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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期《雕塑》道教造像专栏)
三、西魏：地方官吏对道教造像的支持
1、现知最早有道像的石窟：福地水库石窟
建于商魏政权第一年，即大统元年(535年)，原位于陕西省宜君县福地水库中心小岛的水边，20世纪90年代被有关管理部门砸毁，造像数块运到县文化馆仓库堆放，难以复原。窟高1.5m，四面造像，正壁为佛教，造像左右分为三部分：中间为佛龛，龛左为长篇发愿文，龛右为像主像。佛龛中央为坐佛，佛结跏趺坐，额有白毫，顶有肉髫。左右各立一胁侍菩萨。据笔者20世纪80年代末考察，龛左侧为长篇发愿文，其中年代隐约可辫：“大代大统元年岁次乙卯七月九日”。佛龛右侧为像主像：像主夫妇坐像，旁刻有“王洛生坐”四字。下层为像主骑马像，刻有“像主抚军将军石保令王洛生乘马时”。
右壁为道教，主龛为尖拱形，中间为太上老君坐像，其头部在20世纪80年代被盗。老君双腿盘坐，右手持羽麈尾置于腹前。束发并戴道冠，有络腮胡须。左右各立一夹侍真人、双手持笏于胸前。龛下左角刻一供养者，面前有一博山炉。龛沿之上刻有十个半身正面像。十像之上刻有七身伎乐飞仙，各持乐器。主龛之右的图像有双坐像龛，下有二男二女像，二男裸，作角抵状，二女并肩而立。最下为三位供养人像，有“道士”和“道民”等数人。左壁下半部已毁，上半部完好，中央开有一大龛，龛中主像已不存，可能是佛龛。
从现存状态看，该石窟显示为一个经过统一安排的整体，应属一次性完成。 2、一个显赫的家族与一块巨大的道教造像碑：蔡洪造太上老君像碑 这是陕西以外现存最大的一件北朝道教造像碑，建于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年)，蔡氏家族所造，原在芮城县西南15kin郑家村东老子祠门前，祠毁后仍立于道旁。现藏山西芮城永乐宫。全碑通高3.59m(其中碑身高2.28m，碑首高0.76m)，宽0.93m，厚0.3m，碑酋碑座齐全。向称芮城北碑之首。图像精美、书刻精湛。此碑大约在清代发现。据传，由于此碑十分精美，各地官署不断派人住村打拓片，使村民疲于应对，不堪其苦，竟愤而凿毁碑文，致使碑文大部残损。
蔡碑三重螭首，四面各开一龛。正面龛最大，屋形龛楣，作三脊四吻，屋顶中间装饰有多重仰覆莲花。左右屋角各悬一钟。帷帐沿，左右二立柱。造像三尊，中间老君坐于高榻，蓄三缕长须，面残，戴高冠，着交领宽袖衣，束腰带高至胸，双手握三足凭几，跣右足。衣褶垂于榻下。后有圆形头光。左右各一侍者，立于蓬花上，着交领宽袖衣，双手笼于胸前，头戴高冠。龛内原有彩绘。可见赤黄二色交织。龛左右有供养人名题刻而无像，龛下横列一排像主名：“刘曜光初五年冠军将军关内侯平阳太守豫州刺史太尉公蔡洪像碑一区”。以下为长篇发愿文、众多蔡氏家族人名及年号“大魏大统十四年”。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榜题中出现了一些图像的名称，这在北魏道教造像中是不常见的。有“老君、立侍、飞仙，金刚、香炉、师(狮)子、天宫、坎(或堪，即龛)，钟”。老君即发愿文所称太上老君，造像之主尊，立侍即老君左右二位侍者，天宫和龛，是对整个碑首造像的不同叫法，天宫指性质，龛是形式。钟即悬于屋角的二钟。金刚和狮子显然直接来自佛教造像，飞仙应是对佛教飞天的改名。但是。飞仙、香炉、金刚和狮子则不见图像，可知刻文并不与造像实际一致，当是套用了流行俗语。
