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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美国著名媒体人麦克·华莱士与世长辞，享年93岁。中国媒体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普通的中国百姓知道华莱士的名字始自1986年他对邓小平的采访。这一次采访中，华莱士与邓小平纵谈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当时敏感复杂的中美、中苏关系，对此后中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际报道特别是重要国际人物访谈的意义就在于其对国际关系的介入性。华莱士多数的国际访谈之所以能够为人所熟知，概源于此。
美国媒体曾经这样看中国
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冷战隔离了东西方世界，也隔离了中美之间的交往。在这个时期，多数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眼中的世界如此简单：其他国家，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要么是事实上的中立者。这种简单的分类法也贯穿于美国新闻媒介的思维之中。这一时期，作为全球政治重要沟通渠道的媒介，除应对冷战中的口水仗之外，在国际关系中似是别无建树。中国之于美国，多数时间里是“神秘、遥远的国度”，是敌人。
上个世纪60年代，变化悄然发生。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中美两国对于“苏联威胁”的认知成为高层内部的共识，利益的共同基础于是产生。加之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利益诉求，更使得这种改变成为必然。利益的汇合是沟通与交流的巨大驱动力。于是1971年中美关系“破冰”，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后两国终于在1979年建交。
从公共外交的视角而言，中美建交的成功还取决于两大因素：高层共识和美国媒体的作用。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双方的交流成果特别是人员交流的感受。据学者研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两大媒体分别报道了“乒乓外交”，在美国读者中引发三大惊讶：第一大惊讶是运动员在中国受到意想不到的友好、热情的接待。已相互隔绝22年后，中国国门一旦打开一道小小的缝隙，美国民众就从中得到了积极而又正面的印象。第二大惊讶是发现过去对中国的印象是多么的不真实。有的运动员由于害怕红色中国，临时放弃访华，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遗憾，偏见和误解使其抱憾终生。第三大惊讶是发现了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现象的独特魅力。普通运动员对于中国的观感一时间成为美国街谈巷议的重要话题。
中国学者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拥有13亿人民的两个大国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对峙与对抗而重新成为朋友，“这件事情对世界和人类的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总是对前途惴惴不安的人类增添了安全感，增添了对明天的信心”。
然而，通过无数的媒介话语，也可以发现，中美之间一些实质性的分歧并没有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而消除。如意识形态的阻隔仍然是两国之间难以达成深入认同的基础性要素，台湾问题作为中美之间最核心和最敏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果然，在中美建交后的不久，美国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与台湾处理关系的新模式。这种模式虽然简化了美国和中国台湾之间的关系处理方式，却给所谓的“中美蜜月期”浇上了一盆冷水。80年代以后，随着美苏实力对比向美国实质性的倾斜，冷战进入最后也最剧烈的阶段。中美之间则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一直纠缠不清。直到1985年，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才到美国访问。
混沌时期的一次犀利采访
1986年是混沌不清的一年。冷战阴霾仍然笼罩着全球，中国和两个大国——美国、苏联的关系进行着新一轮的调整。李先念主席访美的余温使两个国家的媒介对于彼此的认同有所增进。
对于中美苏三角关系，美国媒介仍然与精英阶层保持着高度一致。对于中国，源于精英的声音并不完全一致。基于种种事实，美国精英判断，冷战即将发生有利于美国的根本性变化。此时，意识形态因素逐步显现出来。美国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取得冷战的全面胜利，中国必须“变色”。其时，东欧一些新的苗头已经显露，这使得美国一部分精英对于这一可能也“充满了渴望”。同时，台湾问题也是这种混沌关系的一个基础性原因。中国高层反复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和方案，但一直没有取得根本性成效；中美之间就台湾问题的磋商以及对于已经形成的公报原则的执行，也往往因为《与台湾关系法》的存在而无法取得实质性推进。
混沌时期，媒体之于局势至关重要。中国高层对于中美关系及世界局势的判断，对于美国受众也更为重要。恰在此时，华莱士成为第一个采访邓小平的外国电视记者。1986年华莱士来华采访，行程中并无采访中国领导人的打算。但当他从中国南方一路北上到达北京时，他的想法改变了。他通过熟人关系，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申请。
1986年9月，华莱士成为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之后第二位采访邓小平的西方记者，他也是第一位对中国持“敌视”态度的西方记者。为了准备这次采访，华莱士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邓小平的文字资料，并同见过邓小平的人进行交谈。这种做足至少采访50小时功课的本事，始终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如今在中美网络上还可以方便地查到华莱士的采访最终稿。
