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以商兴市，闸北也是如此。早在1900年，闸北就开辟了华界商埠。1903年，更是颇有远见地开辟了“通商场”，建桥筑路、设警、兴办水电，为工商业发展提供基本条件。
　　然而，没有一个区，像历史上的闸北这样多灾多难。金色年华没过多久，就接连遭遇白色恐怖、血色洗礼、黑色时代。
　　1937年末，在经历过日军铁蹄两次肆虐后，《上海生活》上一篇文章如此描述闸北：“车过真如不远，接二连三狗窟似的草棚，老上海也许会告诉你说，这还未到上海，到上海南京路、静安寺路、外滩一带走走，那才真是代表上海的繁华呢。然而我得告诉你，这不屑代表上海繁华的区域，才真是百分之百的上海风景……单是南京路、静安寺路，绝不足以代表上海的真正面目。”
　　繁華的静安，落魄的闸北，这都是上海。
　　金色闸北
　　其实，闸北也曾繁华。
　　如果穿越回1920年代的闸北，你会在新闸桥一带的苏州河上，看到这样一幅美景：数以百计的船只停靠在此，远处还有不断经过水路缓缓涌来的小舟。这些船上堆满了一袋袋的大米，最上层的米袋子敞着口，阳光照出大米的金亮……河岸边，一整条街开满了米行米铺，这就是当年上海有名的“沪北米市”。
　　因为苏州河内河航运的便利，江浙一带的米商选择来此交易。当年的米市场非但壮观，还很规范——订立营业章程23条，包括“不准赊欠，不准买空卖空，不准漫天要价，每日交易价格升降由米市场议价委员会定出当天最高限价”等等，初具现代交易市场精神，每天的成交量也有上万石之巨。
　　想致富，先修路。当年的闸北早就有此觉悟。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指南》第8版就曾这样描述闸北：“此前本为荒凉之区，迩来路政广修，或新筑或改筑，如宝山路、宝兴路、新闸路桥、新大桥路、华兴路、士庆路、虬江路……各种工厂，与豪商巨贾之别墅，及洋人住宅，日见其多，地价亦因之而昂。”
　　沪宁、沪杭铁路车站，长途汽车车站，加上苏州河和沿岸码头，组成了当年闸北的水陆交通网。到1920年代末，闸北已有道路50条，跨苏州河桥梁6座。便利的交通和相对低廉的地价，吸引了许多原本设于租界的华资工厂向闸北转移，逐渐形成了沪北工商业中心，成为继沪东杨树浦之后的上海又一个重要工业区。
　　与沪东的重工业相比，闸北的轻工业更为集中。许多工厂都由弄堂小作坊、夫妻老婆店发端，逐渐发展成为大工厂。见证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企业的首次飞跃。当年Made in Zhabei的国货，是可以与舶来的日货相较量，并且最终胜出，不但稳占国内市场，还能远销国外。
　　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统计，在1900-1933年间，闸北集中了上海缫丝业的97%，面粉企业92%，棉纺织业54%……横跨缫丝、化工、制药、印刷、粮油、机器制造、玻璃、搪瓷等20多个行业。大工厂数量占全市半壁江山。1925年出版的《上海指南》第21版又云：“十年以来，日渐繁盛……工厂林立……宝山路最盛，两旁已无隙地……”
　　这也就难怪，当年的宝山路有“华界八仙桥”之称。而商店云集的闸北大统路，则有“闸北南京路”之称。

　　白色闸北
　　不过，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下，许多工厂职工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没日没夜地工作，换来的只是咸菜和窝头构成的三餐。
　　1911年，闸北晋昌、长纶、锦华、协和四家丝厂女工，为反对资方克扣工资举行同盟罢工——这是上海有史记载最早的同盟罢工之一。此后，1925年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1926到1927年间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主战场都宿命般地选在了闸北。
　　闸北会成为罢工运动的热土，不仅因为工人、工厂集聚，更因为上海总工会和上海总商会都在闸北——前者位于宝山路宝山里2号，后者设在苏州路（今河南路桥西侧）。1925年，上海人民因罢工领袖顾正红被日本人屠杀而奋起反抗。“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工会和总商会形成统一战线，发布“告全体工友书”，第一句话就是：“工友们，我们中国，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扰压迫，真是到了极点！”
　　罢工，罢课，罢市。不但闸北工人积极响应，当时由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由郑振铎主编的《公理日报》，也都在闸北北浙江路创刊发行，连篇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处于闸北的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杂志》，还为“五卅运动”出版临时增刊，号召工友团结抗敌。
