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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奥吉·雷恩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故事中奥吉的表现不太好，至少不像他希望的那么好，所以他请求我不要用他的真实姓名。除此之外，关于遗失的钱包、失明的老妇人和圣诞晚餐的所有事情，都与他对我的讲述完全一致。
我和奥吉认识将近11年了。他在布鲁克林中心考特大街的一家雪茄店当售货员。只有在这家店才可以买到自己钟爱的荷兰雪茄，所以我常常光顾那里。很长时间以来，我对奥吉·雷恩并没有太多关注。他体型瘦小，经常穿一件带帽兜的蓝色运动衫，将雪茄和杂志卖给我。他的性情有些古怪，喜欢搞恶作剧，喜欢说俏皮话，总是讲一些与天气、大都会棒球队或者华盛顿政客们有关的趣事。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这些。然而，几年前的一天，他在店里翻阅一本杂志时，碰巧看到一篇关于我的作品的书评。书评里附有我的照片，所以他知道那是我。自那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对奥吉而言，我不再仅仅是一位顾客，而是一个名人。多数人对书和作家比较关注，但奥吉更甚，因为他自认为是个艺术家。破解了我身份的秘密后，他便将我视为同党、知己和兄弟。说实话，我觉得这很尴尬。随后，不可避免的时刻来了，他问我是否愿意看他的照片。鉴于他的热情和善意，我似乎找不出拒绝的理由。
天晓得我在期待什么，但绝对不是奥吉第二天给我看的东西。在商店后面一个没有窗户的狭小房间里，奥吉打开纸箱，拿出12本一模一样的黑色相册。他说，这是他毕生的作品，他每天花在上面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在过去12年里，每天早上7点整，他都会站在大西洋大道和克林顿街的拐角处，从同一个位置取景，拍一张彩色照片。至今，他已经拍了4000多张照片。每本相册代表一个不同的年份，所有照片都按日期顺序摆放，从1月1日到12月31日，每张照片下面详细记录着日期。
翻阅着这些相册，我开始研究奥吉的照片，不知该做何感想。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最令人不解的东西。所有的照片都一样。整个作品所表现的极度重复令人感觉麻木，相同的街道与建筑反复出现，表现出一种图像过剩的、冷酷的谵妄。我想不出要对奥吉说些什么，于是继续翻看，不时点头假装赞许。奥吉本人显得很平静，面带微笑地看着我，但在我看了几分钟之后，他突然打断我，说道：“你看得太快了，不慢下来的话，你就无法理解它。”
当然，他说得有道理。如果不花点时间细看，你发现不了任何东西。我拿起另一本相册，迫使自己认真看。我给予细节更多的关注，注意到了天气的变化，还有与季节更替同时发生的光线角度的变化。最后，我终于能够察觉到人流与车流的细微差别，能够预测不同日子的节奏（工作日早晨的喧闹，周末相对的安静，周六与周日的差别）。然后，一点一滴地，我开始认出照片中的脸庞，比如，上班路上的行人，每天早上出现在同一个地点的相同的人们。这些人生命的某个瞬间定格在奥吉的照片中。了解照片中的人后，我开始研究他们的姿态，他们每天路过的方式，试图从照片显示的信息中揣摩他们的心情。我仿佛能够想象出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似乎能够洞悉他们那些深藏不露的事情。我拿起另一本相册。不再觉得无聊，不再如最初那般迷惑不解。我意识到，奥吉是在拍摄时间，包括自然的时间和人类的时间，他将自己置身于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拍摄时间，并心甘情愿地视之为自己的事情，他守候在自己选定的那个空间里。看着我在研究他的作品，奥吉一直开心地笑着。随后，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他开始吟诵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一行。“明日明日复明日，”他轻声吟道，“时间悄然迈着碎步。”那时我明白了，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件事之后他又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那天以后，我和奥吉多次讨论过他的作品，但直到上个星期我才知道，他当初是如何得到照相机并开始拍照的。那便是他向我讲述的故事的主题，而我仍在努力弄清其中的含义。