在公开发表的采访稿件中，华莱士的问题是从中苏关系开始的。这一问题看似和中美关系无关，但明眼人却知晓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利害所在。在采访中，邓小平明确表示了在消除“三大障碍”基础上，愿意同刚刚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会见。华莱士之后的问题，显得更为犀利。他对问题的预设性动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显然这涉及了当时混沌问题的核心——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到底是不是像美国一样，以意识形态划界。对此，邓小平明智而明确的回答是以“具体情况”而定。
对于中美关系，访谈双方的交锋集中于台湾问题。华莱士以给里根带话的方式提出中美关系话题，在得到邓小平“中美关系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的肯定性引导后，他的问题重新回到了“犀利路线”上。“目前中美双方是否存在大的分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邓小平以更为简洁和有力的“是”以及后续的回答，将中美关系的讨论引导到了台湾问题上。之后访谈的几个问题一直围绕这个问题展开。邓小平明确地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面对这个问题，中美之间的其他问题都可以往后排。对于中国国内局势的问答，其实仍然围绕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展开。
采访使彼此的判断更为明晰
现在读来，华莱士的采访问题预设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其一是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其二是意识形态问题，其三是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这三个问题是美国人最关心的，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政府的关切。而第三个问题则与第二个问题息息相关。华莱士对邓小平采访的内容迅速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节目在美国播出后，使得中美关系之间的核心问题更加凸显了出来。有学者指出，华莱士的采访使得双方对彼此的判断更为明晰，却也增加了美国一些抱有演变幻想的人的想象空间。
在华莱士采访邓小平之后的8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看似平稳。1987年中国国家领导人杨尚昆访问美国。同年，中国造币总公司还制作发行了中美友好的纪念章。然而，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东欧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迅速改变着中美两国高层对于中美关系的认知。美国精英对于中国最初的友好逐步转变为对于中国人权、西藏等问题的关注，很多人公开对中国国内问题横加指责和干涉，俨然要求中国学习美国模式。这些分歧在经过两国的媒体放大处理后，影响巨大。
对于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美国媒体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短暂的互相猜疑和指责的时期。但是随着涉藏问题、人权问题等美国人关注的问题逐渐成为中美之间在90年代争端的两个重要问题，加之中国台湾岛内局势的变化，使得中美关系极不平静。那时的一系列事态发展，到现在人们还历历在目，直到1994年江泽民在西雅图会见克林顿和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中美关系才重回正常轨道。
时至今日，斯人已逝，但是那一次的采访仍是媒体介入国际关系的典型案例。
美国媒体曾经这样看中国
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冷战隔离了东西方世界，也隔离了中美之间的交往。在这个时期，多数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眼中的世界如此简单：其他国家，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要么是事实上的中立者。这种简单的分类法也贯穿于美国新闻媒介的思维之中。这一时期，作为全球政治重要沟通渠道的媒介，除应对冷战中的口水仗之外，在国际关系中似是别无建树。中国之于美国，多数时间里是“神秘、遥远的国度”，是敌人。
上个世纪60年代，变化悄然发生。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中美两国对于“苏联威胁”的认知成为高层内部的共识，利益的共同基础于是产生。加之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利益诉求，更使得这种改变成为必然。利益的汇合是沟通与交流的巨大驱动力。于是1971年中美关系“破冰”，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后两国终于在1979年建交。
从公共外交的视角而言，中美建交的成功还取决于两大因素：高层共识和美国媒体的作用。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双方的交流成果特别是人员交流的感受。据学者研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两大媒体分别报道了“乒乓外交”，在美国读者中引发三大惊讶：第一大惊讶是运动员在中国受到意想不到的友好、热情的接待。已相互隔绝22年后，中国国门一旦打开一道小小的缝隙，美国民众就从中得到了积极而又正面的印象。第二大惊讶是发现过去对中国的印象是多么的不真实。有的运动员由于害怕红色中国，临时放弃访华，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遗憾，偏见和误解使其抱憾终生。第三大惊讶是发现了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现象的独特魅力。普通运动员对于中国的观感一时间成为美国街谈巷议的重要话题。
中国学者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拥有13亿人民的两个大国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对峙与对抗而重新成为朋友，“这件事情对世界和人类的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总是对前途惴惴不安的人类增添了安全感，增添了对明天的信心”。
