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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一生，留给台湾人民无限的追思与怀念。但是，唯有一件事造成台湾人民对蒋经国存有普遍不满与不解，就是他为何会选择一位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且坚决主张“台獨”的李登辉作为他的接班人。也正因如此，对蒋经国不能知人善任的评价，也就不绝于耳了。
大力推动政治本土化政策
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当时的台湾刚从长达50年日本殖民统治的悲惨命运中，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不过4年而已。在日本实施“皇民化”殖民政策的影响下，台湾人民被迫接受日本教育，大多不识中文，不会讲国语（就是普通话），只会说日语与闽南语。在这种情形下，早年的国民党政府所用各级干部与人才，自然多为从大陆来台的党、政、军人员（即所谓的外省人）。台湾本省人限于本身的学识、能力与条件，确实很难进入政府，担任公职，扮演任何角色。随着教育普及与蒋介石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运动的结果，占有几乎90%人口的台湾本省人，开始逐渐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学识、能力都有显著的提升，已经具备能够跻身政界，担任公职，扮演政治家角色的条件。
事实上，蒋经国从1960年代起，已经开始注意到台湾“政治本土化”的问题。他特别交代重庆时期中央干部学校毕业的学生、极受其信任与重用的心腹干部李焕，要在台湾各地发掘未来足以担当重任的本省精英与人才，推荐给他。只要通过蒋经国的面试，确定是可用之才，就可以平步青云，不次拔擢，担任要职，进入中央决策高层。
为了方便李焕能通过适当的职务，接触到台湾各地的人才，蒋经国在1960年代，就任命李焕同时担任“中国青年救国团副主任”（蒋经国自己是主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三大党、政、团要职，目的就是要李焕经由职务关系，多接触、多认识台湾各地的青年才俊，得以向蒋经国引介推荐。就在大力推动“政治本土化工程”的时候，李焕有机会认识了当时在“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工作的农业经济专家李登辉。
根据李焕回忆录《追随半世纪》中的记载：
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正在筹组内阁时，为了要找一位具有农业背景的本省籍专家学者，出任“政务委员”。那时我是奉经国先生之命，专门负责发掘合适的本省籍人才，推荐给经国先生的这个工作。我最先认识李登辉是在我担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时，发现在“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中，有一位曾经留学日本与美国，得到农业博士的本省籍专家，就特别约见他;见他面貌老实，待人诚恳，加上当时政府亟需农业方面的人才，我因此安排他到省党部讲演，谈台湾的农业问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当经国先生在组阁时，需要一位本省籍的农业专家做“政务委员”，要我推荐人选，我很自然地想到李登辉，将他推荐给经国先生，李登辉从此得以进入政界，才有后来这一切的发展。
所以，可以说李登辉是蒋经国“政治本土化政策”的受益者。在李焕的推荐下，他得以担任“政务委员”，主管台湾的农业事务。等到1978年蒋经国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他又受到蒋经国的提拔，晋升为台北市长。这时蒋经国开始认真看待这位将来有可能身负重任的台籍精英干部，经常在下班后，亲自到李登辉任台北市长的官邸，与他闲话家常，嘘寒问暖，灌输他“大中国思想”，还经常送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书籍，要李登辉好好研读，要他打从心底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受到年轻时接受日本“皇民化”殖民教育的影响。
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留在台湾的闽南人与客家人，基本上分为两种不同对待日本殖民教育的台湾人：一种是坚决抵制“皇民化”教育，坚持自己是汉民族，是中国人;另外一种则是迫于现实，向日本殖民统治者低头，接受“皇民化”教育的台湾人。李登辉就属于后者，不但接受了“皇民化”教育，还为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岩里政男”，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
对于李登辉过去这段“数典忘祖”的历史，相信蒋经国是心知肚明，不过蒋经国觉得通过自己的潜移默化，加上对他的重视、重用，可以产生影响，改变李登辉的思想与心态。只是事后证明，蒋经国当年的努力付出，全是枉然。
顺利接班成功
李登辉日渐得到蒋经国的信任。果然，在担任台北市长3年后，李登辉再受到蒋经国的拔擢，升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治理除了台北与高雄外的所有台湾地区。李登辉好整以暇，已登上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外的“第一大诸侯”地位，伺机以待再攀事业的高峰。
