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中上游的重庆市涪陵区，有一座古老而神秘的水文遗址，已在滔滔江水中沉浮、隐现了数千年。它就是白鹤梁。
　　白鹤梁古称“巴子梁”，是一道长约1600米、平均宽15米的天然石梁，因长江水的冲刷分割，被分为了上、中、下三段。在白鹤梁上，记载了从唐朝广德元年（763年）以来，后世历代题刻的诗文和各种图形石雕，具有极其重要的水文科学、文化和艺术价值。
　　据确切考证，白鹤梁上现存的题刻共有170余则，包括12000余字、18尾石鱼、2尊观音、1只白鹤，其中涉及枯水水文价值的题刻有85则，是全世界唯一一处以石鱼为“水标”，并进行观测记录的古代水文站。相比我国在长江上设立的第一根水尺——武汉江汉关水文站的水位观测记录，早了1100多年。
　　千余年来，白鹤梁历经长江水冲刷，涨水隐没、枯水显露，是重庆涪陵名传天下的奇景，直到1994年现代水利工程——三峡大坝启动施建，长江水位随之上涨后，白鹤梁才隐入近40米深的水下。2001年，为了保护白鹤梁这一古老的长江水文遗址，国家组织两院院士、专家及众多学者展开研究，最终从多种思路中选择了原址保护的方案。2003年，保护工程正式启动，经过近7年的施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终于诞生。自此，这一沉淀、融合了中国古人智慧和现代科技的千年水文奇迹，继续闪耀着它的光辉。

“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的水文科学价值

　　水，是地球的生命之源，孕育了灿烂的人类文明。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文明，都出现在大江大河的流域范围内，如非洲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中國的黄河、长江流域……
　　长期以来，古人依傍江河而生，视河流为母亲，而他们的命运也与河水的枯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河流水枯见浅，轻则用水艰难、作物欠收，重则旱荒灾年、沃野皲裂；若河流水涨泛滥，轻则冲田毁屋、人畜受损，重则席卷大地、千里泽国。
　　因此，想要摸清“母亲”的脾气，水位观测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据考察，人类的水文观测史相当悠久，放眼世界，古埃及、古巴比伦以及古代中国，都曾有原始的水文观测记录。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记录河水涨枯的季节以及大概时间、涨枯水位等，希望以此来判断河水的枯涨规律，从而为开展耕作、生产、狩猎等活动提供具体的参考。例如中国，古人以石刻的形式记录观测水位，并将这一形式以及具体的方法规律化、固定化，传之于后世，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水文观测历史。其中，以重庆涪陵白鹤梁题刻为代表的中国长江三峡地区水文石刻群，尤为璀璨夺目。
　　那么，白鹤梁究竟特殊在哪里？何以能成为长江乃至中国古代水文石刻的代表？或许可以通过一次具体的对比，来得到答案。

　　先将目光放到世界上，前往3000多年前的北非地区，古老的尼罗河岸边。在这里，古埃及人通过多年的摸索，掌握了尼罗河一定的涨枯规律。在尼罗河沿岸，古埃及人建立了雄伟的神庙，即使是在河流汛期时，也能保证神庙不会受到洪水侵袭；而当大潮退去后，遗留下来广袤而柔软的肥沃河床，就是他们耕作、生产的最佳土壤。
　　如今，前往埃及的菲莱、艾德夫、艾斯纳、库姆翁布、丹德拉等地，就能发现在当地的神庙附近，还完好地遗留着古埃及人测量水位的标尺——它们被称为“尼罗河水尺”。尼罗河水尺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很好理解，即把水位标刻在河流的岸壁上；第二种，是利用伸入河中的阶梯作为记录水位的标记，例如在卡纳克神庙与卢克索神庙之间的斯芬克斯大道上，考古队就发掘了一座螺旋阶梯，伸入水中的梯步可以直观反映水位的升降变化；第三种，是通过导管把尼罗河水引入竖井或水槽中，水位标记则刻画在井壁或水槽中央的立柱上，如劳代岛现存有一座立于8世纪初的水位柱，柱身上有18个刻度，当水位高度在第16格时，预示来年将是丰年。 　　视线回到中国。几乎是在同一个时代，中国商代也在龟甲卜辞上留下了占卜水灾的记录，而战国时李冰设于都江堰的“石人”、隋代的石刻水则、宋代的水则碑等，都展示着我国古代水位观测的发展与进步。其中李冰于2000多年前在都江堰立下的石人，应为我国最早的水尺；福建安溪有一处水文石刻，石面文字“砥柱即满”为宋代文豪朱熹所书，盛传当河水来到“砥”字时，便会下大雨。
　　至于长江三峡地区，水文石刻更是极为丰富，目前留存近两百余处，此数量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洪水题刻多达174处，但枯水石刻却相对稀少，只有包括涪陵白鹤梁在内的8处：拥有800年历史的江津莲花石，共38段题刻；长江石刻群中已知年限最早的朝天门灵石，仅15段题刻；有宋、明、清三朝记录的巴南迎春石，仅10余段题刻；有宋、元、明、清四朝记录的丰都龙床石，共72段题刻；记录了北宋元祐三年（1089年）之后53个年份的云阳龙脊石；记录了3个年代的奉节夔沱滟预堆；刻于后蜀明德三年（936年）的江北耗儿石……
　　经过比较，白鹤梁的独特和珍贵便显而易见了。首先，古埃及等世界范围内的古国，虽然水文观测的历史悠久，但大多跟随着文明的脚步，消失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尘埃中，没能形成良好的连续性；其次，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水文石刻要么历史短暂，要么规模较小，水文和历史价值都较为有限。