在造像形式上也显示了新的因素，首先是三足凭几作为老君的重要道具出现。凭几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常见的日常用具，至北魏后期进入佛教图像系统。作为维摩诘身份的道具出现。太上老君作为汉文化的主神，其身份标志主要体现于手持麈尾、戴道冠、束腰带、蓄胡须。芮城地处关中和洛阳之间，兼有两地文化的因素。该碑冗长的供养人名单显示，蔡氏家族来自河南，多在河南和陕西任官职，其中就有在华山和北地郡任职，这都是当时的道教重镇，尤其是北地郡，即耀县一带的所在地，领道教造像风气之先，这些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动因。从蔡氏造像碑上可以看到，工匠对长安道教造像模式进行了某些修改，突出之处就是将洛阳维摩诘的凭几移到了老君身上，而老君手中的麈尾却没有出现。这似乎是在调整两者图像的特征。舍去了关中老君的麈尾，加上了洛阳维摩诰的凭几。这种凭几从此成为老君的标准道具，一直延续到明清。另一方面，在北朝束期，洛阳及关中的维摩诘像同时也去掉长髯，更加接近菩萨像，以示区别于老君。这似乎是对两种文化形式的重新认识与定位，在这个意义上，蔡氏老君像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此外，碑侧面小龛中的造像由坐像变为立像，这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气象，此后流行于北周和隋。
蔡氏碑发愿文和供养人姓名所构成的庞大、历史久远且荣耀之至的家谱也值得注意。所列名单从远祖到当代共有120余人，其中多人任当地的太守和县令(北魏至西魏时芮城为河北县，属河北郡)，还有多人自北魏至西魏在各地任刺史、太守、将军或县令等重要职务，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家旗网，应该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家族。家谱树的后端，似乎没有怀疑的理由，尤其是北魏、西魏之当地官吏，应当是真实的。然其前端，时代越久远则可信度越低。这个起源于河南汝南，在山两芮城执政的蔡氏家族，在造像碑上以图像竖定 着太上老君的神位，而以文字所描述的半真半假的家谱张扬着家族的权威。
四、北周北齐：关中内外的变异
1、一个家族52年的不变信仰：锜马仁造老君像碑
北周建德元年(572年)，原出处不详，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长方形，尺寸为139×52×25cm，四面造像。四面龛像垒部为道教。
碑阳上部开一圆拱形龛，造道像三尊，坐像头戴道冠，唇上有蝌蚪形胡须，下颏有三缕长须，道袍由右肩斜穿至左腋下，束腰带上升成为束胸带，腹部微凸。左手残，右手举麈尾。坐于束腰方形莲花座。左右立侍有长须，执笏，立于莲花座。左侍者戴冠似三瓣莲花，右侍者戴冠则似兽头，颇似佛教护法者。龛楣为火焰纹，后有着头巾的十名道众头像。顶端饰帷幔纹。龛左右侧各有一线刻力士，力士上身裸，戴冠，颈有圈饰，下着裙带似佛教之力士。龛下正中刻一香炉，左右各一蹲狮。下有供养人三层，第一层正中为“道民富平县主簿锜马仁”，两边有其他供养人。碑阴造像略与前同，亦为道像三尊，唯老君手持一花(似莲)，其座无莲花形底层。左右二侍执笏，跣足立于蓬花座。龛楣火焰纹，龛外线刻二力士。下部中央香炉，左右备一蹲狮。以下有一幅线刻画。下为供养人像二层，有六世祖姓名。碑左侧上部开一龛，内立一真人，戴道冠，双手合于袖中，跣足。碑右侧开一龛，内立真人如左侧。下部有发愿文。
