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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首《让子弹飞》的开始和结尾，经过了鹅城革命，列车其实并未改变方向。于张麻子而言，无非是在一个新的时代中，依旧会有像黄四郎、汤师爷和鹅城百姓一代代的轮回出现。
[关键词] 《让子弹飞》 鹅城革命 时代 专制政权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3.06.015
给平庸的年代一颗自由飞翔的子弹，唤醒一个平凡人草莽与铁马的英雄梦想
——题记
军阀割据，武夫当国，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辛亥革命失败，一个上山落草为匪，凭借手中的枪，伺机下山夺权；一个成为南国地方恶霸，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烟土贩卖肆意垄断。一个拥有双重身份，却以自己来到鹅城的经历尽现了草根阶级的情感状态：张牧之，亦一个追随松坡将军革命渡洋，尔后因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至此浪迹江湖、落草为寇；张麻子，亦一个带领山间土匪啸聚山林，尔后因巧遇汤爷、宾至鹅城，至此带领人民革命、智斗黄四郎。霸气外露的土匪头子，是一个代表着有进步思想的军阀，是一个革命者。正如在赛尔乔莱翁内的《革命往事》中，以不公的名义来煽动下层的服务阶级。
四周一弯绿水环抱的鹅城，以一个独立的位置姿态存在于中国南部的版图上，亦一个小国，中西合璧的建筑耸立于阴暗昏黄的街道两旁，而百姓却在充斥着假惺惺与冤假错案的体制下漠然自己被欺诈搜刮的命运，而敞开鹅城的大门，始终面对着黄四郎与豪绅欺压百姓铸就而成的易守难攻的碉堡。鹅城的百姓不是单纯性的愚昧，也不是单纯地淡漠自己被官僚压榨，他们的心中也有不可浇灭的怨恨，只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也不过是需要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而张麻子假扮县长的到来，恰到此时。
张麻子，一个兜里揣着在路上抢来的官印（政权），一个兜里揣着枪支（军权）。一个可以帮助他顺利上位，拉拢豪绅、巧立名目，最后无非是与官僚黄四郎七三分成；一个可以让他带领自己的土匪小队，盘踞鹅城周围，截断黄四郎贩卖的小半个民国烟土，最后也无非是名利双收，在土匪恶霸界声名鹊起。但是，张麻子却以一种贪婪的姿态选择这两个本是相对独立之物并使之和谐统一，用自己手中的政权激怒官僚豪绅，累积自己在平民百姓中的威信，用自己手中的军权带领土匪团队唤醒百姓心中的积怨，完成革命者在最底层的人气积累。人们在西洋的交通工具上吃着中国的火锅，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先进科技尚能共同，而机械的火车与自然的白马嫁接，构成一种奇异的行进方式，体现出新潮的西方工业产物却由原始的牲畜牵引的社会现状，西方现代文明的引进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具有原始的小众姿态，以汤师爷这样在西方文明下被蜕变的乡绅也只是有对现代的机器崇拜。张麻子是聪明的，他果断连开七枪，解开的不仅仅是驰骋于高山绿林间的七匹白马，也宣告着僵化的封建政治无法带动新兴的工业时代，如西方文明奔跑叫嚣，但专制政权控制下的中国依然顽固不化。
张麻子与黄四郎的对峙，鸿门宴、空城计等计谋都可以是子虚乌有，最重要的是两者都想民心所向，争得也单单只是谁有可以为民所信赖的资本，在这方面黄四郎本一直占有上风：鹅城的老百姓没有独立的信仰追求，一个连寺庙和教堂都没有的鹅城，怎谈在默哀时圣经的歌颂就会被人所理解，人们或许都没有让身穿长袍、头发油光锃亮的牧师进入到自己的视线当中；鹅城的老百姓也没有平等民主的观念和公民的权利意识，他们对武举人欺压的行为视而不见或叫嚣起哄，他们习惯于乾隆时期的冤鼓被枝藤瓜蔓深藏掩盖，习惯于人治而非法治的治理方式，屈服于一代一代的权力交替，他们宁肯被搜刮殆尽也不愿去追求自己遭此现状的缘由。他们对至上权力的膜拜与推崇是黄四郎渐渐堆砌的，也是张麻子渐渐挖掘盗取的。
