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满足各个社会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已成为时代的课题。基于此，闵行区委宣传部于2007年3月至10月间，对全区范围内居民进行了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分群体研究，对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现状、特点和趋势等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了解不同群体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旨在为先进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实践经验。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及调查内容
为了取得更大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取分层抽样结合整群抽样的方法，即按闵行区特点，把总体分成高档商品房居民、老公房居民、动迁房居民、外来白领和外来打工者五个群体。调查人数为1350人（高档商品房居民、老公房居民、动迁房居民各300人，外来白领200人，外来打工者250人），收回有效问卷1313份，有效率为97%。
本次调查主要从社会交往中的道德满足、文化消费中的精神追求和精神生活中的超越性价值三个层面，对当前闵行区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现状、特点和趋势等进行分群体调查。
二、闵行区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现状
（一）社会交往中的道德满足
1、过年问候方式
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正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拜年是过年中增强人际之间凝聚力的重要活动，通过对拜年方式的研究，可以了解人们交往方式的变迁。调查数据显示，总体上，人们实际使用最多的方式仍是“登门拜年”，选择的人占37.5%，其次是“打电话给本人”（24%）和“手机短信”（20.1%），而“邮寄贺卡”仅为2.2%，认为只要“心里记得就可以了”的也仅占2.4%。可见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人们在亲戚之间拜年更多，另一方面也表明传统交往模式在日益多元化的交往方式面前，以其感性直接的情感内涵，在关系最为亲密的人际交往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2、志愿服务的认知和参与
社会交往的个体化和自主化，使人们的公共服务意识不断增强。调查表明，有23.2%的调查对象“一直都在参加”志愿服务，“以前参加过”的占27.3%，两者相加，有过志愿服务经历的人超过一半。同时有3.2%的调查对象表示“不知道志愿服务”，以及12.4%的人选择“没参加，但家人或朋友有人参加过”，至少说明了志愿服务在闵行区已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尤其在老公房居民中，有36.5%的人“一直都在参加”，表明传统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开展得较好，居民的参与面较为广泛。
3、对义务献血的认知和态度
义务献血是公民的社会义务，也是道德需求，更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闵行区已在全市率先取消了指标性献血，献血形式已完全采取义务献血来完成。调查中，有54.0%的调查对象对亲人参加义务献血表示“非常支持，做好事，又不影响健康”，表明总体上，人们对献血的认识较为科学，对待亲人献血的态度较为理性。但仍有近一半的调查对象对献血是否会影响健康存有疑虑。其中，有25.5%的人选择“支持，就算有一点影响健康，也值得”，虽然他们仍支持亲人献血，但在健康观念上仍存在误区，而更有16.6%的人表示担心，1.2%的人明确表示反对，2.6%的人不表态。这表明，对健康的担忧是影响人们对待献血态度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消除盲区，宣传献血的科学知识还需加大力度，扩大范围。
4、慈善募捐的行为倾向
调查显示，人们对于慈善募捐表现出较高的参与意识，只有2.3%的人表示“不愿意参加”慈善募捐。不同教育程度和年龄的人群对于慈善募捐方式的选择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教育程度越高，参与慈善募捐的自主性越强；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参与体制内的单位或社区组织的募捐活动，而年龄越小越喜欢自主参与其他体制外的慈善募捐活动。
5、对拾物有偿归还的态度
调查表明，人们普遍持有拾金不昧的传统道德观，调查对象中选择“要归还，但不该要回报”的比例达到66.6%，尤其老公房和动迁房居民，这一选择达到70%以上。
（二）文化消费中的精神追求
1、闲暇时间的利用情况
