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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职业教育处于30年来发展最好的时期，但是欠账太多，总体上制度供应不足。”周稽裘向本报记者表示。
2006年卸任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后，周稽裘受聘为教育部国家督学，同时兼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和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2008年8月底，国家启动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工作，周稽裘又作为调研组的专家，加入《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专题。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周稽裘递来他最新写就的文章《我对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他认为，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不光是教育体系内部的事，关键还在于政府的引导，打出政策“组合拳”、“重力拳”。
追寻制度原因
《21世纪》：今年中职计划招生860万，首次超过了普高。为什么还要提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问题？
周稽裘：去中职就读被普遍认为是考不上高中的无奈之举，职校生初入学时往往没有自信，看不到自己的长处和价值。我们调研时，有的孩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当场哭了起来。
我国职业教育真正起步，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以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4年起中职连续扩招，目前处于30年来发展最好的时期。但冷静下来想一想，正如温总理指出的那样，“重视职业教育还是近几年的事”。
《21世纪》：造成职业教育吸引力不高的原因在哪里？
周稽裘：我以前是搞核物理电子学的，曾经听国外同行说，在他们那个著名的实验室，就两个人工资最高，一个是实验室的主任，另一个就是研制实验设备的高级技工。
当前职业教育处于大发展时期，虽投入增加了许多，但投入增长与事业增长不同步，一些地方办学条件更为紧张。即使在发达地区，也存在这类问题。比如一个东部省份，2008年与扩招前的2004年相比，四大生均教育资源（校舍、实训实习设备值、图书、生师比）下降幅度达20—40%。
由于人均公用经费等资源配置标准至今尚未制订，职业教育运行长期“开无轨电车”；有些发达地区参照高中教育来投入，更多的地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普通高中倒挂。这明显不合理，除了知识的学习，职业教育更强调技能的培训，买一台机床要多少钱？开动它的电费又怎么算？我们调研时看到，宁波市规定职业教育的公用经费是普通高中的1.5倍。这是一种进步，但我们更希望国家能够定下一个标准。
职业教育没有吸引力，深层次的原因是总体上制度供应不足，以及体制性利益冲突。这其中包括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也包括全社会有关领域的一系列制度缺失。
首先，学制内的升学制度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当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各自的功能定位之间存在差异，形成衔接方面的体系性障碍，再加上人为的规定性障碍，使中高职学校对口升学比例偏低，中职教育似乎成为“断头教育”，导致不少学生在初中后的分流中不愿“走错门”。
除此而外，人事制度的制约也不可忽视。2004年国家人才工作会议明确，打破人才身份界限的政策意向，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操作性政策至今未出，现行的一些政策规定又打压了职校毕业生的发展空间：比如职校生在报考公务员方面就受到一定的限制。
财政制度也影响到地方政府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职校生流动性大，但相应的合理转移支付制度尚未完善，因此基层财政中出现事权与财权不相平衡，甚至导致乱收费和甩包袱的不正常行政手段。
再者，以财税等优惠政策调动企业参与职教是一种重要的制度策略，但在实践中缺乏配套难以实施，或者调节强度不足，对企业的损耗补偿水平偏低，起不到实际的激励作用。
要解决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问题，关键在于政府的引导，要有方针、有措施、有问责地打出组合拳、重力拳，引导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之路。
创新发展模式
《21世纪》：对职业教育自身而言，通过这次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
周稽裘：职业教育首先要解决事业发展方针的问题。
职业教育的关键和发展的难点在于中等职业教育。有人提出取消中职，只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认为，在中职和普高的数量关系上，要坚持大体相当的原则。
其次，职业教育面临自身发展模式的改革。这个问题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如何培养人？即人才培养方式。其二是谁来办？即办学体制问题。职业教育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这就决定了它培养人的方式应该是工学结合——温总理在大连也曾提到，“做中学”是真正的学。此外我个人认为，“以就业为导向”的内涵需要拓宽，要对职校生进行创业教育，全社会都要支持他们创业。
职业教育由谁来办，涉及到办学的机制和体制问题。要统筹对职业教育的管理，结束“政出多门”的局面，同时发动社会的力量，鼓励民间资本等兴办职业教育。我建议，在集成创新战略的指导下，以大产业链政策、大项目平台促进职业院校与企业相互吸引凝聚，真正创建“工学结合”育人模式和“校企合作”战略同盟的体制机制。
《21世纪》：目前各地出现了很多职业教育集团，搞校企合作，这是不是代表了今后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一种方向？
周稽裘：职业教育集团实质上是资源的一种集约化配置方式，一般由高职牵头、中职为主体，有企业和行业参与的跨地区集合体。除此而外，还有另外两种方式。一是集群式，这有点像工业园区，就是好几所学校聚集在一个区域内，共享、共建、共创、共赢，江苏省的常州高职城就是一个代表。另一种是集合式，我们成立了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集中举办初中后5年制高等职业教育。这所学校本部不直接办学，而是一个职业学校的联合体，整合了江苏境内几十所职业学校的多个专业来培养学生，最后由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统一颁发证书。这是江苏省的创新，在全国率先探索。
不管采用哪种办学模式，关键都是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否则不能体现职业教育的特性，培养目标也难以实现。
