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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国教育管理学科学术专业委员会2018年学术年会上，与会学者围绕“教育管理研究的规范化与多元化”主题形成诸多共识。教育管理研究正在从实证范式转换到后实证范式，进入研究范式多元化时代。教育管理研究要坚持规范化与多元化共进，一方面在各种研究范式的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基本框架”下，探索能够落实这些范式的具体研究方法、技术和策略；另一方面，基于新的研究问题、研究技术，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实地研究、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研究、教育管理美学的实践、教育管理研究本土化是近年来教育管理研究的新动向。
关键词教育管理研究；研究范式；实证范式；实地研究；规范化；教育管理美学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384（2019）01-0039-03
推进教育现代化，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教育现代化离不开教育管理的现代化，而教育管理的现代化又离不开教育管理研究的现代化。2018年11月3～4日，全国教育管理学科学术专业委员会2018年学术年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围绕“教育管理研究的规范化与多元化”主题，来自全国的300余位学者齐聚一堂，共议教育管理研究的改进之道。本文仅围绕大会主题，撷取部分学者的观点以飨读者。
实现教育管理研究的现代化，是我国几代教育管理学人的不懈追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但也依然存在着种种问题。正如北京师范大学余凯教授所言，当前教育管理研究仍然面临着理论对实践活动的预测和指导低效或失效、学科价值受到质疑等尴尬困境。华南师范大学胡中锋教授也提到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存在四“难”：找到好的研究问题难，找到科学的研究方法难，找到恰当的理论依据难，形成本土化的管理理论难。而这背后则是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的有效性问题。
武汉大学张庆晓博士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演进逻辑进行反思，他认为纯理论研究范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式微，综合研究成为大势所趋，实证研究、行动研究、个案研究等逐渐走向范式的前列，成为学者解决教育管理问题的研究工具。
全国教育管理学科学术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褚宏启教授从社会现代化升级的角度，论述了教育管理研究正在迎来范式转换。他认为，当前社会现代化正在由1.0版本走向2.0版本，现代性在坚守理性、自由、主体性等早期现代性的基础上，吸收了后现代思想资源中的多元现代性、复杂现代性、晚期现代性等新理念，以及人道主义、价值理性、差异性、多样性、社会责任、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等新观念，正在形成升级换代的“新现代性”，这就要求教育管理研究从科学主义主导的实证范式阶段走进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后实证范式阶段。不过这种转换不是一个旧范式转换为“一个”新范式，而是转换成“多个”新范式，包括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等等。教育管理研究迎来了多元范式时代。
沈阳师范大学孫绵涛教授则基于教育管理研究方法论范畴，探讨教育管理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教育管理研究方法论范畴包括哲学范畴、范式范畴、方法范畴。其中哲学范畴包括哲学本体论范畴、哲学认识论范畴、哲学价值论范畴；范式范畴包括现象学范式、解释学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建构主义范式、符号互动范式；方法范畴包括收集资料的方法、分析资料的方法。孙绵涛教授倡导建立的新范式是上述旧范式的集合体，即用现象学范式搜集资料，用解释学范式分析资料，用批判范式消化资料，用建构范式建构自己的体系，而所有的范式是在符号互动范式基础上完成的。
虽然不同学者看待教育研究范式转换的视角不同，但是他们一致认为，随着不同思想资源的相互激荡以及大数据等新的技术手段引入，教育管理研究正在进入多元范式既竞争又综合的新阶段。
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新的研究技术、研究范式不断引入，另一方面传统的研究技术和研究范式应用中仍存在不充分、不规范的情况。正如褚宏启教授所说，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现代化是1.0和2.0“两步并做一步走”。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教育管理研究的规范化，一方面要探索教育管理研究的多元化。教育管理研究者要把已经确立的各种范式用足用好，将其潜力充分挖掘出来，在各种研究范式的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基本框架”下，探索能够落实这些范式的具体研究方法、技术和策略，并运用它们去开展教育管理研究，产出相关知识，完成“范式转换”这一革命性工作之后的“扫尾工作”，使知识的基本骨架更加血肉丰满，使知识地图变得清晰有序。
