷，越来越向“亚文学”靠拢。
现代随笔的边缘化乃由特定时代文学主潮政治化所致。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对抗的时代氛围中，梁实秋、林语堂等的“超远”立场因与时代脱节而遭到左翼作家的批判。经过左翼作家与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关于“阶级性”与“永恒的人性”的论争，以及左翼作家对以林语堂为中心的“性灵文学”乃“麻醉性作品” ④ 的批判，作为“匕首与投枪”的杂文取代了以性灵、闲适、幽默见长的现代随笔的地位。如果说，现代随笔是被社会现实的庄严使命所放逐，当代随笔滑向“亚文学”的倾向则是自我放逐。但这种自我放逐并非出于自愿，而是顺势、“跟风”的结果。因此，在半个多世纪的隔断后，当代随笔有必要回望现代随笔的智性感悟、个人神情、絮语笔调和闲适风格等文体特征，在文体记忆的恢复中，完成文体发展的自我借鉴与承继，从而将自我放逐转为自我丰富与自我壮大。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
关键词 随笔 现代随笔 文体 当代随笔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6-0101-05
也许因为散文在所有文学体裁中最不讲定法，最不易为它的研究者提供研究依据或规律，散文研究便始终未能取得如小说、诗歌、戏剧研究那样的实绩。这是散文研究界一向的尴尬。回首20世纪的文学研究，对于曾为散文带来两次光荣的随笔的研究尤其显得滞后。随笔第一次为散文赢得荣誉是在鲁迅所评价的“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① 的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乃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热潮。但是，研究者关注的多是随笔创作者情况及文本本身，虽在社会学和美学研究上确有所获，但由于忽视或回避了文体学研究，不仅研究的视野受到了限制，而且对文体的发展也缺乏建设意义。其结果是随笔的概念和文体特征日渐模糊和泛化，在没有标准的文学年代里，佳作渐少。为此，本文试图回到随笔发端的年代，从现代随笔的发端和内涵入手，研究现代随笔的文体特征，以期唤起对随笔的文体记忆，从而为当代随笔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
作为文体的随笔滥觞于16世纪的法国，蒙田（1533～1592）是它的鼻祖。西方文学本无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的文学体裁四分法，亦无中国的散文传统，所以英语中散文“prose”的对应概念是韵文“verse”，接近于我国古代非韵即散的散文观念。按照prose的界定，我国五四以来文学四分法中的小说、戏剧及散文都应归在prose门下。直到蒙田以“essai”命名的随笔问世并对英国文学产生影响，英语中方有以“essai”为词源的“essay”出现，专指就一定意旨而作的可叙事、可议论、可抒情的短篇文章，相当于四分法之后我国的现代散文。Essay由法国流传到英国后，经由培根、艾迪生、斯梯尔、兰姆、赫兹列特等人发展壮大。其中，兰姆的《伊利亚随笔》谈书论艺、志录个人随感、彰显独特个性，是西方随笔的典范之作。“五四”前后，西方随笔始译介到我国。
1921年，周作人将西方的essay译作“美文”。他率先指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并倡仪“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 ① “外国的模范”作为外援，在思想上和文字表达上直接启发了五四时代的文人，明人小品独抒性灵的风致则成为接续中国文学传统的内应，由此，20世纪20年代成为中国现代随笔的光辉岁月。
1935年，周作人回顾十几年来“美文”的发展，并对“美文”的未来做了预言，认为:“以后美文的名称虽然未曾通行，事实上这种文章却渐渐发达，很有自成一部门的可能。” ② 周作人对“美文”“自成一部门的可能”的判断基于他对这类文章特色的认识，在他看来，美文“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 ③ 通常情况下，文学偏重情感，哲学诉诸理智，在周作人这里，除却任何文学作品都脱离不了干系的“感情”不谈，“科学常识”、“清澈的理智”、“人生观”等界说高度概括了国内日后繁盛起来的随笔的文体特色。无独有偶，胡梦华心中的“絮语散文”也是倾向于审智的、议论的。在他著名的译文《絮语散文》中，胡梦华将fa-miliar essay译作“絮语散文”，指出这种“絮语散文”“未尝没有逻辑的议论，甚至还有很激烈的争辩”，“有惊人的奇思，苦心雕刻的妙笔。并有似是而非的反语（irony），似是而非的逆论（paradox）。还有冷嘲和热讽，机锋和警句。” ④ 在后来的发展中，虽然如同“美文”一样，“絮语散文”的称谓也未能通行，但有几位著名学人对这种文体的知性、理趣等特征的认识趋于统一。