　　到了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闸北成为主战场之后，在陈独秀、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人纠察队血战铁路宝山路站，攻占北火车站，取得了最终胜利。不久还成立了由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市民组成的“市民政府”，一时间工会、青年和妇女运动空前高涨。
　　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害怕革命力量发展，在4月12日凌晨，发动白色恐怖袭击，假借“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派军警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解散上海总工会。翌日，总工会在闸北抗议阵地“青云广场”召开工人大会，10万多工人、学生集会抗议，示威游行，准备到宝山路国民党26军第二师周凤岐司令部请愿。但当队伍行至宝山路、鸿兴路路口时，遭遇埋伏的反动军警开枪镇压，当场枪杀120人，枪声半小时方熄。大雨中，血流成河，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宝山路惨案”。

　　赤色闸北
　　闸北多工厂，而当年赫赫有名的“工厂最著者”，则非商务印书馆莫属。
　　商务印书馆原本设在英租界，后来又搬到过虹口美租界，但它的辉煌，却被闸北见证——1904年，创始人夏瑞芳在闸北宝山路买了一块地，准备扩建厂房，到1907年时正式入驻，占地60余亩，不但有四个大型印刷厂、1300部印刷机，还有“尚公小学”、“疗病房”、员工宿舍，1930年代初仅员工就有4500人，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出版印刷企业。美国记者鲍威尔曾写道：“商务印书馆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完善的印刷企业之一，在对待它的数千名职工方面，也是东方最进步的工业企业。”
　　这里不仅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个里程碑，还是中共组织发展的摇篮。闸北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是著名作家茅盾。他1916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1921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不久，中共中央首任总书记陈独秀也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名誉编辑”，将此地作为中共秘密联络点。在工人运动中为人民献出过热血的商务印书馆（有著名的“商务七烈士”），此时又扛起了新的赤色任务。到1924年时，商务印书馆成立了中共党小组，和同在闸北的上海大学党小组加起来，党员人数达到24人——而全市当年的党员总数是52人，闸北就占到将近半数。
　　非但党员多，闸北也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根据地。据统计，到1930年，商务印书馆总共出版书籍期刊8000多种。著名的“涵芬楼”内藏有古今中外图书几十万册，1924年又以此为基础，在商务印书馆对面建造了当年闸北最高的建筑——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东方图书馆”，1926年正式对外开放。
　　这样的文化宝库，吸引了许多文化名人迁居闸北。闸北著名的“景云里”（今横浜路35弄），蔡元培、郑振铎、叶圣陶都曾在此居住，鲁迅也曾定居景云里，与胞弟周建人同住。有了这样的文化领袖，许多左翼青年也开始往闸北跑。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分会，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发起的“太阳社”，也都不约而同设在闸北。
　　有了图书馆、书店之后，很快，世界大戏院、国光影片公司也在闸北落户，形成了一个样态丰富的文化圈。从商务印书馆率先设立“影戏部”开始，到1930年代，闸北已聚集起将近30家电影制片公司，电影院、剧场11家，成为了华界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之一。
