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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学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于缺乏文獻档案，研究者基本还是依据回忆和口述资料来梳理和讨论。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记忆多有龃龉和出入，故而研究者关于一些史实特别是细节的叙述也不尽一致；至于种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在坊间更有不少流传。抓捕“四人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层权力更替，政治风险极大。笔者猜测，出于谨慎和保密的考虑，除了笔记、日记、字条之类的个人资料，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献。目前以至今后一个相当的时期里，相关研究还要依靠回忆和口述的进一步披露来深化。
从回忆和口述看，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武健华和吴忠、耿飚、邱巍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周启才。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当然，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虽属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本着上述要求，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
一、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个被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个来自高层的说法，显系政治策略。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聂荣臻等人就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最值得注意的是，据《叶剑英年谱》，毛逝世后几天，叶剑英就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时间是9月12日和13日。但是叶汪交换意见的情况，《叶剑英年谱》语焉不详。新近发表的武健华的回忆提供了新的重要史实，不仅能证实《叶剑英年谱》所载，而且远比《叶剑英年谱》详细。据武健华说，1976年9月12日至10月4日，叶汪曾四次密谈。9月12日，叶汪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9月15日，两人又在人民大会堂交谈，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武健华不是直接当事人，他从哪里得知的？武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的直接部下，他说当时汪与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
过去的说法，都是说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此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叶剑英年谱》和武健华文章修正了这一说法，表明华叶商谈前，叶汪已经做了沟通。
二、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
酝酿是一回事，正式提出动议又是一回事。究竟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过去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叶剑英。近十多年来主要当事人的回忆表明，正式提出这个动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李先念事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他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吴德自述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直接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华国锋本人的说法是：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另一位直接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直接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转告给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则记载：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除了叶剑英事先的酝酿、华国锋正式提出动议外，一些知情人近些年还提到，李鑫在毛泽东追悼大会后，也曾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武健华的记述比较具体，他说，9月12日（不是毛泽东追悼大会之后，追悼大会是9月18日——笔者注）李鑫就跟汪东兴议论过“四人帮”的动向，建议“早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议他找个时间同华国锋谈谈。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东交民巷华国锋家，同华谈了“四人帮”的情况，代表汪东兴提出除掉“四人帮”的意见。华“听进去了”，但没有明确态度，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李鑫向华国锋汇报时，华此前两天或一天已经委托李先念去向叶剑英提出动议，所以没有表态很可能是出于保密的缘故。顺便说一下，吴德口述称，华曾告诉他，9月11日华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的意见。吴德的记忆显然与武健华的说法矛盾，如果11日华找了汪谈话，就不会有12日汪托李鑫找华报告的事了。到底事实如何，有待考证。 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等人的谈话和回忆，还有熊蕾披露的情況，时间和对话内容不尽一致，但基本情节相同，都说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
目前的疑点在于，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的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剑英如何反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细节。据华说，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看起来两者差不太多，但细究会发现，《叶剑英年谱》不仅与华国锋所说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
三、高层人士的沟通
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据前引史料，至迟到9月14日前，至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华国锋与叶剑英之间的互动。华与叶是如何密商的？这方面材料不多。华国锋事后曾零星谈到。1977年3月，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2000年5月，华国锋还曾对《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谈到，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见。。更多的详情，由于两位都已故去，无法向人们披露了。