梁遇春说:“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小品文的妙处也全在于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好的性格的作者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 ⑤ 林语堂在谈小品文的笔调时所划分的“西人在散文中 分小品文（familiar essay）与学理文（treatise）” ⑥ 的两种文类，在本质上与周作人关于美文与论文的划分相同。阿英谈到小品文的历史清算问题，将冰心的《笑》和周作人的《苍蝇》看作“漂亮缜密紧凑”的小品文的蓝本，并征引陈子展《最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学》中的对“语丝文体”“富于俏皮的言语和讽刺的意味”的“辛辣的深刻的批评文” ⑦ 的评论，他所理解的小品文亦即周作人的“美文”。
虽然称谓与命名不同，但无论周作人的“美文”、胡梦华的“絮语散文”，还是梁遇春、林语堂、阿英的“小品文”，其所指皆为“现代散文”范畴内那种偏重理性思考、笔调轻松俏皮、思想与趣味兼具的社会、人生评论。本文认为，这种理解即我们今天所谈的“随笔”的依据。
二
综合周作人、胡梦华、梁遇春、林语堂等人的“随笔观”，随笔应“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用任心闲谈的家常絮语笔调，表达个人对社会人生的见解的富于趣味的议论性文字。基于这种认识，并结合现代随笔的创作实践，本文认为随笔具有智性感悟、个人神情、絮语笔调和闲适风格等四个文体特征。
（一）智性感悟。现代随笔以辨析和说理见长，除在审美上求得愉悦外，更表现出审智的倾向。这个“智”既指“理智”，也有“睿智”之意。理智要如周作人所说的一般“清澈”，它表现为作者进行评论或批评时缜密的逻辑思辨能力。睿智指的是作者行文中显出的知识的渊博和对人生哲理的洞察。周作人指出“科学常识”乃随笔之“本”，这其实是说，离开科学常识即知识，随笔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笔确是一种学者文体。不仅鲁迅 ① 、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皆具深厚的东西方文化学养，早逝的梁遇春亦学兼中西。因此，知识与感悟是这些学者的随笔有别于一般叙事散文或抒情散文之处。有论者说:“随笔的文体特征是，以知识为外衣，以文化为内蕴，以思想为灵魂，以议论为形式。它是一种智者的文体，雅致的文体。” ② “知识”、“文化”、“思想”本就密不可分，这种说法格外突出，限定了随笔创作主体之身份，其所论随笔的文体特征其实仅关涉到了“智性感悟”这一点，虽不全面，却抓住了随笔最重要的本质，不失为一种真知灼见。无论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还是梁遇春的随笔，皆长于旁征博引、上天入地、深入浅出，且都有对人生哲理的认知及对读者的适度点拨。譬如鲁迅推崇厨川白村关于文艺家“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责任的论述，并将之付诸实践，开创了“杂感”这一文体;周作人提倡“言志”，探讨“中年心态”及“凡人的悲哀”;林语堂常在比较中评价中西文化的差异;梁遇春长于思辨，喜借用外国文学家已成的题目来探讨人生等等。现代随笔作家善于微中取义，见微知著，作品知识、文化、思想、趣味兼备，此即“智性感悟”的表现。
（二）个人神情。受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高扬个人、个性、人格的“五四”新文学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兴盛起来。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 ③ 适应“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要求，现代随笔凸显出作家“个人”的性情和趣味。厨川白村在其对中国现代随笔产生极大影响的《出了象牙之塔》中指出:“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并进一步说明essay“乃是将作者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夸张了而写出的东西，其兴味全在于人格的调子（personal note）。” ④ 这里，厨川氏说的是英国随笔，而来源于英国随笔的中国随笔，在周作人看来“则又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 ⑤ 胡梦华所译的《絮语散文》提出“近世自我（ego-tism）的解放和扩大”是絮语散文繁盛的因由，因此:“我们仔细读了一篇絮语散文，就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格的动静描画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这里面，并且还是深刻地描画着，锐利地歌奏着，浓厚地渲染着。