此为锜马仁个人及家属造，正面和背面的供养人是男性，两侧主要是女性，辈分和顺序清晰。“锜马仁”之名还见于北魏，前述耀县北魏神龟三年镥石珍造像碑之碑阴有“邑子铸马仁” 题名，其图形为未成年的双髻像，两碑相隔52年，同名者很有可能为同一人。从北魏铸石珍造像碑、铸麻仁造像碑到北周的铸马仁造像碑，这三碑均为纯粹的道教造像碑，碑上没有出现任何佛像，似乎可以相信这个铸氏家族在北朝后期一直是坚定的、正宗的道教信徒。其憨厚健壮的造型显示了北周的典型风格。
2、美国收藏的北朝道教艺术精品；李元海造元始天尊像 这是流失海外的最精致的道教造像之一，现藏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展出于该馆的过厅中。馆藏编号为MLSl815，高152.4cm，宽58.5cm，厚15.9cm，建于北周建德元年(572年)，像、文、年号俱全，且造像精致，保存完好。此碑四面造像，备开一龛
碑阳主龛造像最为浩大，为一铺11尊像，中央为元始天尊，戴高冠，蓄须，左手扶三足凭几，右手举麈尾，坐于束腰高座。左右备三位真人夹持。其旁叉有二位披带而露出手臂与腿脚者，跣足立于莲花台，似佛教之护法力士。天尊座下有二位合掌的弟子，两角有二护法狮。龛楣上有六个裸体的坐姿乐人，或吹笛或弹琵琶。碑首有减底平刻图像，中央刻有钟亭。钟亭左右为乐舞状的仙人，似佛教之伎乐天。两端为日月轮。龛下为供养人像、姓名及发愿文，像主为李元海，官衔为“平东将军羽林直长大中都督”，另有父母及六弟。龛下两排供养人像，除像主母亲外垒是男性。最下部是发愿文，其中有：“谨有道民李元海兄弟七人等……敢竭周身之物，采石酋阳之阿，仰为亡考蚍造元始天尊象碑一区，藉此微功，愿亡灵升度，受化仙庭……周建德元年岁次壬辰九月庚子朔十五日甲寅造记”。
碑阴造像，上部亦为一龛，帷帐形，龛中主像三尊，一天尊二夹持，天尊戴道葱、蓄须，左手扶三足凭几，右手持麈尾，柬腰带，坐束腰叠涩六边形座，有素面桃形头光。左右侍者持笏，跣足而立。座旁有=跪弟子及二蹲狮，龛形亦为帷帐。上部有日月轮及飞仙。龛下有供养人像及姓名，上下分为五层，共50人，垒为女性，三代，即兄弟七人之妻、妹、侄女、侄妇、孙女等。碑左侧上部开一小龛，帷帐形，内造三尊像，一天尊二夹持。天尊头戴道冠。蓄长须，胸有束带。左手扶三是凭几，右手持麈尾。天尊座下有托座之地祇。左侍者手持笏。两侍者跣足立于莲花座，有一缑扶花茎。龛楣刻有伎乐仙人。龛下有四层供养人。右侧上部亦开一小龛，惟帐形，龛楣刻有山林、鹿、猴等图像。龛内造三尊像，主尊裁冠、扶几、持麈尾，坐束腰叠涩座，与左侧不同的是没有托座的地祇。龛下有四层供养人。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此像是道民李元海兄弟7人建德元年为已亡父母造元始天尊像，祈求“亡灵升度，受化仙庭”。这是一个至少列有91人姓名的三代人的大家族，像主之父李买情生前曾任利州晋安县(令四川广元市)令，兄弟七人中，有任军职者，亦有任地方官吏者，如洛州主簿都督李元儁、益州(今四川广元市)漆门县令李硕和。“漆门县”不详，但所属之益州乃为今之广元，邻接陕西。从此碑样式和风格看，亦有关中北朝造像碑的明确影响，如北魏多见的日月轮、北周的帷帐形龛、供养者图像与姓名的形式，以及天尊的高大道冠、笏板等。