据吴德口述，大约是（九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他在国务院后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华国锋的记忆证实了吴德口述，他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他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音刚落，有位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华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联。华的记忆比吴德口述具体，吴德只记得十几号，华说的是9月16日；华记得参加的人也比吴德口述多了陈永贵。
吴德口述和华国锋访谈说明，到9月16日，除了叶、汪、李，华又同政治局成员吴德、陈锡联、纪登奎或许加上陈永贵做了沟通。据吴德说，事后华国锋曾告诉他，华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据吴德口述，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说，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员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知晓此事。
高层人士之间的沟通，除了政治局成员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些元老和将帅。元老和将帅之间主要是通过叶剑英来沟通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1日，叶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聂荣臻派去的杨成武谈话，杨成武转达了聂荣臻有关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9月24日或25日，叶在住地同粟裕、宋时轮。谈话，告知他们要解决“四人帮”问题；10月3、4日，应陈云要求，叶剑英派其侄叶选基去陈家，征求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10月4日，叶在住所同邓颖超谈话。叶当时毕竟还有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合法身份，是政治舞台上党政军各界硕果仅存的德高望重的元老，一些元老都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上述情况还说明，“四人帮”积怨甚深，毛泽东逝世前后，党内上层对其不满已经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而这种不满也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渐成一种隐伏的共识。
四、解决“四人帮”方式的商议
解决“四人帮”方式如何确定的？很长一个时期披露甚少，近些年来当事人有不少澄清。
最高层的商议，当然是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前引华国锋访谈称，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的是“采取隔离审查措施”。但《叶剑英年谱》“9月21日”条目，未见有关此事的叙述，只是“9月25日”条目记载：“到北京城内华国锋住地，同华国锋长谈，分析‘四人帮’活动的动向和情况，研究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研究出了什么办法，叶年谱未说。而华国锋则从未谈到9月25日与叶剑英长谈一事。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尚不清楚。
不过，华国锋谈到的另一个情况，却得到两位当事人印证。华回忆，9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他就以“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这个情节，吴德有相当细致的叙述。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他，交换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吴德表示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的职务，他偏重于用开会的办法解决问题。吴德的建议主张被李先念否定了，李还提到当年赫鲁晓夫整肃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的历史事件。华、李、吴分析和估计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状况，感到“四人帮”在中共十大把许多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问题，会要冒风险。三人最后认为，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李先念回忆，当时华国锋所说“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样先抓起来再说”。
看来，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式，一开始，华、叶之间已经有了“隔离审查”的想法，然后华国锋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吴德曾建议用召开会议的办法解决，最终华、李、吴还是决心用“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华、叶商议的详情，仍是悬疑。 五、具体行动方案的制定
如何制定解决“四人帮”具体行动方案的？原来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2004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出版后，披露了不少当时制定具体行动方案的细节，推进了相关研究。吴德口述一个值得注意的叙述和看法，就是他比较肯定汪东兴在行动中的作用。
汪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1980年代以来，汪的作用被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吴德评价，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出了大力，功不在李下。他具体叙述到，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行动班子的人员是汪东兴亲自挑选的。10月4日傍晚，华国锋、汪东兴、吴德三人最后商定了整个行动的具体方案。
武健华的回忆提供了新的更為详细的史实。按武的记忆，10月2日下午，叶剑英直接去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处，与汪第三次密谈。叶提出要加速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要求汪当天晚上去找华国锋商量具体问题，自己则先去华家谈。当晚汪去华家交谈。华表示，叶汪的意见和他想的原则上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华要汪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再议定。按武健华的回忆，汪东兴去华家之前，已经召集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三人开会，布置他们琢磨一个行动方案。10月3日上午，李鑫、武健华向汪东兴汇报了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汪同他们再次做了研究。当晚，汪东兴第二次去华国锋家，汇报行动方案。华肯定了方案可行，也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再缩短时间，争取提前解决：二是再约叶帅谈谈。10月4日下午，叶剑英再次到汪的办公室，听取了汪关于新的方案的汇报。吴德所说10月4日晚上商定方案，显然是下午叶剑英听完汇报之后的事了，可以同武健华所忆衔接起来。武健华的回忆进一步解答了具体行动方案制定过程的疑问，很值得研究者关注。
