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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制内的身份和高度的责任感，使王蒙的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息息相关；敏感的艺术直觉和积极的探索精神，使王蒙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先锋性。直面政治身份和文学身份的微妙关系，是王蒙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这也使他走上了孤独而执著的创作之路。
关键词： 王蒙 体制内 先锋性 创作之路
王蒙生于1934年，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上世纪50年代初发表《青春万岁》开始登上文坛，至今笔耕不辍。共产党员的身份，曾经的文化部长，使他始终固守着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立场，但敏锐的艺术直觉又使他时时成为文学思潮中的急先锋，引领着当代文学不断前进。
一、“少共精神”贯穿其创作始终
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写作的方向。王蒙12岁就参加革命，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6岁担任青年团的领导工作。同时，从23岁开始被卷入“反右”斗争，发配到新疆，经历了“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政治风雨。作为经历拨乱反正的“归来作家”的一员，重返文坛后的王蒙一方面表现那段不堪回首的艰辛历程，一方面又充满对国家、人民、命运的爱恋、忧思、憧憬甚或无奈和迷惘、王蒙说：“研究‘小说做法’的人也许会摇头，然而，我无时不在想着、忆着、哭着、笑着这八千里和三十年，我的小说的支点正是在这里。”［1］
王蒙的心态和创作，具有一种特有的光明和硬朗，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精神，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明亮之色，“有着光亮的和充满着希望、思想力量的东西”。［2］王蒙创作中所闪耀的这种“光亮”和“希望”，源于他与时代主流话语的“联盟”，《布礼》曾得到胡乔木等高层人物的激赏即是一例。王蒙早年的“少共”经历及其日后形成的主人翁意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特有的时代氛围中重新被激活。
创作于“文革”之前的作品主要有《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当时作者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青春万岁》主要是对青春的赞美和对新社会的讴歌，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则试图干预生活，突破狭窄的政策图解模式，还文学于史以本来面目，而他的这次突破也使他屡遭厄运，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文革”后，王蒙的创作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杂色》《相见时难》《惶惑》《坚硬的稀粥》《活动变人形》等佳作层出不穷。王蒙这一系列反思小说的内核，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革命作家在八十年代初期，以刚健明朗的风格和历史乐观主义精神反思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以构建新的自我认同。这里既有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又有对痛苦的经历和新的问题的剖析，甚至也显示了在构建新的自我认同过程中发生的自我破碎、惶惑甚至迷失。进入九十年代后，王蒙又创作了季节系列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尽情书写青春时期的憧憬和迷惘，文革时期的矛盾和痛苦以及当下的欢欣和无奈。
从《青春万岁》到“季节系列”，记录着王蒙“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人生经验：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智成长的精神历程，书写着“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信念，而革命、爱情、激情、理想、青春则是其叙事中的关键元素，少共精神贯穿其创作始终。
二、小说艺术的“探险家”