主尊“元始天尊”之名，则不多见于关中，显示出南方道教的色彩。故可推测该造像碑或许出于四川、陕西之间，为当时道像主要流行区的边缘。碑首的日月轮在北魏时期主要流行于陕西中部地区，西魏至北周时流行区域有所扩大。与之相比，该造像碑更接近陕西关中风格。 3、天宫之主：道民大都官主马寄造像碑 原出自河南宝丰，现藏河南洛阳古代艺术馆(关林)，无年号，从造像风格看应属北齐。道教，三面造像。高165cm，宽44cm，厚35cm。形式不同于一般陕西的道教造像碑。上为螭首，左右列十二龙，中间最大。正面中间是圭形的碑额，刻有像主名“道民大都宫主马寄”，这种形式不见于陕西。由此我们也可知道这个造像碑作为“大都宫”的性质。与此相适应，三面的备龛形都设计为屋形龛，以显出天宫之意。正面上下开有两层龛，上龛为歇山顶，屋脊有鸱吻，立有一只太公鸡，龛内造像五尊，主尊头戴高道冠，未见长须，左手扶三足凭几，右手持麈尾，着对领道袍，有圆形头光。坐于高大的榻。左右各二位侍者，戴冠，持笏。龛外左右各一大树。下层龛亦为屋形，龛内主尊戴高冠，菩长须，左手扶三足凭几，右手持物似如意。着对领衣，胸有束带。有头光，坐于高榻。左有二位侍者。
碑阴圭形额上也有像主名，余无造像。碑左侧上部开一屋形龛，龛内造像三尊，主尊戴高冠，无胡须，左手扶三足凭几，右手下垂似握物至肩。左右各有一侍者，持笏。碑右侧上部开一屋形龛，略小，龛内一尊坐像，可见右手持麈尾至肩。
关于此碑的来历，检索清代文献，应出自洛阳东南的宝丰。榜题有“下世道民…下世女道民”“大都宫”，它处未见，“天宫”与“下世”的概念建构了道教世界的不同层次，透露出当地像主戎邑师的观念。道像的造型略不同于陕西。道冠奇高，各龛均为屋形，三足凭几的造型也有别。 4、意外的发现：四川南朝道教石刻 1995年3月出土于四川成都市西安路。该处在进行道路拓宽时发现一个窖藏灰坑，共出土有9件石刻造像，其中只有一件为道教，无纪年，其余8件都是佛教。从整体风格看，考古队认为有可能是南朝齐、粱时作，当时供奉于寺庙内，北周于556年占领成都，之所以埋入地窖，可能与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年)禁断佛道二教有关。这也是当时发现唯一的一件南朝道教造像实物。道教造像通高60cm，红砂石，略有彩绘，单尊式坐像。主尊坐于方座，圆形头光，中央为放射状光芒。头顶挽髻，戴莲花冠。未见长胡须。身着宽衣博带，双领敞开下垂，上施红彩贴金。主像右肩处略残。面前有三足凭几，可见兽足。主尊右手持麈尾，左手轻扶。方座正中有一小型香炉，其左右各一蹲狮。方座四角各立有一位侍者，前面两人头顶挽髻，戴莲花冠，双手持笏，眉眼用墨线描绘。衣服施红、白彩色，贴金箔。着屣。后二人头发中分，双髻，面为肉色，眉眼和发线用墨色，衣服亦施彩贴金，着屣，手持一黑色罐。
由于这件造像无纪年，也没有其他南朝道教造像实物可资比较，所以需要参照风格与文献判定其时代。道教造像源于关中，所以南方的出现道教造像有可能是受关中影响，时间在北周占领成都(556年)以后。而道教造像与佛教造像一起出现与窖藏，应是北周提倡佛道共存的产物。北周武帝在天和五年(570年)作《二教钟铭并序》；“弘宣两教，同归一揆……二教并兴，双銮同振”。正是在皇帝的倡导下，佛道平等，共处一寺。所以我认为，此件成都道像的时代可能不是南朝的齐、梁，而是北周之作，在556-574年间。由于是四川当地工匠所作，其风格就与一般关中北周风格有所不同。最近在四川剑阁县发现新的北朝道教摩崖造像，从地理位置看，剑阁县比成都更接近长安，其摩崖造像有更早的可能性。但由于还未正式进行考古发掘，详情还有待日后报告。
