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影片《色·戒》是李安导演的又一力作。影片忠实再现了张氏的一贯风格，以世俗的审美，实现了对宏大家国叙事的解构。即使《色·戒》的背景放在了抗日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之下，张爱玲在她的创作中也从来没有将得救的希望寄托于社会革命和某种意识形态上，反而是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了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上，通过现代人浮华背后朴素的底色来把握变化的人生。
　　关键词　世俗　家国　解构
　　
　　《色·戒》是李安导演的又一力作，李安说拍这个电影是因为看过这个小说后对张爱玲用如此诡异的笔法不解，小说只是用淡淡的笔调去讲故事，实则刻意掩盖了许多，又隐讳地透露着什么，像陷阱让他有某种恐惧却兴奋的冲动去拍这部电影。仿佛冥冥之中有张爱玲在看着他，在寻找着一个能够解读她的人去完成这部用电影般语言写成的小说。影片上映之后。主题颇具争议性。一个是华语影坛头把交椅的大导演，一个是民国时期备受争议、天才型的女作家，题材又涉及到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和性。电影的主题让人费解：政治家看到了爱国。一般人看到了爱和性，爱国者又看到了对汉奸的包容和回护。究其原因。让我们透过影片，来解读张爱玲的内心世界。
　　在张爱玲的所有小说中，《色·戒》是最短的一篇，但却花费了她将近30年的时间来完成创作。《色·戒》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抗日战争期间的上海，爱国学生王佳芝的学校戏剧社的同学们密谋使用“美人计”暗杀汉奸政府高官易先生，在诱捕猎物的过程中，王佳芝跌入了一场由激情和猜疑编织而成的大网……。电影的背景选取上个世纪中期的香港和上海。其中有几个符号性的标志，包括抗日战争，汪伪政权，和国民政府。看到这些符号。很自然的就想到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一种宏大的家国叙事。事实也确是如此，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泱泱大国。而几千年来的文明火种的传播，正是有千千万万个家族血脉的延续而承载着。“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延伸。因此，“家国”、“国家”在汉语文字里，一直是炎黄子孙心目中一个最庄严而神圣的词汇。正是这种“家国同构”的文化范式。中国文人自觉地把个体人生纳入到人际关系复杂的社会中，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着对人生、对国家，对未来的清醒认识和强烈的使命感，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而《色·戒》的故事正是在这样一个洋溢着强烈的家国情绪的背景之下。因此众多评论家认为《色·戒》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家国叙事的模式。
　　然而张爱玲在中国文坛的横空出世，则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像柯灵在《遥寄张爱玲》__文中所写道的：“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她从三十年代看书、练习写作开始，就时时会感到左翼文学的压力，尽管当时的文学也有为人生和为艺术之间的争论，但都带有强烈的使命感，以至不少作品沦为了社会教科书或意识形态的图解。而张爱玲的写作倾向则决定了她的小说不可能去展现时代政治的风云的变幻，即使是涉及到革命的政治背景，她也总是抛开中国文人的浓厚的家国意识，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了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上，通过现代人浮华背后朴素的底色来把握变化的人生。一如《色·戒》开头的描述，“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影片一开头，李安就给了王佳芝一段苛刻得透心凉的时装秀，有人以此深探“王佳芝”的内心，其实也是在映射张爱玲的内心，说她其实是个沉迷物质的女人。所以才在那段演商人太太、周旋于上流社会的戏中拔不出身，所以一枚巨大的粉钻轻易粉碎了革命者的理想。泼洒新青年的热血也是在所不惜。所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所以服从于一切物质的狂热，兴许是来自肉体的欲望。这段描述，也正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传统家国叙事模式的一种解构。正如蔡美丽教授所说：“……以她庸俗的主题，实在上是叛逆了这一串串的‘应该’”。中国文化属于道德审美文化，不像西方文化属于宗教文化，但当中国进入到现代阶段。旧的审美道德文化秩序碎裂之后，一些作家在看到腐朽、黑暗、绝望的现实之后，转而向革命、国家、民族、文明进步等进步话语寻求依托，而张爱玲连这些都一并的加以解构。在《烬余录》中，她了然地指出：“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兽性的圈子，几千年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如此。”因此，她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衣、食、性这些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层面上。
