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三都县是全国唯一一个水族自治县，是典型的水族文化区。三都属于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主战场。本文通过对三都县建档立卡农户与实地调查分析发现，“缺资金”与“缺技術” 的致贫因素分别占49%与15%，此现象与其文化心理特点有一定关系。本文针对以上原因，从文化心理角度出发，认为教育帮扶、基于文化的产业帮扶、易地扶贫搬迁及兜底保障是精准脱贫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三都；文化心理；帮扶
【中图分类号】F293；J211.22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贵州省民族宗教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合同编号：黔民宗201802号）。*为本文通讯作者
前言
贫困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是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就是“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反贫困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最紧迫的行动之一。特别是总书记2013年11月在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以来，中国的反贫困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学界再次掀起了贫困及反贫困研究热潮，且呈迅速上升的趋势。作为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贵州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等方面凝练出了一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典型经验，精准脱贫已取得瞩目成就。赤水市、桐梓县等15个贫困县分别于2016年与2017年通过国家验收，顺利实现脱贫摘帽。2018年退出的18个县于2019年3月迎接评估检查；三都县计划2019年退出，或将于2020年3月迎接评估检查。未脱贫摘帽的则是面临深山区、石山区以及民族地区等多重困难，其脱贫难度更甚，贵州的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阶段。但是，目前的相关研究集中讨论了精准扶贫的内涵、对策路径、考核评估等主题，且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对策与路径方面，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以及不同路径（包括五个一批内容）都有较为详细的分析。但对于具有独特文化心理与现象的三都县来说，研究较为薄弱。为此，本文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出发，以三都县为例，分析民族心理在致贫方面的影响，以期为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提供参考。
一、三都县贫困现状
三都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处“月亮山、雷公山”两山腹地，东邻榕江、雷山，南接荔波，西接独山、都匀，北连丹寨，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县总面积2400平方公里，辖6镇1街道、86个行政村5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约40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7.4%，水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7%，占全国水族总人口的63%以上。三都属于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主战场。2018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76.3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7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66元。
自2014年实施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管理以来，经过动态调整后，三都县2015年建档立卡人口8.1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5.3%，为贵州省县域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第三。2018年，全县49个贫困村出列、2.54万贫困人口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66%，精准脱贫数据质量管理位居全省前列。但仍有部分地处偏僻与民族聚居区脱贫任务艰巨。通过近三年来的努力、缺技术、资金及交通条件落后等客观因素导致的贫困现象已有较大改善，但由文化心理导致的“贫困”（通常被认为是内生动力不足现象）仍面临较大困难。
二、三都县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分析
详细分析致贫原因是精准施策的前提，也是精准脱贫的关键环节之一。通过对全县建档立卡人口的分析，三都县建档立卡人口致贫原因主要有缺资金、缺技术、因学、缺劳动力以及交通条件落后等原因（见图1）。
（一）缺资金
在致贫因素中，最突出的是缺资金，占比高达49%，远高于黔南州平均值（33.64%）。通过进一步分析并结合田野调查发现，这一现象或与其民族文化有关。作为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三都县聚集了全国90%以上的水族人口，代表了典型且独特的水族文化特征。水族的独特文化可从其节日窥见一斑。水族的节日种类繁多，地域交错，时间不一。除与周边地区相似度较大的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节日外，最独具水族文化特色的莫过于端节与卯节。