六、具体行动的准备和实施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流传不少绘声绘色的说法，大都未经证实甚至系任意编造。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资料逐渐相对全面和清晰地复原了历史。据华国锋、吴德的谈话或口述，准备工作主要是由华、汪、吴三人分别商谈，由汪、吴领导指挥的。中南海内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的行动，主要由张耀祠、武健华负责；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舆论单位的行动，由耿飚、邱巍高负责。吴德则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沟通，并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了对北京卫戍区部队的直接指挥权。
至于具体行动的经过，当事人的披露比较详细。这是近些年研究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邬吉成。的回忆文章，还有香港凤凰卫视台对武健华、周启才、陈长江、杨正泉、保育钧等人的访谈，尤其是最近发表的武健华的回忆文章，都相当细致地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201楼内抓捕江青，在丰泽园软禁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进驻人民日报社的经过。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过去一直不清楚。吴德在口述中第一次作了披露，只是同抓捕“四人帮’的情况相比仍嫌笼统，远不及对中南海内行动叙述细腻。这方面的情况，有待亲历者和知情者进一步披露。至于个别细节，当事人之间也有一些差异。比如，张耀祠说从中央警卫局抽调二十几名干部，组成四个小组，与吴德的说法（五十多名干部）和武健华所说（五个小组）都有些出入。
七、事件过后的追认和善后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这一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做出部署和安排。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个环节。
过去人们只知道这次会议的结果，至于经过则不知其详。最早比较展开忆述的，是吴德口述；后来周启才接受凤凰卫视台的访谈，介绍就更为详尽了：最近武健华的文章也有不少披露。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作为工作人员旁听会议的是李鑫和周启才。会议从6日晚上十点开到7日凌晨四点，时长六个小时，主要是由华国锋、叶剑英通报抓捕“四人帮”的经过，然后做出了关于隔离审查“四人帮”和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之后，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做出了安排。会上，华国锋曾提议推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则坚持谦辞：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建议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认为这时的文件不可能解决“文革”的问题。
不过，无论是吴德的口述、周启才的访谈还是武健华的文章，对会议安排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情况均寥寥数句，语焉不详。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旁听者）仅有四位健在，更进一步的情况，还待当事人披露。而这次政治局会议是有记录的，笔者猜想，会议关于抓捕“四人帮”的经过会有不少涉及，如能解密，对研究会有可以预期的可观推进。
从回忆和口述看，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武健华和吴忠、耿飚、邱巍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周启才。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当然，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虽属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本着上述要求，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
一、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个被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个来自高层的说法，显系政治策略。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聂荣臻等人就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最值得注意的是，据《叶剑英年谱》，毛逝世后几天，叶剑英就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时间是9月12日和13日。但是叶汪交换意见的情况，《叶剑英年谱》语焉不详。新近发表的武健华的回忆提供了新的重要史实，不仅能证实《叶剑英年谱》所载，而且远比《叶剑英年谱》详细。据武健华说，1976年9月12日至10月4日，叶汪曾四次密谈。9月12日，叶汪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9月15日，两人又在人民大会堂交谈，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武健华不是直接当事人，他从哪里得知的？武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的直接部下，他说当时汪与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
过去的说法，都是说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此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叶剑英年谱》和武健华文章修正了这一说法，表明华叶商谈前，叶汪已经做了沟通。
二、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
