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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许多作家都曾有“改写”的经历，汪曾祺也不例外，汪曾祺不仅改写自己的作品，而且在他晚年时期，他还改写了一系列聊斋故事。作为一名已经成名的老作家在暮年改写聊斋故事不仅仅是出于玩乐，更是对自身生活，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经历和反思的折射。本文主要探讨聊斋新义小说所体现的现代意识。
关键词 改写 聊斋新义 现代意识
一提到汪曾祺，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受戒》、《大淖记事》这样的小说，而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小说则很少受到关注。其实，晚年对《聊斋志异》的改写更能体现他“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一贯的文学主张和他对社会的看法以及其生活态度。
1987年底至1991年期间，汪曾祺改写了《聊斋志异》的十三个故事，分别是《蛐蛐》（原作《促织》）、《画壁》、《陆判》、《瑞云》、《双灯》、《牛飞》、《石清虚》、《黄英》、《捕快张三》（原作《佟客》）、《同梦》（《凤阳士人》）、《明白官》（原作《郭安》），《虎二题》。众所周知，经典的改写“危险性”是很高的，因为经典已经深入人心，改写经典一般不易被人接受。那么，汪曾祺先生为什么要去改写《聊斋》呢？
虽说汪曾祺是一位传统色彩浓厚的作家，但是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就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并萌发了现代意识。《异秉》中的“荒诞”命题、《绿猫》中的无奈感和荒谬感以及《钓人的孩子》《求雨》等新感觉手法的运用充分体现了当时汪曾祺已经具有现代意识。，拉丁美洲的魔幻小说给了汪曾祺很大的启发，其一是“人家是把这样的东西也叫小说的”；其二是“这样的小说中国原来就有过。所不同的是拉丁美洲的魔幻小说是当代作品，中国的魔幻小说是古代作品。我于是想改写一些中国古代魔幻小说，注入当代意识，使它成为新的东西。”豍由此，他改写了《聊斋》的十三个故事。
他坚持“小改而大动的原则，尽量保存传统作品的情节，而在关键的地方加以变动，目的是使它具有现代意识”。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汪曾祺先生改写《聊斋》的目的。同时，从改写的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改写的故事大多是《聊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而且改写的故事中大多写人，尤其是小人物，对于狐鬼涉及不多，从这可以看出汪曾祺先生还是承继了以前小说中的风格，表现出对小人物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注与思考。针对改写《聊斋》故事，汪曾祺在爱荷华讲学时曾经说过：“《聊斋》续编恐在此也难写，我得想想我带来的是一选本，只选了著名的几篇，而这些名篇（如《小翠》、《婴宁》）是无法改写的，即放不进我的思想，我想从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篇章改写”。豏由此可以看出，汪曾祺改写《聊斋》是经过深思熟虑，将自己的想法融入传奇故事之中加以表现，同时又是有意运用现代手法改写魔幻故事，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开辟一片新的领域。在这种改写中既有现代手法的运用也充分体现了汪曾祺的现代意识。
（一）悲剧意识
一方面在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汪曾祺接受了西方文学的较多影响，西方文学中的悲剧意识也深深影响了汪曾祺。另一方面，在经历了被打为“右派”、“文革”中的被诬蔑、粉碎“四人帮”后成为重点审查对象，这一系列事件也使得汪曾祺感受到人世的动荡不安以及其悲剧性。
《蛐蛐》是根据《聊斋志异》中的《促织》改写的，原作中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而在汪老笔下，成为了一个悲剧，黑子死了，而这种悲剧结局更符合现实，在统治者的压制下，劳动人民没有话语权，更没有大富大贵的机会，在后记中汪曾祺先生就说《促织》的结局是该故事的一大败笔，汪老改变了这个故事，这样的改写不仅改变了故事的结局而且更加突出了黑子的形象，突出了“为爹妈拼命”黑子敢于承担责任这一优良品质，同时也通过黑子一家的遭遇表现这种在官府压制下的悲惨生活，这岂不是社会底层群众的悲剧生活的写照吗？《瑞云》一文中改变了原作中的瑞云艳丽一如当年，贺生夫妇感恩戴德的收场，而是以贺生“若有所失”而结局，悲剧气氛浓厚。