那一周的早些时候，《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为圣诞节当天出版的报纸写一个小故事。我的第一反应是不，但是那人极富魅力且一再坚持，临近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愿意试一试。然而我刚挂完电话，就陷入深深的惶恐之中。我问自己：对于圣诞节，我知道些什么？我又该如何写这个小故事？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在绝望中度过，与狄更斯、欧·亨利及其他与圣诞精神相关的大师们的魂灵作战。“圣诞故事”这个短语让我产生了不愉快的联想，让我想起那些糟糕的、虚伪的、甜腻腻的、感伤的故事。即使最好的圣诞故事，也不过是美梦成真，成人的童话，假如我允许自己写那种东西，我就完蛋了。可是，人们又怎么可能去写一个不感伤的圣诞故事呢？在词意上这就是一个矛盾，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十足的难题。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少腿的赛马，或者断翅的麻雀。
我的圣诞故事毫无头绪。周四，我出去散步了很长时间，希望室外的空气能使脑子清醒一些。中午刚过，我停在这家店想买些喜欢的雪茄，奥吉也在店里，他一如往常地站在柜台后面。他问我近来可好。我毫无目的地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圣诞故事？”我结束后他说道，“就这个？朋友，如果你请我吃午饭，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你所听过的最棒的圣诞故事。我保证，故事中的每个词都是真的。”
我们顺路走进一家狭小而热闹的熟食店——杰克小店。这里有美味的熏牛肉三明治，墙上挂着老一代道奇棒球队的全家福。我们在后面找到座位坐下来，点了些吃的，然后奥吉就开始讲述他的圣诞故事。
“故事發生在1972年的夏天，”他说，“有一天早上，一个年轻人到店里偷东西。他20岁左右的样子。我觉得一生中从未见过比他更可怜的商店窃贼了。他站在远处靠墙放置的平价书的书架旁，在往雨衣口袋里塞书。那时恰好很多人围在柜台旁，所以刚开始我并没有看见他。发现他在偷东西，我脱口大叫一声。他像受惊的野兔落荒而逃。等我从柜台后面冲出来，他已经沿着大西洋大道一路狂奔。追了他近半个街区后，我放弃了。他身上掉下一样东西，既然我不想再追，便弯下腰去看是什么。 “他掉的是钱包。里面没有钱，不过有他的驾照，还有三四张照片。我本来可以叫来警察，将他逮捕，但我没有这样做。从驾照上知道了他的名字和地址，我有些同情他。他不过是个小混混。看了钱包里的照片后，我再也无法对他感到愤怒了。他的名字叫罗伯特·古德温。我记得，在一张照片里，他挽着母亲或祖母站着。在另一张照片里，10岁左右的他坐在那儿，身穿棒球服，笑容可掬。我就是狠不下心。我寻思着，他现在很可能在吸毒。一个布鲁克林的穷小子，真是没事可干了。谁会在乎几本不值钱的平装书呢？
“于是，我留下了钱包。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想着要将钱包还给他，但一直拖延着，从未付诸行动。圣诞节一分一秒地流逝，然而我无所事事。通常情况下，老板会邀请我去他家一起庆祝圣诞节，但那年他和家人去佛罗里达州探亲了。所以那天早上我一个人坐在公寓里倍感失落，然后看到了厨房架子上罗伯特·古德温的钱包。我寻思着，为何不做件好事呢？于是我穿上外套出门，准备亲自将钱包送回。
“地址显示是伯厄姆山的某个地方。那天很冷，我记得在找那栋房子的过程中迷了几次路。这里的东西看起来都一个样，你很容易原地打转，还以为自己到了其他地方。不管怎么样，我最终找到了那间公寓，并按响了门铃。没有人开门。我猜想里面没有人，但保险起见，我又按了一次。这次我多等了一会儿。就在准备离开时，我听到有人拖着脚步走到门前。里面传来一位老妇人的声音，问是谁。我告诉她，我在找罗伯特·古德温。‘是你吗，罗伯特？’老妇人说道，随后她开了将近15把锁，才把门打开。
“她至少有80岁，也可能90岁。我很快注意到，她是位盲人。‘我知道你会来的，罗伯特，’她说，‘我知道在圣诞节你不会忘记艾瑟尔奶奶的。’然后她敞开怀抱，似乎想要拥抱我。
“你知道，当时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我不得不迅速做出回答。几乎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我便听见自己脱口而出的回答。‘对的，艾瑟尔奶奶，’我说，‘圣诞节到了，我回来看望你。’别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自己都不知道。也许我不想让她失望或出于其他原因，我也不知道。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随后，这位老妇人突然在门口抱住了我，我也抱住了她。
