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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怎么写”和“写什么”一直是文学教学也是外国文学教学争议不断的焦点问题，本文旨在从“文学性”角度探讨外国文学教学中文学性的缺失导致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教学中突显文学性的问题，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借鉴。
【关键词】外国文学 文本细读 叙事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026-02
“文学性”（Literariness）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范畴，最早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20世纪初《最新俄诗》提出的，他在论及文学科学的对象时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是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比较所具有的差异性，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种东西。 胡涛在其博士论文《“文学性”研究》中对其多义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也指出上述解读的片面性和不合适的地方，本文旨在就外国文学教学中出现的“文学性”缺失导致的问题进行论述，不做词源学讨论，故仍沿用上述解释。
一、外国文学教学中“文学性”缺失导致的问题
穷究思想深度，缺少艺术性鉴赏能力在本科阶段的教学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造成中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文学讲授中文学性的缺失。由此导致的学生从艺术角度解读作品能力的下降，写作能力的荒疏，不得不说是当下外国文学教学乃至文学教学的遗憾。
首先，在当今“理论爆炸”的时代，盲目引用各种新奇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西方文学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纷纷发出自己的声音，由此生成各种具有创建性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精神分析学、人类文化学、生态学等陆续为我国文学研究界介绍到我国并在文学研究和文学讲授中得以运用，在此基础上，学生开始大量的了解和吸收文学批评新方法，在文学研究之初不加甄别的将之运用于作品的分析，导致文学作品与批评方法形似而神非。
其次，外国文学由于作品繁多、人物浩繁导致的教学时长安排的困难，学生对于西方文学话语方式上的障碍。课时不足是大多数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教师的共识，由于学生接触外国文学的机会较少，对这部分内容生疏，教师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耗费在作家背景、创作生涯的介绍方面，对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的时间被压缩，而缺少对文本的细读的同时也就是在放弃文学性的探究，学生缺少对异质文学的不同话语形式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解读能力，进而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错误解读。
最后，外国文学教学中文学性的缺失导致学生缺少从文学学科视角看待文学作品和文学素材的能力。汉语言文学专业外国文学课程的传统文学教学模式更多关注文学作品“写什么”而不关注“怎么写”，而文学作品是作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文学的视角，立足“怎么写”的解读，是用“关注写作”的角度来统摄和观照文本，关注言语形式，关注作者在写作流程中的个性与意图。以文学独有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引起读者的喜爱与认同，这有别于历史、哲学、社会学的表现形式也是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人文学科之处。放弃文学技巧的研究，而一味执着于思想深度和内容的新奇的挖掘导致文学根本的丧失。与此同时，在文学创作中只是简单地罗列一些问题、现象，表达空疏的道德义愤却缺乏文学的感染力。
上述种种正是因为缺少对文学性的重视，缺乏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所造成的弊端，而外国文学的文学性突显是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
二、教学中如何突显“文学性”
文学性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本，那么如何突出外国文学教学中对文学性的重视与理解，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首先，外国文学课堂教学中突出文本细读。近些年来，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实践中长时期存在一个“重理论、轻文本”的误区。理论方法只是文学的解读与研究的切入视角，而文本细读才是突显文学性的根本。“文本细读”是英美新批评贯穿始终的重要精神和批评方法。所谓“细读”，实为“细评”，主要是指对文学作品进行仔细的阅读和全面的评价，评论者在作品的结构、反讽、比喻和夸张等方面显示文本的语义。“文本细读”有利于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正确认知外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研究的性质和意义。
在外国文学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从小说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以及小说叙事的语气、主题、象征和寓言手法等方面来考察文本，结合作品同学生一起阐述叙事视角使用的优缺点、象征手法的使用是否恰当、作品情节前后安排是否合理其因果关系如何等等，让学生在充分了解小说主要故事情节和脉络的基础上，切实从实际出发来操作文学文本，进而引出相关的阅读参考文献与理论资源，掌握各种表现手法和运用技巧的搭配。 从文本的意象、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响等方面对作品进行了相关的分析， 不仅很好地显示出了文章作者对已有的分析和结论的把握， 而且还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结论和对小说文本的基本看法。 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就是典型性案例，将作品拆解成各自独立又整体相连的叙事迷宫，从而引导和帮助学生培养对文学的本质的认识能力，很值得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借鉴。
