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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是蒋介石跟前的红人，曾两度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并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中将军衔；同时，他又是我党潜伏在敌人心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的红色特工。
他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到1949年12月率领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军在四川宜宾起义止，累计向中共提供过大小情报100余次，其中包括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的作战计划、国民党军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以及国民党军的长江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和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的兵力配备等情况。他的这些情报，对我人民解放军打倒蒋家王朝，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然而，这位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传奇人物，为了实现其重新入党的政治夙愿，竟苦苦等待了35年
那么，他的重新入党之路为什么会如此坎坷，如此艰难？
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5年后，重新找到党组织
郭汝瑰，1907年9月出生在四川省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读书人家。
1925年，他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去了日本士官学校读书，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郭汝瑰从日本回国后，又考入了陆军大学，成为了“天子门生”。陆大毕业不久，他到陈诚的第十八军任职。“八一三”淞沪抗战时，他担任了第十八军第十四师第四十二旅旅长，率部与日军厮杀了整整七个昼夜，一战成名。郭汝瑰还参加了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由于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因此受到陈诚的青睐，并最终成为蒋介石心中的“军界精英”。此后，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帆风顺，青云直上。
然而，也就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郭汝瑰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黑暗，因此，他恢复中共党籍的想法就更加强烈了。
1945年5月，郭汝瑰偶遇了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任逖猷，并经他介绍，重新见到了自己当年入党时结识的任廉儒（任逖猷的堂兄）。此时的任廉儒正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做军事情报工作，受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领导。在与党失去联系15年之后，郭汝瑰终于重新找到了党组织，他激动不已。
郭汝瑰向任廉儒倾诉了他这十几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自己与党失去联系后的痛苦，并迫切地表达了他想恢复党籍的愿望。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又按党组织的要求，提供了一些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后，郭汝瑰得到了任廉儒的信任。之后，在任廉儒的安排下，郭汝瑰分别于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两次与董必武见面。在与董老见面时，他又向董老提出了希望恢复党籍和去延安的要求。1946年3月19日，任廉儒向郭汝瑰转达了董必武的意见：“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我们的同志想要打入国民党机要部门很不容易，你去延安的作用相对于你留在国统区要小，你留在国统区，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也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们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郭汝瑰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长达15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他的思想状况、政治表现，党组织都不清楚，而且他的入党介绍人业已去世。在这种情况下，董必武不可能通过一两次谈话就完全信任一个官运亭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因此提出要他接受党的考验，当然也是出于慎重的考虑。董必武实际上是把他视为了统战对象和可以合作的朋友来对待的。
35年漫长的等待，直到他73岁时才重新加入了党组织
在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后不久，郭汝瑰突然接到何应钦的一纸命令，要他赴美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军事代表。
当郭汝瑰将何应钦要派他出任驻美军事代表一事，向董必武请示时，董老说：“我们不耽误你的事业，你可以去美国，你到了美国，仍可以同我们联系。”就这样，郭汝瑰踏上了赴美之路。全面内战爆发后，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撤回了解放区，不再主管南方局的工作，也不再过问策反与情报工作。因此，他对郭汝瑰后来的情况，并不了解。所以解放以后，当郭汝瑰给他写信，再次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时，他回信说：“按照党章要求，你的入党之事宜由基层组织考察、吸收。”
在解放战争时期，与郭汝瑰保持单线联系的一直是任廉儒。郭汝瑰都是将其获取的情报交给任廉儒，再由任廉儒转交给中共秘密组织，然后，再由那些中共秘密组织送达中共军方高层。由于情报工作属于高度机密，因此，郭汝瑰的情报虽然可以到达中共军方高层，但中共军方的首脑们大概不会知道这个送出情报的国民党中将究竟是何许人也。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赓大将曾对他的儿子陈知建说过：“有一个国民党的作战厅厅长、兵团司令，其实是我们的人。”陈将军说的其实就是郭汝瑰。只是，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人”，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
