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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位于美国中西部布鲁明顿市的印第安纳大学宣布，以文森特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命名已经闻名于学界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显然，这是对奥斯特罗姆夫妇作为“布鲁明顿学派”掌门人一生学术成就的认可，可谓实至名归。在此之前一个多月，我在布鲁明顿出席学术会议，会场便设在工作坊所在的办公楼，高不过三层。午餐时，见一位戴白色头巾的长者走进来，似在寻找自助午餐盒，没有人帮她安排，更没有人簇拥。这时，有人与她打招呼，我一听才顿然醒悟，原来这位就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二零零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她是经济学奖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女性得主，是获该奖项的第一位政治学家。看到这情景，我内心不禁感慨，真正大师的风范就是这样的！
称作“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的这一学术机构，其实就是一个研究所，且是涉及多个学科的研究所。但令人好奇的是为何起名叫“workshop”？趁奥氏尚在午餐，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关键词是craft（工艺）和craftsmen（工匠），夫妇二人的信念是，在研究生作为学徒和工匠能够有机会与资深学者一起工作和共同研究的条件下，研究技能最易被获取并得到运用。“我们是通过能工巧匠（master craftsman）的眼睛看各种问题的。”夫妇二人发现，熟巧（mastery）这一概念可用来描述他们要打造的工作坊。这是一个学术工作的中心，在这里，学者和学生们可以掌握理解政治经济问题的工艺，运用政治和经济理论作为分析的工具，不仅在经验性研究的设计和进行中如此，而且在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中也如此。以他们所钻研的问题而论，这名字可称谦虚。那是一九七三年的事。作为创始人的奥氏夫妇相信，研究生作为学徒和伙计，与资深学者同处，共同探讨和研究问题，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在这里，每个人都得到平等的对待。他们自称这个群体为“workshoppers”，这当然是自己造出来的一个词，却也颇为传神，反映了工作坊内的一种自我认同。
说来也有偶然，当初他们在申请资金支持时，被告知要描述其所在“机构”的性质，这使他们感到，即使是出于策略的原因，也有必要建立一个有形的组织。它将为研究资金的申请和获取提供便利，也提供一个保持研究连续性的机构条件。在这里，学者们探讨具有实际应用性的理论问题，避免过度的脱离现实的学术抽象。因而，强调理论与实际问题分析的联系成为工作坊的首要原则之一。
早在一九六八年，生物学家加雷特·哈丁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日后声名远播的《公用地的悲剧》一文。哈丁设想了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牧场，每个理性的牧羊人都从其牲畜中获得直接利益。但当他和其他牧羊人过度放牧时，就造成了公用地的破坏和退化，这便是“公用地（或公地）的悲剧”。哈丁自己是用公用地的过度放牧比拟人口无节制增长等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遗憾的是，这类问题在人类社会中是广泛存在的。我国近海海域因过度捕捞出现渔业资源枯竭现象，就是一种颇为典型的公用地悲剧。今日中国出现空气污染，雾霾频现笼罩大地现象，也属此类。
这就提出了如何走出公用地悲剧的问题。
不能说工作坊的研究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然而确与此问题存在密切联系。究其实，工作坊建立后所开展的研究活动大致是在三个不同但相互联系的层次上进行的。
在微观制度层次上，其研究聚焦于小规模单位，主要是参与者经由自主组织而形成的制度。重要工作是考察与公共池塘资源（CPR，也即人们因同处一地而获益的自然资源或产生的资源）相关的各种地方治理问题。对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是通过经济分析、实验室中的模拟实验和实地研究进行的，后者包括对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下水盆地、尼泊尔的灌溉系统、乌干达的森林储备等的研究。
在宏观制度层次上，工作坊的研究聚焦于大范围的政治秩序，包括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机制。这一层次上的研究意味着试图解释所观察到的某种趋向，即人类治理中的巨大试验变成了巨大的灾难。这包括苏联体制的瓦解、南美一些国家军政权的表现、非洲一些国家的失序等。
第三个层次上研究考察的是中等范围的制度安排。属于这一类的有对警察问题的研究以及后来更一般地对城市和大都市地区其他公共服务的研究。之后又把对公共服务提供问题的研究扩大到海外，考察发展中国家教育的供给和基础设施的维护等问题。