其次，通过教学建立起语言形式与外部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外国文学教学不仅要关注语言内容“说什么”，还要聚焦语言形式，即关注语言文字是怎样把人的情和意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学的语言形式是这种文学思维形式的一种体现，同时异质文化带来的文化差异也会导致对文本形式的理解偏差，即涉及到文本的语言形式与跨文化外部现实之间关系的构建。因此，外国文学教学不能只停留在对语言内容的理解、感悟上，还必须凭借文本去体会作者语言表述的形式以及语言如何表达的内心世界的思考，进而建立起学生——作者——作者眼中的世界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叙事学中以深入挖掘文本层次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目标，强调文本各个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考察，文本与语境之间关系，考察作者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组合形式设计文本从而形成对外部现实世界的反映的，将作者的设计和写作过程呈现于学生面前。学生了解的不再是文本表现出的最终的结果而是参与到创作过程的始终，从而促进学生掌握写作技巧，加深文学性的感悟。
最后，是学生由被动接受向积极参与的转向。教师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教”，而是诱导学生探究性学习的兴趣；学生主要任务也并不是“学”，而是以熟悉各种艺术手法去剖解原文，以真正意义的“关注写作”意识的核心，就是在文学性的前提下对如何运用言语的自觉关注。在外国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以言语为抓手，从写作的角度研判作者如何运用语言，这是读写沟通的关键所在，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进文本”。 以关注细节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寻找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词汇、意象、场景等，经过系统地归纳分析必然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发现。
著名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在讲授《包法利夫人》时，设置了一些关于文本细节的问题供学生思考，如：爱玛读过哪些作品，描述爱玛的穿着、发型和外貌等。以此来诱导学生从细节入手，从作品的言语方式入手解读文学作品。
综上所述，倡导外国文学教学中文学性的突显，有助于学生提高文学素养以及艺术性的理解，有助于学生读写能力的培养，是改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基础薄弱，写作能力差的根本所在，对于外国文学教学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罗曼·雅各布森.《现代俄国诗歌》，蔡鸿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周小仪.《文学性》，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3]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河北学刊》，2004年
[4]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东方出版社，2006年
[5]转引自王岳川，《“文学性”消解的后现代症候》，《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
【关键词】外国文学 文本细读 叙事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026-02
“文学性”（Literariness）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范畴，最早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20世纪初《最新俄诗》提出的，他在论及文学科学的对象时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是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比较所具有的差异性，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种东西。 胡涛在其博士论文《“文学性”研究》中对其多义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也指出上述解读的片面性和不合适的地方，本文旨在就外国文学教学中出现的“文学性”缺失导致的问题进行论述，不做词源学讨论，故仍沿用上述解释。
一、外国文学教学中“文学性”缺失导致的问题
穷究思想深度，缺少艺术性鉴赏能力在本科阶段的教学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造成中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文学讲授中文学性的缺失。由此导致的学生从艺术角度解读作品能力的下降，写作能力的荒疏，不得不说是当下外国文学教学乃至文学教学的遗憾。
首先，在当今“理论爆炸”的时代，盲目引用各种新奇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西方文学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纷纷发出自己的声音，由此生成各种具有创建性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精神分析学、人类文化学、生态学等陆续为我国文学研究界介绍到我国并在文学研究和文学讲授中得以运用，在此基础上，学生开始大量的了解和吸收文学批评新方法，在文学研究之初不加甄别的将之运用于作品的分析，导致文学作品与批评方法形似而神非。
其次，外国文学由于作品繁多、人物浩繁导致的教学时长安排的困难，学生对于西方文学话语方式上的障碍。课时不足是大多数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教师的共识，由于学生接触外国文学的机会较少，对这部分内容生疏，教师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耗费在作家背景、创作生涯的介绍方面，对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的时间被压缩，而缺少对文本的细读的同时也就是在放弃文学性的探究，学生缺少对异质文学的不同话语形式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解读能力，进而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错误解读。