在现代社会里，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生活，闲暇生活中的精神需求不断增强。统计数据表明，人们闲暇时间主要用于“休闲娱乐”的比例达到51.8%，选择“健身锻炼”的为35.7%，选择“学习进修”位列第三，占34%，其余依次为“家务及教育孩子”为29.3%，“社会交往，交友应酬”为22.8%，“参加社会文化活动”为18.7%，有17.4%的人选择“工作加班，没有闲暇时间”。
不同群体闲暇时间文化生活存在显著差异。选择“休闲娱乐”的比例在高档商品房居民、老公房居民、动迁房居民和外来白领之间差异并不大，都在五成左右，但来沪人员选择该项的只有38.5%，而选择“工作加班，没有闲暇时间”的比例达到26.3%，远高于前四类群体。可见，来沪人员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环境，较低的经济收入以及处于城市边缘的身份地位，使得他们精神文化生活较为贫乏，如何为他们提供文化消费的条件，应成为今后工作重点关注的方面。
从教育程度来看，总体上学历越高，闲暇时间主要用于“学习进修”、“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的人数比例越高，且可以发现，尽管本科学历以下是学历越低，没有闲暇时间的人数比例越高，但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调查对象选择“工作加班，没有闲暇时间”的比例高达30%，远高于其他人群，但显然忙中偷闲，进行学习、娱乐和交往的比例仍很高。比如，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没有选择“工作加班，没有闲暇时间”，但选择“学习进修”的比例只有19.6%，而硕士及以上学历选择“工作加班，没有闲暇时间”，同时选择“学习进修”的比例就有22.2%。这在商品房和其他住房条件居民的比较中也有类似现象。这表明，闲暇时间的运用，体现的是一种生活态度，文化素质更高的人群对文化消费中的精神文化需求也相对更大。
2、自主学习培训的意愿和参与情况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摆脱了人对人的依附关系，迎来了一个强调个人成就的时代。调查数据显示，总体上人们参加学习培训的积极性较高，经常自主选择培训班的人数占总体的24.5%，参加不多的占43.5%，很少参加的占17%，从不参加的仅占14.9%。在所有群体中，外来白领是参与学习培训最积极的人群，经常参与的比例达到30%，其次是高档商品房居民，为29.2%。这既与教育程度、工作性质有关，也与他们的生存境况有关，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挖掘自身潜能，提升综合竞争力，成为他们立足城市并有所作为的最重要途径。
3、电影的喜欢程度和观赏方式
调查显示，人们在文化消费中的自主性在不断增强，文化消费方式烙上了个性化的色彩，且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自主性越强。根据统计结果，人们看电影通常选择“一定到电影院看首映场”的比例仅2.1%，选择“肯定去电影院看一场”的比例也仅为8.2%，两者相加，比例只为10.3%，另有15.2%的人选择“先看光碟或网上下载看，觉得好再去电影院看”。
4、喜欢的书籍类型和阅读情况
调查统计表明，总体上，“生活保健”、“文学艺术”、“流行时尚”是最受欢迎的三类书，选择的人数比例分别为43.5%、30.8%和27.7%。
5、常去的场所
根据统计数据，总体上人们最常去的场所是“图书馆（室）”，选择的人数比例为37.4%，其次是“体育活动场所”，选择的人数比例为33%，与前面人们闲暇时间从事的主要活动相对应。
常去“图书馆（室）”、“体育活动场所”的人数比例在各群体中差异不明显，但其他场所不同群体之间差异明显。高档商品房居民选择常去“剧院”的人数比例为12.7%，而老公房居民、动迁房居民，外来白领和外来打工者该项选择分别仅为4.3%、6%、8.5%和2.3%。同时，高档商品房居民中选择常去“电影院”的有17%，选择常去“卡拉OK等娱乐场所”的有23.3%，其他人群与之相比，存在不小差距。这不仅说明高档商品房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为多元化，也表明这一群体在文化消费中更有条件（经济能力和文化素养）满足多方面的精神享受。而外来打工者常去的场所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室）”和“体育活动场所”，分别为44.1%和33.3%。
6、清明祭扫的参与情况及对祭扫方式的态度
习俗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对于满足精神诉求，认同社会规范，以及维系和融洽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功能，是一种社会整合机制。调查显示，人们对于清明祭扫的观念仍较强，但在年轻人中正在逐渐淡化，且祭扫习俗中不合时宜的方式正在为人们所摒弃。有11.3%的调查对象选择“每年一定正清明去”扫墓，选择“每年会在清明前后几天内去”的比例达到37.2%，两者相加，比例达到48.5%，接近半数，而选择“每年不一定在清明去，平时有空就去”和“会去，但不是每年去”的人数分别为14.3%和22.6%，反映出人们对清明祭扫祖先仍比较重视，这一传统习俗仍有效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7、对婚事操办的态度
