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8日晚，朴朴来电话告我，他们的爸爸去世了，顿时我泪如泉涌，沮丧地说：怎么会这样呢？他说终因多种脏器官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走了。那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总想着吕骥同志光辉的一生，他为党、为人民、为祖国做出的贡献，他的数以万计的学生对他的爱戴、崇敬和他在各方面树立的榜样。
　　记得抗日战争初期，我尚在童年，不懂得革命的道理，只知道传遍祖国大地的脍炙人口的爱国救亡歌曲是多么的激昂，鼓舞人民奋进，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如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保卫马德里》《射击手之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贺绿汀的《游击队歌》等等歌曲，它们鼓舞我们那一代热血青少年投奔革命，奔往延安，奔往各抗日根据地、敌人后方，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9月，我被分配到陕西旬邑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学习。1939年初，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这是一所专门培训抗日艺术人才的学院。那时的延安，到处是歌声的海洋。唱得最多的是吕骥作曲、成仿吾作词的歌曲，如《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陕北公学校歌》《华北联合大学校歌》《开荒》等和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那优美激昂的旋律和壮怀激烈的歌词至今令人难忘。
　　鲁艺云集着从上海、重庆等地来的音乐家、美术家、文学家、戏剧家、舞蹈家，他们都是鲁艺的老师，教导着我们这批热血学子。鲁艺的院长是周扬同志，教导主任兼音乐系主任是吕骥同志。我被分配在音乐系五期学习。
　　吕骥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谦逊朴实，正大光明。我对他的回忆实在太多，谨将我最难忘的几件事写出来。
　　1939年7月，在罗瑞卿同志的总指挥下，带领延安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包括吕骥同志负责的鲁艺部分师生）一同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行军途中，有一天大约在山西兴县境内，吕骥同志突然找我谈话，说我行军时常常掉队（跟不上前面的人），组织担心我在晚上过封锁线时跟不上队伍，会使我后面的同志跟着我走错路线，误入敌占区，经组织决定我被留下。听了这些话，我大惊失色，不由自主地哭起来，说什么也不肯留下，一定要走。吕骥同志再三耐心恳切而又严肃地规劝我，我却坚持不肯留下，并保证一定不掉队，不给组织添麻烦，不拖累后面的同志。最后吕骥同志也只好允许我跟大家一块走。但在过封锁线前，他还是安排了两个男同志，一边一个挟持我跑过十几里的铁路封锁线。那晚每个人都不能说话，只有低低的喘气声和轻微的奔跑声，终于，我们冲过了鬼门关，跑到安全地带。一到那里，我就像烂泥一样瘫软在地上，不停地喘气，汗水如同雨水一般洒落，手也在抖。这时，我才明白组织原来的决定是正确的，要是没有那两位男同志，我是绝对跑不动的，如果导致悔不能改的罪过，真是不堪回首啊！
　　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后，我们部分学生被安排到军区文工团、县区文化站工作。
　　1942年后我和其他同志又陆续返回延安。鲁艺这时已没有继续办音乐系，而是办了两个班，一个是前方干部培训班，一个是地方干部培训班。我分在前干班学习工作。在这数年中，我们有时去乡下体验生活、收集民歌，有时就在学院上课或到外面演出。在吕骥同志的选派下，我被挑选去杨家岭、王家坪、枣园——中央和军委首长工作和住地参加演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天，延安和鲁艺都沸腾起来，人们拍着手、唱着、跳着、拥抱着，祝贺八年抗战的胜利。没多久，吕骥同志再次率领鲁艺大部分师生出发，步行到张家口，在那里参加华北联合大学的文学院，准备开展新解放区工作。在张家口呆的时间不很长，我们又跟着吕骥同志向东北方向推进。一天傍晚，我们到达宿营地，那天轮到我值班看管行李（从每人身上和骡马上卸下的行李），其他人都去吃饭和看老乡家的住地了。