最后，外国文学教学中文学性的缺失导致学生缺少从文学学科视角看待文学作品和文学素材的能力。汉语言文学专业外国文学课程的传统文学教学模式更多关注文学作品“写什么”而不关注“怎么写”，而文学作品是作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文学的视角，立足“怎么写”的解读，是用“关注写作”的角度来统摄和观照文本，关注言语形式，关注作者在写作流程中的个性与意图。以文学独有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引起读者的喜爱与认同，这有别于历史、哲学、社会学的表现形式也是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人文学科之处。放弃文学技巧的研究，而一味执着于思想深度和内容的新奇的挖掘导致文学根本的丧失。与此同时，在文学创作中只是简单地罗列一些问题、现象，表达空疏的道德义愤却缺乏文学的感染力。
上述种种正是因为缺少对文学性的重视，缺乏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所造成的弊端，而外国文学的文学性突显是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
二、教学中如何突显“文学性”
文学性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本，那么如何突出外国文学教学中对文学性的重视与理解，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首先，外国文学课堂教学中突出文本细读。近些年来，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实践中长时期存在一个“重理论、轻文本”的误区。理论方法只是文学的解读与研究的切入视角，而文本细读才是突显文学性的根本。“文本细读”是英美新批评贯穿始终的重要精神和批评方法。所谓“细读”，实为“细评”，主要是指对文学作品进行仔细的阅读和全面的评价，评论者在作品的结构、反讽、比喻和夸张等方面显示文本的语义。“文本细读”有利于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正确认知外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研究的性质和意义。
在外国文学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从小说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以及小说叙事的语气、主题、象征和寓言手法等方面来考察文本，结合作品同学生一起阐述叙事视角使用的优缺点、象征手法的使用是否恰当、作品情节前后安排是否合理其因果关系如何等等，让学生在充分了解小说主要故事情节和脉络的基础上，切实从实际出发来操作文学文本，进而引出相关的阅读参考文献与理论资源，掌握各种表现手法和运用技巧的搭配。 从文本的意象、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响等方面对作品进行了相关的分析， 不仅很好地显示出了文章作者对已有的分析和结论的把握， 而且还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结论和对小说文本的基本看法。 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就是典型性案例，将作品拆解成各自独立又整体相连的叙事迷宫，从而引导和帮助学生培养对文学的本质的认识能力，很值得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借鉴。
其次，通过教学建立起语言形式与外部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外国文学教学不仅要关注语言内容“说什么”，还要聚焦语言形式，即关注语言文字是怎样把人的情和意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学的语言形式是这种文学思维形式的一种体现，同时异质文化带来的文化差异也会导致对文本形式的理解偏差，即涉及到文本的语言形式与跨文化外部现实之间关系的构建。因此，外国文学教学不能只停留在对语言内容的理解、感悟上，还必须凭借文本去体会作者语言表述的形式以及语言如何表达的内心世界的思考，进而建立起学生——作者——作者眼中的世界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叙事学中以深入挖掘文本层次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目标，强调文本各个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考察，文本与语境之间关系，考察作者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组合形式设计文本从而形成对外部现实世界的反映的，将作者的设计和写作过程呈现于学生面前。学生了解的不再是文本表现出的最终的结果而是参与到创作过程的始终，从而促进学生掌握写作技巧，加深文学性的感悟。
最后，是学生由被动接受向积极参与的转向。教师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教”，而是诱导学生探究性学习的兴趣；学生主要任务也并不是“学”，而是以熟悉各种艺术手法去剖解原文，以真正意义的“关注写作”意识的核心，就是在文学性的前提下对如何运用言语的自觉关注。在外国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以言语为抓手，从写作的角度研判作者如何运用语言，这是读写沟通的关键所在，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进文本”。 以关注细节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寻找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词汇、意象、场景等，经过系统地归纳分析必然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发现。
著名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在讲授《包法利夫人》时，设置了一些关于文本细节的问题供学生思考，如：爱玛读过哪些作品，描述爱玛的穿着、发型和外貌等。以此来诱导学生从细节入手，从作品的言语方式入手解读文学作品。
综上所述，倡导外国文学教学中文学性的突显，有助于学生提高文学素养以及艺术性的理解，有助于学生读写能力的培养，是改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基础薄弱，写作能力差的根本所在，对于外国文学教学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罗曼·雅各布森.《现代俄国诗歌》，蔡鸿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周小仪.《文学性》，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3]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河北学刊》，2004年
[4]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东方出版社，2006年
[5]转引自王岳川，《“文学性”消解的后现代症候》，《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