人们普遍对婚事操办较为重视，但大多数人持量力而为的理性态度。调查中，对经济条件一般，婚事仍大操大办持肯定态度的为34.3%。其中，有22.9%的选择“没什么不可以，只要他们心甘情愿就行”，只有11.4%的人选择“应该的，人生大事当然要尽可能办得体面”。适婚年龄人群表示支持的比例要高于其他人群，表明问题与自身情况贴近程度会影响人们对问题的看法。对此现象不持肯定态度的人当中，选择比例最大的是认为“社会风气是这样的”（23.6%），其次是“传统思想这样要求的”（16%）。认为“不好好办，面子上过不去”的有11.1%。另外还有8.7%的人认为“父母不想委屈了孩子”。
比较不同群体，上海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上海本地居民持肯定态度的人数平均为28.1%，而外来人员平均为47.4%。但外来白领中表示非常支持的比例仅为3.1%，33.5%的人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此事。而外来打工者表示非常支持的比例达到25.8%，远高于其他人群。动迁房居民对于“不好好办，面子上过不去”（18.7%）和“传统思想这样要求的”（20.4%）选择比例在各人群中最高。“社会风气是这样的”（29.2%）在高档商品房居民中选择比例最高，“父母不想委屈了孩子”（11.4%）在老公房居民中选择最多，而“人跟人总是喜欢攀比的”（9.3%）在外来白领中选择比例最高。
（三）精神生活中的超越性价值
1、信教与否和对他人信教的态度
宗教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科技工具理性只能解决人的物质需求，而不能解决人的心灵需求。当人们碰到某些问题不能解决，特别是身心无法摆脱，又无能为力，也无从解释的时候，往往寻求精神支持和情感解脱，此时理智未必解决问题，而宗教往往是最便捷的解决办法。统计数据显示，选择“信教”的人数比例在19.2%，大部分人是老公房和动迁小区居民。其中“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的比例为2.2%。而“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比例为2.7%。且调查显示，人们对待信教的态度正越来越宽容，选择“宗教是迷信，不应该信”的比例只有8.2%。选择比例最高的是“这是个人的事，信不信是个人的自由”，占61.9%，选择“人有了精神寄托，心态平和，没什么不好”的为20.1%。
2、对人生意义的价值认同
人们的人生价值观日趋务实，但物质财富并非是大多数人最重要的人生追求。总体上，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看法，大多数的人选择了“家庭美满”（75.6%），其次是“身心健康”（58.8%），选择“事业成功”的有44.8%，选择“做人做事问心无愧”的为43.9%，选择“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为34.8%，而选择“物质富裕”的只有22.8%。
各类群体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一定差异。高档商品房居民选择“物质富裕”的比例最高，达到29.3%，而外来打工者该项选择只有14.6%，表明这里不仅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还存在一个心态问题。打工者为生计而苦苦打拼，富裕对他们来说可能是遥不可及的，他们更珍惜最基本的幸福元素，比如家庭、自己为人处世的德行以及健康。虽然外来打工者选择“事业成功”和“物质富裕”的比例在各群体中最低，但他们选择“做人做事问心无愧”的比例却是各群体中最高的，达到56.3%，显现出其朴素而又平和的心态，尽管文化素质不高，但以正直的为人同样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同。
高档商品房居民和外来白领选择“事业成功”和“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比例都要高于其他人群，表明个人素质越高，越倾向于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尤其对于个人素质较高但在上海白手起家的外来白领，他们实现自我抱负的愿望更强。
3、对传统价值观现代意义的赞同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传统价值观念仍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统计数据表明，“诚实守信”是人们最推崇的传统价值观，选择的比例高达67.6%，其次是“宽容友善”，选择的比例也高达63%，其余，“艰苦奋斗”为48.4%，“知足常乐”为45.4%，“自强不息”为43.7%，“乐善好施”为34.1%。表明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社会，诚信友爱仍是大多数人的心声。
4、对现今上海人精神品质的体认
市场经济催生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步形成。调查表明，人们最赞同“创新求变”是上海人正在明显增强的意识，选择比例达到45.5%，其次是“勇于竞争”（37%）和“独立自主”（35.9%）。而传统“合作共享”（24.8%）、“宽容友善”（26.8%）和“诚实守信”（28.6%）选择比例较低。与前面对传统价值观的认同相比，表明人们的价值认同和现实体认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5、对上海城市的认同感和主体意识
