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十年代初，全国迎来一个电影产业的爆发期，可同时期的武汉电影产业却处在一个相对衰落期，本文从自然原因和经济原因两方面对此现象做简要分析。
一、洪水造成的直接衰落
二十年代鼎盛时期的武汉曾有十多家专业电影院，可进入三十年代，武汉的电影业却呈现出衰落之势，专业影院仅剩六家，这和其他大城市日益增长的电影院数量背道而驰。
造成电影业萎缩最直接的原因是1931年和1935年兩次水灾。1931年的水灾直接宣告武汉三镇的经济黄金期结束，水灾中的武汉三镇一片汪洋，各大影院因为水灾一律停映，电影放映产业瞬间陷入停顿。1933年明星公司的电影《狂流》还以武汉水灾为背景，电影中穿插的1931年武汉大水灾的镜头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影像。影片《狂流》是夏衍进入明星电影公司之后写作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全片现实主义的风格与强烈的反封建立场，是三十年代新兴电影运动的产物。《狂流》导演程步高在其《影坛忆旧》一书中详细记述了电影《狂流》在武汉拍摄时的场景：“一九三一年，武汉三镇遭到长江洪水泛滥为灾。水位之高，水力之大，灾区之广，灾情之重，空前未有，全国震动，群起募捐。明星公司与武汉赈灾机构，恰妥摄制水灾影片，宣传募捐，遂派摄影师两位及我兼程赴汉。……轮到武汉江中，江水滔滔，汪洋一篇，几疑武汉三镇，尽淹水中。”文中还详细记录了洪水中的武汉与市区中的武汉图景，1931年的武汉，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因自然灾害完全摧毁。
1935年汉口再次遭受水灾，情况比1931年稍好，但武汉各大影院也是一片风声鹤唳。
《大水酷热中之汉口电影院子翔寄自汉皋》：
“民二十年汉口大水，各电影院均被水所困，一律停映，损失匪浅。今夏灾星又临，人心惶恐，幸当局防护得力，水未上陆，但已饱受惊吓，营业亦受损失不少，”
汉口电影院专映外片者共四家，国产片者二家，日本片者一家。
中央戏院：为外人经营，内有西电声机，暖气设备，富丽堂皇，在武汉首屈一指者，专映米高梅联羙华纳20世纪等公司，如《块肉余生》《亡命者》《娜娜》《鸾凤和鸣》等片均已公映。座价为一元五角两元。特殊佳片则座价加倍，现因恐水来侵，门前已加土闸，营业不如往昔。
维多利亚：戏院与中央同一老板，专映环球联羙等公司出品，又时演其他杂艺，故电影时有时无，平日营业甚佳，现大水来扰，座价减至三角，营业仍无起色。
上海戏院：专门开映福斯派拉蒙哥伦比亚公司出品，秀兰邓波儿梅蕙丝等片获利不少，近亦因大水为祸，营业恶劣，最奇者前日开映佛兰西斯娣之《及笄之夜》时，日场仅五人。亦云惨矣。
世界戏院：在汉电影院中为最投机者，亦映二轮片，头轮片甚少，座价两角五分，现虽大水，营业如故。
光明戏院：专映联华电通艺华等公司出品，昔日开映《大路》《渔光曲》万人空巷，座价为五角三角，近因水患，只映二三轮片，价目亦减。
明星戏院：今以水患酷热只映二三轮片，座价为两角。
汉口国片营业商以在酷暑洪水中，将较优之片皆候秋凉水退后开映，专映三四轮片敷衍顾客。营业因座价低之故，观者较众。外片优者开映甚多，因座价未跌之故，售座不佳。汉口为华中第一大埠，而无一家有冷气之设备，亦可叹矣。
在此篇报道中详细罗列了各大影院惨淡状况，无论放映外片还是国片的影院皆受到水灾侵扰，营业大减。在文章结尾作者还提醒，汉口的电影院竟然无一家有冷气设备，这也是吸引不到观众的部分原因。
二、武汉的经济地位下降
更加重要的原因是汉口经济地位下降：“1934年武汉、上海、天津、无锡、南京、青岛六城市部分工业指标相比较，武汉在多项指标中都位居末尾。”
武汉电影业在三十年代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国民政府兴旺发达的黄金十年期间，武汉却是唯一一个在衰落的大城市，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武汉遭遇天灾人祸的困扰，二是沿海沿边在区位上的优势开始显现，多个区域经贸中心的崛起对武汉的社会开放与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与冲击，加之其他政治、军事、交通、地理诸多方面的负面作用，使武汉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开放与经济发展显得曲折跌宕、一波三折。”电影业的发展也间接佐证了这一状况。
