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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以其独特的生存境遇体味感悟生命，探寻独特的人生式样。历尽城居生活的困顿和矛盾，他把创作的焦点对准了都市和乡村，在两个文化世界的构建比照中呈现他选择乡村、推拒都市的文化取向，寄遇他的审美理想。
关键词：沈从文；小说创作；两个文化世界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1]在说过自己是“乡下人”并明显地表示了对于乡土的依怀和对于都市的疏离的作家不在少数，但像沈从文那样“执拗”的“乡下人”不多见，沈从文同城市似乎“天生”的有一种对立感。他同城市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之中。正是这位宣称不喜欢“城里人”的沈从文，面对“城居生活”，一方面沉浸于乡村世界的回顾，赞美湘西世界的美好；而另一方面则鄙视都市文明的侵袭，对都市世界的丑恶进行了猛烈地抨击。
探索作家的心路历程
沈从文是抱着对新的人生和新的世界的热烈追求与向往，才从荒僻、闭塞、落后的湘西赶到大都市的北京的。然而，迎接他的并不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世界，而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们共同统治下的黑暗天地。他曾经自认为一旦脱离了他过厌了的卒伍生活，便可以永远地告别愚蠢、残暴与屠杀，没想到他被迫接受的却是另一个更加丑恶的现实，更加耻辱的人生。他每日每时目睹的是一群自私、懦弱、虚伪、卑鄙却又冠冕堂皇、假冒斯文的灵魂。好在“五四”运动创造的精神成果并没腐败变质，继续给予他巨大的思想启迪。他在偷食了这批“禁果”之后，愈来愈坚信，眼前这个黑暗社会旧有的一切实在不能也不应继续存在下去了，渐渐的在潜意识中带有了一种生命的觉醒和朦胧的超越。但是，求学受挫，卖文受辱，生活潦倒，极大地刺激了他的自尊心，给他原本自卑的心灵中又增加了伤感。沈从文早期一系列以都市为题材的小说，如《篁君日记》、《第二个佛佛》、《焕乎先生》、《先生》等都显示出明显的感伤色彩。小说大多围绕着一个囊空如洗的青年主人公展开，他天资聪颖，孑然一身，面对冷酷的都市，窄小的房间，拥挤的街道，借以避寒的图书馆和较富有的亲戚朋友的家。这是1924年到1927年间沈从文本人困境的写照，通过这样的人物，尽情宣泄了一个小人物的城市苦闷和卑微心理，抒发了他初涉都市的坎坷际遇和凄清而忧伤的情绪。
然而，湘西文化的特质毕竟赋予沈从文敏感、真诚、坚韧、执著的个性，并在他的肌体里注入了“超越自卑”的血性，使他不致于在都市的伤感中沉沦。沈从文采取了精神逃避的方式本能地保护自己的灵魂，在乡村梦影里寻求痛苦的解脱。早期乡村题材的作品，如《瑞龙》、《玫瑰与九妹》、《市集》、《往事》、《腊八粥》、《炉边》等多以回忆的方式动人地写出了美丽的乡村童年，创造了一种可供疲惫的灵魂栖息的温暖而充满人性的氛围。主人公被包围在由妈妈、哥哥、姨婆、叔叔所组成的世界里，享受着充分的安全，敏感而弱小的心灵在亲情的呵护中舒展着。这种乡村童年的记忆是经过幻想化了的，是受到都市文明惊吓后产生的极大的心理负效应，是在不堪忍受都市文明的心理折磨时，一种痛苦的曲折显现，是对伤感发泄的升华，从而使他摆脱内心无着无落的空洞而达到一种充实感。
沈从文的自卑和自负，都表现为他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这种“乡下人”的角色认知，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作者隐秘的潜意识角落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使他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叙述者、歌者，另一方面又使他在跻身都市生活时，自觉地以“乡下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变化。在那个“湘西世界”中，力图通过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来呈现，从而保留了那个世界的自在性和自足性，生动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
构建互为观照的两个文化世界
从湘西到北京不仅意味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文化环境的更新。在沈从文的意识里，湘西是一个“桃源”世界，是一个封闭的“文化自足体”，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融合的中心。在这个全新的都市文化环境里，沈从文面对的是中国现代文化，他可以从中汲取不同的乳汁，给贫乏的“肌体”注入鲜活的血液，触发“精神”的亢奋。但是，毕竟是都市的“傲慢”，乡村的“远离”使他在体验并认同孤独的同时，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在文学创作中探寻“独特的人生式样”，实现生命的价值。通过对“乡村体验”和“都市抗争”的冷静观照、理性思索，在两个文化世界的构建之中展现表面的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和深层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冲突。