大多数居民的主人翁意识较强，以生活在上海为荣。统计结果得出，50.6%的调查对象认为上海承办世博会跟自己“关系密切，我要提高自身素质，做文明的上海人”，29.2%的人认为“有关系，生活在上海会更好”，另有14.1%的人感觉“关系不大，不过这件事情还是令人高兴的”，3.9%的人表示“没关系，我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变化”，2.2%的人表示“讲不清”。
三、主要结论
1、在社会交往中传统直接的交往模式仍显重要，“数字化”交往方式日益普遍。人们的传统道德需求仍较显著，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日渐凸显。同时，人们慈善参与趋向自主化和多样化。道德教育的过程也是满足人们道德需求的过程。因此，道德教育要以服务为宗旨，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自主选择性不断增强的特点，在坚持道德建设总的指导原则的基础上，为不同人群构筑不同的道德实践平台。同时借鉴目前传统小区志愿服务工作开展较好的经验，继续不断拓展社区尤其是新建小区公民道德建设的空间，充分发挥慈善公益、志愿服务等社会团体和组织的作用，形成人民群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公民道德实践网络。
2、在文化消费中，人们的精神追求不断提升，精神内涵不断扩大。精神文化需求不仅在量上不断增长，而且在质上不断升级，逐渐从消遣层面的需求，上升到发展层面的需求，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特点。并且人们对传统精英主导的精神文化的依赖性不断减弱，对精神文化的自主选择性不断增强，文化消费方式趋于多样化和个性化。闲暇生活成为自我发展的重要组成，人们成功的需求日益强烈。精神文化需求的理性化程度在提高，传统习俗消费正在悄然改变。在保留传统习俗中精神文化内涵的同时，人们越来越崇尚更为健康文明的文化消费方式。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拓展社区和传统文化阵地的服务空间，尤其是增加针对新兴阶层和青年群体的菜单式服务项目，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并不断提升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
3、不同群体文化消费中的精神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富裕阶层能享受到较高水准的文化消费，追求个性化、多样化的精神需求，文化消费方式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较强。工薪阶层以传统精神文化需求为主，他人导向和集体取向相对较强，文化消费方式的依赖性和规律性相对较大。外来群体中，拥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外来白领人群，自我发展和价值实现的精神文化需求非常强烈。而来沪人员文化素质和消费能力有限，精神文化需求以消遣娱乐为主。动迁居民群体较为重视传统习俗。不同群体类别，不同社区类型，不同年龄层次及教育程度的人群，对精神文化呈现出不同的需求取向。只有把握不同层次群众的特点，从满足不同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选择因人而异的活动载体和工作形式，以服务为本，细化工作，才能使工作覆盖到各个层面。实施文化共享工程，降低文化门槛，尤其要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要增强社区文化建设对来沪人员的吸纳力，让外来群体更多地参与到社区群众性文体活动中来，从而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心理归属感。要为需求互补的社会不同群体构建互相促进的舞台。充分发挥社区、社团和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通过政策引导，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文化格局。
4、在精神生活中，人民群众对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需求日益迫切。物质生活的富足仅仅是人所追求的幸福生活的一个方面，人对精神生活和人生意义的追求和渴望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益强烈。而社会的急剧转型使人们日益表现出对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心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意识以及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能力的迫切需求。这就要求在具体工作中要将意识形态教育融入到为人民群众释疑解惑、排忧解难中去，力求与不同群体的心理需要、信仰需要相适应，实现思想教育与咨询服务相统一。要把握当下人民群体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实际思想问题，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努力研究先进意识形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在不同层面上，用多渠道，多形式来贯穿和体现主旋律，要能给弱势群体以精神抚慰，给奋斗创业群体以精神激励，给富裕成功群体以精神升华。只有加强宣传形式的多样性，才能增强舆论引导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自我感悟和心仪向往中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 责任编辑：王亚仑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及调查内容
