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锦衣卫.铜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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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没有了法律制约的社会很容易出现不稳定,要是再失去一个支撑精神世界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忠义,那么,也必定会冒出许多闻所未闻的怪异奇事
  
  关公
  最近,闲暇之余通过网络看了一些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新三国演义》。不禁感叹导演高希希真人才也。戏说,神侃加史志,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可谓新时代新构思,非常反叛!姑且不谈历史真实性,高导演绎的手法洗练,少了老版的拖泥带水。一些情节有很强的戏剧张力,没了老版的冷场和断续。人物也更朴实了许多,关老爷就是其中之一。
  我常想,反复重拍的三国到底“演”的是哪出戏?其实《三国演义》的书名已经明确宣告世人,“演义”者,演“义”也。今人理解“演义”是一种小说体裁,但它真实的本义,就是在书中利用各种人物的互动,把“义”的内涵丰满起来。并通过精彩的故事表达了“义”的内涵,同时展现了政治、军事上的谋略等。人物的喜怒哀乐、忠孝悖逆都围绕着“义”而徐徐进行,真可谓:三国“是非成败转头空”,让后人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千古不曾泯灭的是“遥看三国事,满盘皆忠义”。
  然而,众多“义”士中,正是义薄云天的关羽将“义”演绎到了极限。关老爷就仗着实诚、死心眼,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对于他的死因,有人认为是被孔明或者刘备故意置于死地的。这种阴谋论很有市场。我想这是典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评判法则的“古为今用”。因为现在有许多人饱受坑蒙拐骗、虚情假意的祸害,已经到了很难相信别人言行,草木皆兵的地步。有人戏谑:“万事都有假,除了自己的亲娘。”这样的“受害者”的纠结心态势必影响到对事物的判断和价值取向。
  关公悲情般地逝后,声名在民间渐隆,甚至还成了国人心中偶像级的神。黑道,白道,无间道,没一个不尊奉他的,以至于在餐厅要与他迎面打招呼。为什么历代以来,关君侯越来越被青睐,被分配管理的人间俗事也越来越多呢?我想,尊他者,因为他的忠义,而且是纯净无杂质的忠义。例如,曹操赠赤兔、封亭侯没动他寻兄之意;面对曹操之隆恩,不报恩不离开方显义士本色;后为寻兄“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其后,“华容道”义释曹操,更成全和丰满了关羽的“义”……此等忠肝义胆,患难相随不分开,演绎了一曲雄浑的悲壮之歌。迄今,许多国人都对关公“义”的传说记忆犹新,口碑相传。常使凡夫俗子们热泪盈眶,唏嘘不已!
  自关公以降,还真难觅似他一般纯洁的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后来仿效者又何止千千万,但正如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所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所以,后来者之所以尊崇关羽,因为这世道夹杂了太多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以至于缺乏真正的忠义,但也因此太少人有维护忠义的气度和胆量。
  吾等本来就是世间凡人,追逐世俗名利本没错,平平凡凡过日子也是自然本分。但还是唯愿在心灵深处,能为关羽的忠义精神留点立锥之地。对于一个缺乏精神寄托,有信仰迷失之虞的民族,窃以为国人仍尊奉关二爷,是中华传统文化在道德现实层面缺失的一种心理补偿使然吧。
  
  锦衣卫
  既然社会主流少了主持正义的忠义精神,那么阴暗猥琐的小人之心就必然应运而生了。此消彼长,合乎阴阳之道或辩证之理。
  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特务机关系统就是这种卑鄙、无耻、无法的阴暗心态的淋漓尽致的发挥,也是一种堂而皇之、大行其道的国家恐怖。欺上压下,视臣子百姓如“屁民”,防臣子草民如寇仇,人的生杀予夺只在少数人的转念之间。这样畸形的社会的产生,需要具备如下关键的要素:卑顺的奴才意识;权力高度集中,不容他人挈肘(正因为过度集中才会引起反复折腾的朝代更迭);只有王法,没有国法。
  白驹过隙,岁月荏苒。那些武功奇强、杀人如麻的锦衣卫们浮云一般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但是,他们的故事版本还在这块大地上继续神奇地演绎着。衣服换了,效忠的对象换了,拘人的方式换了,奴才意识的培养和传播变得更具隐蔽性了。不过,还有一样没变换:人与人之间仍然匮乏基本的诚信和互信。
  其实,美国的FBI也很有锦衣卫遗留的神韵。幸运的是,他们不敢过于嚣张,因为西方的古代先贤思想的指引,稳定的契约精神寄托,明确的天赋人权的立国理念等,都赋予了法律的至高性和强大的分权与制衡,“官府”们还是有所忌惮。再画蛇添足一句,即使有这样的法治系统,却也不能完全阻止冤假错案的时有发生。可见古今中外的人性缺陷和痼疾有多么不可思议的顽固啊!
  
  铜匦
  “匦”(音“gui”)究竟是什么东东呢?其乃武则天当皇帝时出现过的发明专利,其实就是后来历朝历代都要使用的检举箱。
  武则天对这个小箱子颇感兴趣。这并不奇怪,她凭着欺骗和心机得到了天下。权力的不正当性使她盗汗心虚,自然就要防着别人“以其之道还治其身”。所以在镇压异己时,需要有人检举,有人揭发。尤其在扩大打击面时,更需要有人诬告,有人陷害,将不忠义的邪恶人性最大可能激发出来,这个小小的铜匦就成为武则天屡试不爽的专政利器了。
  唐代的铜匦,构造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可谓巧夺天工。据《资治通鉴》:“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一匦四口,“其东曰‘延恩’,献赋颁、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这种类似于现代邮局的信筒,还分本市、外埠两口投信,以利分拣的办法,能够较快地区分效忠信和举报信,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叹服的创造。对那些一心奸佞诬陷、阿谀奉承之人,等于现代的特快专递一样,简直太便利了。
  当时还特别规定:“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这可是十分优厚的待遇了。为了提倡告密,武则天不惜血本,气派不凡。“五品食”的标准如何呢?据《唐·六典》:“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盐、豉、葱、姜、葵、韭之属各有差”,此时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糟糕,“是岁,天下大饥,山东、关内尤甚。”所以,“ 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因为“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其结果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说错了,也不予追究,胡说八道,还管饭,告密者还顾忌什么呢?即使造谣诬陷,残害无辜,照样衣食无忧,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
  于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黃铜箱子,搁在武则天的办公大厅里,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流言蜚语,密报检举信。你若憎恨某人,想给他/她一点颜色看看,那太好办了,写个匿名折子投进铜匦,一盆脏水就泼出去了,某人是福是祸,就只有上苍才知道了。人性的邪恶一旦释放出“潘多拉盒子”,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到了后期,人人自危的告密运动搞不下去了,武则天于是就提溜出一个倒霉的酷吏来以平天怒人怨。公元697年(神功元年),“制狱稍衰”,来俊臣等酷吏被杀,借其人头一用,“请君入瓮”,铜匦才勉强终于告一段落。
  一个没有了法律制约的社会很容易出现不稳定,要是再失去一个支撑精神世界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忠义,这里指的是对正义的忠义。那么,也必定会冒出许多闻所未闻的怪异奇事。一些原本应大力提倡的真善美的东西也会被视为迂腐、不合时宜……被人抛在了脑后。人有病,天知否?而历史的结果表明,一旦出现这样混沌的社会状况,一般正孕育着社会信仰与分裂的潜在危机。读史鉴今是沉重的,因为,历史有时真的会惊人重演!
  责任编辑:刘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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