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台湾的“乐局”与文庙释奠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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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是崇尚“礼乐”的文化,“礼乐”体现着国家的等级秩序和制度规范。文庙释奠礼乐是封建国家钦颁、用于祭祀孔子的礼乐,又被称作祭孔雅乐。每逢丁祭大典,文庙之内礼行三献,佾舞翩翩,以钟磬为标志器的礼乐乐队金声玉振,生动地诠释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①的文化传统。
  历史上的文庙释奠礼乐,不仅在京城文庙演习,还被逐渐推广至各地,施用于各地文庙的丁祭大典。为保障文庙丁祭典礼场合下礼乐活动的正常进行,部分地方官府着手建立当地的文庙释奠礼乐管理机制,甚至专立“乐局”,并以之作为地方官府一级的礼乐管理机构。
  自清代始,封建国家钦颁的文庙释奠礼乐施行于宝岛台湾的府、县文庙,文庙释奠礼乐的管理机构——“乐局”建置于台湾府管辖的府、县两级多个行政区域。宝岛台湾“乐局”的设立,有利于台岛士人传承封建国家中央朝廷制定的文庙释奠礼乐。
  
  一、宝岛台湾“乐局”的建置
  
  公元1683年,即清康熙二十二年,随着施琅统率的收台大军先下澎湖、后入台湾本岛,郑经集团比照朝鲜,于版图之外另立国家的分裂图谋被完全粉碎,宝岛台湾重回祖国的怀抱。结束两岸分离状态后,清王朝设置台湾府(府治在今台湾省台南市),归隶福建省管辖。
  “康熙二十二年讨平之,改置台湾府,属福建省,领县三。雍正元年,增置彰化县,领县四。光绪十三年,改建行省。”②
  台湾府学文庙最早兴建于郑氏治台期间。清王朝平定台湾后,于康熙二十四年重修台湾府学文庙,后置文庙释奠礼乐乐器。③ 文庙释奠礼乐的制定与颁发皆属国家行为,文庙释奠礼乐本身就是体现国家治权、推行礼乐教化的重要工具。从台湾府县行政主官和学官先后修置文庙释奠礼乐乐器的记载,可见台湾地方官员对台岛遵行国家礼乐规定的重视。
  “……以上诸器并乐器,康熙五十四年巡道陈瑸创置。雍正七年,知府倪象恺修。乾隆六年,巡道刘良璧重修。乾隆十六年,知县鲁鼎梅、府学训导林起述、廪生侯世辉等捐造完备。”④
  文庙释奠礼乐的施行从祭品采买、人员组织到礼、乐的教习,无一不仰仗官方从中支持。为了保证本地文庙丁祭大典的乐舞演、训活动,台湾地方官府着手筹办“乐局”。台岛“乐局”较早见诸文献者是台湾府学乐局。清道光十五年,台湾府学乐局为时任巡台兵备道兼提督学政刘鸿翔“深感礼乐器破损,建筑凋零后所创修。由乐局董事吴尚新与刘衣绍等人增补乐器,并往内地聘请乐师”⑤。光绪十四年,台湾府学乐局改称台南府学乐局。
  “台湾府学教授秩正七品(光绪十四年改为台南府学)。……虽设有乐局(董事轮办祭品,董事概由学官主任),有时教授、训导兼委办海东、崇文监院事务。”⑥
  “乐局”的首要职能是服务于当地文庙丁祭典礼,组织人员、传习钦颁礼乐定制皆为“乐局”分内之责。就“乐局”的支出项目而言,主要有祭品采买,礼器、乐器的购置与修护,执事人员冠服的购置,执事人员消耗的饮食等。就宝岛台湾的“乐局”级别而言,又可细分为府、县两级,其县学“乐局”如彰化县学“乐局”:
  “台岛孤立海外,故府之宫悬,久嗟沦落。同治十年,有彰化学训导刘凤翔等于彰邑修造乐器,遴选佾生,开局教演……”⑦
  又如凤山县学“乐局”:
  “署理凤山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武,为谕知事。案蒙本府宪袁札开:光绪八年二月初一日,蒙臬道宪刘批:本府详覆遵批核议蚝仔藔堰税一款,准予改拨乐局支用缘由,蒙批如详办理……为此行县,立即一体移学知照,毋违。……除移凤山县学查照外,合行谕饬。为此,谕仰该局董即便遵照,实力办理;一面勒石立碑,以垂久远。毋违,特谕。
  光绪八年四月乐局董事生员郑卿云、蓝丰年立。”⑧
  