1984年2月，国民党召开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下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副手的提名人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毫无疑问，由主席蒋经国继续连任，副手人选会是哪一位，就成为台湾政坛共同瞩目的焦点。在蒋经国第一任期担任副手的谢东闵，因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也不尽如人意，促成蒋经国决定要提名一位新人来担任副手。
由于蒋经国自己是外省人，基于政治平衡的考虑，副手自然需要提名一位本省籍、经历完整、资望足以服众的政要出任，方符合各方期待，摆平政界杂音。
当时环顾台湾政坛，曾经担任过台北市长与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台籍人士，唯有本来走在李登辉之前、资历较深的“内政部长”林洋港与李登辉两人符合这样的条件。不过，经过蒋经国仔细思考，最后却决定舍弃资深的林洋港而选择资浅的李登辉，这是台湾政界一直不很明白的一个秘辛。
一直到2003年，李焕才在笔者的追问下，说出了其中的奥秘：除了林洋港因为几次办事不力，在经国先生的心里埋下不好驾驭的不良印象之外，林洋港出身南投世家，家族成员庞大复杂，如果一旦林洋港更上一层楼，做了台湾地区领导人副手，甚至将来还有机会升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难免整个林氏家族鸡犬升天，形成政治特权，这是经国先生极不愿见的局面。相对于林洋港庞大的家族，李登辉的家族则十分单纯。他唯一的儿子李宪文在李登辉担任省主席时，已因病早逝。唯一的哥哥，更早已在二战期间战死在太平洋战场。
于是，蒋经国很自然地选择了貌似忠厚，在蒋经国面前行为举止中规中矩的李登辉，担任他的竞选副手。
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七次会议，是在1984年2月20日在台北市中山楼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选举第七任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3月21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以1012票，得票率高达95%，顺利连任。3月22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副手，李登辉以873票当选，蒋经国还亲自前往李登辉家道贺。
蒋经国这一任期，只做了3年8个月不到，就与世长辞了。从此，蒋经国时代正式结束，走入了历史，也结束了蒋家父子两代对台湾40年的统治。
蒋经国去世当天晚上7点，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李登辉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的监誓下，正式宣誓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展开了极具争议的李登辉时代，也是台湾盛极而衰、走向没落的开端，令人感叹。
（摘自《世纪》）
大力推动政治本土化政策
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当时的台湾刚从长达50年日本殖民统治的悲惨命运中，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不过4年而已。在日本实施“皇民化”殖民政策的影响下，台湾人民被迫接受日本教育，大多不识中文，不会讲国语（就是普通话），只会说日语与闽南语。在这种情形下，早年的国民党政府所用各级干部与人才，自然多为从大陆来台的党、政、军人员（即所谓的外省人）。台湾本省人限于本身的学识、能力与条件，确实很难进入政府，担任公职，扮演任何角色。随着教育普及与蒋介石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运动的结果，占有几乎90%人口的台湾本省人，开始逐渐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学识、能力都有显著的提升，已经具备能够跻身政界，担任公职，扮演政治家角色的条件。
事实上，蒋经国从1960年代起，已经开始注意到台湾“政治本土化”的问题。他特别交代重庆时期中央干部学校毕业的学生、极受其信任与重用的心腹干部李焕，要在台湾各地发掘未来足以担当重任的本省精英与人才，推荐给他。只要通过蒋经国的面试，确定是可用之才，就可以平步青云，不次拔擢，担任要职，进入中央决策高层。
为了方便李焕能通过适当的职务，接触到台湾各地的人才，蒋经国在1960年代，就任命李焕同时担任“中国青年救国团副主任”（蒋经国自己是主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三大党、政、团要职，目的就是要李焕经由职务关系，多接触、多认识台湾各地的青年才俊，得以向蒋经国引介推荐。就在大力推动“政治本土化工程”的时候，李焕有机会认识了当时在“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工作的农业经济专家李登辉。
根据李焕回忆录《追随半世纪》中的记载：
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正在筹组内阁时，为了要找一位具有农业背景的本省籍专家学者，出任“政务委员”。那时我是奉经国先生之命，专门负责发掘合适的本省籍人才，推荐给经国先生的这个工作。我最先认识李登辉是在我担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时，发现在“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中，有一位曾经留学日本与美国，得到农业博士的本省籍专家，就特别约见他;见他面貌老实，待人诚恳，加上当时政府亟需农业方面的人才，我因此安排他到省党部讲演，谈台湾的农业问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当经国先生在组阁时，需要一位本省籍的农业专家做“政务委员”，要我推荐人选，我很自然地想到李登辉，将他推荐给经国先生，李登辉从此得以进入政界，才有后来这一切的发展。