“我没有明确地说我是她的孙子。我的话虽然不太多，但至少就是这个意思。我并不想欺骗她。似乎我们两个都决定要玩一个游戏——无须讨论游戏规则。我的意思是说，老妇人知道我不是她的孙子罗伯特。虽然她上了年纪，有些痴呆，但还不至于分辨不出陌生人与自己的骨肉。假装不知道真相可能让她感到快乐。既然没有更好的事情去做，我也乐意陪陪她。
“我们进了公寓，一起度过了那一天。我想说，她的家真是个垃圾场，但你能对一位自己干家务活的盲人有更高的期望吗？每当她问我过得怎样的时候，我就对她撒谎。我告诉她我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在一家雪茄店上班，快要结婚了，还编造了很多美好的故事，而她仿佛全都相信。‘那不错呀，罗伯特，’她点头微笑道，‘我一直知道你会好起来的。’
“过了一会儿，我感到饿了。家里似乎并没有多少食物，于是我去附近的商店买了一大堆东西：半成品的全鸡、蔬菜汤、一罐土豆沙拉、一块巧克力蛋糕，以及其他食物。艾瑟尔的卧室还藏有几瓶红酒，于是我们成功地拼凑了一顿相当不错的圣诞晚餐。我记得，我们都喝得有点儿醉。吃完晚饭后，我们在客厅里坐着，那儿的椅子更加舒适。这时我想要撒尿。和她说了一声后，我便顺着走廊朝卫生间走去。事情在这个时候再次发生了转折。假扮艾瑟尔的孙子已经够愚蠢了，但我接下来做的事情更加疯狂，在这件事情上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走进卫生间后我发现，靠着淋浴的墙边整齐地摆放着六七台照相机。全是崭新的35毫米焦距的照相机，一看就是高级货，还装在包装盒里。我推测这是那个真罗伯特干的，这里是他最近所获赃物的储藏间。我一生中从未拍过照片，当然也没有偷过任何东西，但在卫生间看见这些照相机的那一刻，我决定拿一台回去。就这样，没有一丝犹豫，我将其中一台照相机夹在胳膊下，然后回到了客厅。
“我离开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但艾瑟尔奶奶已经躺在椅子上睡着了，我猜是喝了太多吉安蒂红葡萄酒的缘故。我去厨房把碗和盘子洗了，碗盘碰撞发出的叮当声响也没有吵醒她，她甚至如孩子般地打起了呼噜。看来没有必要去打搅她，于是我决定离开。她看不见，所以我也不必写纸条告别，拍屁股走人就行了。我把她孙子的钱包放在桌上，拿起照相机，走出了公寓。这就是故事的结尾。”
“后来你有没有回去看她？”我问。
“去看过一次，”他说，“那是三四个月之后的事情了。我对偷照相机一事深感内疚，我一直没有用过它。一天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归还相机，但艾瑟尔已经不在那儿了。我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别人已经搬进了她的公寓，这人也无法告诉我她去了哪里。”
“很可能她死了。”
“对，很有可能。”
“这意味着她和你度过了她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可能是吧。我以前没这样想过。”
“这是件好事，奥吉。你为她做了一件好事。”
“我对她撒了谎，还从她那里偷走了一台照相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件好事。”
“你让她快乐。那台照相机本来就是偷来的。这与你从照相机的真正主人那里拿走完全不是一回事。”
“为了艺术可以做任何事情，是吧，保罗？”
“我没那么说，但至少你让照相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现在你已经有了圣诞故事，对吗？”
“是的，”我说，“我想已经有了。”
我停顿了一会儿，端详着满脸坏笑的奥吉。我不确定，但那一刻他的眼神是如此的神秘，并闪现出他内心的欣喜，我突然想到整个故事都是他编造的。我准备问他是否在骗我，随即意识到他是绝对不会告诉我的。唯一重要的事在于，我被骗相信了他的故事。只要有一个人相信，那么故事就肯定是真的。
“你是个厉害的家伙，奥吉，”我说，“谢谢你帮了我大忙。”
“随时愿意效劳，”他答道，依旧用那种狡黠的眼神看着我，“毕竟，如果你不能和朋友們分享秘密，那么你算什么朋友？”
“我想我欠你一个人情。”
“不，没有。把我讲述的这个故事写下来，你就不欠我什么了。”
“除了还欠一顿午餐。”
“对，除了还欠一顿午餐。”
奥吉微笑着回应，我也报之以微笑，然后叫来服务员买单。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当代作家保罗·奥斯特研究”，项目批号：13CWW017