（二）自我认同意识
《陆判》一文删掉了吴家诉讼、判官托梦解案和朱尔丹死后的情节，仅仅保留了陆判为朱尔旦换心和为朱尔旦夫人改头换面的情节。故事中朱尔旦夫人的话：“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是我，还是不是我。这张挺好看的面孔上的挺好看的眼睛看看朱尔旦，下面一双挺粗挺黑的手比比划划，问朱尔旦：“我是我？还是她？”具有明显的荒诞感和幽默色彩，是对现代手法的借鉴，同时这也明显表现一种思想：人要坚持自我认同。要做好自己，保持自身的特性，适合自己的才是做好的，别人再美好的东西生搬硬套到自己身上不仅不美好了，反而令人耻笑，朱尔旦夫人的这种“我非我，亦非她”的情状在引人发笑之余又引人深思。《黄英》中马子才如法炮制黄英的做法，将陶生变成的菊花拔起披上衣服，然而这却使陶生永久的变成菊花，再也没有醒来，可见，如法炮制，生搬硬套是不可靠的。《瑞云》一文删掉了瑞云脸变黑之后“丑状类鬼”的情节。主题也从道德观念变成了自我身份的确认，贺生已经习惯了黑脸的瑞云，贺生所钟情的瑞云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这才是真正的“人”，当瑞云的黑脸消失后，瑞云成为一个完美无瑕的人，这似乎有点不切近现实，贺生“若有所失”。自我认同，既要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又要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人。
（三） “人与物”的和谐意识
汪曾祺反复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豐改写的故事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石清虚》一文仅仅保留了索石和权豪盗石的情节，将托梦救石、石头被盗后石头变成碎片的情节删掉，而且改变了原先“物之尤者祸之府和”“士为知己者死”的主题，通过那个老头让邢云飞折寿三年得到石头这一情节表现“石能择主”的主题以及邢云飞单纯的无功利色彩的爱石之情，表现了人与石的和谐。《黄英》一文中陶生成了主角，删掉了马子才与黄英结为夫妻的情节，将陶生的培养菊花、卖菊花以及化为菊花详细描写，充分表现了“种无不佳，培溉在人”的主题，人与物的和谐才能使人和物得到“双赢”（人得到利，花得到名）。《捕快张三》是根据《佟客》一文中的异史氏曰改编而成，文中没有鞭挞张三妻子，对女子失节一事也没详细叙述，而是赞扬了张三对妻子的宽容，以及对女性“持欣赏眼光，多曲谅，少苛求”，也表现了夫妻间的和谐与宽容是幸福生活的必要因素。 （四）“欲望”观的认同
汪曾祺既坚持了传统中的观念，同时对于世俗的及时行乐，欲望的追逐也持认同态度。《画壁》将主人公和背景移到了沙漠的一支商队，使朱守素的形象与大漠佛寺形成了对比，结尾中驼队渐行渐远也似乎意味着人生匆匆而过，其中充满了欲望和诱惑，在这里通过长老的“心之所想皆是真实”看出作者是肯定人在生活种的欲望追求，人生应该及时行乐。《双灯》将主人公有妇之夫魏云旺变成了年轻小伙魏家二小，开篇为主人公增加了具体可感的生活场景，让他生活在一个开了一地的野花的院子里，还让他在傍晚时分反反复复想小时候的事，背两首千家诗，或伏在窗口看南山突出了主人公平静、落寞、温情的性格；再有，女郎突然而来忽然即去，符合鬼女或狐女的神秘特性，原书仅以缘分解之，到了汪曾祺的笔下将其进一步解释为：缘就是爱，喜欢你，我就来了，不喜欢了，就走，不能凑合。主人公身份的变化使得这种情爱既符合现代道德观念又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恋爱观念，肯定人的情感追求，文中也充分肯定了双飞大胆直接的情感追求。《黄英》中对于陶生的卖菊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并没有一味坚持雅士的不为钱不为利的观念，对于陶生能凭借自己的本领培育菊花，卖菊花挣钱持肯定态度，这也是对世俗欲望的认同。
不难发现，汪曾祺先生在改写的过程中，注重“情”字，这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包括人物之间的情感。《瑞云》、《双灯》、《画壁》、《捕快张三》着重表现了男女之情，肯定自由恋爱以及对爱情的勇敢大胆的追求。肯定了双灯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以及朱守素的情感欲望以及张三对妻子的原谅，其中现代意识最为显著就是对女性主动选择和对女性宽容的肯定，其中也暗含女权主义思想。《石清虚》、《黄英》、《虎二题》（《老虎吃错人》《人变老虎》）这些篇章表现人与物之间的纯粹的无功利的情感。邢云飞的不惜折寿的爱石之情、陶生的爱菊之情、老虎与人的真挚情感，以及兄弟之间的孝悌之情，在故事中得到充分的展现，这似乎更符合当时人文主义精神。
注释：
豍汪曾祺.捡石子儿（代序）.汪曾祺全集第五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50.