把所有三个层次的研究连结起来并赋予其一致性的，是采用共同的路径和框架来理解具有相似性的社会现象。制度分析与发展这一框架，由此得到确立，它的基石是，人们是在一个特定情形下基于他们所面对的激励（incentives）而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这些激励部分地植根于人的特性、共享而相互理解的社区、人们为管理其生活而制定的规则等。
就公用地悲剧问题，奥斯特罗姆夫妇及他们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在人的社群和社会中既存在着失败也存在着成功的实践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作为一项集体努力推出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一九八八）一书，是工作坊最重要的研究产物之一，用其导论中的话来说：“制度体现管理所有公共和私人行动—从个人产权到社区应付公共物品的各种方式—的基本规则。它们影响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正变得日益明显的是，支持生产性人的发展将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创建制度的艺术。” （商务印书馆早在一九九二年就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但它在国内似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条件下，管理稀缺共享资源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这提出和抓住了一个切中肯綮的可谓重大的问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其学术工作，发展出了“公共池塘资源”或“共有资源”概念，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及理论升华。这成为工作坊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也是一大亮色。在人的社会中，共有资源很多见，如海洋渔业资源、森林、水资源、农地等都是，因而公用地的悲剧现象也颇为常见。前人所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不外乎两种：一是通过政府的集中管理来实现，二是通过私有化来实现，似乎只能二者取一。 奥氏在经验研究中发现，不同国家的实际生活中存在着不少经由自我管理而避免了公用地悲剧的例子，它们既非通过政府的集中管理实现，也非经由产权私有化实现。在一定条件下，面临公用地两难处境的人们，可以在他们之间确立一定的制度安排，来改变其所处境况，实现合作，避免灾难。奥氏先后研究了加利福尼亚的地下水资源、土耳其近海渔场、斯里兰卡渔场、西班牙韦尔塔的灌溉制度、菲律宾桑赫拉的灌溉社群，等等。多年后，“公用地悲剧”的提出者加雷特·哈丁回首以往，曾称若是此时写作，会称其为“无管理的公用地之悲剧”，也就是说，公用地悲剧的出现不是必然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得到克服或避免的。由此可见，他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延至一九九零年，奥氏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问世，此著副标题为“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不久就成为布鲁明顿学派论著中最为著名、引用率最高的一部著作。它通常被认为是公共政策、公共选择领域的一部书，但实际上其意义和影响已远远“溢出”到其他领域，人们发现，集体行动的需要和困难是如此广泛地存在于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我应邀到布鲁明顿出席学术会议，奥氏应组织者之邀做主旨报告，讲题为“思考作为公地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新出现的全球性问题，奥氏试图以自己的理论框架分析这一问题，找寻答案。
在她眼里，气候变化是最大的一块“公地”，也是一项全球公害物品（public bad）：一则无人能够置身事外，二则所有人倾向于不采取代价高昂的行动以避免负外部性。由于气候变化是一块全球公地，大多数建议和主张都跟“全球性解决办法”有关，例如：实行封顶以降低排放总量，推行购买碳排放；对温室气体排放一视同仁地征税；制定政策，不至于“鼓励”那些其历史排放已“造成”问题的国家。这些选择，各有各理，相互抵消，持续的争论可能使问题更为严重。的确，现实需要人们在全球层次上采取个别的和集体的行动，但如何往前走，存在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气候变化不光是全球温室效应，而且还有变异、极端气候、海平面上升、海岸地区和太平洋岛屿消失等。对于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来说，若没有一个外部的政府施加要求，那些使用化石燃料的国家就不会采取行动。而达成全球性的协议被认为是唯一的出路。
奥氏以为不然，她给出的办法是多中心治理。她认为，需要把多中心治理理论运用于开发复杂和多层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以对付复杂、多层的生态体系。当前对生态体系治理的研究正变得在技术上更为精细，但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承诺也是有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和国家层次上制定的政策要求采取地方和地区性的行动，付诸实行，因此，有效的路径必须是多中心治理。各种地方性单位必须进入，而不能总是等待一个全球性的解决办法！在这一问题上，人们应该发出声音，否则就是不负责任。
