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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善炯(1917年4月13日—2021年3月26日),江苏吴江人,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金霉素是如今常见的消炎药,但在20世纪50年代,它却是受到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的药物。1953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承担了金霉素的研制任务,1957年金霉素正式投产,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够生产金霉素的国家。沈善炯便是金霉素研发的核心人物。
1917年,在江苏吴江的一个小山村里,沈善炯出生了。他的父亲接受过一些西式师范教育,在家乡一边种地一边教书,日子也还算殷实。没想到好景不长,土匪来袭,父亲没了教书的活,又遇上地里收成差,家里条件每况愈下。到了年关,甚至还有讨债人过来咄咄逼人,被吓得躲在墙角瑟瑟发抖的沈善炯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念书,走出一条光明的路子。
沈善炯先后考入吴江县立中学、江苏省立苏州农业学校,后又被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专修科录取。然而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在战场接连失利,不愿沦为亡国奴的人们被迫向西、向南转移。沈善炯坚定求学路,跟随金陵大学农学院辗转于江苏、安徽、湖北等地,直到1938年才勉强安定下来,在当时位于广西柳州沙塘的广西大学农学院借读。
第二年,沈善炯通过转学考试,入读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自发组成,有“抗战烽火中怒放的一朵奇葩”之称的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在张景钺教授和陈桢教授的引导下,沈善炯对植物发育、世代交替、遗传学、苔藓繁殖等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学习勤奋,思维活跃,善于提问,颇得张景钺先生青睐。
1946年,在美访学的张景钺先生亲自拜访即将担任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主任的比德尔教授,为沈善炯争取到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遗传学博士学位的机会与奖学金。當时,加州理工学院是只有“全世界最好的天才学生”才能入学就读、且保持着高达20%的学生淘汰率的学府,其生物系更是分子遗传学的诞生之地。在国难深重的日子能够远赴最负盛名的科学殿堂学习,沈善炯深感荣幸。
四年后,沈善炯在加州理工学院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而中美两国也到了战争的边缘。当时美国政府取消了钱学森等参加过机密研究的科学家的研究资格,拒绝了他们回国探亲的申请,禁止他们离开美国。这些科学家的遭遇让沈善炯感同身受:自己是中国人,国家和人民养育、教导了自己,现在是回馈国家与人民的时候了。他拒绝了美国方面的工作邀请,决定立刻回国。
回国后的沈善炯放弃浙江大学的教职,投身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开展金霉素、链霉素生产方面的研究,包括菌种的选育和发酵等。当时的金霉素生产由美国的雷特尔药厂垄断,菌种独占,技术保密,其他各国药厂只能通过与该厂合资的方式才能生产金霉素,中国国内所使用的金霉素全靠进口,价格完全由美国掌控。
沈善炯对研究抗生素并没有经验,但是,自己历经千辛万苦回来,不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从研读国际上发表的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开始,反反复复,将每一篇文章“吃透”;亲自奔赴抗生素生产工厂,向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一线工人等请教,学习发酵、提取、鉴定等基本操作。
沈善炯带着学生和助理们反复地进行实验,并详细记录实验数据。但由于缺乏经验,在进行多次发酵试验后,他们都没有获得一个可靠结果。后来在一次抗生素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应当注意发酵条件的研究。沈善炯从中获得启发,决定转变工作方向,着手针对抗生素发酵上一直被人忽视的接种条件,即接种培养基,接着展开研究。
经过沈善炯团队两年多的努力,我国的金霉素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1954年,由上海工业试验所、上海第三制药厂承担的金霉素扩大生产试验工作启动。临床试验发现,国产金霉素副反应很小,成功达到了临床使用的要求。
1957年,国产金霉素通过了临床试验,在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我国成为全世界第四个能够生产金霉素的国家。次年,沈善炯参与指导的华北制药厂全线投产,成为亚洲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结束了我国青霉素、链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显著改善了我国缺医少药的局面。