所以它的特质是个人的（personal），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所以它的特质又是不规则的（irregular），非正式的（informal）。” ⑥ 阅读中国现代随笔，透过写作者的文字，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讲史论道的学者，而是一个个生活中的“个人”:博识自守、中庸处世，常流露出中国士大夫情趣，有中国名士风度的周作人;安身于“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的雅舍，以机智和通达笑谈人生的梁实秋;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善于从悲苦中寻找欢乐的幽默乐观的林语堂;懒散孤傲、任性自然、喜欢标新立异，有英国绅士风度的梁遇春……个人的神情浮动在文字中，令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此人与彼人之文。“个性”和“人格”就此成为随笔的要素之一。
（三）絮语笔调。现代随笔家推崇家常的、即兴的絮语笔调。胡梦华将familiar essay译作“絮语散文”，其中“絮语”“就好像你看了报纸，或在外边听了什么新闻回来，围着桌子低声细语地讲给你的慈母、爱妻或密友听。”“就好像你们常经验过的茶余酒后的闲谈”，或“茶馆里、浴室里、公园里”的“浪漫文士的谈话” ⑦ 。林语堂则将famil-iar译作“亲热的”，将读者当作亲热的故交，因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此种笔调，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流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达到如西文所谓‘衣不纽扣之心境'（unbuttoned moods）。” ① 周作人也指出:“新散文里这即兴的分子是很重要的。” ② 在絮语笔调这一点上，最见得随笔与杂文的区别。同样以议论为主要手段，杂文严肃、严整、锋利、尖锐，随笔自由、随意、轻松、温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触及的是敏感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以攻击性、批判性和否定性为特色。鲁迅指出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 ③ 。杂文的传统就是战斗，是直接的宣战和叫阵;随笔则含蓄温和得多，它通常不针对现实的敏感问题发感，而重在表现对历史和现实的智性见解，体现的是文化内蕴，即便讥诮也带着幽默。同样承担着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责任，杂文析理是刀光剑影，随笔则绵里藏针;杂文讲究一针见血，随笔则要以柔克刚。不妨这样认为:杂文是硬性的随笔，随笔是软性的杂文。
（四）闲适风格。随笔的闲适风格体现在选材和表现手段两个方面。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表达了对于小品文成为“清玩”和“小摆设”的担忧，就因为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闲适小品在选材上刻意与现实斗争拉开距离，保持“超远”的立场，转入对中西文化及日常生活情趣的关注中。周作人评北京的茶食上海的风气（《北京的茶食》《上海气》）、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两个鬼》）;梁实秋议理想的人伦模式（《谈友谊》）、男人女人的天性（《男人》《女人》）、洗澡的旧俗趣闻（《洗澡》）;林语堂谈吸烟之妙与戒烟之难（《我的戒烟》）、中装西装与性格、身份、美感、卫生等等的关系（《论西装》）……他们随性叙谈、庄谐同存，笔调多平淡冲和，态度皆举重若轻。在《北京的茶食》中，周作人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议论:“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 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在《谈酒》中，周作人又说:“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吧。”周作人的这两段话正代表了现代随笔家“闲适”的人生主张和艺术风格。在对“闲适”主张和风格进行实践的过程中，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成为随笔首选的艺术手段。幽默是一种人生智慧，它既化解了时代现实的沉重，又化解了随笔寓理的厚重。