枪杀假麻子，送别汤师爷，张麻子回到鹅城，以发银子发枪的戏剧性方式鼓动鹅城百姓起身革黄四郎等官僚乡绅之命。满地的白银，满城的枪弹，以及赤身而恐惧的百姓无非是张麻子达成人心所向、发动鹅城革命的契机。钱是百姓最直接被剥夺和最想重新获取的物质资源，又如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而枪是百姓最能够直接发泄心中怨恨的工具，七声“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的回荡，声声都强烈讽刺了鹅城百姓的懦弱、畏权和从众的心理。虽有鹅城百姓宁肯在家打麻将也不愿与张麻子一起前去打破碉楼那扇坚固门的表象，实质上则是对革命的信心不足和对与黄四郎以及与他同流合污的前几任县长的恐惧，所以，张麻子认为，万民伞，是愚民对黄四郎政权恐惧的象征，正如月光和骤雨中万民伞的轰然倒下，才能预示着恐惧的烟消云散。而张麻子命令手下对着碉堡大门狂轰乱炸般的射击，则是以响彻鹅城的枪响告诫鹅城百姓，挡住他们革命的就是一扇千疮百孔的铁门而已。在围攻碉楼的前夜，张麻子曾经让老七在黄府的铁门上打出了一个叹号，然后自己又打出了一个问号。于此时，叹号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问号，则意味着张麻子对新的时代的疑虑。
回首影片开始和结尾，经过了鹅城革命，列车其实并未改变方向，不同的是，第一辆列车上坐的是资本家和土豪劣绅，第二辆列车上却是曾经的革命者，唱着与土豪劣绅们同样的《送别》之歌。于张麻子而言，他知道的，无非是在一个新的时代中，依旧会有像黄四郎、汤师爷和鹅城百姓的一代代的轮回出现。
参考文献
[1]张倩.电影《让子弹飞》的政治隐喻[J].电影评介，2012（05）.
[2]林玉恒.电影《让子弹飞》的文化批评[J]. 电影评介，2011（04）.
作者简介
黄倩，女，山东省淄博市，1991年出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本科学生。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
[关键词] 《让子弹飞》 鹅城革命 时代 专制政权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3.06.015
给平庸的年代一颗自由飞翔的子弹，唤醒一个平凡人草莽与铁马的英雄梦想
——题记
军阀割据，武夫当国，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辛亥革命失败，一个上山落草为匪，凭借手中的枪，伺机下山夺权；一个成为南国地方恶霸，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烟土贩卖肆意垄断。一个拥有双重身份，却以自己来到鹅城的经历尽现了草根阶级的情感状态：张牧之，亦一个追随松坡将军革命渡洋，尔后因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至此浪迹江湖、落草为寇；张麻子，亦一个带领山间土匪啸聚山林，尔后因巧遇汤爷、宾至鹅城，至此带领人民革命、智斗黄四郎。霸气外露的土匪头子，是一个代表着有进步思想的军阀，是一个革命者。正如在赛尔乔莱翁内的《革命往事》中，以不公的名义来煽动下层的服务阶级。
四周一弯绿水环抱的鹅城，以一个独立的位置姿态存在于中国南部的版图上，亦一个小国，中西合璧的建筑耸立于阴暗昏黄的街道两旁，而百姓却在充斥着假惺惺与冤假错案的体制下漠然自己被欺诈搜刮的命运，而敞开鹅城的大门，始终面对着黄四郎与豪绅欺压百姓铸就而成的易守难攻的碉堡。鹅城的百姓不是单纯性的愚昧，也不是单纯地淡漠自己被官僚压榨，他们的心中也有不可浇灭的怨恨，只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也不过是需要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而张麻子假扮县长的到来，恰到此时。