像沈从文这样的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只有当他们在进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们重返精神故乡，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反差和落差中找到其描写的视点。”，在坎坷生活经历中凝固起来的“乡下人”心理素质，造成了沈从文与都市社会的严重情绪对立，导致了他与故乡湘西的水乳交融的精神契合，意味着从感情到理智的对故乡更全面更自觉的认同。
沈从文毫不掩饰他对湘西世界的一往情深和对都市世界的极度厌恶，一方面湘西世界的美好使他发现了都市世界的丑恶，不惜用漫画化的手法进行抨击；另一方面都市世界的丑恶使他更加感到湘西世界的美好，情不自禁地用理想化的笔调进行讴歌。一边是乡村朴野的劳动者，完美、崇高、纯洁，一边是都市萎缩的“文明人”，异化、堕落、虚伪。两种人生形式，两种生命形态在两个文化世界的参照中更加剧了它们的逆向背离。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几乎是田园牧歌式的，体现了生命与自然合一的精神境界：自然山水荒莽而又秀美，人们单纯而又勇敢，他们不分贫富，不讲地位，均以诚相待，以善相亲，充满了温爱，而对虚伪、做作、欺诈一无所知。“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的绅士还更可信任。”，沈从文不仅大量描写了湘西人世代因袭的优秀品质，而且注目那些为世人所轻蔑、所不齿的方面，并大胆进行人的价值的评估，“野蛮”中见雄强，“低贱”中见诚实，“天真”中见热情。他们的生活、行为乃至一切都是准乎自然，是一群与自然完全契合的人，他们总是尽情享受造化赋予“生命本来的种种”，宣泄生命的美丽与强健，同时也体现出生命的庄严与价值，在生活与感情的撞击中闪现“生命”的火花，呈现“乡下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正如他曾说过的，他要“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 重造民族的希望
沈从文一开始创作，就把探索生命真谛，揭示民族生存出路作为自己使命，基于对都市和乡村两个生命世界的对照考察，他的创作基调呈现出复杂的态势，但总的说来，沈从文试图以“文”的努力解构现代生活的病态历史，重建健全的人类生命史。“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热情”，他希望以他作品中人物的正直与热情，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实现民族品德、民族灵魂的拯救与再造。
沈从文一九三四年的返乡，完成了他认识的飞跃和情感的转变，推动他在两种文化的感情选择中，注入更多的理性思索。眼前的现实破灭了他的“湘西梦”，一方面自然宁和的往日已经不复存在，黑暗腐败的社会正残害着湘西儿女，另一方面自然舒展的人性中存在的致命弱点被放大，人们既单纯又麻木，是天真又似浑噩，浪漫中含野蛮，生命形态呈“堕落趋势”。对此，他不无感慨地说：“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美丽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对乡土的怀疑、忧虑、悲悯和批判，开始萦绕在他的头脑里。然而，这种情感的内质所期待的，正是自然人性向自觉向文明的升华，实际上已融入了理性的历史进化观。
对人生的思考一旦完成由感性向理性的飞跃，能够以理性来观照人生，在我们开始真正关注由个体生命汇合而成的民族的命运，深刻反省“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坠落处”，不断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小说《贵生》、《丈夫》就在揭示了两性关系商品化倾向的同时，显露出了人性觉醒的曙光，《萧萧》、《柏子》写了人性的不觉醒，似乎也有了“呼唤生命”的意识。为了让“乡下人”真善美的人性，淳朴善良的人情变成人们的真性情，最终达到重造现实，重塑民族品德的目的，沈从文看到，人性必须从自由自在的非理性状态中摆脱出来，主动拥有自主自为的精神去把握人生命运。