她的学术讲演引起了在座各位与会者的很大兴趣，众人无不认真倾听，在讨论环节提问不断。记得在回答某个问题时，她微笑着，看着对面墙上的托克维尔像说：“他在那儿听我们说话呢。”
当时会议正在进行的这间会议室，名为“托克维尔室”（Tocqueville Room）。一边的墙上，悬挂着奥氏夫妇历年所获得的各种奖项，颇为可观，但最引人注目也最有意思的，当属这位十九世纪法国思想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作者托克维尔的肖像画。为什么是托克维尔？这乃是因为，托克维尔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学术研究。对他们来说，托克维尔的工作确立了一个学术上的“榜样”，能够为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如何构成的探究提供指引。一九八四年，工作坊建立了“托克维尔人类制度研究基金”，其宗旨是“支持制度研究以及如何修正制度以促进人类社会中的自主治理和发展”。这正是当年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民主实践时所怀抱的希望。
没想到的是，这是她生命中出席的即便不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后之一的学术活动。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二日，奥氏因病辞世，享年七十八岁，数十年的学术生涯在此画上句号。（稍后，其先生文森特竟也在同月仙逝！）印第安纳大学校长沉痛地表示，这是该校“无法替代的损失”。
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学术成就足以对得起她七十八年的生命，她的思想学术遗产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和启迪后人。
她的学术进路，强调了个人的选择总是深嵌于社会和文化的情境中。这就不同于一般的理性选择论者。尽管她并不否认形式建模总体上的作用，但反对只使用模型来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础，“自以为无所不知”（presumed omniscience）可以导致错误的因而有害的政策建议。而这一点，在数学模型盛行的美国社会科学的情境中尤其重要。
她的研究是“问题驱动”而非“方法驱动”的，她并不迷恋于“普遍适用模型”，而是去“理解和解释实际政治结果”。她从多次田野调查中得出的一条关键性准则是，假定有一个“最好的办法”是无益的。对于千差万别的未定状况，不可能有一个“最好的办法”。这就在思想方法上上升到了一种自由之境，否定了，也避免了找寻终极真理、找寻适用于一切问题的方法这一谬误。
因此，她走向实证、走向具体、走向情境，观察、观察、再观察，然后比较、提炼。她深入探究不同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下的众多案例，从经验现实中升华出理论来。
以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为代表的她的研究，揭示了“自主治理”的地方性机构和社会资本形式能够帮助个人超越集体行动难题，持续性地管理一些“公共池塘资源”，如地下水、渔业资源、森林和农地等。更进一步，较大范围的集体行动难题也并非无解，“公用地悲剧”不是必然的。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奥氏的学术工作卓有成效，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社会科学的一个标志性难题是社会秩序。安全、福祉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某种形式的治理和冲突的解决或至少是抑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推进了对信任和互惠在社会秩序中的作用、社会秩序中的信任与互惠、互惠的形式与规范、制度的规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等等问题之研究。无论是地方公地还是全球公地，其文献都着重于制度如何提供信息和降低交易费用；行为体都依赖于互惠以产生激励；信用对于介入讨价还价和规则制定的行为体是关键性资源。
用一句话来说，她对于我们理解制度与合作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朝闻道，夕死可矣。
无疑，布鲁明顿学派的机制依托是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这工作坊是奥斯特罗姆夫妇一手创办起来的，是留给学术和政策分析的一份持久的遗产。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夫妇二人与数百位研究生、访问学者以及资浅或资深的同事合作，共同探究学问，卓然自成一家，形成了“布鲁明顿学派”。据现任所长迈克尔·麦吉尼斯告知，奥氏夫妇没有生育孩子，这工作坊就是他们的孩子！为了它的成长，夫妇二人甚至从每年的工资收入中拿出相当一部分，用于工作坊的运作之需。
