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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基本的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一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主要因素，对所得出的理论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FDI与劳动回报率呈正二次关系，即先减小后增大，从而揭示了2012年FDI负增长的真正原因。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对一国吸收FDI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外商投资和经济增长相辅相成。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劳动回报率 国内生产总值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90年代以来，FDI成为发展中国家外部资本的一大来源。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FDI更是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不断深化，FDI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利用FDI的规模不断扩大，FDI对我国经济的贡献作用日益突出。2000年底，我国累计引进FDI规模3400多亿美元，10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3%，我国成为全球吸引FDI增长率最快国家。截至2011年底，中国FDI流入量124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2269亿美元）。然而，2012年6月至11月，中国FDI持续呈现负增长。11月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为82.9亿美元，同比下降5.4%，降幅较上月0.2%显著扩大，连续第六个月下降，也是过去13个月中第12次下降。2012年1月至11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000.2亿美元，同比下降3.6%。因此，如何吸引FDI到华投资，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对FDI研究的焦点。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于基于其他学者对于FDI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国情，探讨分析导致2012年FDI投资量负增长的因素，并提出可行的吸引FDI的政策建议。同时，本文也将探讨与区位聚集效应不同的数量聚集效应，并尝试测定数量聚集系数，完善已有的关于FDI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基于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及FDI聚集效应的性质，深入探讨了影响一国FDI的主要因素。分析研究主要基于世界主要的2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1995—2010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统计年鉴》、美国劳工部、日本厚生劳务省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所作的相关调查统计。
二、文献综述
关于对一国FDI投资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早在20世纪初，学者Webb（1909）就认为，企业为了最小化生产成本，将会选择费用最低的区域进行生产投资。限于时代环境，他并未细化生产成本与费用的具体内容。Caves（1971）认为交易成本的高低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不确定性分析，他认为外国投资者相对本国企业而言，在本国的投资环境中处于一种“外来身份”的劣势，这些劣势体现在原材料购买、辨认当地市场潜力、熟练劳动力来源等许多不确定的方面。同时，外国投资者也有着较高的信息成本。因此外国投资者趋向于在已经吸引较多FDI的区域进行投资。同样，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水平型”FDI（Horizontal FDI），Markusen（1984）也认为跨国公司进行国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降低交易成本争夺更大市场份额。Dunning（1980）提出的折中范式提供了一个所有权、位置和内在化优势理论框架来分析跨国公司为何和在哪里进行国外投资。这些投资可以是：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寻求，或者战略资产寻求。他认为区位优势取决于要素投入和市场的地理位置状况、各国的生产要素成本、运输成本、基础设施等，继而实证研究调查了位置优势的基础变量，发现市场规模、市场增长、贸易壁垒、工资、生产、运输和其他成本、政治稳定和政府的贸易和税收法规等因素影响FDI位置的决定（Dunning，1993）。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一些其他因素也受到了关注，比如GNP、工资（D Sethi，SE Guis-inger，SE Phelan和DM Berg，2003）等经典解释变量，以及政治经济稳定性（In-vestment Management和Research，1996）等一些新解释变量。Bruce A.Blonigen从国际贸易和局部均衡的角度看待FDI的决定因子。他提供了另一种汇率水平影响FDI的研究方式，得出短期利率的波动能够促进FDI，并用美国的数据进行了验证。他指出通过征收关税，更高的贸易保护使公司更有可能用FDI代替出口来减少贸易生产成本。
国内学者对影响流入FDI的因素研究较多的有聚集效应以及区位因素分析。但是国内的研究方法，大多局限于简单的模型回归和聚集效应的介绍以及分类。Kevin Honglin ZHANG（1999）认为亚洲资金比欧美资金更看重我国的工资成本，而欧美资金更看重我国广阔的市场，并对我国GDP的增长率反应更敏感。Leonard K.Cheng和Yum K.Kwan（1999）认为FDI具有很强的聚集效应，巨大的市场、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特区政策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工资高低的影响则不显著。孙俊（2002）在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中，考虑了优惠政策、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对FDI的影响，发现上述各因素对各地區吸引FDI有正向影响。吴丰（2003）研究了FDI的聚集效应与我国吸引外资的新趋势，从结构化的聚集效应分析框架，着重讨论了聚集效应与FDI的关系。许罗丹、谭卫红（2004）的研究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我国的经济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市场容量对我国吸引FDI影响显著，特别是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我国工资水平影响并不显著。另一方面，代谦、别朝霞（2006）提出，发达国家FDI产业的选择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越强，发达国家则倾向于将更多更先进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何兴强、王利霞（2008）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30个省市区的1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发现某地区周边地区FDI的增量可以增加该地区FDI的流入量。 4 GLS（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回归。