所以，可以说李登辉是蒋经国“政治本土化政策”的受益者。在李焕的推荐下，他得以担任“政务委员”，主管台湾的农业事务。等到1978年蒋经国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他又受到蒋经国的提拔，晋升为台北市长。这时蒋经国开始认真看待这位将来有可能身负重任的台籍精英干部，经常在下班后，亲自到李登辉任台北市长的官邸，与他闲话家常，嘘寒问暖，灌输他“大中国思想”，还经常送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书籍，要李登辉好好研读，要他打从心底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受到年轻时接受日本“皇民化”殖民教育的影响。
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留在台湾的闽南人与客家人，基本上分为两种不同对待日本殖民教育的台湾人：一种是坚决抵制“皇民化”教育，坚持自己是汉民族，是中国人;另外一种则是迫于现实，向日本殖民统治者低头，接受“皇民化”教育的台湾人。李登辉就属于后者，不但接受了“皇民化”教育，还为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岩里政男”，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
对于李登辉过去这段“数典忘祖”的历史，相信蒋经国是心知肚明，不过蒋经国觉得通过自己的潜移默化，加上对他的重视、重用，可以产生影响，改变李登辉的思想与心态。只是事后证明，蒋经国当年的努力付出，全是枉然。
顺利接班成功
李登辉日渐得到蒋经国的信任。果然，在担任台北市长3年后，李登辉再受到蒋经国的拔擢，升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治理除了台北与高雄外的所有台湾地区。李登辉好整以暇，已登上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外的“第一大诸侯”地位，伺机以待再攀事业的高峰。
1984年2月，国民党召开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下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副手的提名人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毫无疑问，由主席蒋经国继续连任，副手人选会是哪一位，就成为台湾政坛共同瞩目的焦点。在蒋经国第一任期担任副手的谢东闵，因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也不尽如人意，促成蒋经国决定要提名一位新人来担任副手。
由于蒋经国自己是外省人，基于政治平衡的考虑，副手自然需要提名一位本省籍、经历完整、资望足以服众的政要出任，方符合各方期待，摆平政界杂音。
当时环顾台湾政坛，曾经担任过台北市长与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台籍人士，唯有本来走在李登辉之前、资历较深的“内政部长”林洋港与李登辉两人符合这样的条件。不过，经过蒋经国仔细思考，最后却决定舍弃资深的林洋港而选择资浅的李登辉，这是台湾政界一直不很明白的一个秘辛。
一直到2003年，李焕才在笔者的追问下，说出了其中的奥秘：除了林洋港因为几次办事不力，在经国先生的心里埋下不好驾驭的不良印象之外，林洋港出身南投世家，家族成员庞大复杂，如果一旦林洋港更上一层楼，做了台湾地区领导人副手，甚至将来还有机会升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难免整个林氏家族鸡犬升天，形成政治特权，这是经国先生极不愿见的局面。相对于林洋港庞大的家族，李登辉的家族则十分单纯。他唯一的儿子李宪文在李登辉担任省主席时，已因病早逝。唯一的哥哥，更早已在二战期间战死在太平洋战场。
于是，蒋经国很自然地选择了貌似忠厚，在蒋经国面前行为举止中规中矩的李登辉，担任他的竞选副手。
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七次会议，是在1984年2月20日在台北市中山楼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选举第七任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3月21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以1012票，得票率高达95%，顺利连任。3月22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副手，李登辉以873票当选，蒋经国还亲自前往李登辉家道贺。
蒋经国这一任期，只做了3年8个月不到，就与世长辞了。从此，蒋经国时代正式结束，走入了历史，也结束了蒋家父子两代对台湾40年的统治。
蒋经国去世当天晚上7点，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李登辉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的监誓下，正式宣誓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展开了极具争议的李登辉时代，也是台湾盛极而衰、走向没落的开端，令人感叹。
（摘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