王蒙是一个对社会转向和社会思潮高度敏感的人，而他的创作都能够和当时的社会转向和社会思潮相联系，从内容到表现方式作出革新。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特别是当代小说艺术的“探险家”，他的小说创作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小说艺术的探险过程，王蒙小说艺术的每一次探险，都给当代小说带来了新变化，他的每一次探索，都给当代小说带来了新的影响。第一次探索产生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其意义在于使小说艺术摆脱文学是政治工具的束缚，继承和发展了文学写人的情感世界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第二次探索以《蝴蝶》、《布礼》等小说的发表为标志，意识流、蒙太奇等小说手法的运用使中国小说艺术走向现代和多元；第三次探索是以《坚硬的稀粥》等作品为代表的具有明显隐喻、象征色彩的小说，使小说在现实性的基础上获得了丰富的文化哲学意味；第四次探索是以“季节系列”为代表的作品，创造了狂欢似的“杂色”文体，在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上取得了成功的试验。王蒙是当代文坛上一位特别具有创新性的作家，是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小说艺术家。
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张扬自我、众声喧哗的时代，王蒙作为一个对社会转变和艺术形式高度敏感的作家，意识到新时代可以用新形式来表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王蒙的“集束手榴弹”——中篇小说《布礼》、《蝴蝶》，短篇小说《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及《风筝飘带》，因其“意识流”手法的使用震动了文坛。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的特点在于不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突破了传统故事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线性结构，而重在表现叙述者及其对象的意识之流，重在想象和感觉的发挥的叙事理性和逻辑在这里缺席了。王蒙曾坦言：“我觉得随着生活的复杂化，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它会越来越多要求多线条、快节奏的结构。”［3］我们看到，从《春之声》、《海的梦》到《蝴蝶》、《杂色》、《风筝飘带》，这一系列小说因其难以复制的独特性，很难被归类到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当中去。批评家用“意识流”这一概念来概括王蒙小说恰如其分。
进入九十年代后，王蒙又用狂欢化的语言叙述他的“季节系列”，表达他的“文革”情节。翻开“季节系列”，王蒙式的语言的狂欢扑面而来，那种似通非通、似连非连的句子通篇流淌。古代诗歌、政策条文、流行口号、苏联歌曲、民间理语等夹杂揉合在一起，比喻、象征、调侃、反讽、戏谑随意交叉，不仅信息大，而且蕴涵丰富，构成了杂语喧哗的多维空间。比如《踌躇的季节》中对吃西瓜的描述：“多么可爱的夏天！西瓜是上苍的杰作，吃西瓜是夏天幸福的极致，幸福、理想、诗意与西瓜同在。在酷热的折磨下，在炼狱的威退下，在你的呻吟和抱怨、挣扎和潦倒中，你得到了天助，得到了上苍的恩宠，得到了一股清流，一派清新，简直是一个崭新的生命。既是吸饮，又是吞噬，既是收纳，又是吐弃。踢里秃噜，滴滴嗒嗒，三拳两脚，张飞李逵，一个西瓜就进了肚。除了吃西瓜，什么东西可能吃得这等痛快！夏天吃个瓜，豪气满乾坤！伏天抱个瓜，清风浴灵魂！盛夏抱个瓜，飞天怀满月！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何如西瓜瓜人！有物曰西瓜，食之脱俗尘！有瓜甘而纯，食之乃羽化！清凉，甘冽，柔润，通畅，安抚，洗濯，补养，透亮，如玉如珠，如液如浆，如花如鸟，如云如艘，如饴如脂，如鲲鹏展翅遨游于天地之间直到六合之外！”［4］这是钱文对吃西瓜的特殊感受，作者展开了丰富的联想，写出吃瓜人的快乐心境，随意涂抹，使人进入到由多种汉语形象构成的语言的狂欢情景中。
王蒙的这种改变应该与当时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关。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刘索拉、余华等小说作家热衷于文学形式的创新，使中国的先锋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先锋文学思潮的影响，王蒙也不甘寂寞，敢于用新的形式表现他的文革生活。
三、在政治与文学的夹缝中执著前行
王蒙曾坦言自己与政治、革命的联系，“我的特点就是革命”，［5］“我无法淡化掉我的社会政治身份社会政治义务”。［6］“归来”后的王蒙一直“游走”在首都文化知识界的上层。除了“反右”和“文革”时期，王蒙一直与政治保持着密切联系，一直是“在组织”的，是体制内作家。
可能对一个作家而言，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否担任中央委员或部长，并不重要，但对王蒙而言，这种经历的影响举足轻重。政治生活构成了王蒙八十年代的重要维面。王蒙的这种独特的政治身份和文学身份的融合，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王蒙八十年代的“桥梁”身份，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王蒙共青团时代就已经形成的主人意识和责任意识，“要当个和谐的因素而不是生事的因素，要当一个稳定的因素而不是搅乱的因素”，［7］自觉“充当中央与作家同行之间的桥梁”，［8］“充当一个减震减压的橡皮垫”。［9］王蒙这种“桥梁”心态、“橡皮垫”意识，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