由于我们选取的数据中国情差异较为明显，残差项的异方差性较大，所以我们采取GLS回归对模型进行修正。
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除了人均GDP外，其他解释变量的显著程度均有所提高，各国家变量之间的异方差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弱。因此GLS回归模型相对具有更好的解释效果。同时我们也确定了用人均GDP反映市场容量的不合理性。
5 考虑FDI的滞后效应以及时间趋势。
考虑到国外投资者在进行投资选择时在一定程度上会考虑到该国上一年度各影响因素的情况，我们尝试将FDI延后一期进行回归，以此来探讨FDI的滞后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大小与显著程度相较之前的回归模型差距不大，因此，滞后效应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对各解释变量的影响并不明显。
在此基础上，增加解释变量时间t，以防止时间趋势所带来的虚假回归。可以看出，加入变量t后，原解释变量更加显著。
所以我们最终将后期研究的回归模型定为
五、结论
基于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在其他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FDI与劳动回报率成正二次关系，即先减小后增大，2012年FDI的负增长正是由此导致。我们还发现，GDP的水平对一国吸收FDI的贡献最大。FDI还与基础设施水平、市场回报率、对外开放程度成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改善吸引外资投资的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1]代谦、别朝霞：《FDI、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2006（4）。
[2]何兴强、王利霞：《中国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载《经济研究》，2008（11）。
[3]程惠芳、岑丽君：《FDI、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研究》，载《经济研究》，2010（9）。
[4]贺灿飞、魏后凯：《信息成本、集聚经济与中国外商投资区位》，载《中国工业经济》，2001（9）。
[5]李善同、冯杰：《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载《铁路运输与经济》，2002（10）。
[6]孙俊：《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载《经济学》（季刊），2002（1）。
[7]王洛林：《中國外商投资报告——外商投资的行业分布》，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8]魏后凯：《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决定》，载《中国工业经济》，2000（1）。
[9]魏后凯、贺灿飞、王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载《经济研究》，2001（2）。
[10]魏尚进：《不透明性的经济成本：外国投资损失以及额外经营成本》，载《经济学（季刊）》，2001（10）。
[11]许罗丹、谭卫红：《外商直接投资聚集效应在我国的实证分析》，载《管理世界》，2003（7）。
[12]王剑：《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基于空间计量学的实证研究》，载《经济科学》，2004（5）。
[13]苏芳、胡日东：《中国FDI区域分布决定因素的动态演变与地理溢出程度——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载《经济地理》，2008（1）。
[14]范承泽、胡一帆、郑红亮：《FDI对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载《经济研究》，2008（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劳动回报率 国内生产总值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90年代以来，FDI成为发展中国家外部资本的一大来源。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FDI更是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不断深化，FDI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利用FDI的规模不断扩大，FDI对我国经济的贡献作用日益突出。2000年底，我国累计引进FDI规模3400多亿美元，10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3%，我国成为全球吸引FDI增长率最快国家。截至2011年底，中国FDI流入量124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2269亿美元）。然而，2012年6月至11月，中国FDI持续呈现负增长。11月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为82.9亿美元，同比下降5.4%，降幅较上月0.2%显著扩大，连续第六个月下降，也是过去13个月中第12次下降。2012年1月至11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000.2亿美元，同比下降3.6%。因此，如何吸引FDI到华投资，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对FDI研究的焦点。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于基于其他学者对于FDI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国情，探讨分析导致2012年FDI投资量负增长的因素，并提出可行的吸引FDI的政策建议。同时，本文也将探讨与区位聚集效应不同的数量聚集效应，并尝试测定数量聚集系数，完善已有的关于FDI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基于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及FDI聚集效应的性质，深入探讨了影响一国FDI的主要因素。分析研究主要基于世界主要的2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1995—2010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统计年鉴》、美国劳工部、日本厚生劳务省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所作的相关调查统计。
二、文献综述