（周浩、李金云：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30065）
我和奥吉认识将近11年了。他在布鲁克林中心考特大街的一家雪茄店当售货员。只有在这家店才可以买到自己钟爱的荷兰雪茄，所以我常常光顾那里。很长时间以来，我对奥吉·雷恩并没有太多关注。他体型瘦小，经常穿一件带帽兜的蓝色运动衫，将雪茄和杂志卖给我。他的性情有些古怪，喜欢搞恶作剧，喜欢说俏皮话，总是讲一些与天气、大都会棒球队或者华盛顿政客们有关的趣事。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这些。然而，几年前的一天，他在店里翻阅一本杂志时，碰巧看到一篇关于我的作品的书评。书评里附有我的照片，所以他知道那是我。自那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对奥吉而言，我不再仅仅是一位顾客，而是一个名人。多数人对书和作家比较关注，但奥吉更甚，因为他自认为是个艺术家。破解了我身份的秘密后，他便将我视为同党、知己和兄弟。说实话，我觉得这很尴尬。随后，不可避免的时刻来了，他问我是否愿意看他的照片。鉴于他的热情和善意，我似乎找不出拒绝的理由。
天晓得我在期待什么，但绝对不是奥吉第二天给我看的东西。在商店后面一个没有窗户的狭小房间里，奥吉打开纸箱，拿出12本一模一样的黑色相册。他说，这是他毕生的作品，他每天花在上面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在过去12年里，每天早上7点整，他都会站在大西洋大道和克林顿街的拐角处，从同一个位置取景，拍一张彩色照片。至今，他已经拍了4000多张照片。每本相册代表一个不同的年份，所有照片都按日期顺序摆放，从1月1日到12月31日，每张照片下面详细记录着日期。
翻阅着这些相册，我开始研究奥吉的照片，不知该做何感想。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最令人不解的东西。所有的照片都一样。整个作品所表现的极度重复令人感觉麻木，相同的街道与建筑反复出现，表现出一种图像过剩的、冷酷的谵妄。我想不出要对奥吉说些什么，于是继续翻看，不时点头假装赞许。奥吉本人显得很平静，面带微笑地看着我，但在我看了几分钟之后，他突然打断我，说道：“你看得太快了，不慢下来的话，你就无法理解它。”
当然，他说得有道理。如果不花点时间细看，你发现不了任何东西。我拿起另一本相册，迫使自己认真看。我给予细节更多的关注，注意到了天气的变化，还有与季节更替同时发生的光线角度的变化。最后，我终于能够察觉到人流与车流的细微差别，能够预测不同日子的节奏（工作日早晨的喧闹，周末相对的安静，周六与周日的差别）。然后，一点一滴地，我开始认出照片中的脸庞，比如，上班路上的行人，每天早上出现在同一个地点的相同的人们。这些人生命的某个瞬间定格在奥吉的照片中。了解照片中的人后，我开始研究他们的姿态，他们每天路过的方式，试图从照片显示的信息中揣摩他们的心情。我仿佛能够想象出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似乎能够洞悉他们那些深藏不露的事情。我拿起另一本相册。不再觉得无聊，不再如最初那般迷惑不解。我意识到，奥吉是在拍摄时间，包括自然的时间和人类的时间，他将自己置身于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拍摄时间，并心甘情愿地视之为自己的事情，他守候在自己选定的那个空间里。看着我在研究他的作品，奥吉一直开心地笑着。随后，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他开始吟诵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一行。“明日明日复明日，”他轻声吟道，“时间悄然迈着碎步。”那时我明白了，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件事之后他又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那天以后，我和奥吉多次讨论过他的作品，但直到上个星期我才知道，他当初是如何得到照相机并开始拍照的。那便是他向我讲述的故事的主题，而我仍在努力弄清其中的含义。