《边城》创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作者完成了自主自为的理想生命形态的探索，记得冰心曾经说过：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沈从文就正是将自己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亲身经历的一切叙述于笔端。在我们眼前展现出出一幅幅宁静淳朴的田园诗般的湘西人民风情画，同时又寄托了他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各得其乐的人生理想。正如他说的“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在《边城》纯净底色所构筑起来的“湘西世界”中，沈从文从正面提取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把自我饱满的情愫投注到边城子民身上，突出描绘出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由于对过去人生形式追忆的茫然和对现实人生形式探索的失落，沈从文用理想之光照亮了湘西边城人生历史图景，创造了完美的人生形式。《边城》就是通过一个古朴曲折的爱情悲剧表现了对理想人生形式的追求，唱出了理想的生命之歌。在沈从文眼里，这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既包括了古朴的人性，更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显示了作者崇尚自然的生命观。在《边城》中，沈从文将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方式提高到了一种“生命形式”来展现，正是他文学主题的关键所在。虽然这实际上是一种贫穷、落后、文明程度十分低下的生活，但是很显然，作者并不是推崇这种生活，而只是赞美湘西人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相对于都市生活的认真，认真到显出生命十足的庄严相，以及庄严美丽遭毁灭之后显示出的悲剧性质。天保与傩送两兄弟对翠翠的爱是一种真诚的、不带任何杂质的爱，显示出看来平凡而实属崇高的美德，边城之中人与人之间也是一种友好和睦的关系。然而这种和睦的关系实际上是脆弱的，当傩送认为哥哥的死与老船夫有着紧密的联系时，这种关系就轰然倒塌，从而直接导致了最后的悲剧的发生。
“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了”，这是沈从文为湘西的现在而凝神，也为湘西的未来而迷茫，但在他们身上，毕竟寄托了古老湘西人性逐渐丧失后的希望和理想，预示古老的土壤里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因素终将经过无数艰难曲折的挣扎成长起来，这是一曲深含“忧郁”的“希望”之歌，象征着一个民族理性的进一步觉醒。
严家炎先生在评论《边城》时指出：“沈从文的长篇《边城》则蕴含着较全书字面远为丰富的更深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整体的象征。”“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造人际关系的愿望。”我们透过这“整体的象征”可以认识到其深层意蕴是企图用民族的“过去伟大处”来重塑民族形象，重造民族品德。尽管这个愿望在“堕落趋势”面前有时显得无可奈何的孤寂与苦闷。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在《长河》中，“听到了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夭夭和三黑子直接面对抗战前夕时代与社会政治的急剧变动，已经不再逆来顺受，他们能主动反抗外来的压力，自主地把握命运，从而显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人生具有了更深的意蕴。沈从文就是这样在对现实和未来的理性思考和剖析中，通过悲悯的叙述隐含希望的诞生，希望这样的人生形式能够推广，每个人“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的一点力量，粘附在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都能以理性精神来把握自己的人生。
沈从文力图通过文学来弘扬人性，重造民族品德，以实现人生心与心的沟通，他把文学作为人性改造、启蒙的工具，他希望靠文学作品描述人性，启发人性，诱导人们体悟生命本质意义，追求理想人生形式，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他竭力呼吁并主张作家应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和思想艺术的独立，这就不仅分割而且对立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成了只是“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的载体，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而使他的作品缺少了振聋发聩的力度和深度。
沈从文就是这样面对着两个文化世界，执著地追求他的文学理想的，他精心营造审美的两极形态显示他选择乡村、推拒都市的文化取向，使作品呈现出深远的文化意蕴。
（指导教师 温若谷）
参考文献：
[1]《〈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2]《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丁帆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