关于对一国FDI投资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早在20世纪初，学者Webb（1909）就认为，企业为了最小化生产成本，将会选择费用最低的区域进行生产投资。限于时代环境，他并未细化生产成本与费用的具体内容。Caves（1971）认为交易成本的高低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不确定性分析，他认为外国投资者相对本国企业而言，在本国的投资环境中处于一种“外来身份”的劣势，这些劣势体现在原材料购买、辨认当地市场潜力、熟练劳动力来源等许多不确定的方面。同时，外国投资者也有着较高的信息成本。因此外国投资者趋向于在已经吸引较多FDI的区域进行投资。同样，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水平型”FDI（Horizontal FDI），Markusen（1984）也认为跨国公司进行国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降低交易成本争夺更大市场份额。Dunning（1980）提出的折中范式提供了一个所有权、位置和内在化优势理论框架来分析跨国公司为何和在哪里进行国外投资。这些投资可以是：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寻求，或者战略资产寻求。他认为区位优势取决于要素投入和市场的地理位置状况、各国的生产要素成本、运输成本、基础设施等，继而实证研究调查了位置优势的基础变量，发现市场规模、市场增长、贸易壁垒、工资、生产、运输和其他成本、政治稳定和政府的贸易和税收法规等因素影响FDI位置的决定（Dunning，1993）。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一些其他因素也受到了关注，比如GNP、工资（D Sethi，SE Guis-inger，SE Phelan和DM Berg，2003）等经典解释变量，以及政治经济稳定性（In-vestment Management和Research，1996）等一些新解释变量。Bruce A.Blonigen从国际贸易和局部均衡的角度看待FDI的决定因子。他提供了另一种汇率水平影响FDI的研究方式，得出短期利率的波动能够促进FDI，并用美国的数据进行了验证。他指出通过征收关税，更高的贸易保护使公司更有可能用FDI代替出口来减少贸易生产成本。
国内学者对影响流入FDI的因素研究较多的有聚集效应以及区位因素分析。但是国内的研究方法，大多局限于简单的模型回归和聚集效应的介绍以及分类。Kevin Honglin ZHANG（1999）认为亚洲资金比欧美资金更看重我国的工资成本，而欧美资金更看重我国广阔的市场，并对我国GDP的增长率反应更敏感。Leonard K.Cheng和Yum K.Kwan（1999）认为FDI具有很强的聚集效应，巨大的市场、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特区政策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工资高低的影响则不显著。孙俊（2002）在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中，考虑了优惠政策、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对FDI的影响，发现上述各因素对各地區吸引FDI有正向影响。吴丰（2003）研究了FDI的聚集效应与我国吸引外资的新趋势，从结构化的聚集效应分析框架，着重讨论了聚集效应与FDI的关系。许罗丹、谭卫红（2004）的研究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我国的经济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市场容量对我国吸引FDI影响显著，特别是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我国工资水平影响并不显著。另一方面，代谦、别朝霞（2006）提出，发达国家FDI产业的选择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越强，发达国家则倾向于将更多更先进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何兴强、王利霞（2008）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30个省市区的1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发现某地区周边地区FDI的增量可以增加该地区FDI的流入量。 4 GLS（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回归。
由于我们选取的数据中国情差异较为明显，残差项的异方差性较大，所以我们采取GLS回归对模型进行修正。
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除了人均GDP外，其他解释变量的显著程度均有所提高，各国家变量之间的异方差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弱。因此GLS回归模型相对具有更好的解释效果。同时我们也确定了用人均GDP反映市场容量的不合理性。
5 考虑FDI的滞后效应以及时间趋势。
考虑到国外投资者在进行投资选择时在一定程度上会考虑到该国上一年度各影响因素的情况，我们尝试将FDI延后一期进行回归，以此来探讨FDI的滞后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大小与显著程度相较之前的回归模型差距不大，因此，滞后效应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对各解释变量的影响并不明显。
在此基础上，增加解释变量时间t，以防止时间趋势所带来的虚假回归。可以看出，加入变量t后，原解释变量更加显著。
所以我们最终将后期研究的回归模型定为
五、结论
基于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在其他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FDI与劳动回报率成正二次关系，即先减小后增大，2012年FDI的负增长正是由此导致。我们还发现，GDP的水平对一国吸收FDI的贡献最大。FDI还与基础设施水平、市场回报率、对外开放程度成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改善吸引外资投资的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1]代谦、别朝霞：《FDI、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2006（4）。
[2]何兴强、王利霞：《中国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载《经济研究》，2008（11）。
[3]程惠芳、岑丽君：《FDI、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研究》，载《经济研究》，2010（9）。
[4]贺灿飞、魏后凯：《信息成本、集聚经济与中国外商投资区位》，载《中国工业经济》，2001（9）。
[5]李善同、冯杰：《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载《铁路运输与经济》，2002（10）。
[6]孙俊：《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载《经济学》（季刊），2002（1）。
[7]王洛林：《中國外商投资报告——外商投资的行业分布》，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8]魏后凯：《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决定》，载《中国工业经济》，2000（1）。
[9]魏后凯、贺灿飞、王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载《经济研究》，2001（2）。
[10]魏尚进：《不透明性的经济成本：外国投资损失以及额外经营成本》，载《经济学（季刊）》，2001（10）。
[11]许罗丹、谭卫红：《外商直接投资聚集效应在我国的实证分析》，载《管理世界》，2003（7）。
[12]王剑：《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基于空间计量学的实证研究》，载《经济科学》，2004（5）。
[13]苏芳、胡日东：《中国FDI区域分布决定因素的动态演变与地理溢出程度——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载《经济地理》，2008（1）。
[14]范承泽、胡一帆、郑红亮：《FDI对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载《经济研究》，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