麦吉尼斯所长与我谈毕，引我去同层的另一边，指给我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办公室，门原本就开着，小小的一间，朴实无华，就这么平常，与在当今国内常看到的情形迥异，但不平常可能正是从平常中来的吧？这是二零一二年三月间的事。现在，大师已去，而这份事业和精神在延续。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V.奥斯特罗姆等编，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版；《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上海三联书店二零零零年版）
称作“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的这一学术机构，其实就是一个研究所，且是涉及多个学科的研究所。但令人好奇的是为何起名叫“workshop”？趁奥氏尚在午餐，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关键词是craft（工艺）和craftsmen（工匠），夫妇二人的信念是，在研究生作为学徒和工匠能够有机会与资深学者一起工作和共同研究的条件下，研究技能最易被获取并得到运用。“我们是通过能工巧匠（master craftsman）的眼睛看各种问题的。”夫妇二人发现，熟巧（mastery）这一概念可用来描述他们要打造的工作坊。这是一个学术工作的中心，在这里，学者和学生们可以掌握理解政治经济问题的工艺，运用政治和经济理论作为分析的工具，不仅在经验性研究的设计和进行中如此，而且在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中也如此。以他们所钻研的问题而论，这名字可称谦虚。那是一九七三年的事。作为创始人的奥氏夫妇相信，研究生作为学徒和伙计，与资深学者同处，共同探讨和研究问题，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在这里，每个人都得到平等的对待。他们自称这个群体为“workshoppers”，这当然是自己造出来的一个词，却也颇为传神，反映了工作坊内的一种自我认同。
说来也有偶然，当初他们在申请资金支持时，被告知要描述其所在“机构”的性质，这使他们感到，即使是出于策略的原因，也有必要建立一个有形的组织。它将为研究资金的申请和获取提供便利，也提供一个保持研究连续性的机构条件。在这里，学者们探讨具有实际应用性的理论问题，避免过度的脱离现实的学术抽象。因而，强调理论与实际问题分析的联系成为工作坊的首要原则之一。
早在一九六八年，生物学家加雷特·哈丁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日后声名远播的《公用地的悲剧》一文。哈丁设想了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牧场，每个理性的牧羊人都从其牲畜中获得直接利益。但当他和其他牧羊人过度放牧时，就造成了公用地的破坏和退化，这便是“公用地（或公地）的悲剧”。哈丁自己是用公用地的过度放牧比拟人口无节制增长等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遗憾的是，这类问题在人类社会中是广泛存在的。我国近海海域因过度捕捞出现渔业资源枯竭现象，就是一种颇为典型的公用地悲剧。今日中国出现空气污染，雾霾频现笼罩大地现象，也属此类。
这就提出了如何走出公用地悲剧的问题。
不能说工作坊的研究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然而确与此问题存在密切联系。究其实，工作坊建立后所开展的研究活动大致是在三个不同但相互联系的层次上进行的。
在微观制度层次上，其研究聚焦于小规模单位，主要是参与者经由自主组织而形成的制度。重要工作是考察与公共池塘资源（CPR，也即人们因同处一地而获益的自然资源或产生的资源）相关的各种地方治理问题。对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是通过经济分析、实验室中的模拟实验和实地研究进行的，后者包括对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下水盆地、尼泊尔的灌溉系统、乌干达的森林储备等的研究。
在宏观制度层次上，工作坊的研究聚焦于大范围的政治秩序，包括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机制。这一层次上的研究意味着试图解释所观察到的某种趋向，即人类治理中的巨大试验变成了巨大的灾难。这包括苏联体制的瓦解、南美一些国家军政权的表现、非洲一些国家的失序等。
第三个层次上研究考察的是中等范围的制度安排。属于这一类的有对警察问题的研究以及后来更一般地对城市和大都市地区其他公共服务的研究。之后又把对公共服务提供问题的研究扩大到海外，考察发展中国家教育的供给和基础设施的维护等问题。
把所有三个层次的研究连结起来并赋予其一致性的，是采用共同的路径和框架来理解具有相似性的社会现象。制度分析与发展这一框架，由此得到确立，它的基石是，人们是在一个特定情形下基于他们所面对的激励（incentives）而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这些激励部分地植根于人的特性、共享而相互理解的社区、人们为管理其生活而制定的规则等。