上海师范大学陈韶峰教授以众多教育管理研究者对“文献法”的误解为例，探讨了研究的规范化问题。陈韶峰教授发现，大多数博士硕士论文对于文献法存在误解，将一项严谨研究必做的学术文献调研工作混淆为文献研究法的采用。一般情况下，相关学术文献的搜集、梳理和述评，其目的是在明确研究选题后，把握相关研究的现状，为确定具体研究内容和设计研究思路等提供依据，研究者并未通过此项工作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提出创新结论。而文献法的采用则在于通过分析文献，对某一教育管理问题进行界定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它是教育管理研究者得出自己的创新结论的一种方式或手段。由此可以推知，这些论文作者的导师、导师组成员、答辩委员会成员等，可能都对文献法存在误解。这也暴露出我国教育管理研究规范化问题的冰山一角。
南京师范大学程晋宽教授认为，要提高教育管理研究的质量，就必须走科学化的道路，当前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科学化不是过度而是不足。教育管理实证范式是一种分析性的、经验性的、定量的、基于证据的、数据驱动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是西方教育管理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研究范式，也是最受推崇的研究范式，推动教育管理学由最初的“管理艺术”逐渐变成一门具有学术性地位的规范学科。因此，教育管理研究要坚守实证主义研究方式，这也是对当下“形成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文化”的一种呼应。 河南大学王星霞教授则分析了当前教育政策决策中的证据非科学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主观性的僭越、实践性的疏离、理论性的低级、关联性的欠缺、合法性的不足等。为规避教育政策证据的非科学性，研究者需要超越己见、保持中立，扎根实践、倾听民意，提高研究设计的科学性，加强决策程序的合法性。
教育管理研究已经呈现多元化趋势。众多学者在会上分享了他们在教育管理研究中对新的多元研究范式的探索。
1. 扎根现场的实地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张新平教授介绍了近年来他带领团队在实地研究方面所做的探索。实地研究，即教育管理研究者离开自己熟悉、习惯和珍视的教学科研场域，较长时段地“沉入”到相对陌生的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中去，采用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性访谈等获取资料的方法，系统详尽地描述理解乃至批判反思研究对象的物理及精神特征、思想信念与行动逻辑的相对松散的研究方式体系。实地研究具有五方面优势：一是重视研究者亲临“实地”考证，重视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交往对话来获取研究资料；二是重视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作用，强调研究者具有高度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应将个人的风格与个性浸染于实地研究之中；三是重视从整体的和历史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四是强调从过程的和建构的视角来关照和阐释事件及其意义，认为参与者是具有知性的人；五是有利于将研究的重点从注重构建理论体系和形成严密科学结论转移到注重探究那些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现实问题上来。实地研究在研究对象的代表性、研究者的价值中立和研究结果的理论提升等方面仍面临争议。
2. 呼啸而来的教育大数据
教育管理研究如何有效利用大数据技术是这次会议上的热点话题。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基于社会学视角，从数量、形态、价值、速度四个方面全面分析了大数据与传统数据的不同，提出大数据给社会学研究带来的挑战不仅在于数据来源的转换、替代，更在于社会学研究想象力和技能的转换、扩展。西南大學钟婉娟老师从优化教育决策机制的角度提出，教育大数据能够指导教育决策主体全面、即时把握决策信息，在复杂决策环境下精准地发现问题并加以应对，实现教育决策的规范化、科学化。同时基于大数据的教育决策机制，因其对创新、开放、共享等内在价值的追求，必然衍生建立扁平化决策结构的外在诉求，从而有利于消除决策组织的科层制壁垒，促使决策流程中的数据理性与集体智慧相结合，实现教育决策的民主化。
3. 批判现实的教育管理美学
教育管理美学的实践是人们对教育管理实践领域中种种异化现象的一种主动消解。宁波大学孙玉丽教授认为，当前教育管理实践中存在着教育管理的异化、生命的虚无化、教育的工具化和美育的技能化。以“生命自由”为核心精神的教育管理美学，引导人们按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美的规律，进行教育管理的自由创造，通过实施美的教育管理行为和建设崇高的教育管理制度来重构教育管理的审美理想，以实现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生命的自由发展。
4. 义不容辞的本土化使命
教育管理研究的本土化应该是多元化的应有之义。张庆晓博士认为，概念平移、理论套用是教育管理学的主要顽疾，而这本身也显示了教育管理研究本土化的不足。褚宏启教授认为，西方的教育管理认识范式和教育管理理论未必能较好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的教育管理问题，中国的教育管理研究不是西方框架与话语的殖民地。我们需要真正重视和深入研究我国教育管理的历史和现实，体现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主体性，能够有效解释和解决中国教育管理问题的理论。这一方面要好好梳理我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智慧和教育管理知识，同时更需要深入研究我国的教育管理现实，对现实中好的经验与做法进行概括、提炼。华东师范大学李伟胜教授提出，中国的教育管理研究者要放眼国际、立足本土，认领文化使命，创造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这需要中国学者用平等、自信的心态看待中西对话，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要用心求索。