　　
　　我这个人一贯有粗心大意和走神的毛病，人称“马大哈”。就在那天傍晚，我竟然没有看好行李，而且唯独将吕骥同志一家四口的行李给丢了！到了目的地，谁不马上打开背包准备铺炕休息呢？随带物品谁不急用呢？何况吕骥同志还带着两个孩子，一家人正待用那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不用说，我当时有多么惊慌、多么焦急、多么害怕。我面对同志们无声谴责的脸，神情沮丧地茫然站在打麦场上，心像针刺着那么难受。但这时候，吕骥同志像往常一样从容平静，宽慰我说：“不要急，不要急，再找找看，丢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一夜，我焦虑地辗转了一夜，总想着他们没有被盖，没有换洗衣服，小孩没有尿布，没有所需一切……他们怎么打发那困境呢？直到今天想起来我仍深感愧疚。
　　后来虽然吕骥同志从未指责我半句，但我总怕看见他，总躲着他们一家。几天后，倒是吕骥同志觉察了我无精打彩的情绪，找我去谈话。我战战兢兢地到他那里，他劈头就说：“怎么样？思想包袱很重么？这怎么行啊！”接着他带着亲切的微笑启发我说：“在我们这民主团结的革命大家庭里，没有什么不可以克服的困难，组织和同志的情谊可以战胜任何障碍。丢失的被褥已得到补充，你不要再为这事烦恼。”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每个人都会有疏忽大意的时候，以后记住教训，注意些就行了。”
　　当我看见他那严峻而慈祥的脸上，始终对我宽厚地微笑时，我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花，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我轻轻地说：“吕骥同志，我真对不起你一家人”。他呵呵地笑了起来：“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他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说：“明天要与村里老乡开联欢会，你要唱好二人对唱，扭好秧歌，再不要分散注意力了。”于是他让我到同志们那里去练歌，他自己也去忙他那永无休止的工作了。
　　在鲁艺十多年的学习、工作、生活里，我不仅学到了马列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作人本质，还从这所艺术殿堂里学到了唱歌等多科技术。记得有一次，在鲁艺一向空着的教室里，我独自一人在里面弹着吉它唱着《梅娘曲》，突然歌唱家唐荣枚老师推门进来，看看是我，未讲什么就走了。至此以后，她常在节目中安排我参加重唱、小合唱。我们到东北后，成立以吕骥同志为团长的东北音乐工作团，吕骥同志更加放手培养我，常让我登台演出，唱对唱、各种合唱、大合唱中的独唱，表演秧歌舞和小剧目，派我去周边县城招收中学生里的优秀唱歌者（建国后，他们中不少人成为音乐界的领导人或歌唱家、作曲家）。当时吕骥同志还常派我去参加东北局召开的重要会议，聆听洛甫（张闻天）、彭真等领导人的政治形势报告，对我政治上的提高获益匪浅。
　　1950年后，我因结婚、工作变动，离开了鲁艺，先后在广州、上海等地做党政文化宣传工作，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吕骥同志，只要有机会去北京，我总要去看看他和其他老师、同学。在吕骥同志家里，每次都看到他坐在一个大书桌旁，忙他那永做不完的工作。看到我时，他总是稍稍搁置一下手边的工作，缓缓地站起来，笑脸相迎，热情相待，招呼我坐在桌旁，一面关照他的夫人关立人同志留我吃饭，一面和我交谈。每次我都带着一颗敬爱和感激的心离开他家。
　　1988年5月鲁艺成立50周年，我和原广东省音协先后两位主席周国瑾和张棣昌同志一起到京参加大会。我们本想一块先去看看吕骥同志，但我们尚未出发，吕骥同志已先于我们到新疆饭店来看我们了。他已年近八十，我们三个——他昔日的老学生，当时真是很过意不去啊！以后的两天纪念活动中，他和我们许多老校友亲切地攀谈说笑，领着我们参观校史展，和我们一起照像，用他的车把我们迎来送去，像慈父一样关心我们。