　　而反观白鹤梁，它从唐代开始，连续记载了1200多年间的枯水情况，它的水文记录，真实而系统地反映了长江流域枯水年份的水位变化规律，为长江航运以及水利工程的兴建等提供了科学依据，其“水文题刻”也为研究长江水文规律、历史文化变迁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外，白鹤梁的“石鱼水标”也是独一无二的。纵观石梁上的18尾石鱼，其中有2尾是最主要的水位参考，每当江水枯落、石鱼出水，人们通过观察鱼眼与枯水面之间的距离来判断江水枯落，这和现代水文站所使用的“水尺零点”原理相同。而白鹤梁上众多题记中，提到的“水去鱼下数尺”，也是基于此理。1963年，专家来到白鹤梁进行考察，对“双鱼”进行了精确的施测，惊奇地发现，石鱼眼睛的高度竟与航运部门标定的涪陵地区水位零点在同一水平线上！再经过进一步测量，又发现唐代所刻石鱼的腹部高度，基本等同于历年最低水位的平均值。
　　白鹤梁的科学性还不止于此。据北宋时期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记载：“开宝四年，黔南上言，江心有石鱼见，上有古记云：广德元年二月，大江水退，石鱼见，部民相传丰稔之兆”。
　　根据有关部门对近百年来长江水文记录的分析，长江枯水约十年为一个周期，而石鱼作为最低水位标志，其完全出水的年份，实际上就是枯水周期的终端年，意味着来年很有可能降雨充沛、农业丰收。因此，古代的涪陵人以石鱼为水标，石鱼出水则意味着一个枯水周期的过去，丰收年景将至，当地也有了“石鱼出水兆丰年”这一千古佳话。
　　在现代的川江航运、长江水利资源利用、国家工程建设等方面，白鹤梁同样能发挥其在水文科学方面的关键价值。特别是葛洲坝水电站和三峡水电站的兴建，也参考了白鹤梁所提供的科学依据，这对于历史水文遗址的保护和研究而言，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所以，白鹤梁堪称“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

诗文歌赋筑成的水下碑林不朽的文学与艺术价值

　　作为一座古老的水文观测遗址，不可避免地，白鹤梁的作用或许已经被更准确和便捷的现代科技所代替；但其上的170余段题刻：12000余字、18尾石鱼、2尊观音、1只白鹤……必将隽永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因为它们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与风流，注定会被后世流传歌颂。
　　白鹤梁的题刻以诗文居多，内容或为华美的记事抒情，或为豪迈的吊古怀旧，这些诗文也是古人民俗文化的重要印证。古人向来有“冬春修禊”“游春迎新”的习俗，在被誉为“天下第一书帖”的《兰亭序》中，书圣王羲之开篇即言“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唐代大诗人杜甫也在《丽人行》中写“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描述人们在春季来到河边沐浴浣衣，洗尽旧年的污浊，迎接新的一年。由此可以想象，在古时的涪陵，每年的冬春枯水之际，长江水面下降回退，江畔的人们遥遥望去，只见浪涛滚滚的江心突兀出現三段黝黑细长的石梁，如同一条黑色巨龙，在水中若隐若现。于是，人们纷纷呼朋唤友、泛舟而往，顷刻间，数舟靠石、众人上梁，惊得石梁上歇息的白鹤高飞而鸣，江面一时热闹非凡。
　　从此，在白鹤梁上游春修禊，成为涪陵流传千年的民间风俗。但逢水枯石出，无论是居于涪陵的百姓，抑或恰好路过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甚至还有特意不远千里从外地赶来的游客，都要来此梁上观景揽胜、吟诗作赋，再请得石匠题刻于梁上。例如，在北宋端拱元年（988年），峡路转运使朱昂前往属地涪州观石鱼后题下：“欲识丰年兆，扬鬐势渐浮。只应同在藻，无复畏吞钩。去水非居辙，为祥胜跃舟。须知明圣代，涵泳杳难俦。”明正德五年（1510年），涪陵太守黄寿观石鱼题五言律诗：“时乎鸾凤见，石没亦是丰。时乎鸱鸮见，石出亦是凶。丰凶良有自，奚关水石踪。节用爱人心，胡为有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题刻大多面朝于北，这是因为石梁的南面（即涪陵主城区方向）要么为错落嶙峋的乱石凸起，要么为参差不齐的断面，难有下刻之处。相比之下，石梁北面则大多为光滑平整的缓斜坡，当水线较低时，便会露出大面积的石壁，无论是刻字、刻画、雕刻形状，都极适合。而在三段石梁中，居中的一段最长、面积最为宽阔，所以此处的题刻也最多。
　　千余年间，这些精彩的题刻与白鹤梁一起，涨水沉没、枯水显露，从而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异彩纷呈的水下石刻艺术群。而随着三峡大坝、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建成，它们永远地停留在水下世界，化身为真正的“水下碑林”。