当时有报道将武汉电影划分为三个时期：
“汉口电影院之三个时期”
汉口的影戏院，在八九年以前，开始创办，一直到民国十九年。在这十年中，可以说是“勃兴时期”。其中“百星”“光明”相继而起，那时市面也好，民众对于影戏的兴趣很浓，目光也很幼稚，就是戏院里每次开映，虽是一张极平常的片子，无不常常客满。所以“光明”在第一年的赢余，就有三万多金。“世界”累年营业赢余有十几万之巨，真可算是“全盛时期”了。
但是，自从十九年以后，百业不振，市面凋零，民众的生活问题，尚且亟亟自危，哪有心绪娱乐，影戏院的价目，虽抑至最低限度，一角至二角，观众还是很少的。其实，人民的购买力已经很弱了。就是一般影片商，也不敢太高租价，恐怕西苑租不起他们的片子。所以大戏院中，除“世界”尚能勉强支持外，其余的五家，正如风中之烛。这个时期可称为汉口影业的“衰落时期”。
这篇报道直接说明了二十年代武汉电影业的昌盛景象，又展现了三十年代武汉电影业的萧条。1930年各大电影院除世界电影院尚能支撑，其他电影院几乎都在风雨飘摇之中，和全国红红火火的电影事业形成鲜明反差，尤其是传统的几大城市中，武汉的电影业和其经济地位一样稳中有降。电影作为商品在市场的流通过程必须符合市场的经济规律的调节，虽然电影早已不是上流社会人士专享，变成大众娱乐的一部分，但是它的欣赏和消费依然会受到整个社会经济状况起伏的影响，从某个侧面来说，电影业的繁荣兴衰可以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欣赏口味、道德伦理以及经济指数。
参考文献
[1]程步高著.影坛忆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5.
[2]电声（上海），1935（32）：658.
[3]殷增涛主编.武汉对外开放史[M].武汉出版社，2005，12：472.
[4]殷增涛主编.武汉对外开放史[M].武汉出版社，2005，12：461.
[5]电声（上海），1934（11）：212.
一、洪水造成的直接衰落
二十年代鼎盛时期的武汉曾有十多家专业电影院，可进入三十年代，武汉的电影业却呈现出衰落之势，专业影院仅剩六家，这和其他大城市日益增长的电影院数量背道而驰。
造成电影业萎缩最直接的原因是1931年和1935年兩次水灾。1931年的水灾直接宣告武汉三镇的经济黄金期结束，水灾中的武汉三镇一片汪洋，各大影院因为水灾一律停映，电影放映产业瞬间陷入停顿。1933年明星公司的电影《狂流》还以武汉水灾为背景，电影中穿插的1931年武汉大水灾的镜头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影像。影片《狂流》是夏衍进入明星电影公司之后写作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全片现实主义的风格与强烈的反封建立场，是三十年代新兴电影运动的产物。《狂流》导演程步高在其《影坛忆旧》一书中详细记述了电影《狂流》在武汉拍摄时的场景：“一九三一年，武汉三镇遭到长江洪水泛滥为灾。水位之高，水力之大，灾区之广，灾情之重，空前未有，全国震动，群起募捐。明星公司与武汉赈灾机构，恰妥摄制水灾影片，宣传募捐，遂派摄影师两位及我兼程赴汉。……轮到武汉江中，江水滔滔，汪洋一篇，几疑武汉三镇，尽淹水中。”文中还详细记录了洪水中的武汉与市区中的武汉图景，1931年的武汉，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因自然灾害完全摧毁。
1935年汉口再次遭受水灾，情况比1931年稍好，但武汉各大影院也是一片风声鹤唳。
《大水酷热中之汉口电影院子翔寄自汉皋》：
“民二十年汉口大水，各电影院均被水所困，一律停映，损失匪浅。今夏灾星又临，人心惶恐，幸当局防护得力，水未上陆，但已饱受惊吓，营业亦受损失不少，”
汉口电影院专映外片者共四家，国产片者二家，日本片者一家。
中央戏院：为外人经营，内有西电声机，暖气设备，富丽堂皇，在武汉首屈一指者，专映米高梅联羙华纳20世纪等公司，如《块肉余生》《亡命者》《娜娜》《鸾凤和鸣》等片均已公映。座价为一元五角两元。特殊佳片则座价加倍，现因恐水来侵，门前已加土闸，营业不如往昔。