端节是在水历旧岁结束、新年开端之际过节，是水族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祭祀祖先、聚会亲友、预祝来年丰产的年节[1]。所谓端者，一年之两端，之开端，直至新年二月方结束，历时六十余天[2]。端节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历时之长，冠绝于周边之民族，故有“水族盛大节日”之称；卯节是水族另一个独特且重要的传统节日，主要包括祭祀、卯坡对歌与欢宴。水族过卯节的时间在水历的九、十月间（相当于农历五、六月）逢卯日举行（丁卯除外）。卯节分为四批过，以卯日过节，以辛卯日为上吉[1]。过完四批节日约需三十余天，同时也意味着时间与经济上的成本会相应较高。
在水族地区，虽有“过端不过卯”“过卯不过端”的现象，但这两个重要的节日均俱范围大、人数多、历时长等特点。端节与卯节具有祭祀祖先、庆贺丰收以及预祝来年丰收等功能，对水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节日活动有标记族群边界、强化族群集体记忆与构建水族社会运行规则等功能。但是隆重的节日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如筹备节日、接待亲朋好友、参与各种传统习俗活动等，更需要做好相应的物资准备。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持续时间长且如此隆重的节日会给家庭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不利于家庭财富的累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盛大节日必然会消耗掉不菲的财富与大量的时间。调查中发现，不少在外省务工的年轻人赶回来过节，除了往返所需费用外，还在节日期间与亲朋好友聚会花掉大部分积蓄。此外，还可能会因为请假回家过节而失去工作挣钱的机会。因此，在贫困识别时，部分家庭长期缺乏财富累积而易被识别为贫困人口，在进行致贫原因分析时，通常表现为 “缺资金”的原因。 （二）缺技术
“缺技术”是位居第二的致贫因素，占比达到15%。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交通闭塞，对外交流不便，导致传统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心理占主导地位，对新事物的接受较慢。因此，难以生产盈余产品的传统农耕是农户的主要经济活动，包括传统农作物种植与畜牧养殖。调查显示，单个农户在选择种植或者养殖业时，往往会选择技术难度低市场风险小，而非利润高的品种。这些选择偏好反映农户在承担市场或者技术风险的能力不足以抵消对新技术的畏难心理。因而从致贫原因分析中就可以得出，部分农户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但是由于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农耕活动而导致收入偏低，被归为“缺技术”类别。
（三）交通条件落后
虽然贫困通常是自然与人文环境综合的结果，但“交通条件落后”“因灾”或者“缺土地”等原因多与自然环境有关。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较高，对于地区经济处于贵州省中下游的山区县来说，无疑是一个较大的难题。况且，自然环境与贫困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相互依赖与强化的过程，表现在贫困是生态环境退化的一个结果或贫困人口是生态环境退化受害者[3-13]。换言之，恶劣的自然环境会导致贫困的发生或加深贫困的程度，而贫困也会加剧自然环境的恶化，二者不仅相互依赖且有强化效应。为此，易地扶贫搬迁将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四）内生动力不足
长期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使农户对现代社会的商业价值观念不强，对金钱与财富的观念与工业社会有一定的差异。从“他者”的角度看，这种差异或者民族文化心理通常会以“内生动力不足”或者“懒惰”而导致的物质贫困现象出现。因为贫困人口的识别通常经由驻村工作队、村支两委等组成的“他者”队伍，通过一系列标准化程序对家庭人均纯收入、住房安全、基本医疗保障、义务教育保障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此外，“因病、因残”“缺劳动力”等原因是需要政府兜底保障的主要群体之一，也是各地比较普遍的致贫原因，在此不做详细分析。
三、三都县脱贫路径分析
“六个精准”与“五个一批”是当前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基本要求与主要路径，通过全社会的努力，中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脱贫成效。但是对于一些独特文化圈来说，帮扶难度依然很大。在基于其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分析致贫原因的文化背景，实施“五个一批”战略，更易达成精准脱贫目标。文化心理体现在一个民族或社会所坚持的道德标准与共同价值取向，是其社会文化存在的直接反映，并由此而影响到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由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对社会存在方式、生产方式和主体的实践方式具有依赖性，且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较大稳定性[14]，其稳定性具体表现为地域性、地区性和民族性[15]。要想从“他者”认定的角度去改变十分困难。根据致贫原因，逐层分析民族文化心理特点有利于做到因户施策、精准脱贫。
（一）教育帮扶是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民族聚居区，“扶贫先扶志（智），扶志（智）先通语”是基层干部在帮扶工作中最深刻的感受。民族聚居区多为深山密林地带，自然条件较差或者与交通不便等因素影响了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使自给自足的农业文化心理占据了主导地位，易形成自己较为独特且相对稳定的文化圈。对此，在精准脱贫的“五个一批”中，教育无疑占据最核心的地位。教育帮扶是一个长效的系统工程，针对不同族群应有与其文化心理相适应的帮扶体系。教育涉及到语言沟通能力、劳动技能以及内生动力等方面。