关键词教育管理研究；研究范式；实证范式；实地研究；规范化；教育管理美学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384（2019）01-0039-03
推进教育现代化，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教育现代化离不开教育管理的现代化，而教育管理的现代化又离不开教育管理研究的现代化。2018年11月3～4日，全国教育管理学科学术专业委员会2018年学术年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围绕“教育管理研究的规范化与多元化”主题，来自全国的300余位学者齐聚一堂，共议教育管理研究的改进之道。本文仅围绕大会主题，撷取部分学者的观点以飨读者。
一、新阶段的到来：教育管理研究的范式转换
实现教育管理研究的现代化，是我国几代教育管理学人的不懈追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但也依然存在着种种问题。正如北京师范大学余凯教授所言，当前教育管理研究仍然面临着理论对实践活动的预测和指导低效或失效、学科价值受到质疑等尴尬困境。华南师范大学胡中锋教授也提到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存在四“难”：找到好的研究问题难，找到科学的研究方法难，找到恰当的理论依据难，形成本土化的管理理论难。而这背后则是教育管理研究范式的有效性问题。
武汉大学张庆晓博士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演进逻辑进行反思，他认为纯理论研究范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式微，综合研究成为大势所趋，实证研究、行动研究、个案研究等逐渐走向范式的前列，成为学者解决教育管理问题的研究工具。
全国教育管理学科学术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褚宏启教授从社会现代化升级的角度，论述了教育管理研究正在迎来范式转换。他认为，当前社会现代化正在由1.0版本走向2.0版本，现代性在坚守理性、自由、主体性等早期现代性的基础上，吸收了后现代思想资源中的多元现代性、复杂现代性、晚期现代性等新理念，以及人道主义、价值理性、差异性、多样性、社会责任、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等新观念，正在形成升级换代的“新现代性”，这就要求教育管理研究从科学主义主导的实证范式阶段走进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后实证范式阶段。不过这种转换不是一个旧范式转换为“一个”新范式，而是转换成“多个”新范式，包括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等等。教育管理研究迎来了多元范式时代。
沈阳师范大学孫绵涛教授则基于教育管理研究方法论范畴，探讨教育管理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教育管理研究方法论范畴包括哲学范畴、范式范畴、方法范畴。其中哲学范畴包括哲学本体论范畴、哲学认识论范畴、哲学价值论范畴；范式范畴包括现象学范式、解释学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建构主义范式、符号互动范式；方法范畴包括收集资料的方法、分析资料的方法。孙绵涛教授倡导建立的新范式是上述旧范式的集合体，即用现象学范式搜集资料，用解释学范式分析资料，用批判范式消化资料，用建构范式建构自己的体系，而所有的范式是在符号互动范式基础上完成的。
虽然不同学者看待教育研究范式转换的视角不同，但是他们一致认为，随着不同思想资源的相互激荡以及大数据等新的技术手段引入，教育管理研究正在进入多元范式既竞争又综合的新阶段。
二、未竟的事业：教育管理研究的规范化
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新的研究技术、研究范式不断引入，另一方面传统的研究技术和研究范式应用中仍存在不充分、不规范的情况。正如褚宏启教授所说，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现代化是1.0和2.0“两步并做一步走”。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教育管理研究的规范化，一方面要探索教育管理研究的多元化。教育管理研究者要把已经确立的各种范式用足用好，将其潜力充分挖掘出来，在各种研究范式的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基本框架”下，探索能够落实这些范式的具体研究方法、技术和策略，并运用它们去开展教育管理研究，产出相关知识，完成“范式转换”这一革命性工作之后的“扫尾工作”，使知识的基本骨架更加血肉丰满，使知识地图变得清晰有序。
上海师范大学陈韶峰教授以众多教育管理研究者对“文献法”的误解为例，探讨了研究的规范化问题。陈韶峰教授发现，大多数博士硕士论文对于文献法存在误解，将一项严谨研究必做的学术文献调研工作混淆为文献研究法的采用。一般情况下，相关学术文献的搜集、梳理和述评，其目的是在明确研究选题后，把握相关研究的现状，为确定具体研究内容和设计研究思路等提供依据，研究者并未通过此项工作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提出创新结论。而文献法的采用则在于通过分析文献，对某一教育管理问题进行界定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它是教育管理研究者得出自己的创新结论的一种方式或手段。由此可以推知，这些论文作者的导师、导师组成员、答辩委员会成员等，可能都对文献法存在误解。这也暴露出我国教育管理研究规范化问题的冰山一角。