　　1998年鲁艺60周年，这时张棣昌同志已经去世，周国瑾又疾病缠身，我独自去京开会。我看见吕骥同志仍很健康，满心高兴。在大会的休息片刻，我和另一女同学扶着他慢慢走进休息室，和他一起轻轻哼唱他创作的歌曲《开荒》。他听我们唱完后说，最后那句“打败鬼子好回家”，“好回家”这三个字不够妥当，他已经作了修改。
　　那次大会上，他不顾自己年迈的身体，又一次发表精辟的演讲。其中谈到对流行音乐的看法，他说他不赞赏那震耳欲聋、全身扭动、高声呐喊、显得一片混乱的流行音乐爆满舞台。虽然他认为流行音乐也有个别优秀作品，也有可借鉴的东西，但他不无忧虑地说：“这些始于香港、台湾的低劣伤感音乐对青年人究竟是好处多抑或坏处多呢？有哪一首流行歌曲在人民心中深深扎根，让群众长久地爱它唱它，或鼓舞人们的斗争意志和不断前进的勇气？我看很少，是为数不多的。而那些激动人心，有生命力，有民族性，有时代感的优美动听的音乐和那超凡脱俗的古典音乐却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是人们百唱百听不厌的，至今每当人们唱起或弹奏起这些撼人心魄的歌曲和乐曲时，不仅能抒发人的情感，还能催人向上，总像在欣赏一幅色彩斑斓的风景画，令人有闻之起舞的愿望。”他说：“经典音乐和其它优秀艺术一样，更能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良好的品德，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
　　听过他这次讲话的人，无不为他感到骄傲，无不感谢他，他说出了参会者的心声，我久久被流行音乐困扰的心也感到欣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了人民音乐家权威的评价和表态。
　　那次会上，在他独坐台上的片刻，其他领导去休息了，我走到他面前，伸腰问他：“吕骥同志，我可以到你家看看你么？”他说“当然可以”。两天后，我如约到他家。他从卧室走出来，说他知道是我来了。他招呼我坐下，依然是那么亲切地接待我。他知道我后来一直再没做音乐工作，感到很惋惜。我边讲边拿出一个英格兰产的陶瓷茶杯送给他，他说：“哎，你来看我，我就很感谢，为什么还花这些钱呢？”我说我一点心意而已。他一边摸着那只杯子，一面听我讲，他那天在大会上的讲话很好，解决了很多人心中的纳闷，他点点头再没多说什么，一边起身去柜子里拿一本他在1993年出版的书送我，书名《“乐记”理论探新》。在他家，我看到各类书籍文件、报纸杂志、音乐资料、他完成和未完成的创作、各种音响器材堆满一屋，不由想起他夫人走得太早，多么需要一个助手帮他料理、整理这些东西。我说：“音协应给你配个秘书，帮你整理这音乐宝库。”他摇摇头说：“他们本来是要派的，但我拒绝了。我自己清楚哪些东西放在哪里！他们来了会搞得更乱，难以收拾。”但我还是非常牵挂这事，我对当时音协秘书长苏扬说起此事，他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呀！他就是不肯要。”
　　这次会见，我发现他虽已迈入垂暮之年，但思维仍十分敏捷，身体也很平稳，但我万万没有料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
　　言语已不能描述他那广博的学识、光荣的音乐生涯、充实的生活和挚着的追求，他的业绩将名垂青史。
　　有位哲人说：“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心灵。”吕骥同志就具有这样的心灵。吕骥同志已走了，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世界。这位与新音乐一起走过近一个世纪旅程，简直是贯通了全部新中国音乐史的执着的音乐家，我们再也看不到他那慈祥宽厚的脸庞，那坦诚和蔼的目光和那音容笑貌。92岁已属高寿，然而，我多么希望他再长寿些，因为祖国需要他继续歌唱，音乐需要他继续指引。
　　我心中深深怀念的吕骥同志，你是“光”的化身，你走了，我捧着一瓣心香送你远行，祝你一路平安。
　　
　　黄雪楠 原上海对外经济联络局对外经济局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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