张麻子，一个兜里揣着在路上抢来的官印（政权），一个兜里揣着枪支（军权）。一个可以帮助他顺利上位，拉拢豪绅、巧立名目，最后无非是与官僚黄四郎七三分成；一个可以让他带领自己的土匪小队，盘踞鹅城周围，截断黄四郎贩卖的小半个民国烟土，最后也无非是名利双收，在土匪恶霸界声名鹊起。但是，张麻子却以一种贪婪的姿态选择这两个本是相对独立之物并使之和谐统一，用自己手中的政权激怒官僚豪绅，累积自己在平民百姓中的威信，用自己手中的军权带领土匪团队唤醒百姓心中的积怨，完成革命者在最底层的人气积累。人们在西洋的交通工具上吃着中国的火锅，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先进科技尚能共同，而机械的火车与自然的白马嫁接，构成一种奇异的行进方式，体现出新潮的西方工业产物却由原始的牲畜牵引的社会现状，西方现代文明的引进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具有原始的小众姿态，以汤师爷这样在西方文明下被蜕变的乡绅也只是有对现代的机器崇拜。张麻子是聪明的，他果断连开七枪，解开的不仅仅是驰骋于高山绿林间的七匹白马，也宣告着僵化的封建政治无法带动新兴的工业时代，如西方文明奔跑叫嚣，但专制政权控制下的中国依然顽固不化。
张麻子与黄四郎的对峙，鸿门宴、空城计等计谋都可以是子虚乌有，最重要的是两者都想民心所向，争得也单单只是谁有可以为民所信赖的资本，在这方面黄四郎本一直占有上风：鹅城的老百姓没有独立的信仰追求，一个连寺庙和教堂都没有的鹅城，怎谈在默哀时圣经的歌颂就会被人所理解，人们或许都没有让身穿长袍、头发油光锃亮的牧师进入到自己的视线当中；鹅城的老百姓也没有平等民主的观念和公民的权利意识，他们对武举人欺压的行为视而不见或叫嚣起哄，他们习惯于乾隆时期的冤鼓被枝藤瓜蔓深藏掩盖，习惯于人治而非法治的治理方式，屈服于一代一代的权力交替，他们宁肯被搜刮殆尽也不愿去追求自己遭此现状的缘由。他们对至上权力的膜拜与推崇是黄四郎渐渐堆砌的，也是张麻子渐渐挖掘盗取的。
枪杀假麻子，送别汤师爷，张麻子回到鹅城，以发银子发枪的戏剧性方式鼓动鹅城百姓起身革黄四郎等官僚乡绅之命。满地的白银，满城的枪弹，以及赤身而恐惧的百姓无非是张麻子达成人心所向、发动鹅城革命的契机。钱是百姓最直接被剥夺和最想重新获取的物质资源，又如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而枪是百姓最能够直接发泄心中怨恨的工具，七声“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的回荡，声声都强烈讽刺了鹅城百姓的懦弱、畏权和从众的心理。虽有鹅城百姓宁肯在家打麻将也不愿与张麻子一起前去打破碉楼那扇坚固门的表象，实质上则是对革命的信心不足和对与黄四郎以及与他同流合污的前几任县长的恐惧，所以，张麻子认为，万民伞，是愚民对黄四郎政权恐惧的象征，正如月光和骤雨中万民伞的轰然倒下，才能预示着恐惧的烟消云散。而张麻子命令手下对着碉堡大门狂轰乱炸般的射击，则是以响彻鹅城的枪响告诫鹅城百姓，挡住他们革命的就是一扇千疮百孔的铁门而已。在围攻碉楼的前夜，张麻子曾经让老七在黄府的铁门上打出了一个叹号，然后自己又打出了一个问号。于此时，叹号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问号，则意味着张麻子对新的时代的疑虑。
回首影片开始和结尾，经过了鹅城革命，列车其实并未改变方向，不同的是，第一辆列车上坐的是资本家和土豪劣绅，第二辆列车上却是曾经的革命者，唱着与土豪劣绅们同样的《送别》之歌。于张麻子而言，他知道的，无非是在一个新的时代中，依旧会有像黄四郎、汤师爷和鹅城百姓的一代代的轮回出现。
参考文献
[1]张倩.电影《让子弹飞》的政治隐喻[J].电影评介，2012（05）.
[2]林玉恒.电影《让子弹飞》的文化批评[J]. 电影评介，2011（04）.
作者简介
黄倩，女，山东省淄博市，1991年出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本科学生。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