为了取得更大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取分层抽样结合整群抽样的方法，即按闵行区特点，把总体分成高档商品房居民、老公房居民、动迁房居民、外来白领和外来打工者五个群体。调查人数为1350人（高档商品房居民、老公房居民、动迁房居民各300人，外来白领200人，外来打工者250人），收回有效问卷1313份，有效率为97%。
本次调查主要从社会交往中的道德满足、文化消费中的精神追求和精神生活中的超越性价值三个层面，对当前闵行区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现状、特点和趋势等进行分群体调查。
二、闵行区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现状
（一）社会交往中的道德满足
1、过年问候方式
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正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拜年是过年中增强人际之间凝聚力的重要活动，通过对拜年方式的研究，可以了解人们交往方式的变迁。调查数据显示，总体上，人们实际使用最多的方式仍是“登门拜年”，选择的人占37.5%，其次是“打电话给本人”（24%）和“手机短信”（20.1%），而“邮寄贺卡”仅为2.2%，认为只要“心里记得就可以了”的也仅占2.4%。可见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人们在亲戚之间拜年更多，另一方面也表明传统交往模式在日益多元化的交往方式面前，以其感性直接的情感内涵，在关系最为亲密的人际交往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2、志愿服务的认知和参与
社会交往的个体化和自主化，使人们的公共服务意识不断增强。调查表明，有23.2%的调查对象“一直都在参加”志愿服务，“以前参加过”的占27.3%，两者相加，有过志愿服务经历的人超过一半。同时有3.2%的调查对象表示“不知道志愿服务”，以及12.4%的人选择“没参加，但家人或朋友有人参加过”，至少说明了志愿服务在闵行区已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尤其在老公房居民中，有36.5%的人“一直都在参加”，表明传统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开展得较好，居民的参与面较为广泛。
3、对义务献血的认知和态度
义务献血是公民的社会义务，也是道德需求，更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闵行区已在全市率先取消了指标性献血，献血形式已完全采取义务献血来完成。调查中，有54.0%的调查对象对亲人参加义务献血表示“非常支持，做好事，又不影响健康”，表明总体上，人们对献血的认识较为科学，对待亲人献血的态度较为理性。但仍有近一半的调查对象对献血是否会影响健康存有疑虑。其中，有25.5%的人选择“支持，就算有一点影响健康，也值得”，虽然他们仍支持亲人献血，但在健康观念上仍存在误区，而更有16.6%的人表示担心，1.2%的人明确表示反对，2.6%的人不表态。这表明，对健康的担忧是影响人们对待献血态度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消除盲区，宣传献血的科学知识还需加大力度，扩大范围。
4、慈善募捐的行为倾向
调查显示，人们对于慈善募捐表现出较高的参与意识，只有2.3%的人表示“不愿意参加”慈善募捐。不同教育程度和年龄的人群对于慈善募捐方式的选择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教育程度越高，参与慈善募捐的自主性越强；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参与体制内的单位或社区组织的募捐活动，而年龄越小越喜欢自主参与其他体制外的慈善募捐活动。
5、对拾物有偿归还的态度
调查表明，人们普遍持有拾金不昧的传统道德观，调查对象中选择“要归还，但不该要回报”的比例达到66.6%，尤其老公房和动迁房居民，这一选择达到70%以上。
（二）文化消费中的精神追求
1、闲暇时间的利用情况
在现代社会里，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生活，闲暇生活中的精神需求不断增强。统计数据表明，人们闲暇时间主要用于“休闲娱乐”的比例达到51.8%，选择“健身锻炼”的为35.7%，选择“学习进修”位列第三，占34%，其余依次为“家务及教育孩子”为29.3%，“社会交往，交友应酬”为22.8%，“参加社会文化活动”为18.7%，有17.4%的人选择“工作加班，没有闲暇时间”。