酝酿是一回事，正式提出动议又是一回事。究竟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过去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叶剑英。近十多年来主要当事人的回忆表明，正式提出这个动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李先念事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他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吴德自述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直接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华国锋本人的说法是：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另一位直接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直接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转告给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则记载：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除了叶剑英事先的酝酿、华国锋正式提出动议外，一些知情人近些年还提到，李鑫在毛泽东追悼大会后，也曾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武健华的记述比较具体，他说，9月12日（不是毛泽东追悼大会之后，追悼大会是9月18日——笔者注）李鑫就跟汪东兴议论过“四人帮”的动向，建议“早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议他找个时间同华国锋谈谈。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东交民巷华国锋家，同华谈了“四人帮”的情况，代表汪东兴提出除掉“四人帮”的意见。华“听进去了”，但没有明确态度，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李鑫向华国锋汇报时，华此前两天或一天已经委托李先念去向叶剑英提出动议，所以没有表态很可能是出于保密的缘故。顺便说一下，吴德口述称，华曾告诉他，9月11日华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的意见。吴德的记忆显然与武健华的说法矛盾，如果11日华找了汪谈话，就不会有12日汪托李鑫找华报告的事了。到底事实如何，有待考证。 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等人的谈话和回忆，还有熊蕾披露的情況，时间和对话内容不尽一致，但基本情节相同，都说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
目前的疑点在于，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的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剑英如何反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细节。据华说，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看起来两者差不太多，但细究会发现，《叶剑英年谱》不仅与华国锋所说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
三、高层人士的沟通
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据前引史料，至迟到9月14日前，至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华国锋与叶剑英之间的互动。华与叶是如何密商的？这方面材料不多。华国锋事后曾零星谈到。1977年3月，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2000年5月，华国锋还曾对《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谈到，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见。。更多的详情，由于两位都已故去，无法向人们披露了。
据吴德口述，大约是（九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他在国务院后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华国锋的记忆证实了吴德口述，他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他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音刚落，有位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华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联。华的记忆比吴德口述具体，吴德只记得十几号，华说的是9月16日；华记得参加的人也比吴德口述多了陈永贵。
吴德口述和华国锋访谈说明，到9月16日，除了叶、汪、李，华又同政治局成员吴德、陈锡联、纪登奎或许加上陈永贵做了沟通。据吴德说，事后华国锋曾告诉他，华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据吴德口述，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说，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员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知晓此事。
高层人士之间的沟通，除了政治局成员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些元老和将帅。元老和将帅之间主要是通过叶剑英来沟通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1日，叶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聂荣臻派去的杨成武谈话，杨成武转达了聂荣臻有关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9月24日或25日，叶在住地同粟裕、宋时轮。谈话，告知他们要解决“四人帮”问题；10月3、4日，应陈云要求，叶剑英派其侄叶选基去陈家，征求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10月4日，叶在住所同邓颖超谈话。叶当时毕竟还有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合法身份，是政治舞台上党政军各界硕果仅存的德高望重的元老，一些元老都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上述情况还说明，“四人帮”积怨甚深，毛泽东逝世前后，党内上层对其不满已经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而这种不满也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渐成一种隐伏的共识。
四、解决“四人帮”方式的商议
解决“四人帮”方式如何确定的？很长一个时期披露甚少，近些年来当事人有不少澄清。
最高层的商议，当然是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前引华国锋访谈称，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的是“采取隔离审查措施”。但《叶剑英年谱》“9月21日”条目，未见有关此事的叙述，只是“9月25日”条目记载：“到北京城内华国锋住地，同华国锋长谈，分析‘四人帮’活动的动向和情况，研究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研究出了什么办法，叶年谱未说。而华国锋则从未谈到9月25日与叶剑英长谈一事。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尚不清楚。