维多利亚：戏院与中央同一老板，专映环球联羙等公司出品，又时演其他杂艺，故电影时有时无，平日营业甚佳，现大水来扰，座价减至三角，营业仍无起色。
上海戏院：专门开映福斯派拉蒙哥伦比亚公司出品，秀兰邓波儿梅蕙丝等片获利不少，近亦因大水为祸，营业恶劣，最奇者前日开映佛兰西斯娣之《及笄之夜》时，日场仅五人。亦云惨矣。
世界戏院：在汉电影院中为最投机者，亦映二轮片，头轮片甚少，座价两角五分，现虽大水，营业如故。
光明戏院：专映联华电通艺华等公司出品，昔日开映《大路》《渔光曲》万人空巷，座价为五角三角，近因水患，只映二三轮片，价目亦减。
明星戏院：今以水患酷热只映二三轮片，座价为两角。
汉口国片营业商以在酷暑洪水中，将较优之片皆候秋凉水退后开映，专映三四轮片敷衍顾客。营业因座价低之故，观者较众。外片优者开映甚多，因座价未跌之故，售座不佳。汉口为华中第一大埠，而无一家有冷气之设备，亦可叹矣。
在此篇报道中详细罗列了各大影院惨淡状况，无论放映外片还是国片的影院皆受到水灾侵扰，营业大减。在文章结尾作者还提醒，汉口的电影院竟然无一家有冷气设备，这也是吸引不到观众的部分原因。
二、武汉的经济地位下降
更加重要的原因是汉口经济地位下降：“1934年武汉、上海、天津、无锡、南京、青岛六城市部分工业指标相比较，武汉在多项指标中都位居末尾。”
武汉电影业在三十年代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国民政府兴旺发达的黄金十年期间，武汉却是唯一一个在衰落的大城市，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武汉遭遇天灾人祸的困扰，二是沿海沿边在区位上的优势开始显现，多个区域经贸中心的崛起对武汉的社会开放与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与冲击，加之其他政治、军事、交通、地理诸多方面的负面作用，使武汉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开放与经济发展显得曲折跌宕、一波三折。”电影业的发展也间接佐证了这一状况。
当时有报道将武汉电影划分为三个时期：
“汉口电影院之三个时期”
汉口的影戏院，在八九年以前，开始创办，一直到民国十九年。在这十年中，可以说是“勃兴时期”。其中“百星”“光明”相继而起，那时市面也好，民众对于影戏的兴趣很浓，目光也很幼稚，就是戏院里每次开映，虽是一张极平常的片子，无不常常客满。所以“光明”在第一年的赢余，就有三万多金。“世界”累年营业赢余有十几万之巨，真可算是“全盛时期”了。
但是，自从十九年以后，百业不振，市面凋零，民众的生活问题，尚且亟亟自危，哪有心绪娱乐，影戏院的价目，虽抑至最低限度，一角至二角，观众还是很少的。其实，人民的购买力已经很弱了。就是一般影片商，也不敢太高租价，恐怕西苑租不起他们的片子。所以大戏院中，除“世界”尚能勉强支持外，其余的五家，正如风中之烛。这个时期可称为汉口影业的“衰落时期”。
这篇报道直接说明了二十年代武汉电影业的昌盛景象，又展现了三十年代武汉电影业的萧条。1930年各大电影院除世界电影院尚能支撑，其他电影院几乎都在风雨飘摇之中，和全国红红火火的电影事业形成鲜明反差，尤其是传统的几大城市中，武汉的电影业和其经济地位一样稳中有降。电影作为商品在市场的流通过程必须符合市场的经济规律的调节，虽然电影早已不是上流社会人士专享，变成大众娱乐的一部分，但是它的欣赏和消费依然会受到整个社会经济状况起伏的影响，从某个侧面来说，电影业的繁荣兴衰可以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欣赏口味、道德伦理以及经济指数。
参考文献
[1]程步高著.影坛忆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5.
[2]电声（上海），1935（32）：658.
[3]殷增涛主编.武汉对外开放史[M].武汉出版社，2005，12：472.
[4]殷增涛主编.武汉对外开放史[M].武汉出版社，2005，12：461.
[5]电声（上海），1934（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