豎汪曾祺.<聊斋新义>后记.汪曾祺全集.第四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38.
豏豐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八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41，60.
关键词 改写 聊斋新义 现代意识
一提到汪曾祺，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受戒》、《大淖记事》这样的小说，而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小说则很少受到关注。其实，晚年对《聊斋志异》的改写更能体现他“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一贯的文学主张和他对社会的看法以及其生活态度。
1987年底至1991年期间，汪曾祺改写了《聊斋志异》的十三个故事，分别是《蛐蛐》（原作《促织》）、《画壁》、《陆判》、《瑞云》、《双灯》、《牛飞》、《石清虚》、《黄英》、《捕快张三》（原作《佟客》）、《同梦》（《凤阳士人》）、《明白官》（原作《郭安》），《虎二题》。众所周知，经典的改写“危险性”是很高的，因为经典已经深入人心，改写经典一般不易被人接受。那么，汪曾祺先生为什么要去改写《聊斋》呢？
虽说汪曾祺是一位传统色彩浓厚的作家，但是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就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并萌发了现代意识。《异秉》中的“荒诞”命题、《绿猫》中的无奈感和荒谬感以及《钓人的孩子》《求雨》等新感觉手法的运用充分体现了当时汪曾祺已经具有现代意识。，拉丁美洲的魔幻小说给了汪曾祺很大的启发，其一是“人家是把这样的东西也叫小说的”；其二是“这样的小说中国原来就有过。所不同的是拉丁美洲的魔幻小说是当代作品，中国的魔幻小说是古代作品。我于是想改写一些中国古代魔幻小说，注入当代意识，使它成为新的东西。”豍由此，他改写了《聊斋》的十三个故事。
他坚持“小改而大动的原则，尽量保存传统作品的情节，而在关键的地方加以变动，目的是使它具有现代意识”。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汪曾祺先生改写《聊斋》的目的。同时，从改写的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改写的故事大多是《聊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而且改写的故事中大多写人，尤其是小人物，对于狐鬼涉及不多，从这可以看出汪曾祺先生还是承继了以前小说中的风格，表现出对小人物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注与思考。针对改写《聊斋》故事，汪曾祺在爱荷华讲学时曾经说过：“《聊斋》续编恐在此也难写，我得想想我带来的是一选本，只选了著名的几篇，而这些名篇（如《小翠》、《婴宁》）是无法改写的，即放不进我的思想，我想从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篇章改写”。豏由此可以看出，汪曾祺改写《聊斋》是经过深思熟虑，将自己的想法融入传奇故事之中加以表现，同时又是有意运用现代手法改写魔幻故事，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开辟一片新的领域。在这种改写中既有现代手法的运用也充分体现了汪曾祺的现代意识。
（一）悲剧意识
一方面在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汪曾祺接受了西方文学的较多影响，西方文学中的悲剧意识也深深影响了汪曾祺。另一方面，在经历了被打为“右派”、“文革”中的被诬蔑、粉碎“四人帮”后成为重点审查对象，这一系列事件也使得汪曾祺感受到人世的动荡不安以及其悲剧性。
《蛐蛐》是根据《聊斋志异》中的《促织》改写的，原作中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而在汪老笔下，成为了一个悲剧，黑子死了，而这种悲剧结局更符合现实，在统治者的压制下，劳动人民没有话语权，更没有大富大贵的机会，在后记中汪曾祺先生就说《促织》的结局是该故事的一大败笔，汪老改变了这个故事，这样的改写不仅改变了故事的结局而且更加突出了黑子的形象，突出了“为爹妈拼命”黑子敢于承担责任这一优良品质，同时也通过黑子一家的遭遇表现这种在官府压制下的悲惨生活，这岂不是社会底层群众的悲剧生活的写照吗？《瑞云》一文中改变了原作中的瑞云艳丽一如当年，贺生夫妇感恩戴德的收场，而是以贺生“若有所失”而结局，悲剧气氛浓厚。
（二）自我认同意识