不过，华国锋谈到的另一个情况，却得到两位当事人印证。华回忆，9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他就以“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这个情节，吴德有相当细致的叙述。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他，交换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吴德表示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的职务，他偏重于用开会的办法解决问题。吴德的建议主张被李先念否定了，李还提到当年赫鲁晓夫整肃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的历史事件。华、李、吴分析和估计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状况，感到“四人帮”在中共十大把许多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问题，会要冒风险。三人最后认为，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李先念回忆，当时华国锋所说“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样先抓起来再说”。
看来，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式，一开始，华、叶之间已经有了“隔离审查”的想法，然后华国锋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吴德曾建议用召开会议的办法解决，最终华、李、吴还是决心用“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华、叶商议的详情，仍是悬疑。 五、具体行动方案的制定
如何制定解决“四人帮”具体行动方案的？原来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2004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出版后，披露了不少当时制定具体行动方案的细节，推进了相关研究。吴德口述一个值得注意的叙述和看法，就是他比较肯定汪东兴在行动中的作用。
汪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1980年代以来，汪的作用被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吴德评价，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出了大力，功不在李下。他具体叙述到，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行动班子的人员是汪东兴亲自挑选的。10月4日傍晚，华国锋、汪东兴、吴德三人最后商定了整个行动的具体方案。
武健华的回忆提供了新的更為详细的史实。按武的记忆，10月2日下午，叶剑英直接去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处，与汪第三次密谈。叶提出要加速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要求汪当天晚上去找华国锋商量具体问题，自己则先去华家谈。当晚汪去华家交谈。华表示，叶汪的意见和他想的原则上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华要汪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再议定。按武健华的回忆，汪东兴去华家之前，已经召集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三人开会，布置他们琢磨一个行动方案。10月3日上午，李鑫、武健华向汪东兴汇报了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汪同他们再次做了研究。当晚，汪东兴第二次去华国锋家，汇报行动方案。华肯定了方案可行，也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再缩短时间，争取提前解决：二是再约叶帅谈谈。10月4日下午，叶剑英再次到汪的办公室，听取了汪关于新的方案的汇报。吴德所说10月4日晚上商定方案，显然是下午叶剑英听完汇报之后的事了，可以同武健华所忆衔接起来。武健华的回忆进一步解答了具体行动方案制定过程的疑问，很值得研究者关注。
六、具体行动的准备和实施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流传不少绘声绘色的说法，大都未经证实甚至系任意编造。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资料逐渐相对全面和清晰地复原了历史。据华国锋、吴德的谈话或口述，准备工作主要是由华、汪、吴三人分别商谈，由汪、吴领导指挥的。中南海内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的行动，主要由张耀祠、武健华负责；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舆论单位的行动，由耿飚、邱巍高负责。吴德则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沟通，并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了对北京卫戍区部队的直接指挥权。
至于具体行动的经过，当事人的披露比较详细。这是近些年研究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邬吉成。的回忆文章，还有香港凤凰卫视台对武健华、周启才、陈长江、杨正泉、保育钧等人的访谈，尤其是最近发表的武健华的回忆文章，都相当细致地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201楼内抓捕江青，在丰泽园软禁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进驻人民日报社的经过。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过去一直不清楚。吴德在口述中第一次作了披露，只是同抓捕“四人帮’的情况相比仍嫌笼统，远不及对中南海内行动叙述细腻。这方面的情况，有待亲历者和知情者进一步披露。至于个别细节，当事人之间也有一些差异。比如，张耀祠说从中央警卫局抽调二十几名干部，组成四个小组，与吴德的说法（五十多名干部）和武健华所说（五个小组）都有些出入。
七、事件过后的追认和善后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这一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做出部署和安排。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个环节。
过去人们只知道这次会议的结果，至于经过则不知其详。最早比较展开忆述的，是吴德口述；后来周启才接受凤凰卫视台的访谈，介绍就更为详尽了：最近武健华的文章也有不少披露。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作为工作人员旁听会议的是李鑫和周启才。会议从6日晚上十点开到7日凌晨四点，时长六个小时，主要是由华国锋、叶剑英通报抓捕“四人帮”的经过，然后做出了关于隔离审查“四人帮”和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之后，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做出了安排。会上，华国锋曾提议推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则坚持谦辞：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建议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认为这时的文件不可能解决“文革”的问题。
不过，无论是吴德的口述、周启才的访谈还是武健华的文章，对会议安排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情况均寥寥数句，语焉不详。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旁听者）仅有四位健在，更进一步的情况，还待当事人披露。而这次政治局会议是有记录的，笔者猜想，会议关于抓捕“四人帮”的经过会有不少涉及，如能解密，对研究会有可以预期的可观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