就公用地悲剧问题，奥斯特罗姆夫妇及他们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在人的社群和社会中既存在着失败也存在着成功的实践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作为一项集体努力推出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一九八八）一书，是工作坊最重要的研究产物之一，用其导论中的话来说：“制度体现管理所有公共和私人行动—从个人产权到社区应付公共物品的各种方式—的基本规则。它们影响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正变得日益明显的是，支持生产性人的发展将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创建制度的艺术。” （商务印书馆早在一九九二年就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但它在国内似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条件下，管理稀缺共享资源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这提出和抓住了一个切中肯綮的可谓重大的问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其学术工作，发展出了“公共池塘资源”或“共有资源”概念，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及理论升华。这成为工作坊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也是一大亮色。在人的社会中，共有资源很多见，如海洋渔业资源、森林、水资源、农地等都是，因而公用地的悲剧现象也颇为常见。前人所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不外乎两种：一是通过政府的集中管理来实现，二是通过私有化来实现，似乎只能二者取一。 奥氏在经验研究中发现，不同国家的实际生活中存在着不少经由自我管理而避免了公用地悲剧的例子，它们既非通过政府的集中管理实现，也非经由产权私有化实现。在一定条件下，面临公用地两难处境的人们，可以在他们之间确立一定的制度安排，来改变其所处境况，实现合作，避免灾难。奥氏先后研究了加利福尼亚的地下水资源、土耳其近海渔场、斯里兰卡渔场、西班牙韦尔塔的灌溉制度、菲律宾桑赫拉的灌溉社群，等等。多年后，“公用地悲剧”的提出者加雷特·哈丁回首以往，曾称若是此时写作，会称其为“无管理的公用地之悲剧”，也就是说，公用地悲剧的出现不是必然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得到克服或避免的。由此可见，他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延至一九九零年，奥氏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问世，此著副标题为“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不久就成为布鲁明顿学派论著中最为著名、引用率最高的一部著作。它通常被认为是公共政策、公共选择领域的一部书，但实际上其意义和影响已远远“溢出”到其他领域，人们发现，集体行动的需要和困难是如此广泛地存在于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我应邀到布鲁明顿出席学术会议，奥氏应组织者之邀做主旨报告，讲题为“思考作为公地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新出现的全球性问题，奥氏试图以自己的理论框架分析这一问题，找寻答案。
在她眼里，气候变化是最大的一块“公地”，也是一项全球公害物品（public bad）：一则无人能够置身事外，二则所有人倾向于不采取代价高昂的行动以避免负外部性。由于气候变化是一块全球公地，大多数建议和主张都跟“全球性解决办法”有关，例如：实行封顶以降低排放总量，推行购买碳排放；对温室气体排放一视同仁地征税；制定政策，不至于“鼓励”那些其历史排放已“造成”问题的国家。这些选择，各有各理，相互抵消，持续的争论可能使问题更为严重。的确，现实需要人们在全球层次上采取个别的和集体的行动，但如何往前走，存在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气候变化不光是全球温室效应，而且还有变异、极端气候、海平面上升、海岸地区和太平洋岛屿消失等。对于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来说，若没有一个外部的政府施加要求，那些使用化石燃料的国家就不会采取行动。而达成全球性的协议被认为是唯一的出路。
奥氏以为不然，她给出的办法是多中心治理。她认为，需要把多中心治理理论运用于开发复杂和多层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以对付复杂、多层的生态体系。当前对生态体系治理的研究正变得在技术上更为精细，但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承诺也是有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和国家层次上制定的政策要求采取地方和地区性的行动，付诸实行，因此，有效的路径必须是多中心治理。各种地方性单位必须进入，而不能总是等待一个全球性的解决办法！在这一问题上，人们应该发出声音，否则就是不负责任。
她的学术讲演引起了在座各位与会者的很大兴趣，众人无不认真倾听，在讨论环节提问不断。记得在回答某个问题时，她微笑着，看着对面墙上的托克维尔像说：“他在那儿听我们说话呢。”
