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说到西南联大，都会或多或少联系到抗日爱国将领龙云，而只要提到龙云，一种感念之情就会油然而生。有人说：如果西南联大在四川或其他蒋介石可以直接控制的地方，不可能保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也不可能成为民主堡垒。这句话是符合实际的。
　　号称“云南王”的龙云1927年兵变上台，次年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主政云南17年。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中，除最后7个月外，都在龙云的治理之下，自然得到龙云的多方面关照。这里介绍的，不过是龙云支持和扶助西南联大的一鳞半爪。

欢迎联大迁滇

　　1937年11月24日，古城长沙遭到日军轰炸。此后，空袭警报声时时拉响，战火一天天朝着这座重镇逼近。面对这种形势，从北平、天津南迁到这里不足一个学期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0月，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而成），不得不考虑再次搬迁。
　　
　　哪里才是安全之地呢？来自北大的经济系教授秦瓒曾随担任云南学台的父亲在昆明住过。他认为，云南地处大后方，不仅群山叠嶂，日军难以进犯，而且有滇越、滇缅两条国际铁路，对外联络便利，主张迁往昆明。学校采纳了其建议，1938年1月派秦瓒与南开化学系主任杨石先、清华土木系教授王明之三人赴昆明探察。
　　秦瓒到昆明后，父亲的人脉关系发挥了不小作用。时任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也甚为支持，当然最终拍板敲定的还是龙云。龙云是如何表示欢迎的，目前没见到直接史料，但西南联大得以迁至昆明，无疑龙云的态度是关键。
　　1938年年初，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开始陆续向昆明搬迁。出发前湖南省政府以公函形式告知云南省政府，出发后第三天，龙云便以云南省政府主席名义发出训令，指示“沿途经过各县县长妥为护送”。
　　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依旧是三校合一。这样一所庞大的战时高等学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教舍严重不足。为了让西南联大尽快恢复正常，龙云除指示有关部门协助解决外，还带头为学校排忧解难。
　　迁昆初期，西南联大总办公处租用的是崇仁街46号，这个院落原本就比较狭小，随着大批师生相继抵昆，小院就显得拥挤不堪了。龙云知道后，慷慨地把自己位于威远街中段的公馆东院借给西南联大。
　　龙云在昆明有3处公馆，他住的最多的就是威远街老公馆，因为这里原是清末藩台衙门所在地，不仅繁华，而且距五华山省政府很近。龙云把自己常住的公馆划出一半，足见对西南联大的偏爱和器重。
　　1940年，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总公办处迁到新校舍，龙云并没有索回他的房子，于是那里又成了北京大学的办事处。威远街的这处院子，就是联大师生们著述中常常提到的才盛巷2号。才盛巷据说原名“财盛巷”，由于战时这里教授云集，方渐渐被人写成“才盛巷”并沿用至今。
　　龙云不仅把公馆借给西南联大，还为西南联大解决代步工具。学校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出入乘坐的深蓝色福特牌轿车，即是龙云赠送的。
　　必须使用实验仪器的理工科教室，也是在龙云支持下得到解决的。位于西站附近的昆华农校，抗战爆发前不久才建成启用，是当时昆明最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当时就全部让给了西南联大工学院。

　　日本突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对日宣战。这座宏伟大楼又成为译员训练班所在地，西南联大从军当翻译的同学，大多是在这里培训后，再走上不同的抗日岗位。
　　西南联大是所战时学府，不少学生来自沦陷区，他们只身来到这座边陲城市求学，生活很是清苦。龙云非常体谅这些同学的处境，1939年2月饬令秘书处筹划资金，由富滇银行拿出5万新滇币，财政厅又拨足5000元新滇币，统一交省政府委员缪云台转送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等高校，作为救济基金。
　　1940年5月，龙云又设立了奖励清寒大学生的龙氏奖学金，入选者每年奖励120元。首期获奖的500名学生中，西南联大就占了210人。
　　抗战时期，需要支出之处颇多，第二、三期龙氏奖学金奖励金额改为每名每年30元，数目虽少，却也体现了龙云重视教育、关爱大学生的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龙云对联大多方关照，可后来，龙云女儿报考联大附中却落榜。龙云遂令秘书去找梅贻琦疏通，当秘书告知他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没被录取时，龙云愕然气消。