三、西魏：地方官吏对道教造像的支持
1、现知最早有道像的石窟：福地水库石窟
建于商魏政权第一年，即大统元年(535年)，原位于陕西省宜君县福地水库中心小岛的水边，20世纪90年代被有关管理部门砸毁，造像数块运到县文化馆仓库堆放，难以复原。窟高1.5m，四面造像，正壁为佛教，造像左右分为三部分：中间为佛龛，龛左为长篇发愿文，龛右为像主像。佛龛中央为坐佛，佛结跏趺坐，额有白毫，顶有肉髫。左右各立一胁侍菩萨。据笔者20世纪80年代末考察，龛左侧为长篇发愿文，其中年代隐约可辫：“大代大统元年岁次乙卯七月九日”。佛龛右侧为像主像：像主夫妇坐像，旁刻有“王洛生坐”四字。下层为像主骑马像，刻有“像主抚军将军石保令王洛生乘马时”。
右壁为道教，主龛为尖拱形，中间为太上老君坐像，其头部在20世纪80年代被盗。老君双腿盘坐，右手持羽麈尾置于腹前。束发并戴道冠，有络腮胡须。左右各立一夹侍真人、双手持笏于胸前。龛下左角刻一供养者，面前有一博山炉。龛沿之上刻有十个半身正面像。十像之上刻有七身伎乐飞仙，各持乐器。主龛之右的图像有双坐像龛，下有二男二女像，二男裸，作角抵状，二女并肩而立。最下为三位供养人像，有“道士”和“道民”等数人。左壁下半部已毁，上半部完好，中央开有一大龛，龛中主像已不存，可能是佛龛。
从现存状态看，该石窟显示为一个经过统一安排的整体，应属一次性完成。 2、一个显赫的家族与一块巨大的道教造像碑：蔡洪造太上老君像碑 这是陕西以外现存最大的一件北朝道教造像碑，建于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年)，蔡氏家族所造，原在芮城县西南15kin郑家村东老子祠门前，祠毁后仍立于道旁。现藏山西芮城永乐宫。全碑通高3.59m(其中碑身高2.28m，碑首高0.76m)，宽0.93m，厚0.3m，碑酋碑座齐全。向称芮城北碑之首。图像精美、书刻精湛。此碑大约在清代发现。据传，由于此碑十分精美，各地官署不断派人住村打拓片，使村民疲于应对，不堪其苦，竟愤而凿毁碑文，致使碑文大部残损。
蔡碑三重螭首，四面各开一龛。正面龛最大，屋形龛楣，作三脊四吻，屋顶中间装饰有多重仰覆莲花。左右屋角各悬一钟。帷帐沿，左右二立柱。造像三尊，中间老君坐于高榻，蓄三缕长须，面残，戴高冠，着交领宽袖衣，束腰带高至胸，双手握三足凭几，跣右足。衣褶垂于榻下。后有圆形头光。左右各一侍者，立于蓬花上，着交领宽袖衣，双手笼于胸前，头戴高冠。龛内原有彩绘。可见赤黄二色交织。龛左右有供养人名题刻而无像，龛下横列一排像主名：“刘曜光初五年冠军将军关内侯平阳太守豫州刺史太尉公蔡洪像碑一区”。以下为长篇发愿文、众多蔡氏家族人名及年号“大魏大统十四年”。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榜题中出现了一些图像的名称，这在北魏道教造像中是不常见的。有“老君、立侍、飞仙，金刚、香炉、师(狮)子、天宫、坎(或堪，即龛)，钟”。老君即发愿文所称太上老君，造像之主尊，立侍即老君左右二位侍者，天宫和龛，是对整个碑首造像的不同叫法，天宫指性质，龛是形式。钟即悬于屋角的二钟。金刚和狮子显然直接来自佛教造像，飞仙应是对佛教飞天的改名。但是。飞仙、香炉、金刚和狮子则不见图像，可知刻文并不与造像实际一致，当是套用了流行俗语。