当时会议正在进行的这间会议室，名为“托克维尔室”（Tocqueville Room）。一边的墙上，悬挂着奥氏夫妇历年所获得的各种奖项，颇为可观，但最引人注目也最有意思的，当属这位十九世纪法国思想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作者托克维尔的肖像画。为什么是托克维尔？这乃是因为，托克维尔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学术研究。对他们来说，托克维尔的工作确立了一个学术上的“榜样”，能够为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如何构成的探究提供指引。一九八四年，工作坊建立了“托克维尔人类制度研究基金”，其宗旨是“支持制度研究以及如何修正制度以促进人类社会中的自主治理和发展”。这正是当年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民主实践时所怀抱的希望。
没想到的是，这是她生命中出席的即便不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后之一的学术活动。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二日，奥氏因病辞世，享年七十八岁，数十年的学术生涯在此画上句号。（稍后，其先生文森特竟也在同月仙逝！）印第安纳大学校长沉痛地表示，这是该校“无法替代的损失”。
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学术成就足以对得起她七十八年的生命，她的思想学术遗产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和启迪后人。
她的学术进路，强调了个人的选择总是深嵌于社会和文化的情境中。这就不同于一般的理性选择论者。尽管她并不否认形式建模总体上的作用，但反对只使用模型来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础，“自以为无所不知”（presumed omniscience）可以导致错误的因而有害的政策建议。而这一点，在数学模型盛行的美国社会科学的情境中尤其重要。
她的研究是“问题驱动”而非“方法驱动”的，她并不迷恋于“普遍适用模型”，而是去“理解和解释实际政治结果”。她从多次田野调查中得出的一条关键性准则是，假定有一个“最好的办法”是无益的。对于千差万别的未定状况，不可能有一个“最好的办法”。这就在思想方法上上升到了一种自由之境，否定了，也避免了找寻终极真理、找寻适用于一切问题的方法这一谬误。
因此，她走向实证、走向具体、走向情境，观察、观察、再观察，然后比较、提炼。她深入探究不同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下的众多案例，从经验现实中升华出理论来。
以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为代表的她的研究，揭示了“自主治理”的地方性机构和社会资本形式能够帮助个人超越集体行动难题，持续性地管理一些“公共池塘资源”，如地下水、渔业资源、森林和农地等。更进一步，较大范围的集体行动难题也并非无解，“公用地悲剧”不是必然的。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奥氏的学术工作卓有成效，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社会科学的一个标志性难题是社会秩序。安全、福祉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某种形式的治理和冲突的解决或至少是抑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推进了对信任和互惠在社会秩序中的作用、社会秩序中的信任与互惠、互惠的形式与规范、制度的规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等等问题之研究。无论是地方公地还是全球公地，其文献都着重于制度如何提供信息和降低交易费用；行为体都依赖于互惠以产生激励；信用对于介入讨价还价和规则制定的行为体是关键性资源。
用一句话来说，她对于我们理解制度与合作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朝闻道，夕死可矣。
无疑，布鲁明顿学派的机制依托是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这工作坊是奥斯特罗姆夫妇一手创办起来的，是留给学术和政策分析的一份持久的遗产。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夫妇二人与数百位研究生、访问学者以及资浅或资深的同事合作，共同探究学问，卓然自成一家，形成了“布鲁明顿学派”。据现任所长迈克尔·麦吉尼斯告知，奥氏夫妇没有生育孩子，这工作坊就是他们的孩子！为了它的成长，夫妇二人甚至从每年的工资收入中拿出相当一部分，用于工作坊的运作之需。
麦吉尼斯所长与我谈毕，引我去同层的另一边，指给我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办公室，门原本就开着，小小的一间，朴实无华，就这么平常，与在当今国内常看到的情形迥异，但不平常可能正是从平常中来的吧？这是二零一二年三月间的事。现在，大师已去，而这份事业和精神在延续。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V.奥斯特罗姆等编，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版；《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上海三联书店二零零零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