支持民主力量

　　西南联大享有抗战大后方“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国民党当局对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早就不满，对西南联大学生组织种种群社活动更是十分恼怒。1941年3月上旬，蒋介石派三青团组织处长康泽到昆明，要抓进步学生，遭到龙云抵制，康泽未能得逞，悻悻而去。
　　1942年1月7日，西南联大学生发起讨孔（孔祥熙）游行，各校同学参加的有两三千人。地处四川和贵州的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同学也以不同方式热烈声援，在整个大后方引发强烈震动，也令蒋介石震惊。蒋一再密令龙云“负责取缔，严予禁止”，接着又派康泽来昆明抓人，龙云又一次以“等因奉此”的官样文章来应付，不采取实际行动，康泽又一次悻悻而去。
　　云南地方民主运动高涨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云南民盟的作用。而龙云正是民盟成员。

　　1941年11月，民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政治纲领中强调“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须为权限适当之划分”。这些，与龙云抵制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势力进入云南、维护云南自治的治滇思想是相通的。因而，对民盟在云南开展的一系列活动，龙云始终暗中给予支持援助，并且自己也秘密加入了民盟。
　　龙云还让儿子龙绳祖也参加民盟。龙绳祖是滇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是手握兵权的实力派人物。云南民盟认为对于这样一个军人，应当让他认识到入盟不是件随意的事，得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于是特别为龙绳祖举行了入盟宣誓仪式。宣誓地点在西郊聚仙山下海源寺旁的灵源别墅大厅，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是监誓人之一，另两个监誓人是云南大学教授楚图南、冯素陶，他们都是云南民盟的核心领导人。
　　龙云倚重的一些要员，也秘密加入了民盟，如经济智囊云南富滇新银行行长、云南锡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缪云台，跃龙电力公司总经理金龙章，省宪兵司令部副官长刘达夫等。前两人是省政府委员，后者身负全省治安之责。

令蒋介石不能容忍

　　昆明有张很有影响的报纸《扫荡报》，本是国民党第五军出资所办，但中共地下党员高紫瑜（即高天，民盟中央第五至七届副主席）乘报纸创建急需延揽编辑之机，利用关系出任了总编辑。高紫瑜掌握报社后，先后聘请了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编辑。一份内部材料中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昆明《扫荡报》视作《新华日报》昆明版，对这样一份报纸，国民党当然不能接受。1945年8月7日，副刊编辑吕剑被迫辞职。9月3日，高紫瑜在政治陷害下秘密离昆。12日，编辑杨人鸿遭到拘捕，张兆麟被特务跟踪。

　　云南民盟本来与《扫荡报》没有多少往来，但闻一多、周新民（曾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听了张兆麟介绍情况后，意识到这是一次反动派向民主力量进攻的信号。他们分析，此事肯定是军统所为，但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可以暂时不理军统，只向龙云要人，争取把龙云也拉进来一起行动。同时，应让龙云知道，军统特务这样做不仅是蹂躏人权，也包含着嫁祸云南地方政府的险恶用心。闻一多、周新民、萨空了、张光年等人几经研究，决定以昆明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名义，写信给龙云陈诉利害关系。信是张光年起草的，闻一多认真修订后，由萨空了誊录呈上。该信签名的领衔者是西南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他当时是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云南民盟负责人之一，并且是云南宪政研究会成员，与上层人士来往较多。
　　在向龙云呈递这封信时，闻一多强调说：昆明是在龙主席统治之下，但军统特务竟如此横行不法，此风绝不可长。龙云听了勃然大怒，命令部下搜索，并严令军统放人。
　　龙云的政治态度令蒋介石不能容忍，1945年10月3日凌晨，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奉蒋介石之令发动政变，迫使龙云交出政权。龙云被挟持到重庆，后来形同软禁，从此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
　　但龙云与西南联大的联系并未就此结束，1946年4月，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为了欢送母校师长，筹划举行话别会，地点就在龙云的一处私宅，大东门外临江里172号的震庄公馆——龙云公馆又一次成为西南联大校友发出时代强音的场所。
　　4月14日是星期天，下午1时，西南联大60多位教授和200多名学生来到震庄公馆，举行了离昆前的最后一次校友大聚会。在不少联大校友回忆中，都写到了这次话别会，大家回顾了学校的8年历程，利用这个场合批评教育制度，抨击现实政治。龙云公馆回响的这些声音，为龙云与西南联大的关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