在造像形式上也显示了新的因素，首先是三足凭几作为老君的重要道具出现。凭几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常见的日常用具，至北魏后期进入佛教图像系统。作为维摩诘身份的道具出现。太上老君作为汉文化的主神，其身份标志主要体现于手持麈尾、戴道冠、束腰带、蓄胡须。芮城地处关中和洛阳之间，兼有两地文化的因素。该碑冗长的供养人名单显示，蔡氏家族来自河南，多在河南和陕西任官职，其中就有在华山和北地郡任职，这都是当时的道教重镇，尤其是北地郡，即耀县一带的所在地，领道教造像风气之先，这些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动因。从蔡氏造像碑上可以看到，工匠对长安道教造像模式进行了某些修改，突出之处就是将洛阳维摩诘的凭几移到了老君身上，而老君手中的麈尾却没有出现。这似乎是在调整两者图像的特征。舍去了关中老君的麈尾，加上了洛阳维摩诰的凭几。这种凭几从此成为老君的标准道具，一直延续到明清。另一方面，在北朝束期，洛阳及关中的维摩诘像同时也去掉长髯，更加接近菩萨像，以示区别于老君。这似乎是对两种文化形式的重新认识与定位，在这个意义上，蔡氏老君像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此外，碑侧面小龛中的造像由坐像变为立像，这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气象，此后流行于北周和隋。
蔡氏碑发愿文和供养人姓名所构成的庞大、历史久远且荣耀之至的家谱也值得注意。所列名单从远祖到当代共有120余人，其中多人任当地的太守和县令(北魏至西魏时芮城为河北县，属河北郡)，还有多人自北魏至西魏在各地任刺史、太守、将军或县令等重要职务，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家旗网，应该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家族。家谱树的后端，似乎没有怀疑的理由，尤其是北魏、西魏之当地官吏，应当是真实的。然其前端，时代越久远则可信度越低。这个起源于河南汝南，在山两芮城执政的蔡氏家族，在造像碑上以图像竖定 着太上老君的神位，而以文字所描述的半真半假的家谱张扬着家族的权威。
四、北周北齐：关中内外的变异
1、一个家族52年的不变信仰：锜马仁造老君像碑
北周建德元年(572年)，原出处不详，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长方形，尺寸为139×52×25cm，四面造像。四面龛像垒部为道教。
碑阳上部开一圆拱形龛，造道像三尊，坐像头戴道冠，唇上有蝌蚪形胡须，下颏有三缕长须，道袍由右肩斜穿至左腋下，束腰带上升成为束胸带，腹部微凸。左手残，右手举麈尾。坐于束腰方形莲花座。左右立侍有长须，执笏，立于莲花座。左侍者戴冠似三瓣莲花，右侍者戴冠则似兽头，颇似佛教护法者。龛楣为火焰纹，后有着头巾的十名道众头像。顶端饰帷幔纹。龛左右侧各有一线刻力士，力士上身裸，戴冠，颈有圈饰，下着裙带似佛教之力士。龛下正中刻一香炉，左右各一蹲狮。下有供养人三层，第一层正中为“道民富平县主簿锜马仁”，两边有其他供养人。碑阴造像略与前同，亦为道像三尊，唯老君手持一花(似莲)，其座无莲花形底层。左右二侍执笏，跣足立于蓬花座。龛楣火焰纹，龛外线刻二力士。下部中央香炉，左右备一蹲狮。以下有一幅线刻画。下为供养人像二层，有六世祖姓名。碑左侧上部开一龛，内立一真人，戴道冠，双手合于袖中，跣足。碑右侧开一龛，内立真人如左侧。下部有发愿文。