语言文字是对外交流的基础，也是事关脱贫成效的关键。由于语言交流障碍，这些群体极易产生自我封闭的贫困文化圈，愈加害怕与外界交流进而导致自卑心理的心理特征。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导致贫困文化而代代相传[16]。语言文字以及沟通能力培训是基础、技能培训是手段、全民素质教育是目的。只有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有一定的生产技能与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才能真正实现摆脱贫困，自我发展。要注重贫困者的文化知识、心理素质、思想觀念等的培养提高。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对群众进行教育，逐步引导人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斩断人们与贫困文化的联系，培育他们的现代人文精神，从而从根本上挑战贫困，不断创造新生活[17]。因此，充分利用县域各部门资源，加强村级双语培训、实用技能培训，是解决短期收入不高的重要手段；加大对贫困家庭中小学、高职、大学等的扶持力度，是根除贫困、实现小康的长效手段。
（二）基于文化的产业帮扶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
产业帮扶是所有贫困地区都在大力实施的一项措施，也是提高收入最有效的办法。贵州省各区域都根据本区域的自然环境，发展各种涉农产业，三都县也可借鉴水城县的“三变”模式引入农投公司，因地制宜地发展第一产业。但是在本研究中，笔者根据致贫原因进行分析后，认为基于文化的产业发展值得探讨。Baulch通过对东亚、东南亚少数民族民族贫困问题的研究，认为要实现全球3亿少数民族人口摆脱贫困，必须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为基础的社区谋生发展计划，将文化自我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18]。对于三都的水族聚居区而言，可借鉴雷山县西江镇的发展模式，将水族的端节与卯节影响范围广、参与人数多以及持续时间长等原本对农户经济不利的特点，开发成为水族文化展演的文化旅游产品。更好地把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帮助少数民族的脱贫致富有机结合起来[19]。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既可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增加农户的收入或缓解农户节日经济负担。
（三）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环境-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对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深山区、石山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将分散与偏远的贫困人口集中安置在生产、生活条件更好的集镇或者县城，不但可以解决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的问题，更有利于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 此外，对于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需要通过实施社会兜底保障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制定符合其文化特点的政策保障体系，动员社会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共同参与到反贫困中，为彻底摆脱贫困，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政策、资金保障。
四、结论与讨论
三都县的致贫原因分异反映了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为了标记族群边界与强化集体记忆，节日活动成为其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节，对单个农户经济有一定的影响，被识别为“缺资金”的现象突出。长期的传统农耕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意识不强，经济活动偏向于风险低而非利润高的品种。导致新技术的使用与推广相对缓慢，被识别为“缺技术”的比例较大。环境/贫困互动关系在县域经济较低的区域更为凸显。为此，笔者认为，教育帮扶是解决“缺技术”“内生动力不足”以及其他致贫原因的终极方案；基于文化的产业帮扶是有效缓解农户经济压力的重要途径；社会兜底保障与易地扶贫搬迁可作为精准脱贫的底线保障。
但是，依然还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是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度”不易把握。端节与卯节都涉及到祭祀活动，并非简单的娱乐活动，如何在开发利用的同时能保护且传承其核心文化价值，不至于过度消费水族的節日文化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其次是村寨自我调适能力。面对现代新事物的大量涌入，原有的村寨结构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村寨的自我管理与调适能力将决定能否成功。因为驻村帮扶力量最终会消退，村寨的未来与发展的决定权最终还是由村寨自己掌握；第三是资金与政策保障问题。在本文未重点探讨的“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劳力”与“社会兜底”因素中大部分都需要大量资金作保障，如何筹集资金并且在政策上完成这些基本保障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潘朝霖，韦宗林.中国水族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414
[2]覃世琦.水族端节仪式、功能与变迁微探[J].贵州民族研究，2010（6）：39-45.
[3]但文红，彭思涛，王丽.基于贵州劳动力充分就业估算的石漠化地区粮食安全研究[J].贵州农业科学，2011（2）：205-209.