不同群体闲暇时间文化生活存在显著差异。选择“休闲娱乐”的比例在高档商品房居民、老公房居民、动迁房居民和外来白领之间差异并不大，都在五成左右，但来沪人员选择该项的只有38.5%，而选择“工作加班，没有闲暇时间”的比例达到26.3%，远高于前四类群体。可见，来沪人员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环境，较低的经济收入以及处于城市边缘的身份地位，使得他们精神文化生活较为贫乏，如何为他们提供文化消费的条件，应成为今后工作重点关注的方面。
从教育程度来看，总体上学历越高，闲暇时间主要用于“学习进修”、“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的人数比例越高，且可以发现，尽管本科学历以下是学历越低，没有闲暇时间的人数比例越高，但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调查对象选择“工作加班，没有闲暇时间”的比例高达30%，远高于其他人群，但显然忙中偷闲，进行学习、娱乐和交往的比例仍很高。比如，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没有选择“工作加班，没有闲暇时间”，但选择“学习进修”的比例只有19.6%，而硕士及以上学历选择“工作加班，没有闲暇时间”，同时选择“学习进修”的比例就有22.2%。这在商品房和其他住房条件居民的比较中也有类似现象。这表明，闲暇时间的运用，体现的是一种生活态度，文化素质更高的人群对文化消费中的精神文化需求也相对更大。
2、自主学习培训的意愿和参与情况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摆脱了人对人的依附关系，迎来了一个强调个人成就的时代。调查数据显示，总体上人们参加学习培训的积极性较高，经常自主选择培训班的人数占总体的24.5%，参加不多的占43.5%，很少参加的占17%，从不参加的仅占14.9%。在所有群体中，外来白领是参与学习培训最积极的人群，经常参与的比例达到30%，其次是高档商品房居民，为29.2%。这既与教育程度、工作性质有关，也与他们的生存境况有关，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挖掘自身潜能，提升综合竞争力，成为他们立足城市并有所作为的最重要途径。
3、电影的喜欢程度和观赏方式
调查显示，人们在文化消费中的自主性在不断增强，文化消费方式烙上了个性化的色彩，且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自主性越强。根据统计结果，人们看电影通常选择“一定到电影院看首映场”的比例仅2.1%，选择“肯定去电影院看一场”的比例也仅为8.2%，两者相加，比例只为10.3%，另有15.2%的人选择“先看光碟或网上下载看，觉得好再去电影院看”。
4、喜欢的书籍类型和阅读情况
调查统计表明，总体上，“生活保健”、“文学艺术”、“流行时尚”是最受欢迎的三类书，选择的人数比例分别为43.5%、30.8%和27.7%。
5、常去的场所
根据统计数据，总体上人们最常去的场所是“图书馆（室）”，选择的人数比例为37.4%，其次是“体育活动场所”，选择的人数比例为33%，与前面人们闲暇时间从事的主要活动相对应。
常去“图书馆（室）”、“体育活动场所”的人数比例在各群体中差异不明显，但其他场所不同群体之间差异明显。高档商品房居民选择常去“剧院”的人数比例为12.7%，而老公房居民、动迁房居民，外来白领和外来打工者该项选择分别仅为4.3%、6%、8.5%和2.3%。同时，高档商品房居民中选择常去“电影院”的有17%，选择常去“卡拉OK等娱乐场所”的有23.3%，其他人群与之相比，存在不小差距。这不仅说明高档商品房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为多元化，也表明这一群体在文化消费中更有条件（经济能力和文化素养）满足多方面的精神享受。而外来打工者常去的场所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室）”和“体育活动场所”，分别为44.1%和33.3%。
6、清明祭扫的参与情况及对祭扫方式的态度
习俗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对于满足精神诉求，认同社会规范，以及维系和融洽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功能，是一种社会整合机制。调查显示，人们对于清明祭扫的观念仍较强，但在年轻人中正在逐渐淡化，且祭扫习俗中不合时宜的方式正在为人们所摒弃。有11.3%的调查对象选择“每年一定正清明去”扫墓，选择“每年会在清明前后几天内去”的比例达到37.2%，两者相加，比例达到48.5%，接近半数，而选择“每年不一定在清明去，平时有空就去”和“会去，但不是每年去”的人数分别为14.3%和22.6%，反映出人们对清明祭扫祖先仍比较重视，这一传统习俗仍有效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7、对婚事操办的态度
人们普遍对婚事操办较为重视，但大多数人持量力而为的理性态度。调查中，对经济条件一般，婚事仍大操大办持肯定态度的为34.3%。其中，有22.9%的选择“没什么不可以，只要他们心甘情愿就行”，只有11.4%的人选择“应该的，人生大事当然要尽可能办得体面”。适婚年龄人群表示支持的比例要高于其他人群，表明问题与自身情况贴近程度会影响人们对问题的看法。对此现象不持肯定态度的人当中，选择比例最大的是认为“社会风气是这样的”（23.6%），其次是“传统思想这样要求的”（16%）。认为“不好好办，面子上过不去”的有11.1%。另外还有8.7%的人认为“父母不想委屈了孩子”。