　　虽然还是遵循着“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的理念，但与创作高峰期相比，张爱玲此时的写作技巧更加纯熟老练，在《色·戒》中，她成功地控制叙述距离，始终没有做出正面评判，甚至没有借助第三者的眼光，单凭对王佳芝和易先生二人内心活动的冷静书写，就将前者的弱点和后者的冷酷暴露无遗。与其说这是一部反映宣扬抗战、张扬青年爱国抱负的影片，勿庸说这一部深刻地反映人性驳杂的影片。在影片中，我们不难发现王佳芝参加刺杀行动的动机就不是爱国，我们也很难想象张爱玲的笔下会有一个爱国青年。王佳芝的行为，也许就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人而加入的一场疯狂的赌博，结果她输了，连命都搭了进去。易先生是表面的胜利者，但他终究是个已届中年，遭人白眼、被人仇恨，渴望理解和爱的汉奸。他当初的求色最终导致了以后的戒色。因为这个女人钻进他心里去了，对于一个搞政治的人，真爱明显是可怕的。
　　在故事的开始阶段，和最后部分，王佳芝各有两场戏。虽然她从头到尾，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在做戏，都在伪装成麦太太来色诱易先生，但是这两场表演还是十分地有看头。第一场戏是在香港的大学里。由于受了具有抗日思想的同学的影响。她参加了社团，发现了自己的表演天份，并在一场话剧中扮演一位牺牲的抗日战士的妹妹。通过自己的演出，来号召观众们奋起救国。她的表演真实感人，引人入戏。其情其景，让人动容。在戏里。她成了国破家亡的具体形象和符号，成了民族危亡这一国家事实的象征。这个象征里只有国家民族，没有儿女私情，只有大义。没有个人。在戏中，她不是她自己，她是千万万万中国人的代表，她和那位抗日战士之间没有爱情，他们的话题只有亡国恨与救国情。她的表演是如此地精彩，剧社的演出是如此得成功，以致抗日救国真的开始成为她生活和生命中的意义，也成为了她决定加入刺杀易先生的行动的最重要原因。只是这样的爱国举动，代价虽大，最后却几无成效——唯一的成效是杀死了老曹，而其中的血腥场面，却让她不得不当场逃离。她没有办法去面对在国家和民族名义之下的血腥场面。但是，在逃离之后，她的生活和生命却也没有了寄托，后来辗转到 了上海，也是一样，她变回了普通人。直到再次遇到了她以前同谋的同学们。从这场戏中，我们更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王佳芝的逃离，其实也正是张爱玲本人对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对社会革命的强烈责任感的一种逃离。也正是对中国传统的家国叙事模式的一种有意的背离。
　　影片中王佳芝说，她决定再次加入行动，是因为她觉得那是一种“事儿”。这种事情能够让她的生命有所寄托。让她的生活不再平淡如水，随波逐流，不再随着时间流逝如陷入流沙一般慢慢地陷入绝望。她需要寄托，每个人都需要寄托以便活下去，或者开心地活下去。从她话语中，不难看出她之所以再次加入这个团体，并不是为了家国、道德、责任。而仅仅是为了生活能够有所依托而已。而当她再次做戏的时候，可悲的是她又一次成为了国家意志的符号和代表，而且这一次的游戏更为真实。与在话剧里的表演不同的是，她这次作为国家符号的表演。其内容却与它的意义截然相反：情欲的色诱。人性的张力开始在这个符号的吊诡中表达了出来：王佳芝，作为一种国家和文化的最为强大的力量。即作为一种政府的代表，要运用自己最为私人和隐秘的身体与情感。来与另外一种敌对的政府的代表，也就是易先生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王佳芝以色诱人的行为本身，其实在无言的表述中，已经完成了张爱玲对家国叙事的一种颠覆。
　　国家的任务至此与个人的情感开始荒诞的叠合在了一起。现代社会学意义上身体开始在这个时候出现，王佳芝的私人情感猛烈地进发了出来，她爱上了易先生。王佳芝生命里的意义从国家使命完全转移到了私人性，易先生“钻进了她的心里”。这与她所代表的符号性意义完全相反。她被逼到了死角，必须在色和戒之间作出选择。这样的选择在日常生活里都会出现，只是在她身上到达了极端：要么是易先生的性命，要么是她所代表的组织。她当初参加进来，本想寻找些希望，结果却抓住了绝望。影片的最后，王佳芝和她的同学们被枪决。我在她最后的眼神中看不到后悔。从来不去黑暗中的易先生坐在黑暗里，然后离开，留下皱褶的纯白色床单。影片到了这里。所有的政治符号、家国的宏大主题都已经远离了，剩下的只有尘世男女的朴素情爱的底色。
　　这如张爱玲在她的另一篇小说《五四遗事》中的叙述，也对此进行了双重的解构。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已经成家的男主角罗和密斯范恋爱了，恋爱对于处在新旧转型时期的人们还是一个新鲜的事情。罗、范两个为了能够在一起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罗闹了两次离婚，而范也耗尽了韶华，当密斯范终于如愿以偿的嫁给了罗之后，张爱玲仅仅用人物自身的两段服饰的描写，就展现了人物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初相识时，一条黑华丝葛裙子系的高高的，细腰喇叭袖水钻狗牙边雪青绸夹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周身毫无插戴，只腕上一只金表，襟上一只金自来水笔。经过十余年的抗争，终于成功了，没有牌局的时候她在家里成天的躺在床上嗑瓜子，衣服也懒得换，污旧的长衫，袍叉撕裂了也不补，纽绊破了就用一根别针别上。出去的时候穿的仍旧是做新娘子的时候的衣服，大红大绿，反而更加衬出他面容得黄瘦，罗觉得他简直变了个人。罗婉转的劝她注意衣饰，夸她从前的着装……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五四这样一个激荡的时代，张爱玲仍是把她更多关注的目光仍然放在这些生活的细枝末节上，她以庸俗的主题、虚无的意识完成对时代主流话语的消解。
　　也许在张爱玲的思想中，她从来没有将得救的希望寄托于社会革命或某种意识形态上，在她看来时代在不可避免的沉落下去，在无法得救的绝境中，它只能将生存的意义放在短暂的肉身的快乐上，以及可以触摸可以把握的物质之中，在不对的时代中想要抓住一份对的感觉。因此她的文本中有着满满的物质和不厌其烦的细节的描写，她以此来消解宏大的时代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