（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年卸任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后，周稽裘受聘为教育部国家督学，同时兼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和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2008年8月底，国家启动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工作，周稽裘又作为调研组的专家，加入《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专题。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周稽裘递来他最新写就的文章《我对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他认为，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不光是教育体系内部的事，关键还在于政府的引导，打出政策“组合拳”、“重力拳”。
追寻制度原因
《21世纪》：今年中职计划招生860万，首次超过了普高。为什么还要提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问题？
周稽裘：去中职就读被普遍认为是考不上高中的无奈之举，职校生初入学时往往没有自信，看不到自己的长处和价值。我们调研时，有的孩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当场哭了起来。
我国职业教育真正起步，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以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4年起中职连续扩招，目前处于30年来发展最好的时期。但冷静下来想一想，正如温总理指出的那样，“重视职业教育还是近几年的事”。
《21世纪》：造成职业教育吸引力不高的原因在哪里？
周稽裘：我以前是搞核物理电子学的，曾经听国外同行说，在他们那个著名的实验室，就两个人工资最高，一个是实验室的主任，另一个就是研制实验设备的高级技工。
当前职业教育处于大发展时期，虽投入增加了许多，但投入增长与事业增长不同步，一些地方办学条件更为紧张。即使在发达地区，也存在这类问题。比如一个东部省份，2008年与扩招前的2004年相比，四大生均教育资源（校舍、实训实习设备值、图书、生师比）下降幅度达20—40%。
由于人均公用经费等资源配置标准至今尚未制订，职业教育运行长期“开无轨电车”；有些发达地区参照高中教育来投入，更多的地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普通高中倒挂。这明显不合理，除了知识的学习，职业教育更强调技能的培训，买一台机床要多少钱？开动它的电费又怎么算？我们调研时看到，宁波市规定职业教育的公用经费是普通高中的1.5倍。这是一种进步，但我们更希望国家能够定下一个标准。
职业教育没有吸引力，深层次的原因是总体上制度供应不足，以及体制性利益冲突。这其中包括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也包括全社会有关领域的一系列制度缺失。
首先，学制内的升学制度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当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各自的功能定位之间存在差异，形成衔接方面的体系性障碍，再加上人为的规定性障碍，使中高职学校对口升学比例偏低，中职教育似乎成为“断头教育”，导致不少学生在初中后的分流中不愿“走错门”。
除此而外，人事制度的制约也不可忽视。2004年国家人才工作会议明确，打破人才身份界限的政策意向，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操作性政策至今未出，现行的一些政策规定又打压了职校毕业生的发展空间：比如职校生在报考公务员方面就受到一定的限制。
财政制度也影响到地方政府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职校生流动性大，但相应的合理转移支付制度尚未完善，因此基层财政中出现事权与财权不相平衡，甚至导致乱收费和甩包袱的不正常行政手段。
再者，以财税等优惠政策调动企业参与职教是一种重要的制度策略，但在实践中缺乏配套难以实施，或者调节强度不足，对企业的损耗补偿水平偏低，起不到实际的激励作用。
要解决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问题，关键在于政府的引导，要有方针、有措施、有问责地打出组合拳、重力拳，引导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之路。
创新发展模式
《21世纪》：对职业教育自身而言，通过这次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
周稽裘：职业教育首先要解决事业发展方针的问题。
职业教育的关键和发展的难点在于中等职业教育。有人提出取消中职，只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认为，在中职和普高的数量关系上，要坚持大体相当的原则。
其次，职业教育面临自身发展模式的改革。这个问题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如何培养人？即人才培养方式。其二是谁来办？即办学体制问题。职业教育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这就决定了它培养人的方式应该是工学结合——温总理在大连也曾提到，“做中学”是真正的学。此外我个人认为，“以就业为导向”的内涵需要拓宽，要对职校生进行创业教育，全社会都要支持他们创业。
职业教育由谁来办，涉及到办学的机制和体制问题。要统筹对职业教育的管理，结束“政出多门”的局面，同时发动社会的力量，鼓励民间资本等兴办职业教育。我建议，在集成创新战略的指导下，以大产业链政策、大项目平台促进职业院校与企业相互吸引凝聚，真正创建“工学结合”育人模式和“校企合作”战略同盟的体制机制。
《21世纪》：目前各地出现了很多职业教育集团，搞校企合作，这是不是代表了今后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一种方向？
周稽裘：职业教育集团实质上是资源的一种集约化配置方式，一般由高职牵头、中职为主体，有企业和行业参与的跨地区集合体。除此而外，还有另外两种方式。一是集群式，这有点像工业园区，就是好几所学校聚集在一个区域内，共享、共建、共创、共赢，江苏省的常州高职城就是一个代表。另一种是集合式，我们成立了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集中举办初中后5年制高等职业教育。这所学校本部不直接办学，而是一个职业学校的联合体，整合了江苏境内几十所职业学校的多个专业来培养学生，最后由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统一颁发证书。这是江苏省的创新，在全国率先探索。
不管采用哪种办学模式，关键都是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否则不能体现职业教育的特性，培养目标也难以实现。
（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