  二、“乐局”与文庙释奠礼乐在宝岛台湾的传承
  
  有清一代,宝岛台湾采用的文庙释奠礼乐主要有三个版本。即:明洪武年间钦颁天下的大成乐“咸和”系列乐章,清代初期钦颁、在明代“咸和”系列旋律的基础上略加改动的“咸平”系列乐章,以及清乾隆年间钦颁天下的新制“昭平”系列乐章。其中,又以乾隆年间新制“昭平”系列乐章为沿用最久者。台湾的府、县两级“乐局”组织当地文庙释奠礼乐的演训活动,传承国家统一规范的新制“昭平”系列乐章,直至19世纪末期日占台岛之前。
  清光绪十四年,台湾府学乐局改称台南府学乐局。三年后,“工部郎中职员陈鸿锵发起成立‘以成书院’(日治时期称“以成社”),推许南英为社长,赵云石为副社长”⑨。此后,以成书院(以成社)接替了台南府学乐局的原有职能,传承清王朝钦颁的“昭平”系列文庙释奠礼乐。
  如果说在封建国家大一统体制下,台湾“乐局”的建立是地方官府为恪守朝廷定制而采取的行政举措。那么,当国势衰弱、面临外敌入侵之际,保存与传承传统文庙释奠礼乐,实为民族文化自觉的表现。
  甲午战争后,台湾为日寇霸占近半个世纪之久。其间,原清廷钦颁文庙释奠礼乐的传习表演活动仍在台岛进行。例如:日占时期,“以成书院编印《圣庙释典仪节》,收录古乐器图谱及乐谱,使古乐得以流传”⑩。再如:“1907年宜兰春祭特地邀请台南乐局董事蔡国琳担任指导,1922年嘉义并派员向台南见习,1931年台北孔庙新建落成时还特地自彰化聘乐师北上教习”{11}。显而易见,曾经设有地方礼乐管理机构“乐局”的台南、彰化等地对日占时期台岛传统文庙释奠礼乐的保存与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战结束后,台湾重回祖国的怀抱。至20世纪中后期,台湾地方当局首先于台北市文庙丁祭典礼上使用明代钦颁“咸和”系列文庙释奠礼乐,并向台岛各地推行。“而在南台湾的台南孔庙则因有专属的民间乐团‘以成书院’,故音乐及佾舞仍依旧惯承前清之制”{12}。以成书院一以贯之地继承前清钦颁文庙释奠礼乐,原因就在于它是台湾最早的乐局——台湾府学乐局的职能继承者,它传承的恰恰是历史上中央颁降于台湾府学的礼乐规范。由是,造成20世纪中后期以来,宝岛台湾的文庙释奠礼乐出现了“南清北明”之局面。
  以下为清光绪年间,台南文庙乐局刊刻的钦颁文庙释奠礼乐《昭平》系列(节选){13}(见图)。
  历史上演习于坛庙之上的祭祀礼乐,其功能非为娱人,而在于
  祭祀神衹,彰显等级秩序,推动礼乐教化。为实现上述功能,离不开国家制度的规范作用。宝岛台湾远在祖国东南边陲,在通讯手段不发达的年代,其文庙释奠乐章与京城钦颁者保持一致,正是制度规范后的结果,宝岛台湾的“乐局”就是这个制度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之一。自19世纪末以来,清代台湾地方官府设立的“乐局”开始解体,然而,其影响并没有中断。时至当下,每逢秋丁孔子诞辰之日,各地公祭,礼行乐作,两岸炎黄子孙面对同一位文化先贤,文化心理共鸣油然而生。其实,历史上国家制度层面的规范作用何尝不是联系两岸音乐文化的一条重要纽带呢?
  
  ①(宋)郑樵撰.通志卷4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1
  ②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71[M].北京:中华书局,1976:2263
  ③(清)余文仪修,黄佾纂.续修台湾府志卷8[M].光绪十四年刻本
  ④(清)鲁鼎梅修,王必昌纂.重修台湾县志卷7[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据乾隆十七年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 台湾府县志辑》第3册,1999:141
  ⑤⑨参见傅朝卿 廖丽君著.全台首学台南市孔子庙[M].台南:台湾建筑与文化资产出版社,2000:45
  ⑥(清)佚名纂.安平县杂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据1968年《台湾丛书》点校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 台湾府县志辑》第5册, 1999:263页
  ⑦(清)朱景英著.台阳见闻录卷下[M].台北:大通书局,选自(清)唐赞衮著.《海东札记》,《台湾文献史料丛刊 第七辑》,1987:87
  ⑧(清)卢德嘉纂辑.凤山县采访册,壬部[M].台北:大通书局,据光绪二十年版影印,1984:381
  {10}傅朝卿、廖丽君著.全台首学 台南市孔子庙[M].台南:台湾建筑与文化资产出版社,2000:46
  {11}杜美芬.台湾孔子祀典人文暨仪序空间庙学解构后的衍变,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J].第3卷第1期,2006 : 135-161,138
  {12}同上。2006 :141
  {13}本乐谱影印自台南文庙,由吴赣伯先生慷慨提供,在此深表感谢。
  
  张咏春 山东教育学院音乐系教师,博士
  
  (责任编辑 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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