世界首座水下题刻博物馆宏伟精妙的建筑奇迹

　　1992年，举世瞩目的《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议》正式通过，这意味着整条长江，尤其是长江中上游的水文环境，将被永远改变，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水位的猛烈上涨。
　　随之而来的，是对三峡文物的保护考虑。长江的流域范围十分广阔，达180万平方公里，孕育了无比灿烂的文明，也留下了数不胜数的重要文物，如何保护这些文物，成为困扰人们的一大难题，而其中，关于白鹤梁题刻的保护工程，更是被列为重中之重。 　　作为当年三峡文物景观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与合理的技术方法，对白鹤梁题刻本体和题刻环境进行保护，是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国家特意组织了一支科研队伍，其中包括多位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以及多名科学家、各个领域的学者，经过多次商讨、研究，专家们创造性地提出了七大方案，分别是：以建立水下双层保护壳为核心的“双层壳式”方案；将深埋、浅脉结合，建立隐蔽式交通双塔，以及水上、水下展厅的“蜂巢拱顶壳”方案；防止泥沙、石块摩擦最有效的“高围堰”方案；在江面建立围墙，从而将白鹤梁与江水隔绝的“隔流隧道”方案；水下保护题刻、陆地上建立仿造品的“就地保存，异地陈展”方案；借鉴埃及太阳神庙搬迁、复建，并建立三个人文景观的“白鹤梁题刻‘石鱼出水’”方案；以及“无压覆室”方案。
　　在进行方案讨论时，专家们排除了将白鹤梁完整切割、转移的思路，以及对原址不做保护、重新仿造的思路，选择了“原址保护”的思路——既不切割，也不仿造，而是在白鹤梁的原址上进行保护，使其不脱离赖以生存的水环境。并且，结合游客参展、造价费用、施工难度等多项指标，最终确立了“无压覆室”方案。
　　“无压覆室”方案，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葛修润教授提出，该方案的原理，是在白鹤梁上修建一座巨大的无压容器，并在容器内注满过滤后的长江水，使保护体内部的水压与外部长江水压达到相对平衡。在容器内部，还采用先进的设备及技术对长江水进行沉淀、消毒、活性炭去淤等，以减少对题刻文字的侵蚀，使得白鹤梁题刻安然地保存在水中。

　　透过窗户和荧屏，只見古老的白鹤梁静静地停留在水中，在灯光的映照下，犹如一个神秘璀璨的水晶宫。在石梁上，诗词、石鱼、观音、白鹤……它们鳞次栉比地出现在眼前，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历史，回到一个又一个时代，或与古人一起泛舟登梁，踏春赏景、欢声笑语；或与古人一起观鱼测水，期盼来年；或与古人一起饮酒赋诗、谈古论今。而那滔滔轰鸣的江水拍岸声，那此起彼伏的铁凿刻石声，更是在耳畔经久萦绕、连绵不息。
　　千年岁月或许转瞬即逝，但先辈们的哲思与智慧，依旧是现代社会亟需保存的珍贵遗产。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这座独一无二的水下题刻博物馆，它的建成，堪称工程领域与文物保护相结合的一次创举，既维护了遗产与自然环境的依赖关系，又遵循了“不改变原状的原则”，为人类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开先河。而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保护题刻的物质形态，更是旨在通过这种方式，去解读其承载的历史变迁，延续其生命历程，同时也体现了我们这代人对祖先遗赠的尊重。
　　（作者系中华水文化专家，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