[4]罗娅，熊康宁，龙成昌，等.贵州喀斯特地区环境退化与农村经济贫困的互动关系[J].贵州农业科学，2009（12）：207-211.
[5]黄启学，凌经球.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贫困农民可持续生计优化策略探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5）：30-37.
【关键词】三都；文化心理；帮扶
【中图分类号】F293；J211.22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贵州省民族宗教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合同编号：黔民宗201802号）。*为本文通讯作者
前言
贫困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是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就是“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反贫困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最紧迫的行动之一。特别是总书记2013年11月在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以来，中国的反贫困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学界再次掀起了贫困及反贫困研究热潮，且呈迅速上升的趋势。作为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贵州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等方面凝练出了一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典型经验，精准脱贫已取得瞩目成就。赤水市、桐梓县等15个贫困县分别于2016年与2017年通过国家验收，顺利实现脱贫摘帽。2018年退出的18个县于2019年3月迎接评估检查；三都县计划2019年退出，或将于2020年3月迎接评估检查。未脱贫摘帽的则是面临深山区、石山区以及民族地区等多重困难，其脱贫难度更甚，贵州的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阶段。但是，目前的相关研究集中讨论了精准扶贫的内涵、对策路径、考核评估等主题，且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对策与路径方面，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以及不同路径（包括五个一批内容）都有较为详细的分析。但对于具有独特文化心理与现象的三都县来说，研究较为薄弱。为此，本文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出发，以三都县为例，分析民族心理在致贫方面的影响，以期为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提供参考。
一、三都县贫困现状
三都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处“月亮山、雷公山”两山腹地，东邻榕江、雷山，南接荔波，西接独山、都匀，北连丹寨，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县总面积2400平方公里，辖6镇1街道、86个行政村5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约40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7.4%，水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7%，占全国水族总人口的63%以上。三都属于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主战场。2018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76.3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7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66元。
自2014年实施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管理以来，经过动态调整后，三都县2015年建档立卡人口8.1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5.3%，为贵州省县域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第三。2018年，全县49个贫困村出列、2.54万贫困人口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66%，精准脱贫数据质量管理位居全省前列。但仍有部分地处偏僻与民族聚居区脱贫任务艰巨。通过近三年来的努力、缺技术、资金及交通条件落后等客观因素导致的贫困现象已有较大改善，但由文化心理导致的“贫困”（通常被认为是内生动力不足现象）仍面临较大困难。
二、三都县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分析
详细分析致贫原因是精准施策的前提，也是精准脱贫的关键环节之一。通过对全县建档立卡人口的分析，三都县建档立卡人口致贫原因主要有缺资金、缺技术、因学、缺劳动力以及交通条件落后等原因（见图1）。
（一）缺资金
在致贫因素中，最突出的是缺资金，占比高达49%，远高于黔南州平均值（33.64%）。通过进一步分析并结合田野调查发现，这一现象或与其民族文化有关。作为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三都县聚集了全国90%以上的水族人口，代表了典型且独特的水族文化特征。水族的独特文化可从其节日窥见一斑。水族的节日种类繁多，地域交错，时间不一。除与周边地区相似度较大的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节日外，最独具水族文化特色的莫过于端节与卯节。