[3][9]《边城》，《沈从文文集》，第6卷
[4]《新废邮存底》，《沈从文文集》，第12卷
关键词：沈从文；小说创作；两个文化世界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1]在说过自己是“乡下人”并明显地表示了对于乡土的依怀和对于都市的疏离的作家不在少数，但像沈从文那样“执拗”的“乡下人”不多见，沈从文同城市似乎“天生”的有一种对立感。他同城市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之中。正是这位宣称不喜欢“城里人”的沈从文，面对“城居生活”，一方面沉浸于乡村世界的回顾，赞美湘西世界的美好；而另一方面则鄙视都市文明的侵袭，对都市世界的丑恶进行了猛烈地抨击。
探索作家的心路历程
沈从文是抱着对新的人生和新的世界的热烈追求与向往，才从荒僻、闭塞、落后的湘西赶到大都市的北京的。然而，迎接他的并不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世界，而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们共同统治下的黑暗天地。他曾经自认为一旦脱离了他过厌了的卒伍生活，便可以永远地告别愚蠢、残暴与屠杀，没想到他被迫接受的却是另一个更加丑恶的现实，更加耻辱的人生。他每日每时目睹的是一群自私、懦弱、虚伪、卑鄙却又冠冕堂皇、假冒斯文的灵魂。好在“五四”运动创造的精神成果并没腐败变质，继续给予他巨大的思想启迪。他在偷食了这批“禁果”之后，愈来愈坚信，眼前这个黑暗社会旧有的一切实在不能也不应继续存在下去了，渐渐的在潜意识中带有了一种生命的觉醒和朦胧的超越。但是，求学受挫，卖文受辱，生活潦倒，极大地刺激了他的自尊心，给他原本自卑的心灵中又增加了伤感。沈从文早期一系列以都市为题材的小说，如《篁君日记》、《第二个佛佛》、《焕乎先生》、《先生》等都显示出明显的感伤色彩。小说大多围绕着一个囊空如洗的青年主人公展开，他天资聪颖，孑然一身，面对冷酷的都市，窄小的房间，拥挤的街道，借以避寒的图书馆和较富有的亲戚朋友的家。这是1924年到1927年间沈从文本人困境的写照，通过这样的人物，尽情宣泄了一个小人物的城市苦闷和卑微心理，抒发了他初涉都市的坎坷际遇和凄清而忧伤的情绪。
然而，湘西文化的特质毕竟赋予沈从文敏感、真诚、坚韧、执著的个性，并在他的肌体里注入了“超越自卑”的血性，使他不致于在都市的伤感中沉沦。沈从文采取了精神逃避的方式本能地保护自己的灵魂，在乡村梦影里寻求痛苦的解脱。早期乡村题材的作品，如《瑞龙》、《玫瑰与九妹》、《市集》、《往事》、《腊八粥》、《炉边》等多以回忆的方式动人地写出了美丽的乡村童年，创造了一种可供疲惫的灵魂栖息的温暖而充满人性的氛围。主人公被包围在由妈妈、哥哥、姨婆、叔叔所组成的世界里，享受着充分的安全，敏感而弱小的心灵在亲情的呵护中舒展着。这种乡村童年的记忆是经过幻想化了的，是受到都市文明惊吓后产生的极大的心理负效应，是在不堪忍受都市文明的心理折磨时，一种痛苦的曲折显现，是对伤感发泄的升华，从而使他摆脱内心无着无落的空洞而达到一种充实感。
沈从文的自卑和自负，都表现为他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这种“乡下人”的角色认知，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作者隐秘的潜意识角落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使他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叙述者、歌者，另一方面又使他在跻身都市生活时，自觉地以“乡下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变化。在那个“湘西世界”中，力图通过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来呈现，从而保留了那个世界的自在性和自足性，生动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
构建互为观照的两个文化世界
从湘西到北京不仅意味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文化环境的更新。在沈从文的意识里，湘西是一个“桃源”世界，是一个封闭的“文化自足体”，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融合的中心。在这个全新的都市文化环境里，沈从文面对的是中国现代文化，他可以从中汲取不同的乳汁，给贫乏的“肌体”注入鲜活的血液，触发“精神”的亢奋。但是，毕竟是都市的“傲慢”，乡村的“远离”使他在体验并认同孤独的同时，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在文学创作中探寻“独特的人生式样”，实现生命的价值。通过对“乡村体验”和“都市抗争”的冷静观照、理性思索，在两个文化世界的构建之中展现表面的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和深层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冲突。