全国解放后，任廉儒是唯一能够为郭汝瑰提供证明的人。然而，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那时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公开，组织纪律不允许他为任何人提供证明。对于这一点，郭汝瑰也是清楚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到南京军事学院以后，廉儒同志写信给我，说他的身份还没有暴露，将去香港做秘密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任廉儒的中共党员身份，郭汝瑰不能说出对方是自己的联系人。
对此，郭汝瑰之子郭相操有过这样的解释：“一般来讲，地下党解放以后都公开身份了，但是任廉儒解放以后还在潜伏——解放前后，他的身份都是长江运输公司副经理，一直到1953年6月，他才公开了他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期间，他还被当作坏分子关押过。任廉儒1953年7月就去世了。因此，解放后他不能够给我父亲做任何证明，我父亲也不可能说他与共产党有什么联系，因为一旦说了，就可能把任廉儒给暴露了。”
因为没有证明人，郭汝瑰恢复党籍之事就无从谈起。
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他向行署主任李大章也提出恢复党籍的愿望，结果却被告知：“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你想恢复党籍，而你的介绍人和党小组的同志都已不在世了，如何证明？因此，你只能重新争取入党。”
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南京军事学院，请郭汝瑰前去任教。郭汝瑰欣然前往，在军事学院一待就是18年，先后任教员、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等。
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一个教员胡乱编造假坦白材料，诬陷郭汝瑰是“特务”，致使他被关押审查。面对不公正的待遇，郭汝瑰确实有些想不开，甚至有了“一死了之”的想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日坐愁城，万念俱灰，想到八年抗战，怀着马革裹尸的雄心，出入枪林弹雨，没有皱过眉头；解放战争时期，我没有留恋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没想到反落得一身不白之冤！”
不久，董必武、王葆真、赵力钧以及任廉儒的爱人罗莹澄的证明先后到来，郭汝瑰终于被证明历史清白。时任军事学院政委的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并且赞扬他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你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表现最好的一个。”后来，在反右运动中，郭汝瑰又差点被打成右派分子，幸得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
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解散，郭汝瑰被当成不可靠的人，下放到四川巴县，一待就是10年。在四川巴县，他把重新入党的心愿讲给了同住的干部吴满堂等人，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并向党支部做了汇报。当时的县武装部领导答复道：“他在国民党内，官至中将，哪个敢给他当入党介绍人？”于是，他的入党之事又成了泡影。
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已年逾古稀的郭汝瑰再次燃起了入党的希望。他两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直接向中央组织部申诉。这次，他终于得到了同意吸收他入党的批示。1980年4月，郭汝瑰被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
那一年，他73岁。
他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到1949年12月率领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军在四川宜宾起义止，累计向中共提供过大小情报100余次，其中包括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的作战计划、国民党军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以及国民党军的长江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和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的兵力配备等情况。他的这些情报，对我人民解放军打倒蒋家王朝，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然而，这位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传奇人物，为了实现其重新入党的政治夙愿，竟苦苦等待了35年
那么，他的重新入党之路为什么会如此坎坷，如此艰难？
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5年后，重新找到党组织
郭汝瑰，1907年9月出生在四川省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读书人家。
1925年，他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去了日本士官学校读书，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郭汝瑰从日本回国后，又考入了陆军大学，成为了“天子门生”。陆大毕业不久，他到陈诚的第十八军任职。“八一三”淞沪抗战时，他担任了第十八军第十四师第四十二旅旅长，率部与日军厮杀了整整七个昼夜，一战成名。郭汝瑰还参加了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由于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因此受到陈诚的青睐，并最终成为蒋介石心中的“军界精英”。此后，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帆风顺，青云直上。
然而，也就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郭汝瑰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黑暗，因此，他恢复中共党籍的想法就更加强烈了。
1945年5月，郭汝瑰偶遇了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任逖猷，并经他介绍，重新见到了自己当年入党时结识的任廉儒（任逖猷的堂兄）。此时的任廉儒正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做军事情报工作，受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领导。在与党失去联系15年之后，郭汝瑰终于重新找到了党组织，他激动不已。