端节是在水历旧岁结束、新年开端之际过节，是水族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祭祀祖先、聚会亲友、预祝来年丰产的年节[1]。所谓端者，一年之两端，之开端，直至新年二月方结束，历时六十余天[2]。端节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历时之长，冠绝于周边之民族，故有“水族盛大节日”之称；卯节是水族另一个独特且重要的传统节日，主要包括祭祀、卯坡对歌与欢宴。水族过卯节的时间在水历的九、十月间（相当于农历五、六月）逢卯日举行（丁卯除外）。卯节分为四批过，以卯日过节，以辛卯日为上吉[1]。过完四批节日约需三十余天，同时也意味着时间与经济上的成本会相应较高。
在水族地区，虽有“过端不过卯”“过卯不过端”的现象，但这两个重要的节日均俱范围大、人数多、历时长等特点。端节与卯节具有祭祀祖先、庆贺丰收以及预祝来年丰收等功能，对水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节日活动有标记族群边界、强化族群集体记忆与构建水族社会运行规则等功能。但是隆重的节日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如筹备节日、接待亲朋好友、参与各种传统习俗活动等，更需要做好相应的物资准备。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持续时间长且如此隆重的节日会给家庭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不利于家庭财富的累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盛大节日必然会消耗掉不菲的财富与大量的时间。调查中发现，不少在外省务工的年轻人赶回来过节，除了往返所需费用外，还在节日期间与亲朋好友聚会花掉大部分积蓄。此外，还可能会因为请假回家过节而失去工作挣钱的机会。因此，在贫困识别时，部分家庭长期缺乏财富累积而易被识别为贫困人口，在进行致贫原因分析时，通常表现为 “缺资金”的原因。 （二）缺技术
“缺技术”是位居第二的致贫因素，占比达到15%。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交通闭塞，对外交流不便，导致传统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心理占主导地位，对新事物的接受较慢。因此，难以生产盈余产品的传统农耕是农户的主要经济活动，包括传统农作物种植与畜牧养殖。调查显示，单个农户在选择种植或者养殖业时，往往会选择技术难度低市场风险小，而非利润高的品种。这些选择偏好反映农户在承担市场或者技术风险的能力不足以抵消对新技术的畏难心理。因而从致贫原因分析中就可以得出，部分农户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但是由于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农耕活动而导致收入偏低，被归为“缺技术”类别。
（三）交通条件落后
虽然贫困通常是自然与人文环境综合的结果，但“交通条件落后”“因灾”或者“缺土地”等原因多与自然环境有关。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较高，对于地区经济处于贵州省中下游的山区县来说，无疑是一个较大的难题。况且，自然环境与贫困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相互依赖与强化的过程，表现在贫困是生态环境退化的一个结果或贫困人口是生态环境退化受害者[3-13]。换言之，恶劣的自然环境会导致贫困的发生或加深贫困的程度，而贫困也会加剧自然环境的恶化，二者不仅相互依赖且有强化效应。为此，易地扶贫搬迁将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四）内生动力不足
长期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使农户对现代社会的商业价值观念不强，对金钱与财富的观念与工业社会有一定的差异。从“他者”的角度看，这种差异或者民族文化心理通常会以“内生动力不足”或者“懒惰”而导致的物质贫困现象出现。因为贫困人口的识别通常经由驻村工作队、村支两委等组成的“他者”队伍，通过一系列标准化程序对家庭人均纯收入、住房安全、基本医疗保障、义务教育保障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此外，“因病、因残”“缺劳动力”等原因是需要政府兜底保障的主要群体之一，也是各地比较普遍的致贫原因，在此不做详细分析。
三、三都县脱贫路径分析
“六个精准”与“五个一批”是当前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基本要求与主要路径，通过全社会的努力，中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脱贫成效。但是对于一些独特文化圈来说，帮扶难度依然很大。在基于其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分析致贫原因的文化背景，实施“五个一批”战略，更易达成精准脱贫目标。文化心理体现在一个民族或社会所坚持的道德标准与共同价值取向，是其社会文化存在的直接反映，并由此而影响到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由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对社会存在方式、生产方式和主体的实践方式具有依赖性，且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较大稳定性[14]，其稳定性具体表现为地域性、地区性和民族性[15]。要想从“他者”认定的角度去改变十分困难。根据致贫原因，逐层分析民族文化心理特点有利于做到因户施策、精准脱贫。
（一）教育帮扶是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民族聚居区，“扶贫先扶志（智），扶志（智）先通语”是基层干部在帮扶工作中最深刻的感受。民族聚居区多为深山密林地带，自然条件较差或者与交通不便等因素影响了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使自给自足的农业文化心理占据了主导地位，易形成自己较为独特且相对稳定的文化圈。对此，在精准脱贫的“五个一批”中，教育无疑占据最核心的地位。教育帮扶是一个长效的系统工程，针对不同族群应有与其文化心理相适应的帮扶体系。教育涉及到语言沟通能力、劳动技能以及内生动力等方面。