像沈从文这样的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只有当他们在进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们重返精神故乡，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反差和落差中找到其描写的视点。”，在坎坷生活经历中凝固起来的“乡下人”心理素质，造成了沈从文与都市社会的严重情绪对立，导致了他与故乡湘西的水乳交融的精神契合，意味着从感情到理智的对故乡更全面更自觉的认同。
沈从文毫不掩饰他对湘西世界的一往情深和对都市世界的极度厌恶，一方面湘西世界的美好使他发现了都市世界的丑恶，不惜用漫画化的手法进行抨击；另一方面都市世界的丑恶使他更加感到湘西世界的美好，情不自禁地用理想化的笔调进行讴歌。一边是乡村朴野的劳动者，完美、崇高、纯洁，一边是都市萎缩的“文明人”，异化、堕落、虚伪。两种人生形式，两种生命形态在两个文化世界的参照中更加剧了它们的逆向背离。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几乎是田园牧歌式的，体现了生命与自然合一的精神境界：自然山水荒莽而又秀美，人们单纯而又勇敢，他们不分贫富，不讲地位，均以诚相待，以善相亲，充满了温爱，而对虚伪、做作、欺诈一无所知。“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的绅士还更可信任。”，沈从文不仅大量描写了湘西人世代因袭的优秀品质，而且注目那些为世人所轻蔑、所不齿的方面，并大胆进行人的价值的评估，“野蛮”中见雄强，“低贱”中见诚实，“天真”中见热情。他们的生活、行为乃至一切都是准乎自然，是一群与自然完全契合的人，他们总是尽情享受造化赋予“生命本来的种种”，宣泄生命的美丽与强健，同时也体现出生命的庄严与价值，在生活与感情的撞击中闪现“生命”的火花，呈现“乡下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正如他曾说过的，他要“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 重造民族的希望
沈从文一开始创作，就把探索生命真谛，揭示民族生存出路作为自己使命，基于对都市和乡村两个生命世界的对照考察，他的创作基调呈现出复杂的态势，但总的说来，沈从文试图以“文”的努力解构现代生活的病态历史，重建健全的人类生命史。“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热情”，他希望以他作品中人物的正直与热情，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实现民族品德、民族灵魂的拯救与再造。
沈从文一九三四年的返乡，完成了他认识的飞跃和情感的转变，推动他在两种文化的感情选择中，注入更多的理性思索。眼前的现实破灭了他的“湘西梦”，一方面自然宁和的往日已经不复存在，黑暗腐败的社会正残害着湘西儿女，另一方面自然舒展的人性中存在的致命弱点被放大，人们既单纯又麻木，是天真又似浑噩，浪漫中含野蛮，生命形态呈“堕落趋势”。对此，他不无感慨地说：“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美丽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对乡土的怀疑、忧虑、悲悯和批判，开始萦绕在他的头脑里。然而，这种情感的内质所期待的，正是自然人性向自觉向文明的升华，实际上已融入了理性的历史进化观。
对人生的思考一旦完成由感性向理性的飞跃，能够以理性来观照人生，在我们开始真正关注由个体生命汇合而成的民族的命运，深刻反省“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坠落处”，不断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小说《贵生》、《丈夫》就在揭示了两性关系商品化倾向的同时，显露出了人性觉醒的曙光，《萧萧》、《柏子》写了人性的不觉醒，似乎也有了“呼唤生命”的意识。为了让“乡下人”真善美的人性，淳朴善良的人情变成人们的真性情，最终达到重造现实，重塑民族品德的目的，沈从文看到，人性必须从自由自在的非理性状态中摆脱出来，主动拥有自主自为的精神去把握人生命运。
《边城》创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作者完成了自主自为的理想生命形态的探索，记得冰心曾经说过：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沈从文就正是将自己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亲身经历的一切叙述于笔端。在我们眼前展现出出一幅幅宁静淳朴的田园诗般的湘西人民风情画，同时又寄托了他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各得其乐的人生理想。