然而，通过无数的媒介话语，也可以发现，中美之间一些实质性的分歧并没有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而消除。如意识形态的阻隔仍然是两国之间难以达成深入认同的基础性要素，台湾问题作为中美之间最核心和最敏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果然，在中美建交后的不久，美国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与台湾处理关系的新模式。这种模式虽然简化了美国和中国台湾之间的关系处理方式，却给所谓的“中美蜜月期”浇上了一盆冷水。80年代以后，随着美苏实力对比向美国实质性的倾斜，冷战进入最后也最剧烈的阶段。中美之间则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一直纠缠不清。直到1985年，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才到美国访问。
混沌时期的一次犀利采访
1986年是混沌不清的一年。冷战阴霾仍然笼罩着全球，中国和两个大国——美国、苏联的关系进行着新一轮的调整。李先念主席访美的余温使两个国家的媒介对于彼此的认同有所增进。
对于中美苏三角关系，美国媒介仍然与精英阶层保持着高度一致。对于中国，源于精英的声音并不完全一致。基于种种事实，美国精英判断，冷战即将发生有利于美国的根本性变化。此时，意识形态因素逐步显现出来。美国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取得冷战的全面胜利，中国必须“变色”。其时，东欧一些新的苗头已经显露，这使得美国一部分精英对于这一可能也“充满了渴望”。同时，台湾问题也是这种混沌关系的一个基础性原因。中国高层反复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和方案，但一直没有取得根本性成效；中美之间就台湾问题的磋商以及对于已经形成的公报原则的执行，也往往因为《与台湾关系法》的存在而无法取得实质性推进。
混沌时期，媒体之于局势至关重要。中国高层对于中美关系及世界局势的判断，对于美国受众也更为重要。恰在此时，华莱士成为第一个采访邓小平的外国电视记者。1986年华莱士来华采访，行程中并无采访中国领导人的打算。但当他从中国南方一路北上到达北京时，他的想法改变了。他通过熟人关系，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申请。
1986年9月，华莱士成为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之后第二位采访邓小平的西方记者，他也是第一位对中国持“敌视”态度的西方记者。为了准备这次采访，华莱士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邓小平的文字资料，并同见过邓小平的人进行交谈。这种做足至少采访50小时功课的本事，始终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如今在中美网络上还可以方便地查到华莱士的采访最终稿。
在公开发表的采访稿件中，华莱士的问题是从中苏关系开始的。这一问题看似和中美关系无关，但明眼人却知晓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利害所在。在采访中，邓小平明确表示了在消除“三大障碍”基础上，愿意同刚刚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会见。华莱士之后的问题，显得更为犀利。他对问题的预设性动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显然这涉及了当时混沌问题的核心——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到底是不是像美国一样，以意识形态划界。对此，邓小平明智而明确的回答是以“具体情况”而定。
对于中美关系，访谈双方的交锋集中于台湾问题。华莱士以给里根带话的方式提出中美关系话题，在得到邓小平“中美关系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的肯定性引导后，他的问题重新回到了“犀利路线”上。“目前中美双方是否存在大的分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邓小平以更为简洁和有力的“是”以及后续的回答，将中美关系的讨论引导到了台湾问题上。之后访谈的几个问题一直围绕这个问题展开。邓小平明确地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面对这个问题，中美之间的其他问题都可以往后排。对于中国国内局势的问答，其实仍然围绕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展开。
采访使彼此的判断更为明晰
现在读来，华莱士的采访问题预设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其一是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其二是意识形态问题，其三是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这三个问题是美国人最关心的，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政府的关切。而第三个问题则与第二个问题息息相关。华莱士对邓小平采访的内容迅速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节目在美国播出后，使得中美关系之间的核心问题更加凸显了出来。有学者指出，华莱士的采访使得双方对彼此的判断更为明晰，却也增加了美国一些抱有演变幻想的人的想象空间。
在华莱士采访邓小平之后的8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看似平稳。1987年中国国家领导人杨尚昆访问美国。同年，中国造币总公司还制作发行了中美友好的纪念章。然而，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东欧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迅速改变着中美两国高层对于中美关系的认知。美国精英对于中国最初的友好逐步转变为对于中国人权、西藏等问题的关注，很多人公开对中国国内问题横加指责和干涉，俨然要求中国学习美国模式。这些分歧在经过两国的媒体放大处理后，影响巨大。
对于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美国媒体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短暂的互相猜疑和指责的时期。但是随着涉藏问题、人权问题等美国人关注的问题逐渐成为中美之间在90年代争端的两个重要问题，加之中国台湾岛内局势的变化，使得中美关系极不平静。那时的一系列事态发展，到现在人们还历历在目，直到1994年江泽民在西雅图会见克林顿和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中美关系才重回正常轨道。
时至今日，斯人已逝，但是那一次的采访仍是媒体介入国际关系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