那一周的早些时候，《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为圣诞节当天出版的报纸写一个小故事。我的第一反应是不，但是那人极富魅力且一再坚持，临近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愿意试一试。然而我刚挂完电话，就陷入深深的惶恐之中。我问自己：对于圣诞节，我知道些什么？我又该如何写这个小故事？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在绝望中度过，与狄更斯、欧·亨利及其他与圣诞精神相关的大师们的魂灵作战。“圣诞故事”这个短语让我产生了不愉快的联想，让我想起那些糟糕的、虚伪的、甜腻腻的、感伤的故事。即使最好的圣诞故事，也不过是美梦成真，成人的童话，假如我允许自己写那种东西，我就完蛋了。可是，人们又怎么可能去写一个不感伤的圣诞故事呢？在词意上这就是一个矛盾，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十足的难题。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少腿的赛马，或者断翅的麻雀。
我的圣诞故事毫无头绪。周四，我出去散步了很长时间，希望室外的空气能使脑子清醒一些。中午刚过，我停在这家店想买些喜欢的雪茄，奥吉也在店里，他一如往常地站在柜台后面。他问我近来可好。我毫无目的地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圣诞故事？”我结束后他说道，“就这个？朋友，如果你请我吃午饭，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你所听过的最棒的圣诞故事。我保证，故事中的每个词都是真的。”
我们顺路走进一家狭小而热闹的熟食店——杰克小店。这里有美味的熏牛肉三明治，墙上挂着老一代道奇棒球队的全家福。我们在后面找到座位坐下来，点了些吃的，然后奥吉就开始讲述他的圣诞故事。
“故事發生在1972年的夏天，”他说，“有一天早上，一个年轻人到店里偷东西。他20岁左右的样子。我觉得一生中从未见过比他更可怜的商店窃贼了。他站在远处靠墙放置的平价书的书架旁，在往雨衣口袋里塞书。那时恰好很多人围在柜台旁，所以刚开始我并没有看见他。发现他在偷东西，我脱口大叫一声。他像受惊的野兔落荒而逃。等我从柜台后面冲出来，他已经沿着大西洋大道一路狂奔。追了他近半个街区后，我放弃了。他身上掉下一样东西，既然我不想再追，便弯下腰去看是什么。 “他掉的是钱包。里面没有钱，不过有他的驾照，还有三四张照片。我本来可以叫来警察，将他逮捕，但我没有这样做。从驾照上知道了他的名字和地址，我有些同情他。他不过是个小混混。看了钱包里的照片后，我再也无法对他感到愤怒了。他的名字叫罗伯特·古德温。我记得，在一张照片里，他挽着母亲或祖母站着。在另一张照片里，10岁左右的他坐在那儿，身穿棒球服，笑容可掬。我就是狠不下心。我寻思着，他现在很可能在吸毒。一个布鲁克林的穷小子，真是没事可干了。谁会在乎几本不值钱的平装书呢？
“于是，我留下了钱包。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想着要将钱包还给他，但一直拖延着，从未付诸行动。圣诞节一分一秒地流逝，然而我无所事事。通常情况下，老板会邀请我去他家一起庆祝圣诞节，但那年他和家人去佛罗里达州探亲了。所以那天早上我一个人坐在公寓里倍感失落，然后看到了厨房架子上罗伯特·古德温的钱包。我寻思着，为何不做件好事呢？于是我穿上外套出门，准备亲自将钱包送回。
“地址显示是伯厄姆山的某个地方。那天很冷，我记得在找那栋房子的过程中迷了几次路。这里的东西看起来都一个样，你很容易原地打转，还以为自己到了其他地方。不管怎么样，我最终找到了那间公寓，并按响了门铃。没有人开门。我猜想里面没有人，但保险起见，我又按了一次。这次我多等了一会儿。就在准备离开时，我听到有人拖着脚步走到门前。里面传来一位老妇人的声音，问是谁。我告诉她，我在找罗伯特·古德温。‘是你吗，罗伯特？’老妇人说道，随后她开了将近15把锁，才把门打开。
“她至少有80岁，也可能90岁。我很快注意到，她是位盲人。‘我知道你会来的，罗伯特，’她说，‘我知道在圣诞节你不会忘记艾瑟尔奶奶的。’然后她敞开怀抱，似乎想要拥抱我。
“你知道，当时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我不得不迅速做出回答。几乎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我便听见自己脱口而出的回答。‘对的，艾瑟尔奶奶，’我说，‘圣诞节到了，我回来看望你。’别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自己都不知道。也许我不想让她失望或出于其他原因，我也不知道。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随后，这位老妇人突然在门口抱住了我，我也抱住了她。