　　然而好景不长。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从虹口沿虬江路向闸北北站、宝山路一带进行地面进攻，发动了“一·二八事变”。闸北首当其冲，成为主战场，经历了长达月余的狂轰滥炸。
　　这一仗，闸北人民英勇抗敌，用巷战伤亡日寇2万余，破灭了“三日占领闸北”的狂言。但损失也极惨重——103条里弄、4204家商号、841家工厂被毁，直接财产损失1.32亿银元，占全市华界总损失的68%。
　　黑色闸北
　　血色浓时便成黑。“一·二八”过后，闸北虽然损失惨重，仍然坚持重建废墟。人们修复铁路，重建工厂，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到1936年时，虽不是百废俱兴，也恢复了574家工厂，占到全市约三成。

　　然而，比“一·二八”更惨烈的“八一三”，脚步渐渐近了。1937年8月13日，为了改变日军在华的侵略预谋，蒋介石决定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战，持续三个月的对战，闸北又不可幸免地成为主战场之一。杀到最后，只剩一支孤军，坚守在苏州河边的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当年是大陆、金城等四家银行的储备仓库。南面隔苏州河与公共租界相望，东面也紧邻公共租界。这幢庞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易守难攻，仓库内粮弹存储充足。战争开始后不久，第88师便将师部搬到了这里。
　　“硝烟散去，当年闸北一役留下的血腥气，已经沉淀在苏州河底。”然而日寇将近3个月的肆虐，近百次轰炸，令当年的闸北满目疮痍。战后的1938年，《申报》记者在报道中写道：“约共十余方里，或属工厂区，工厂林立，或属商业区，市肆栉比，均为繁华之地，现在则十九已成荒郊……三十万市民于三十年来经营所称，刻下乃到处青草离离，满目荒凉。”
　　华界95%以上建筑物被毁，几成一片废墟。剩下的最高建筑，是裕通路四安里的一座民房，被称为“三层楼”。闸北人口也比战前骤减10万，大批空地杂草丛生，野狗出没。而原本的工业重地，在大工厂消失之后，此后经年，一直到解放前，都只能以小作坊为主，缫丝、棉纺变成了搪瓷面盆、钢筋锅。反而当铺却有59家之多（1949年初数据），足见生活赤贫的程度。
　　解放后闸北成为全市有名的“下只角”、“赤膊区”，显然与这两次扫平一切的战争密不可分。解放初期，闸北荒地上聚居着大量三轮车夫、码头工人、小贩、清道夫，人均居住面积不到2平方米，著名的“蕃瓜弄”、“滚地龙”占到住房总体的八成以上。
　　绿色闸北
　　如今，闸北昔年的河上米市场不复得见。但遗留至今的蓬勃茶市，却依稀可见当年鼎盛。
　　茶叶，一直是中国出口商品的重要品类。上海开埠之后，亦成中国茶叶出口的主要地点。而闸北，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成为上海丝茶生产出口的基地。当年，上海的茶叶生意多以出口为主，被称为“洋庄茶”。而与闸北毗邻的公共租界一带，七浦路、海宁路、天潼路曾是上海茶叶对外贸易的集中区域，清末以来一直是茶栈、茶行林立之所。受其影响，紧邻的闸北香山路、虬江路也纷纷设立了茶厂，成为茶叶产品加工区。
　　有趣的是，闸北也是上海乃至全国的热水瓶制造中心。1925年，青云路上创建的光明玻璃制造电器有限公司，首次仿制成功热水瓶胆。其生产的“红心”、“热心”、“金心”三种品牌的热水瓶也随之行销全国。
　　有水有茶叶，闸北人民过起了“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生活——天潼路唐家弄一带，建有上海最早的三合一书场，楼上是茶馆和书场，楼下就是浴室。楼上喝完热茶再到楼下泡个澡，日子好过啊！
　　虽然许多茶厂在“一·二八”期间被毁，战后退缩到租界北区，不再设在闸北，但闸北的茶文化却有幸一路保留了下来。
　　1991年，上海第一家茶艺馆“宋园茶艺馆”落户闸北史料馆三楼，吸引众多文化人到访。1994年，第一届上海国际茶文化节在闸北公园开幕，宋园茶艺馆又成为茶文化节的主要活动场地之一。而如今的闸北公园，门口屹立着巨大的金茶壶，上刻“壶王迎客”四个大字，园内还有茶圣陆羽的石刻雕像。
　　曾经商铺云集的闸北大统路，在1996年时也诞生了上海第一家茶叶专业批发市场。2007年时，这个茶叶市场从大统路整体搬迁到共和新路，改名为“上海大宁国际茶城”。
　　如今，这座茶城就坐落在闸北公园对面，与金茶壶遥遥相望。马路另一侧，则是始建于1986年的沪北电影院。闸北居民们早上喝喝茶，下午逛逛公园，晚上还能在电影院里看一部最新上映的好莱坞大片，时间和空间就这样毫无痕迹地交错在一起，让告别了伤痛的闸北，重新迎接平静的市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