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集体，马家军是否涉嫌禁药?人们没有得到答案。
　　
　　马俊仁的神话开始于1993年，那时中国运动员还从来没有在世界田径大赛上夺得过任何一次冠军。在斯图加特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马家军做出了惊世骇俗的表演，曲云霞等5个女孩拿到了3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并包揽了女子3000米前3名，她们身材纤细，跑姿奇特，似乎从不疲倦，撞线之后仍不减速。
　　在国外，人们倾向于用常识来判断这一现象。当时英国队的主帅简·阿里森说“她们肯定服了禁药。”英国的前国家队教练汤姆·迈克纳布也说：“并不是说女子不能跑到这么快，但大多数教练认为中国人在1993年便成功好像太早了一些。”
　　“太早”意味着此前没有人看出马俊仁有什么成功的迹象。在辽宁体育大院里，这位说话瓮声瓮气的教练一直受到同僚们的讥讽，“就是一个熬药的”，他成天在走廊里熬一些奇怪的中药汤，散发出的气味惹得天怒人怨，至于训练，则好像根本不懂。可是在一个月后的全国七运会上，马俊仁再次证明，国内和国外的专业人士们都是错的，他这个早年的农村体育教师却无所不能。他的队员有5人13次破了3项世界纪录。如果说新的体育纪录往往意味着对人类的身体和勇气的赞美的话，马俊仁所做的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贬低：过去的世界纪录简直一文不值。
　　
　　在1993年，赞美之声淹没了马俊仁，很少有人想一想他的诸多难解之谜意味着什么。他不在乎常识，一再地颠覆常识，而人们也相信他真的置身于常识之外。他的队员们步幅小，步频快，跑动中很少起伏，几乎从不腾空，两只胳膊耷拉着。别的运动员只在最后200米冲刺，他的队员在倒数1000米的地方就拔足狂奔。他总是在嘴角上带着一丝嘲讽的微笑和一点儿白色的唾沫，右手掐着一只秒表，每当他的队员们像装了马达一般在看台下踢踏着飞驰而过，就发出几声短促的高声怪叫。
　　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我从鹿和鸵鸟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这就是奇特跑姿的由来。后来鸵鸟不怎么提了，鹿却越来越重要。有两个女性被他认为是“梅花鹿大仙”，一个是王军霞，更早些时候的另一个则是他的母亲。
　　早年，在训练队，女孩们养成了对他的母亲的信仰。作家赵瑜记录说，李颖和刘丽等“一大批老队员”后来回忆，马俊仁把“梅花鹿大仙”奉为了一位萨满意义上的神，“真不知道那几年是怎样度过的，脑子里啥也不想，也不敢乱想别的，只有苦练，好像一想别的，鹿仙就会知道，就会生气!”
　　马俊仁又以他一贯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宣称，龟血也对其创造的奇迹起了不小作用。“队员们需要营养。龟血能增强人的氧气供应能力。这是西方人所不懂的。”1993年末，他邀请满腹狐疑的西方记者们参观了他的营地，并示范了杀龟取血。这一系列行动使他成功进军红极一时的保健品行业，以很高的价码授权了一种跟龟有关的口服液，又用自己的名义生产了另一种。
　　从这一年起，他不再只是一个教练。他下海经商，当了老板，官司不断，毫利必争，成为辽宁体委的官员，当上了总教练，总是出现在电视上，参加各种酒宴，到处去做报告，凡有举措必搞新闻发布，总是自信满满，说话又虚虚实实，而他的神话也就种下了分崩离析的种子。
　　如今，人们惟一可以确信其事的是。马俊仁对他的队员们进行了严格的大运动量训练。在辽宁，在青海，马家军总是凌晨即起，队员们在公路上永无休止地奔跑，他则骑着摩托车驱赶。魏纪中甚至在几年之后不得不批评说，这种运动强度是残忍的。这也许能为马家军的卓越的运动成绩提供一个解释，但是显然不会是全部因由。作为一个集体，马家军是否涉嫌禁药?人们没有得到答案。
　　必须重复的是，马俊仁崛起于一个常识相对匮乏的年代。如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迷信的人，是队员们的暴君，是欺世盗名的骗子，是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者，是任意妄为的秩序破坏者，可在当年，这种种怀疑并不存在，人们把他创造的神话看作是自己的神话，把他取得的金牌看作是国家的荣誉，把他的成功归为不可思议之事，却很少去思考“不可思议”往往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认识体系中，马俊仁可以证明的一切都被赞美，而他不能证明的一切则被忽略。
　　社会学意义上的马俊仁，则标示着社会进步是多么艰难。在“走下神坛”已成民间俗语的1990年代中期，人们并未注意到他们对马俊仁的推崇正是新的造神运动。当年的马家军新闻中充斥着各种绝对化的奇迹，比如在原教练指导下的张林丽被描述为一无是处，尚未加入马家军的王军霞则被描述为是一个患病的“懒鬼”，几乎每个队员的成功，都有赖于马俊仁把废材变成天才。
　　马俊仁未能参加1996年奥运会，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6名马俊仁训练的运动员又没有通过违禁药物检查，从此走上了下坡路，后来就去养藏獒了。早在风光无限之时，他曾经讲述过一个跟养藏獒有点儿相关的故事——在农村时，他曾经训练过11头猪，成功地命令它们排成一列纵队。这个小故事的真伪、奇妙和趣味，可谓集纳了马俊仁的全部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