王蒙尽管善于处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但有时候政治与文学的微妙关系也置他于尴尬境地。王蒙处于八十年代独特的文化氛围中，受到左右两种力量的“夹击”，是在所难免的事。“左”派认为他“右”，搞“自由化”，是“现代派”；“右”派则认为他“左”，已经“官方化”，是“喉舌”。身处左右两种力量的夹缝之中，王蒙却不愿把自己绑在任何一方的战车上，他致力于沟通、缓和、平衡乃至“抹稀泥”，这决定了王蒙陷于左右逢源、左右夹击的处境之中。这就是王蒙作为“界碑”的窘境：“我好像一个界碑——站在左边的觉得我太右，站在右边的觉得我太左，站在后边的觉得我太超前，站在前沿的觉得我太滞后。”［10］王蒙“成了一个桩子，力图越过各面的人，简单而又片面的人都觉得我脱离了他们，妨碍了他们，变成了他们的前进脚步的羁绊，而且是维护了效劳了投奔了对方”。［11］王蒙的这种“界碑”感，是对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某种思想真相的深刻反映。
体制内的身份和高度的责任感，使王蒙的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息息相关；敏感的艺术直觉和积极的探索精神，使王蒙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自觉的“桥梁”心态和“橡皮垫”意识，使王蒙踏上了孤独而执著的创作之路。
参考文献：
［1］王蒙.夜的眼及其它.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275.
［2］许觉民.谈王蒙近作.崔建飞编.王蒙作品评论集萃.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1.
［3］王蒙.在探索的道路上.王蒙文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Vol19：40.
［4］王蒙.踌躇的季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32.
［5］杨澜访谈录（第9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77.
［6］王蒙.王蒙自传（第2部）.大块文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79.
［7］［8］［9］王蒙.王蒙自传（第2部）.大块文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266，335，165.
［10］［11］王蒙.王蒙自传（第2部）.大块文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70.
关键词： 王蒙 体制内 先锋性 创作之路
王蒙生于1934年，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上世纪50年代初发表《青春万岁》开始登上文坛，至今笔耕不辍。共产党员的身份，曾经的文化部长，使他始终固守着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立场，但敏锐的艺术直觉又使他时时成为文学思潮中的急先锋，引领着当代文学不断前进。
一、“少共精神”贯穿其创作始终
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写作的方向。王蒙12岁就参加革命，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6岁担任青年团的领导工作。同时，从23岁开始被卷入“反右”斗争，发配到新疆，经历了“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政治风雨。作为经历拨乱反正的“归来作家”的一员，重返文坛后的王蒙一方面表现那段不堪回首的艰辛历程，一方面又充满对国家、人民、命运的爱恋、忧思、憧憬甚或无奈和迷惘、王蒙说：“研究‘小说做法’的人也许会摇头，然而，我无时不在想着、忆着、哭着、笑着这八千里和三十年，我的小说的支点正是在这里。”［1］
王蒙的心态和创作，具有一种特有的光明和硬朗，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精神，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明亮之色，“有着光亮的和充满着希望、思想力量的东西”。［2］王蒙创作中所闪耀的这种“光亮”和“希望”，源于他与时代主流话语的“联盟”，《布礼》曾得到胡乔木等高层人物的激赏即是一例。王蒙早年的“少共”经历及其日后形成的主人翁意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特有的时代氛围中重新被激活。