比较不同群体，上海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上海本地居民持肯定态度的人数平均为28.1%，而外来人员平均为47.4%。但外来白领中表示非常支持的比例仅为3.1%，33.5%的人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此事。而外来打工者表示非常支持的比例达到25.8%，远高于其他人群。动迁房居民对于“不好好办，面子上过不去”（18.7%）和“传统思想这样要求的”（20.4%）选择比例在各人群中最高。“社会风气是这样的”（29.2%）在高档商品房居民中选择比例最高，“父母不想委屈了孩子”（11.4%）在老公房居民中选择最多，而“人跟人总是喜欢攀比的”（9.3%）在外来白领中选择比例最高。
（三）精神生活中的超越性价值
1、信教与否和对他人信教的态度
宗教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科技工具理性只能解决人的物质需求，而不能解决人的心灵需求。当人们碰到某些问题不能解决，特别是身心无法摆脱，又无能为力，也无从解释的时候，往往寻求精神支持和情感解脱，此时理智未必解决问题，而宗教往往是最便捷的解决办法。统计数据显示，选择“信教”的人数比例在19.2%，大部分人是老公房和动迁小区居民。其中“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的比例为2.2%。而“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比例为2.7%。且调查显示，人们对待信教的态度正越来越宽容，选择“宗教是迷信，不应该信”的比例只有8.2%。选择比例最高的是“这是个人的事，信不信是个人的自由”，占61.9%，选择“人有了精神寄托，心态平和，没什么不好”的为20.1%。
2、对人生意义的价值认同
人们的人生价值观日趋务实，但物质财富并非是大多数人最重要的人生追求。总体上，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看法，大多数的人选择了“家庭美满”（75.6%），其次是“身心健康”（58.8%），选择“事业成功”的有44.8%，选择“做人做事问心无愧”的为43.9%，选择“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为34.8%，而选择“物质富裕”的只有22.8%。
各类群体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一定差异。高档商品房居民选择“物质富裕”的比例最高，达到29.3%，而外来打工者该项选择只有14.6%，表明这里不仅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还存在一个心态问题。打工者为生计而苦苦打拼，富裕对他们来说可能是遥不可及的，他们更珍惜最基本的幸福元素，比如家庭、自己为人处世的德行以及健康。虽然外来打工者选择“事业成功”和“物质富裕”的比例在各群体中最低，但他们选择“做人做事问心无愧”的比例却是各群体中最高的，达到56.3%，显现出其朴素而又平和的心态，尽管文化素质不高，但以正直的为人同样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同。
高档商品房居民和外来白领选择“事业成功”和“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比例都要高于其他人群，表明个人素质越高，越倾向于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尤其对于个人素质较高但在上海白手起家的外来白领，他们实现自我抱负的愿望更强。
3、对传统价值观现代意义的赞同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传统价值观念仍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统计数据表明，“诚实守信”是人们最推崇的传统价值观，选择的比例高达67.6%，其次是“宽容友善”，选择的比例也高达63%，其余，“艰苦奋斗”为48.4%，“知足常乐”为45.4%，“自强不息”为43.7%，“乐善好施”为34.1%。表明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社会，诚信友爱仍是大多数人的心声。
4、对现今上海人精神品质的体认
市场经济催生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步形成。调查表明，人们最赞同“创新求变”是上海人正在明显增强的意识，选择比例达到45.5%，其次是“勇于竞争”（37%）和“独立自主”（35.9%）。而传统“合作共享”（24.8%）、“宽容友善”（26.8%）和“诚实守信”（28.6%）选择比例较低。与前面对传统价值观的认同相比，表明人们的价值认同和现实体认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5、对上海城市的认同感和主体意识
大多数居民的主人翁意识较强，以生活在上海为荣。统计结果得出，50.6%的调查对象认为上海承办世博会跟自己“关系密切，我要提高自身素质，做文明的上海人”，29.2%的人认为“有关系，生活在上海会更好”，另有14.1%的人感觉“关系不大，不过这件事情还是令人高兴的”，3.9%的人表示“没关系，我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变化”，2.2%的人表示“讲不清”。
三、主要结论