此为锜马仁个人及家属造，正面和背面的供养人是男性，两侧主要是女性，辈分和顺序清晰。“锜马仁”之名还见于北魏，前述耀县北魏神龟三年镥石珍造像碑之碑阴有“邑子铸马仁” 题名，其图形为未成年的双髻像，两碑相隔52年，同名者很有可能为同一人。从北魏铸石珍造像碑、铸麻仁造像碑到北周的铸马仁造像碑，这三碑均为纯粹的道教造像碑，碑上没有出现任何佛像，似乎可以相信这个铸氏家族在北朝后期一直是坚定的、正宗的道教信徒。其憨厚健壮的造型显示了北周的典型风格。
2、美国收藏的北朝道教艺术精品；李元海造元始天尊像 这是流失海外的最精致的道教造像之一，现藏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展出于该馆的过厅中。馆藏编号为MLSl815，高152.4cm，宽58.5cm，厚15.9cm，建于北周建德元年(572年)，像、文、年号俱全，且造像精致，保存完好。此碑四面造像，备开一龛
碑阳主龛造像最为浩大，为一铺11尊像，中央为元始天尊，戴高冠，蓄须，左手扶三足凭几，右手举麈尾，坐于束腰高座。左右备三位真人夹持。其旁叉有二位披带而露出手臂与腿脚者，跣足立于莲花台，似佛教之护法力士。天尊座下有二位合掌的弟子，两角有二护法狮。龛楣上有六个裸体的坐姿乐人，或吹笛或弹琵琶。碑首有减底平刻图像，中央刻有钟亭。钟亭左右为乐舞状的仙人，似佛教之伎乐天。两端为日月轮。龛下为供养人像、姓名及发愿文，像主为李元海，官衔为“平东将军羽林直长大中都督”，另有父母及六弟。龛下两排供养人像，除像主母亲外垒是男性。最下部是发愿文，其中有：“谨有道民李元海兄弟七人等……敢竭周身之物，采石酋阳之阿，仰为亡考蚍造元始天尊象碑一区，藉此微功，愿亡灵升度，受化仙庭……周建德元年岁次壬辰九月庚子朔十五日甲寅造记”。
碑阴造像，上部亦为一龛，帷帐形，龛中主像三尊，一天尊二夹持，天尊戴道葱、蓄须，左手扶三足凭几，右手持麈尾，柬腰带，坐束腰叠涩六边形座，有素面桃形头光。左右侍者持笏，跣足而立。座旁有=跪弟子及二蹲狮，龛形亦为帷帐。上部有日月轮及飞仙。龛下有供养人像及姓名，上下分为五层，共50人，垒为女性，三代，即兄弟七人之妻、妹、侄女、侄妇、孙女等。碑左侧上部开一小龛，帷帐形，内造三尊像，一天尊二夹持。天尊头戴道冠。蓄长须，胸有束带。左手扶三是凭几，右手持麈尾。天尊座下有托座之地祇。左侍者手持笏。两侍者跣足立于莲花座，有一缑扶花茎。龛楣刻有伎乐仙人。龛下有四层供养人。右侧上部亦开一小龛，惟帐形，龛楣刻有山林、鹿、猴等图像。龛内造三尊像，主尊裁冠、扶几、持麈尾，坐束腰叠涩座，与左侧不同的是没有托座的地祇。龛下有四层供养人。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此像是道民李元海兄弟7人建德元年为已亡父母造元始天尊像，祈求“亡灵升度，受化仙庭”。这是一个至少列有91人姓名的三代人的大家族，像主之父李买情生前曾任利州晋安县(令四川广元市)令，兄弟七人中，有任军职者，亦有任地方官吏者，如洛州主簿都督李元儁、益州(今四川广元市)漆门县令李硕和。“漆门县”不详，但所属之益州乃为今之广元，邻接陕西。从此碑样式和风格看，亦有关中北朝造像碑的明确影响，如北魏多见的日月轮、北周的帷帐形龛、供养者图像与姓名的形式，以及天尊的高大道冠、笏板等。主尊“元始天尊”之名，则不多见于关中，显示出南方道教的色彩。故可推测该造像碑或许出于四川、陕西之间，为当时道像主要流行区的边缘。碑首的日月轮在北魏时期主要流行于陕西中部地区，西魏至北周时流行区域有所扩大。