创作于“文革”之前的作品主要有《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当时作者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青春万岁》主要是对青春的赞美和对新社会的讴歌，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则试图干预生活，突破狭窄的政策图解模式，还文学于史以本来面目，而他的这次突破也使他屡遭厄运，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文革”后，王蒙的创作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杂色》《相见时难》《惶惑》《坚硬的稀粥》《活动变人形》等佳作层出不穷。王蒙这一系列反思小说的内核，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革命作家在八十年代初期，以刚健明朗的风格和历史乐观主义精神反思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以构建新的自我认同。这里既有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又有对痛苦的经历和新的问题的剖析，甚至也显示了在构建新的自我认同过程中发生的自我破碎、惶惑甚至迷失。进入九十年代后，王蒙又创作了季节系列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尽情书写青春时期的憧憬和迷惘，文革时期的矛盾和痛苦以及当下的欢欣和无奈。
从《青春万岁》到“季节系列”，记录着王蒙“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人生经验：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智成长的精神历程，书写着“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信念，而革命、爱情、激情、理想、青春则是其叙事中的关键元素，少共精神贯穿其创作始终。
二、小说艺术的“探险家”
王蒙是一个对社会转向和社会思潮高度敏感的人，而他的创作都能够和当时的社会转向和社会思潮相联系，从内容到表现方式作出革新。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特别是当代小说艺术的“探险家”，他的小说创作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小说艺术的探险过程，王蒙小说艺术的每一次探险，都给当代小说带来了新变化，他的每一次探索，都给当代小说带来了新的影响。第一次探索产生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其意义在于使小说艺术摆脱文学是政治工具的束缚，继承和发展了文学写人的情感世界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第二次探索以《蝴蝶》、《布礼》等小说的发表为标志，意识流、蒙太奇等小说手法的运用使中国小说艺术走向现代和多元；第三次探索是以《坚硬的稀粥》等作品为代表的具有明显隐喻、象征色彩的小说，使小说在现实性的基础上获得了丰富的文化哲学意味；第四次探索是以“季节系列”为代表的作品，创造了狂欢似的“杂色”文体，在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上取得了成功的试验。王蒙是当代文坛上一位特别具有创新性的作家，是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小说艺术家。
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张扬自我、众声喧哗的时代，王蒙作为一个对社会转变和艺术形式高度敏感的作家，意识到新时代可以用新形式来表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王蒙的“集束手榴弹”——中篇小说《布礼》、《蝴蝶》，短篇小说《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及《风筝飘带》，因其“意识流”手法的使用震动了文坛。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的特点在于不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突破了传统故事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线性结构，而重在表现叙述者及其对象的意识之流，重在想象和感觉的发挥的叙事理性和逻辑在这里缺席了。王蒙曾坦言：“我觉得随着生活的复杂化，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它会越来越多要求多线条、快节奏的结构。”［3］我们看到，从《春之声》、《海的梦》到《蝴蝶》、《杂色》、《风筝飘带》，这一系列小说因其难以复制的独特性，很难被归类到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当中去。批评家用“意识流”这一概念来概括王蒙小说恰如其分。