《陆判》一文删掉了吴家诉讼、判官托梦解案和朱尔丹死后的情节，仅仅保留了陆判为朱尔旦换心和为朱尔旦夫人改头换面的情节。故事中朱尔旦夫人的话：“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是我，还是不是我。这张挺好看的面孔上的挺好看的眼睛看看朱尔旦，下面一双挺粗挺黑的手比比划划，问朱尔旦：“我是我？还是她？”具有明显的荒诞感和幽默色彩，是对现代手法的借鉴，同时这也明显表现一种思想：人要坚持自我认同。要做好自己，保持自身的特性，适合自己的才是做好的，别人再美好的东西生搬硬套到自己身上不仅不美好了，反而令人耻笑，朱尔旦夫人的这种“我非我，亦非她”的情状在引人发笑之余又引人深思。《黄英》中马子才如法炮制黄英的做法，将陶生变成的菊花拔起披上衣服，然而这却使陶生永久的变成菊花，再也没有醒来，可见，如法炮制，生搬硬套是不可靠的。《瑞云》一文删掉了瑞云脸变黑之后“丑状类鬼”的情节。主题也从道德观念变成了自我身份的确认，贺生已经习惯了黑脸的瑞云，贺生所钟情的瑞云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这才是真正的“人”，当瑞云的黑脸消失后，瑞云成为一个完美无瑕的人，这似乎有点不切近现实，贺生“若有所失”。自我认同，既要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又要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人。
（三） “人与物”的和谐意识
汪曾祺反复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豐改写的故事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石清虚》一文仅仅保留了索石和权豪盗石的情节，将托梦救石、石头被盗后石头变成碎片的情节删掉，而且改变了原先“物之尤者祸之府和”“士为知己者死”的主题，通过那个老头让邢云飞折寿三年得到石头这一情节表现“石能择主”的主题以及邢云飞单纯的无功利色彩的爱石之情，表现了人与石的和谐。《黄英》一文中陶生成了主角，删掉了马子才与黄英结为夫妻的情节，将陶生的培养菊花、卖菊花以及化为菊花详细描写，充分表现了“种无不佳，培溉在人”的主题，人与物的和谐才能使人和物得到“双赢”（人得到利，花得到名）。《捕快张三》是根据《佟客》一文中的异史氏曰改编而成，文中没有鞭挞张三妻子，对女子失节一事也没详细叙述，而是赞扬了张三对妻子的宽容，以及对女性“持欣赏眼光，多曲谅，少苛求”，也表现了夫妻间的和谐与宽容是幸福生活的必要因素。 （四）“欲望”观的认同
汪曾祺既坚持了传统中的观念，同时对于世俗的及时行乐，欲望的追逐也持认同态度。《画壁》将主人公和背景移到了沙漠的一支商队，使朱守素的形象与大漠佛寺形成了对比，结尾中驼队渐行渐远也似乎意味着人生匆匆而过，其中充满了欲望和诱惑，在这里通过长老的“心之所想皆是真实”看出作者是肯定人在生活种的欲望追求，人生应该及时行乐。《双灯》将主人公有妇之夫魏云旺变成了年轻小伙魏家二小，开篇为主人公增加了具体可感的生活场景，让他生活在一个开了一地的野花的院子里，还让他在傍晚时分反反复复想小时候的事，背两首千家诗，或伏在窗口看南山突出了主人公平静、落寞、温情的性格；再有，女郎突然而来忽然即去，符合鬼女或狐女的神秘特性，原书仅以缘分解之，到了汪曾祺的笔下将其进一步解释为：缘就是爱，喜欢你，我就来了，不喜欢了，就走，不能凑合。主人公身份的变化使得这种情爱既符合现代道德观念又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恋爱观念，肯定人的情感追求，文中也充分肯定了双飞大胆直接的情感追求。《黄英》中对于陶生的卖菊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并没有一味坚持雅士的不为钱不为利的观念，对于陶生能凭借自己的本领培育菊花，卖菊花挣钱持肯定态度，这也是对世俗欲望的认同。
不难发现，汪曾祺先生在改写的过程中，注重“情”字，这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包括人物之间的情感。《瑞云》、《双灯》、《画壁》、《捕快张三》着重表现了男女之情，肯定自由恋爱以及对爱情的勇敢大胆的追求。肯定了双灯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以及朱守素的情感欲望以及张三对妻子的原谅，其中现代意识最为显著就是对女性主动选择和对女性宽容的肯定，其中也暗含女权主义思想。《石清虚》、《黄英》、《虎二题》（《老虎吃错人》《人变老虎》）这些篇章表现人与物之间的纯粹的无功利的情感。邢云飞的不惜折寿的爱石之情、陶生的爱菊之情、老虎与人的真挚情感，以及兄弟之间的孝悌之情，在故事中得到充分的展现，这似乎更符合当时人文主义精神。
注释：
豍汪曾祺.捡石子儿（代序）.汪曾祺全集第五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50.
豎汪曾祺.<聊斋新义>后记.汪曾祺全集.第四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38.
豏豐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八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4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