郭汝瑰向任廉儒倾诉了他这十几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自己与党失去联系后的痛苦，并迫切地表达了他想恢复党籍的愿望。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又按党组织的要求，提供了一些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后，郭汝瑰得到了任廉儒的信任。之后，在任廉儒的安排下，郭汝瑰分别于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两次与董必武见面。在与董老见面时，他又向董老提出了希望恢复党籍和去延安的要求。1946年3月19日，任廉儒向郭汝瑰转达了董必武的意见：“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我们的同志想要打入国民党机要部门很不容易，你去延安的作用相对于你留在国统区要小，你留在国统区，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也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们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郭汝瑰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长达15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他的思想状况、政治表现，党组织都不清楚，而且他的入党介绍人业已去世。在这种情况下，董必武不可能通过一两次谈话就完全信任一个官运亭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因此提出要他接受党的考验，当然也是出于慎重的考虑。董必武实际上是把他视为了统战对象和可以合作的朋友来对待的。
35年漫长的等待，直到他73岁时才重新加入了党组织
在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后不久，郭汝瑰突然接到何应钦的一纸命令，要他赴美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军事代表。
当郭汝瑰将何应钦要派他出任驻美军事代表一事，向董必武请示时，董老说：“我们不耽误你的事业，你可以去美国，你到了美国，仍可以同我们联系。”就这样，郭汝瑰踏上了赴美之路。全面内战爆发后，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撤回了解放区，不再主管南方局的工作，也不再过问策反与情报工作。因此，他对郭汝瑰后来的情况，并不了解。所以解放以后，当郭汝瑰给他写信，再次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时，他回信说：“按照党章要求，你的入党之事宜由基层组织考察、吸收。”
在解放战争时期，与郭汝瑰保持单线联系的一直是任廉儒。郭汝瑰都是将其获取的情报交给任廉儒，再由任廉儒转交给中共秘密组织，然后，再由那些中共秘密组织送达中共军方高层。由于情报工作属于高度机密，因此，郭汝瑰的情报虽然可以到达中共军方高层，但中共军方的首脑们大概不会知道这个送出情报的国民党中将究竟是何许人也。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赓大将曾对他的儿子陈知建说过：“有一个国民党的作战厅厅长、兵团司令，其实是我们的人。”陈将军说的其实就是郭汝瑰。只是，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人”，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
全国解放后，任廉儒是唯一能够为郭汝瑰提供证明的人。然而，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那时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公开，组织纪律不允许他为任何人提供证明。对于这一点，郭汝瑰也是清楚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到南京军事学院以后，廉儒同志写信给我，说他的身份还没有暴露，将去香港做秘密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任廉儒的中共党员身份，郭汝瑰不能说出对方是自己的联系人。
对此，郭汝瑰之子郭相操有过这样的解释：“一般来讲，地下党解放以后都公开身份了，但是任廉儒解放以后还在潜伏——解放前后，他的身份都是长江运输公司副经理，一直到1953年6月，他才公开了他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期间，他还被当作坏分子关押过。任廉儒1953年7月就去世了。因此，解放后他不能够给我父亲做任何证明，我父亲也不可能说他与共产党有什么联系，因为一旦说了，就可能把任廉儒给暴露了。”
因为没有证明人，郭汝瑰恢复党籍之事就无从谈起。
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他向行署主任李大章也提出恢复党籍的愿望，结果却被告知：“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你想恢复党籍，而你的介绍人和党小组的同志都已不在世了，如何证明？因此，你只能重新争取入党。”
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南京军事学院，请郭汝瑰前去任教。郭汝瑰欣然前往，在军事学院一待就是18年，先后任教员、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等。
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一个教员胡乱编造假坦白材料，诬陷郭汝瑰是“特务”，致使他被关押审查。面对不公正的待遇，郭汝瑰确实有些想不开，甚至有了“一死了之”的想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日坐愁城，万念俱灰，想到八年抗战，怀着马革裹尸的雄心，出入枪林弹雨，没有皱过眉头；解放战争时期，我没有留恋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没想到反落得一身不白之冤！”
不久，董必武、王葆真、赵力钧以及任廉儒的爱人罗莹澄的证明先后到来，郭汝瑰终于被证明历史清白。时任军事学院政委的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并且赞扬他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你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表现最好的一个。”后来，在反右运动中，郭汝瑰又差点被打成右派分子，幸得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
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解散，郭汝瑰被当成不可靠的人，下放到四川巴县，一待就是10年。在四川巴县，他把重新入党的心愿讲给了同住的干部吴满堂等人，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并向党支部做了汇报。当时的县武装部领导答复道：“他在国民党内，官至中将，哪个敢给他当入党介绍人？”于是，他的入党之事又成了泡影。
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已年逾古稀的郭汝瑰再次燃起了入党的希望。他两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直接向中央组织部申诉。这次，他终于得到了同意吸收他入党的批示。1980年4月，郭汝瑰被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
那一年，他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