与之相比，该造像碑更接近陕西关中风格。 3、天宫之主：道民大都官主马寄造像碑 原出自河南宝丰，现藏河南洛阳古代艺术馆(关林)，无年号，从造像风格看应属北齐。道教，三面造像。高165cm，宽44cm，厚35cm。形式不同于一般陕西的道教造像碑。上为螭首，左右列十二龙，中间最大。正面中间是圭形的碑额，刻有像主名“道民大都宫主马寄”，这种形式不见于陕西。由此我们也可知道这个造像碑作为“大都宫”的性质。与此相适应，三面的备龛形都设计为屋形龛，以显出天宫之意。正面上下开有两层龛，上龛为歇山顶，屋脊有鸱吻，立有一只太公鸡，龛内造像五尊，主尊头戴高道冠，未见长须，左手扶三足凭几，右手持麈尾，着对领道袍，有圆形头光。坐于高大的榻。左右各二位侍者，戴冠，持笏。龛外左右各一大树。下层龛亦为屋形，龛内主尊戴高冠，菩长须，左手扶三足凭几，右手持物似如意。着对领衣，胸有束带。有头光，坐于高榻。左有二位侍者。
碑阴圭形额上也有像主名，余无造像。碑左侧上部开一屋形龛，龛内造像三尊，主尊戴高冠，无胡须，左手扶三足凭几，右手下垂似握物至肩。左右各有一侍者，持笏。碑右侧上部开一屋形龛，略小，龛内一尊坐像，可见右手持麈尾至肩。
关于此碑的来历，检索清代文献，应出自洛阳东南的宝丰。榜题有“下世道民…下世女道民”“大都宫”，它处未见，“天宫”与“下世”的概念建构了道教世界的不同层次，透露出当地像主戎邑师的观念。道像的造型略不同于陕西。道冠奇高，各龛均为屋形，三足凭几的造型也有别。 4、意外的发现：四川南朝道教石刻 1995年3月出土于四川成都市西安路。该处在进行道路拓宽时发现一个窖藏灰坑，共出土有9件石刻造像，其中只有一件为道教，无纪年，其余8件都是佛教。从整体风格看，考古队认为有可能是南朝齐、粱时作，当时供奉于寺庙内，北周于556年占领成都，之所以埋入地窖，可能与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年)禁断佛道二教有关。这也是当时发现唯一的一件南朝道教造像实物。道教造像通高60cm，红砂石，略有彩绘，单尊式坐像。主尊坐于方座，圆形头光，中央为放射状光芒。头顶挽髻，戴莲花冠。未见长胡须。身着宽衣博带，双领敞开下垂，上施红彩贴金。主像右肩处略残。面前有三足凭几，可见兽足。主尊右手持麈尾，左手轻扶。方座正中有一小型香炉，其左右各一蹲狮。方座四角各立有一位侍者，前面两人头顶挽髻，戴莲花冠，双手持笏，眉眼用墨线描绘。衣服施红、白彩色，贴金箔。着屣。后二人头发中分，双髻，面为肉色，眉眼和发线用墨色，衣服亦施彩贴金，着屣，手持一黑色罐。
由于这件造像无纪年，也没有其他南朝道教造像实物可资比较，所以需要参照风格与文献判定其时代。道教造像源于关中，所以南方的出现道教造像有可能是受关中影响，时间在北周占领成都(556年)以后。而道教造像与佛教造像一起出现与窖藏，应是北周提倡佛道共存的产物。北周武帝在天和五年(570年)作《二教钟铭并序》；“弘宣两教，同归一揆……二教并兴，双銮同振”。正是在皇帝的倡导下，佛道平等，共处一寺。所以我认为，此件成都道像的时代可能不是南朝的齐、梁，而是北周之作，在556-574年间。由于是四川当地工匠所作，其风格就与一般关中北周风格有所不同。最近在四川剑阁县发现新的北朝道教摩崖造像，从地理位置看，剑阁县比成都更接近长安，其摩崖造像有更早的可能性。但由于还未正式进行考古发掘，详情还有待日后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