幽默不同于滑稽，正如鲁迅所说:“中国自以为滑稽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的滑稽有别。……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 ④ 郁达夫高度赞扬林语堂的幽默观:“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近来经林语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脑里，也懂得点什么是幽默的概念来了，当然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 ⑤ 因为以幽默为手段，现代随笔虽然创作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文学论争等最为激烈的时代，却没有火药味，而总是轻松洒脱、不温不火、谈笑自如。
三
现代随笔的这些艺术特征在当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也在发展中呈现出艺术的流变。
新中国成立后，在节日的欢庆心态下，作家们以昂然的热情讴歌新人物、新气象和新生活，多疏远了尚知识理趣的随笔创作。建国后至“文革”前，坚持随笔写作并卓有成绩的只有秦牧一人，他的知识小品就是现代随笔的变种。秦牧提倡的散文领域“海阔天空”论以及谈天说地的文风 ① ，回应并且扩展了林语堂“‘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一不可入我范围矣” ② 的随笔观。
到了20世纪90年代，很多学者加盟随笔创作队伍，譬如张中行、金克木、余秋雨、李元洛、范曾等。由此，当代随笔以“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的形式繁荣起来。这些学者凭借多年学术研究与积累，在历史和现实两端自由游走，在知识和理趣之间闲庭信步，视野广阔无疆，笔法纵横开阖，文气从容畅达。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现代随笔的文化品格。不过，除在重知识、理趣、启悟与认知上与现代随笔一脉相承外，当代随笔还表现出了两种新的艺术倾向。
其一，除表现“个人”的情趣，还承担起“大我”的责任。这一点，可从余秋雨、卞毓方、王充闾、梁衡、刘长春文化随笔中见得。尤其余秋雨的随笔，以理性精神和启蒙理想开始了寻找与重建文明的当代性文化反思，在社会上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应该说，从余秋雨开始，“文化大散文”即文化随笔的创作方蔚然成风。余秋雨的一声叹息让众多散文作者随他踏上了文化苦旅，现代随笔中最见个人情趣的茶话酒谈被当代随笔“大写的人字” ③ 的责任担当所取代。其二，抒情性增加。现代随笔以理性、智性为主要的美学原则，作者尽量持中和态度，节制抒情，其主观色彩主要通过文字中的个人神情体现。较之于现代随笔，当代随笔增加了抒情要素，常使用直接的诘问、叹息和呼告，主观色彩更为浓重，余秋雨及李元洛的随笔可资为例。这些新的艺术特质的注入，使得当代随笔的批判性、参与性都有所增强。由此，现代随笔的闲适格调不再是当代随笔的主流。当代随笔的写作者以随笔作为社会文化与道德、人类文明与良知的载体，表达自己对当下问题的关注，唤起了身处问题中的读者的共鸣和热烈回应。因此，当代随笔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热潮。
但是，新的艺术特质在增强了当代随笔社会批评及文明批评力度的同时，也给当代随笔带来了消极影响。过度重视批判性和参与性导致了 当代随笔个人性、闲适性、幽默性的弱化，也限制了当代随笔可能达到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当代随笔作者多以“大我”面貌示人，隐匿“个人”，让“大品”的责任取代了“小品”的趣味，于是，当代随笔表现出面目较为单一、风格不够多样、篇幅越来越长、文学性越来越弱等缺陷，越来越向“亚文学”靠拢。
现代随笔的边缘化乃由特定时代文学主潮政治化所致。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对抗的时代氛围中，梁实秋、林语堂等的“超远”立场因与时代脱节而遭到左翼作家的批判。经过左翼作家与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关于“阶级性”与“永恒的人性”的论争，以及左翼作家对以林语堂为中心的“性灵文学”乃“麻醉性作品” ④ 的批判，作为“匕首与投枪”的杂文取代了以性灵、闲适、幽默见长的现代随笔的地位。如果说，现代随笔是被社会现实的庄严使命所放逐，当代随笔滑向“亚文学”的倾向则是自我放逐。但这种自我放逐并非出于自愿，而是顺势、“跟风”的结果。因此，在半个多世纪的隔断后，当代随笔有必要回望现代随笔的智性感悟、个人神情、絮语笔调和闲适风格等文体特征，在文体记忆的恢复中，完成文体发展的自我借鉴与承继，从而将自我放逐转为自我丰富与自我壮大。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