正如他说的“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在《边城》纯净底色所构筑起来的“湘西世界”中，沈从文从正面提取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把自我饱满的情愫投注到边城子民身上，突出描绘出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由于对过去人生形式追忆的茫然和对现实人生形式探索的失落，沈从文用理想之光照亮了湘西边城人生历史图景，创造了完美的人生形式。《边城》就是通过一个古朴曲折的爱情悲剧表现了对理想人生形式的追求，唱出了理想的生命之歌。在沈从文眼里，这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既包括了古朴的人性，更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显示了作者崇尚自然的生命观。在《边城》中，沈从文将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方式提高到了一种“生命形式”来展现，正是他文学主题的关键所在。虽然这实际上是一种贫穷、落后、文明程度十分低下的生活，但是很显然，作者并不是推崇这种生活，而只是赞美湘西人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相对于都市生活的认真，认真到显出生命十足的庄严相，以及庄严美丽遭毁灭之后显示出的悲剧性质。天保与傩送两兄弟对翠翠的爱是一种真诚的、不带任何杂质的爱，显示出看来平凡而实属崇高的美德，边城之中人与人之间也是一种友好和睦的关系。然而这种和睦的关系实际上是脆弱的，当傩送认为哥哥的死与老船夫有着紧密的联系时，这种关系就轰然倒塌，从而直接导致了最后的悲剧的发生。
“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了”，这是沈从文为湘西的现在而凝神，也为湘西的未来而迷茫，但在他们身上，毕竟寄托了古老湘西人性逐渐丧失后的希望和理想，预示古老的土壤里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因素终将经过无数艰难曲折的挣扎成长起来，这是一曲深含“忧郁”的“希望”之歌，象征着一个民族理性的进一步觉醒。
严家炎先生在评论《边城》时指出：“沈从文的长篇《边城》则蕴含着较全书字面远为丰富的更深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整体的象征。”“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造人际关系的愿望。”我们透过这“整体的象征”可以认识到其深层意蕴是企图用民族的“过去伟大处”来重塑民族形象，重造民族品德。尽管这个愿望在“堕落趋势”面前有时显得无可奈何的孤寂与苦闷。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在《长河》中，“听到了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夭夭和三黑子直接面对抗战前夕时代与社会政治的急剧变动，已经不再逆来顺受，他们能主动反抗外来的压力，自主地把握命运，从而显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人生具有了更深的意蕴。沈从文就是这样在对现实和未来的理性思考和剖析中，通过悲悯的叙述隐含希望的诞生，希望这样的人生形式能够推广，每个人“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的一点力量，粘附在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都能以理性精神来把握自己的人生。
沈从文力图通过文学来弘扬人性，重造民族品德，以实现人生心与心的沟通，他把文学作为人性改造、启蒙的工具，他希望靠文学作品描述人性，启发人性，诱导人们体悟生命本质意义，追求理想人生形式，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他竭力呼吁并主张作家应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和思想艺术的独立，这就不仅分割而且对立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成了只是“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的载体，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而使他的作品缺少了振聋发聩的力度和深度。
沈从文就是这样面对着两个文化世界，执著地追求他的文学理想的，他精心营造审美的两极形态显示他选择乡村、推拒都市的文化取向，使作品呈现出深远的文化意蕴。
（指导教师 温若谷）
参考文献：
[1]《〈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2]《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丁帆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
[3][9]《边城》，《沈从文文集》，第6卷
[4]《新废邮存底》，《沈从文文集》，第1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