进入九十年代后，王蒙又用狂欢化的语言叙述他的“季节系列”，表达他的“文革”情节。翻开“季节系列”，王蒙式的语言的狂欢扑面而来，那种似通非通、似连非连的句子通篇流淌。古代诗歌、政策条文、流行口号、苏联歌曲、民间理语等夹杂揉合在一起，比喻、象征、调侃、反讽、戏谑随意交叉，不仅信息大，而且蕴涵丰富，构成了杂语喧哗的多维空间。比如《踌躇的季节》中对吃西瓜的描述：“多么可爱的夏天！西瓜是上苍的杰作，吃西瓜是夏天幸福的极致，幸福、理想、诗意与西瓜同在。在酷热的折磨下，在炼狱的威退下，在你的呻吟和抱怨、挣扎和潦倒中，你得到了天助，得到了上苍的恩宠，得到了一股清流，一派清新，简直是一个崭新的生命。既是吸饮，又是吞噬，既是收纳，又是吐弃。踢里秃噜，滴滴嗒嗒，三拳两脚，张飞李逵，一个西瓜就进了肚。除了吃西瓜，什么东西可能吃得这等痛快！夏天吃个瓜，豪气满乾坤！伏天抱个瓜，清风浴灵魂！盛夏抱个瓜，飞天怀满月！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何如西瓜瓜人！有物曰西瓜，食之脱俗尘！有瓜甘而纯，食之乃羽化！清凉，甘冽，柔润，通畅，安抚，洗濯，补养，透亮，如玉如珠，如液如浆，如花如鸟，如云如艘，如饴如脂，如鲲鹏展翅遨游于天地之间直到六合之外！”［4］这是钱文对吃西瓜的特殊感受，作者展开了丰富的联想，写出吃瓜人的快乐心境，随意涂抹，使人进入到由多种汉语形象构成的语言的狂欢情景中。
王蒙的这种改变应该与当时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关。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刘索拉、余华等小说作家热衷于文学形式的创新，使中国的先锋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先锋文学思潮的影响，王蒙也不甘寂寞，敢于用新的形式表现他的文革生活。
三、在政治与文学的夹缝中执著前行
王蒙曾坦言自己与政治、革命的联系，“我的特点就是革命”，［5］“我无法淡化掉我的社会政治身份社会政治义务”。［6］“归来”后的王蒙一直“游走”在首都文化知识界的上层。除了“反右”和“文革”时期，王蒙一直与政治保持着密切联系，一直是“在组织”的，是体制内作家。
可能对一个作家而言，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否担任中央委员或部长，并不重要，但对王蒙而言，这种经历的影响举足轻重。政治生活构成了王蒙八十年代的重要维面。王蒙的这种独特的政治身份和文学身份的融合，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王蒙八十年代的“桥梁”身份，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王蒙共青团时代就已经形成的主人意识和责任意识，“要当个和谐的因素而不是生事的因素，要当一个稳定的因素而不是搅乱的因素”，［7］自觉“充当中央与作家同行之间的桥梁”，［8］“充当一个减震减压的橡皮垫”。［9］王蒙这种“桥梁”心态、“橡皮垫”意识，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
王蒙尽管善于处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但有时候政治与文学的微妙关系也置他于尴尬境地。王蒙处于八十年代独特的文化氛围中，受到左右两种力量的“夹击”，是在所难免的事。“左”派认为他“右”，搞“自由化”，是“现代派”；“右”派则认为他“左”，已经“官方化”，是“喉舌”。身处左右两种力量的夹缝之中，王蒙却不愿把自己绑在任何一方的战车上，他致力于沟通、缓和、平衡乃至“抹稀泥”，这决定了王蒙陷于左右逢源、左右夹击的处境之中。这就是王蒙作为“界碑”的窘境：“我好像一个界碑——站在左边的觉得我太右，站在右边的觉得我太左，站在后边的觉得我太超前，站在前沿的觉得我太滞后。”［10］王蒙“成了一个桩子，力图越过各面的人，简单而又片面的人都觉得我脱离了他们，妨碍了他们，变成了他们的前进脚步的羁绊，而且是维护了效劳了投奔了对方”。［11］王蒙的这种“界碑”感，是对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某种思想真相的深刻反映。
体制内的身份和高度的责任感，使王蒙的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息息相关；敏感的艺术直觉和积极的探索精神，使王蒙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自觉的“桥梁”心态和“橡皮垫”意识，使王蒙踏上了孤独而执著的创作之路。
参考文献：
［1］王蒙.夜的眼及其它.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275.
［2］许觉民.谈王蒙近作.崔建飞编.王蒙作品评论集萃.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1.
［3］王蒙.在探索的道路上.王蒙文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Vol19：40.
［4］王蒙.踌躇的季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32.
［5］杨澜访谈录（第9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77.
［6］王蒙.王蒙自传（第2部）.大块文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79.
［7］［8］［9］王蒙.王蒙自传（第2部）.大块文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266，335，165.
［10］［11］王蒙.王蒙自传（第2部）.大块文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