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困生助学金名额有限，辅导员让所有申请者上台陈述自己的家庭状况，由全专业的同学投票，票数高者为特困生，其余为贫困生。”9月30日，一条“竞选特困生”的新浪微博引发热议，一些网友发表评论认为，“这种自揭伤疤的做法太不人性，伤害了贫困生的隐私权。”(《中国青年报》10月2日)
　　不少网友对竞选贫困生感到诧异，并斥责此举对贫困生很残酷。然而，这样的事，一直在高校中发生，而且情节几乎一模一样——早在2006年，《中国青年报》就曾报道，西南林学院为解决“假冒贫困生”和非贫困生欠交学费问题推出一项新举措：组织一场特殊的演讲会，上台演讲的29名学生都是申请助学金的贫困生，他们通过演讲告知同学其贫困程度。然后由同学们投票决定学校的助学金最终资助给谁。(《中国青年报》2006年11月17日)
　　记得当时，舆论就曾批评这种做法侵犯了贫困生的隐私，把贫困生当猴耍，可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反过来，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同。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以年级(或专业)为单位，成立以学生辅导员任组长，班主任、学生代表担任成员的认定评议小组，负责认定的民主评议工作。认定评议小组成员中，学生代表人数视年级(或专业)人数合理配置，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般不少于年级(或专业)总人数的10%。认定评议小组成立后，其成员名单应在本年级(或专业)范围内公示。”这就是后来在高校广泛推广的贫困生“评议认定法”。依照这种办法，贫困生需充分展示自己的贫困，以得到评议小组的认定。
　　这是从制度上认可了“竞选贫困生法”的合理性，相对于“评议认定法”，“竞选法”不过是把“评议小组”扩大到了全体学生，更“民主”(超过10%，达到100%)。也就是说，采取竞选方式选贫困生的学校，从执行有关部门的意见角度看，是超任务完成。很显然，学校根本就不会理会舆论的质疑，这就是此类事件反复在高校发生的原因。
　　教育部和财政部制订的“评议认定法”，有着明显侵犯贫困学生隐私权的意味，可这一做法却得以顺利推行，耐人寻味。其一，学校是政府的下属部门，对于上级的政策，就是有不妥，学校也得照章执行；其二，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学校的老师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贫困生也有隐私、尊严，在长期以来的帮困助学中，贫困生的隐私是被漠视的，在大学里，帮困者为了展示帮困成就和意义，就不时组织受助学生诉苦、感恩；其三，即便意识到帮困应该保护贫困生的隐私，维护其尊严，但在一些人看来，为了“公平”，防止帮困助学中的弄虚作假，宁可牺牲贫困生的隐私，也就是说，相对于帮困助学的钱没有用到真正的贫困生上，这算不了什么。
　　这些显然是行政办学以及强势者的逻辑和思维，他们以为，贫困生能得到帮助，应该感恩戴德，不能求全责备——这总比没有好。而更重要的是，面对强势者，处于弱势的贫困生根本没有话语权，他们既不能对此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一旦有不同意见，很可能在评议中不合格)，更不能寻求某一组织的帮助，让政府部门和学校从尊重公民的平等权利出发，修改认定办法。这才是贫困大学生的真正“贫困”之处。
　　于是，纵有舆论批评，但政府部门和学校也感觉良好——贫困学生都没有意见，他们不是积极参与评议，填写评议表格吗？不是珍惜“竞选”贫困生的机会，全方位在讲台上展示自己的贫困，并在演讲中感谢政府、感谢学校的帮困政策吗？这就让侵犯学生隐私的做法，迅速得以推广，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好方式。
　　在帮困助学中，作为受助对象，贫困生的声音沉没了。这不是他们的自愿选择，而是没有平等权利的无奈服从。这种局面，不但可能导致帮困政策的偏差，而且会使初衷良好的帮困政策起到反效果。避免这种局面，就是尊重贫困生的人格尊严，给予贫困学生平等的参与政策制订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帮困。
　　最近引起社会关注的1岁多留守女童在奶奶尸体边度过漫长的7天的消息，舆论痛心地呼吁，应该让农村孩子在城市享有平等的求学、医疗、住房等基本待遇和社会保障，可是，就求学这一问题来说，发达地区、大城市纷纷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设置门槛限制，还违规收取择校费、借读费，而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在当地参加中考上高中，以及参加高考上大学，在现行中高考制度中根本就不被允许。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实，必须赋予每个公民平等的知情、参与、表达和决策权，否则，他们的权益不会被重视，政府部门会把解决他们的城市求学、生活，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当成是施舍，而不是必须履行的责任。（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