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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民政府日趋严厉的工会立法体现出“防共匪”的意图；明与暗双重控制的管理机构以及人事、经济与意识形态全面渗透的管理方式体现出工会管理中的“独裁”一面；从“强制”、“督导”到“劝导”的管理话语转变以及执政者维持公共利益与公平原则的部分努力体现出工会管理中的“现代”一面。1947年的两起“抗不入会”的案例既体现出地方政府对待同一事件的立场与应变措施相较其上级政府的灵活性与变通性，又揭示出战后尖锐的社会矛盾、紧张的政治局势等外在环境，客观上使国民政府的工会管理从追求有限的政治文明一步步退回强硬、专制的老路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