“我没有明确地说我是她的孙子。我的话虽然不太多，但至少就是这个意思。我并不想欺骗她。似乎我们两个都决定要玩一个游戏——无须讨论游戏规则。我的意思是说，老妇人知道我不是她的孙子罗伯特。虽然她上了年纪，有些痴呆，但还不至于分辨不出陌生人与自己的骨肉。假装不知道真相可能让她感到快乐。既然没有更好的事情去做，我也乐意陪陪她。
“我们进了公寓，一起度过了那一天。我想说，她的家真是个垃圾场，但你能对一位自己干家务活的盲人有更高的期望吗？每当她问我过得怎样的时候，我就对她撒谎。我告诉她我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在一家雪茄店上班，快要结婚了，还编造了很多美好的故事，而她仿佛全都相信。‘那不错呀，罗伯特，’她点头微笑道，‘我一直知道你会好起来的。’
“过了一会儿，我感到饿了。家里似乎并没有多少食物，于是我去附近的商店买了一大堆东西：半成品的全鸡、蔬菜汤、一罐土豆沙拉、一块巧克力蛋糕，以及其他食物。艾瑟尔的卧室还藏有几瓶红酒，于是我们成功地拼凑了一顿相当不错的圣诞晚餐。我记得，我们都喝得有点儿醉。吃完晚饭后，我们在客厅里坐着，那儿的椅子更加舒适。这时我想要撒尿。和她说了一声后，我便顺着走廊朝卫生间走去。事情在这个时候再次发生了转折。假扮艾瑟尔的孙子已经够愚蠢了，但我接下来做的事情更加疯狂，在这件事情上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走进卫生间后我发现，靠着淋浴的墙边整齐地摆放着六七台照相机。全是崭新的35毫米焦距的照相机，一看就是高级货，还装在包装盒里。我推测这是那个真罗伯特干的，这里是他最近所获赃物的储藏间。我一生中从未拍过照片，当然也没有偷过任何东西，但在卫生间看见这些照相机的那一刻，我决定拿一台回去。就这样，没有一丝犹豫，我将其中一台照相机夹在胳膊下，然后回到了客厅。
“我离开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但艾瑟尔奶奶已经躺在椅子上睡着了，我猜是喝了太多吉安蒂红葡萄酒的缘故。我去厨房把碗和盘子洗了，碗盘碰撞发出的叮当声响也没有吵醒她，她甚至如孩子般地打起了呼噜。看来没有必要去打搅她，于是我决定离开。她看不见，所以我也不必写纸条告别，拍屁股走人就行了。我把她孙子的钱包放在桌上，拿起照相机，走出了公寓。这就是故事的结尾。”
“后来你有没有回去看她？”我问。
“去看过一次，”他说，“那是三四个月之后的事情了。我对偷照相机一事深感内疚，我一直没有用过它。一天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归还相机，但艾瑟尔已经不在那儿了。我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别人已经搬进了她的公寓，这人也无法告诉我她去了哪里。”
“很可能她死了。”
“对，很有可能。”
“这意味着她和你度过了她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可能是吧。我以前没这样想过。”
“这是件好事，奥吉。你为她做了一件好事。”
“我对她撒了谎，还从她那里偷走了一台照相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件好事。”
“你让她快乐。那台照相机本来就是偷来的。这与你从照相机的真正主人那里拿走完全不是一回事。”
“为了艺术可以做任何事情，是吧，保罗？”
“我没那么说，但至少你让照相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现在你已经有了圣诞故事，对吗？”
“是的，”我说，“我想已经有了。”
我停顿了一会儿，端详着满脸坏笑的奥吉。我不确定，但那一刻他的眼神是如此的神秘，并闪现出他内心的欣喜，我突然想到整个故事都是他编造的。我准备问他是否在骗我，随即意识到他是绝对不会告诉我的。唯一重要的事在于，我被骗相信了他的故事。只要有一个人相信，那么故事就肯定是真的。
“你是个厉害的家伙，奥吉，”我说，“谢谢你帮了我大忙。”
“随时愿意效劳，”他答道，依旧用那种狡黠的眼神看着我，“毕竟，如果你不能和朋友們分享秘密，那么你算什么朋友？”
“我想我欠你一个人情。”
“不，没有。把我讲述的这个故事写下来，你就不欠我什么了。”
“除了还欠一顿午餐。”
“对，除了还欠一顿午餐。”
奥吉微笑着回应，我也报之以微笑，然后叫来服务员买单。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当代作家保罗·奥斯特研究”，项目批号：13CWW017
（周浩、李金云：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3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