1、在社会交往中传统直接的交往模式仍显重要，“数字化”交往方式日益普遍。人们的传统道德需求仍较显著，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日渐凸显。同时，人们慈善参与趋向自主化和多样化。道德教育的过程也是满足人们道德需求的过程。因此，道德教育要以服务为宗旨，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自主选择性不断增强的特点，在坚持道德建设总的指导原则的基础上，为不同人群构筑不同的道德实践平台。同时借鉴目前传统小区志愿服务工作开展较好的经验，继续不断拓展社区尤其是新建小区公民道德建设的空间，充分发挥慈善公益、志愿服务等社会团体和组织的作用，形成人民群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公民道德实践网络。
2、在文化消费中，人们的精神追求不断提升，精神内涵不断扩大。精神文化需求不仅在量上不断增长，而且在质上不断升级，逐渐从消遣层面的需求，上升到发展层面的需求，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特点。并且人们对传统精英主导的精神文化的依赖性不断减弱，对精神文化的自主选择性不断增强，文化消费方式趋于多样化和个性化。闲暇生活成为自我发展的重要组成，人们成功的需求日益强烈。精神文化需求的理性化程度在提高，传统习俗消费正在悄然改变。在保留传统习俗中精神文化内涵的同时，人们越来越崇尚更为健康文明的文化消费方式。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拓展社区和传统文化阵地的服务空间，尤其是增加针对新兴阶层和青年群体的菜单式服务项目，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并不断提升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
3、不同群体文化消费中的精神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富裕阶层能享受到较高水准的文化消费，追求个性化、多样化的精神需求，文化消费方式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较强。工薪阶层以传统精神文化需求为主，他人导向和集体取向相对较强，文化消费方式的依赖性和规律性相对较大。外来群体中，拥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外来白领人群，自我发展和价值实现的精神文化需求非常强烈。而来沪人员文化素质和消费能力有限，精神文化需求以消遣娱乐为主。动迁居民群体较为重视传统习俗。不同群体类别，不同社区类型，不同年龄层次及教育程度的人群，对精神文化呈现出不同的需求取向。只有把握不同层次群众的特点，从满足不同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选择因人而异的活动载体和工作形式，以服务为本，细化工作，才能使工作覆盖到各个层面。实施文化共享工程，降低文化门槛，尤其要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要增强社区文化建设对来沪人员的吸纳力，让外来群体更多地参与到社区群众性文体活动中来，从而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心理归属感。要为需求互补的社会不同群体构建互相促进的舞台。充分发挥社区、社团和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通过政策引导，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文化格局。
4、在精神生活中，人民群众对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需求日益迫切。物质生活的富足仅仅是人所追求的幸福生活的一个方面，人对精神生活和人生意义的追求和渴望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益强烈。而社会的急剧转型使人们日益表现出对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心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意识以及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能力的迫切需求。这就要求在具体工作中要将意识形态教育融入到为人民群众释疑解惑、排忧解难中去，力求与不同群体的心理需要、信仰需要相适应，实现思想教育与咨询服务相统一。要把握当下人民群体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实际思想问题，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努力研究先进意识形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在不同层面上，用多渠道，多形式来贯穿和体现主旋律，要能给弱势群体以精神抚慰，给奋斗创业群体以精神激励，给富裕成功群体以精神升华。只有加强宣传形式的多样性，才能增强舆论引导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自我感悟和心仪向往中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 责任编辑：王亚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