南京师范大学程晋宽教授认为，要提高教育管理研究的质量，就必须走科学化的道路，当前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科学化不是过度而是不足。教育管理实证范式是一种分析性的、经验性的、定量的、基于证据的、数据驱动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是西方教育管理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研究范式，也是最受推崇的研究范式，推动教育管理学由最初的“管理艺术”逐渐变成一门具有学术性地位的规范学科。因此，教育管理研究要坚守实证主义研究方式，这也是对当下“形成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文化”的一种呼应。 河南大学王星霞教授则分析了当前教育政策决策中的证据非科学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主观性的僭越、实践性的疏离、理论性的低级、关联性的欠缺、合法性的不足等。为规避教育政策证据的非科学性，研究者需要超越己见、保持中立，扎根实践、倾听民意，提高研究设计的科学性，加强决策程序的合法性。
三、无止境的探索：教育管理研究的多元化
教育管理研究已经呈现多元化趋势。众多学者在会上分享了他们在教育管理研究中对新的多元研究范式的探索。
1. 扎根现场的实地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张新平教授介绍了近年来他带领团队在实地研究方面所做的探索。实地研究，即教育管理研究者离开自己熟悉、习惯和珍视的教学科研场域，较长时段地“沉入”到相对陌生的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中去，采用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性访谈等获取资料的方法，系统详尽地描述理解乃至批判反思研究对象的物理及精神特征、思想信念与行动逻辑的相对松散的研究方式体系。实地研究具有五方面优势：一是重视研究者亲临“实地”考证，重视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交往对话来获取研究资料；二是重视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作用，强调研究者具有高度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应将个人的风格与个性浸染于实地研究之中；三是重视从整体的和历史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四是强调从过程的和建构的视角来关照和阐释事件及其意义，认为参与者是具有知性的人；五是有利于将研究的重点从注重构建理论体系和形成严密科学结论转移到注重探究那些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现实问题上来。实地研究在研究对象的代表性、研究者的价值中立和研究结果的理论提升等方面仍面临争议。
2. 呼啸而来的教育大数据
教育管理研究如何有效利用大数据技术是这次会议上的热点话题。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基于社会学视角，从数量、形态、价值、速度四个方面全面分析了大数据与传统数据的不同，提出大数据给社会学研究带来的挑战不仅在于数据来源的转换、替代，更在于社会学研究想象力和技能的转换、扩展。西南大學钟婉娟老师从优化教育决策机制的角度提出，教育大数据能够指导教育决策主体全面、即时把握决策信息，在复杂决策环境下精准地发现问题并加以应对，实现教育决策的规范化、科学化。同时基于大数据的教育决策机制，因其对创新、开放、共享等内在价值的追求，必然衍生建立扁平化决策结构的外在诉求，从而有利于消除决策组织的科层制壁垒，促使决策流程中的数据理性与集体智慧相结合，实现教育决策的民主化。
3. 批判现实的教育管理美学
教育管理美学的实践是人们对教育管理实践领域中种种异化现象的一种主动消解。宁波大学孙玉丽教授认为，当前教育管理实践中存在着教育管理的异化、生命的虚无化、教育的工具化和美育的技能化。以“生命自由”为核心精神的教育管理美学，引导人们按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美的规律，进行教育管理的自由创造，通过实施美的教育管理行为和建设崇高的教育管理制度来重构教育管理的审美理想，以实现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生命的自由发展。
4. 义不容辞的本土化使命
教育管理研究的本土化应该是多元化的应有之义。张庆晓博士认为，概念平移、理论套用是教育管理学的主要顽疾，而这本身也显示了教育管理研究本土化的不足。褚宏启教授认为，西方的教育管理认识范式和教育管理理论未必能较好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的教育管理问题，中国的教育管理研究不是西方框架与话语的殖民地。我们需要真正重视和深入研究我国教育管理的历史和现实，体现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主体性，能够有效解释和解决中国教育管理问题的理论。这一方面要好好梳理我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智慧和教育管理知识，同时更需要深入研究我国的教育管理现实，对现实中好的经验与做法进行概括、提炼。华东师范大学李伟胜教授提出，中国的教育管理研究者要放眼国际、立足本土，认领文化使命，创造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这需要中国学者用平等、自信的心态看待中西对话，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要用心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