语言文字是对外交流的基础，也是事关脱贫成效的关键。由于语言交流障碍，这些群体极易产生自我封闭的贫困文化圈，愈加害怕与外界交流进而导致自卑心理的心理特征。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导致贫困文化而代代相传[16]。语言文字以及沟通能力培训是基础、技能培训是手段、全民素质教育是目的。只有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有一定的生产技能与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才能真正实现摆脱贫困，自我发展。要注重贫困者的文化知识、心理素质、思想觀念等的培养提高。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对群众进行教育，逐步引导人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斩断人们与贫困文化的联系，培育他们的现代人文精神，从而从根本上挑战贫困，不断创造新生活[17]。因此，充分利用县域各部门资源，加强村级双语培训、实用技能培训，是解决短期收入不高的重要手段；加大对贫困家庭中小学、高职、大学等的扶持力度，是根除贫困、实现小康的长效手段。
（二）基于文化的产业帮扶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
产业帮扶是所有贫困地区都在大力实施的一项措施，也是提高收入最有效的办法。贵州省各区域都根据本区域的自然环境，发展各种涉农产业，三都县也可借鉴水城县的“三变”模式引入农投公司，因地制宜地发展第一产业。但是在本研究中，笔者根据致贫原因进行分析后，认为基于文化的产业发展值得探讨。Baulch通过对东亚、东南亚少数民族民族贫困问题的研究，认为要实现全球3亿少数民族人口摆脱贫困，必须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为基础的社区谋生发展计划，将文化自我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18]。对于三都的水族聚居区而言，可借鉴雷山县西江镇的发展模式，将水族的端节与卯节影响范围广、参与人数多以及持续时间长等原本对农户经济不利的特点，开发成为水族文化展演的文化旅游产品。更好地把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帮助少数民族的脱贫致富有机结合起来[19]。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既可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增加农户的收入或缓解农户节日经济负担。
（三）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环境-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对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深山区、石山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将分散与偏远的贫困人口集中安置在生产、生活条件更好的集镇或者县城，不但可以解决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的问题，更有利于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 此外，对于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需要通过实施社会兜底保障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制定符合其文化特点的政策保障体系，动员社会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共同参与到反贫困中，为彻底摆脱贫困，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政策、资金保障。
四、结论与讨论
三都县的致贫原因分异反映了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为了标记族群边界与强化集体记忆，节日活动成为其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节，对单个农户经济有一定的影响，被识别为“缺资金”的现象突出。长期的传统农耕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意识不强，经济活动偏向于风险低而非利润高的品种。导致新技术的使用与推广相对缓慢，被识别为“缺技术”的比例较大。环境/贫困互动关系在县域经济较低的区域更为凸显。为此，笔者认为，教育帮扶是解决“缺技术”“内生动力不足”以及其他致贫原因的终极方案；基于文化的产业帮扶是有效缓解农户经济压力的重要途径；社会兜底保障与易地扶贫搬迁可作为精准脱贫的底线保障。
但是，依然还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是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度”不易把握。端节与卯节都涉及到祭祀活动，并非简单的娱乐活动，如何在开发利用的同时能保护且传承其核心文化价值，不至于过度消费水族的節日文化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其次是村寨自我调适能力。面对现代新事物的大量涌入，原有的村寨结构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村寨的自我管理与调适能力将决定能否成功。因为驻村帮扶力量最终会消退，村寨的未来与发展的决定权最终还是由村寨自己掌握；第三是资金与政策保障问题。在本文未重点探讨的“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劳力”与“社会兜底”因素中大部分都需要大量资金作保障，如何筹集资金并且在政策上完成这些基本保障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潘朝霖，韦宗林.中国水族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414
[2]覃世琦.水族端节仪式、功能与变迁微探[J].贵州民族研究，2010（6）：39-45.
[3]但文红，彭思涛，王丽.基于贵州劳动力充分就业估算的石漠化地区粮食安全研究[J].贵州农业科学，2011（2）：205-209.
[4]罗娅，熊康宁，龙成昌，等.贵州喀斯特地区环境退化与农村经济贫困的互动关系[J].贵州农业科学，2009（12）：207-211.
[5]黄启学，凌经球.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贫困农民可持续生计优化策略探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5）：3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