曾有人问沈善炯此生是否有遗憾,沈善炯说:“我的老师和同学中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向来好强,在那念书时可并不比其他同学逊色。”然而他接下来的话却更震撼人心:“但是,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土去建立实验室、培养学生,使科学在自己的国土开花、结果,这是令我感到欣慰的。”
(注:本文根据《中国科学报》《光明日报》登载的相关内容整理)
金霉素是如今常见的消炎药,但在20世纪50年代,它却是受到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的药物。1953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承担了金霉素的研制任务,1957年金霉素正式投产,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够生产金霉素的国家。沈善炯便是金霉素研发的核心人物。
1917年,在江苏吴江的一个小山村里,沈善炯出生了。他的父亲接受过一些西式师范教育,在家乡一边种地一边教书,日子也还算殷实。没想到好景不长,土匪来袭,父亲没了教书的活,又遇上地里收成差,家里条件每况愈下。到了年关,甚至还有讨债人过来咄咄逼人,被吓得躲在墙角瑟瑟发抖的沈善炯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念书,走出一条光明的路子。
沈善炯先后考入吴江县立中学、江苏省立苏州农业学校,后又被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专修科录取。然而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在战场接连失利,不愿沦为亡国奴的人们被迫向西、向南转移。沈善炯坚定求学路,跟随金陵大学农学院辗转于江苏、安徽、湖北等地,直到1938年才勉强安定下来,在当时位于广西柳州沙塘的广西大学农学院借读。
第二年,沈善炯通过转学考试,入读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自发组成,有“抗战烽火中怒放的一朵奇葩”之称的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在张景钺教授和陈桢教授的引导下,沈善炯对植物发育、世代交替、遗传学、苔藓繁殖等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学习勤奋,思维活跃,善于提问,颇得张景钺先生青睐。
1946年,在美访学的张景钺先生亲自拜访即将担任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主任的比德尔教授,为沈善炯争取到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遗传学博士学位的机会与奖学金。當时,加州理工学院是只有“全世界最好的天才学生”才能入学就读、且保持着高达20%的学生淘汰率的学府,其生物系更是分子遗传学的诞生之地。在国难深重的日子能够远赴最负盛名的科学殿堂学习,沈善炯深感荣幸。
四年后,沈善炯在加州理工学院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而中美两国也到了战争的边缘。当时美国政府取消了钱学森等参加过机密研究的科学家的研究资格,拒绝了他们回国探亲的申请,禁止他们离开美国。这些科学家的遭遇让沈善炯感同身受:自己是中国人,国家和人民养育、教导了自己,现在是回馈国家与人民的时候了。他拒绝了美国方面的工作邀请,决定立刻回国。
回国后的沈善炯放弃浙江大学的教职,投身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开展金霉素、链霉素生产方面的研究,包括菌种的选育和发酵等。当时的金霉素生产由美国的雷特尔药厂垄断,菌种独占,技术保密,其他各国药厂只能通过与该厂合资的方式才能生产金霉素,中国国内所使用的金霉素全靠进口,价格完全由美国掌控。
沈善炯对研究抗生素并没有经验,但是,自己历经千辛万苦回来,不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从研读国际上发表的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开始,反反复复,将每一篇文章“吃透”;亲自奔赴抗生素生产工厂,向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一线工人等请教,学习发酵、提取、鉴定等基本操作。
沈善炯带着学生和助理们反复地进行实验,并详细记录实验数据。但由于缺乏经验,在进行多次发酵试验后,他们都没有获得一个可靠结果。后来在一次抗生素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应当注意发酵条件的研究。沈善炯从中获得启发,决定转变工作方向,着手针对抗生素发酵上一直被人忽视的接种条件,即接种培养基,接着展开研究。
经过沈善炯团队两年多的努力,我国的金霉素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1954年,由上海工业试验所、上海第三制药厂承担的金霉素扩大生产试验工作启动。临床试验发现,国产金霉素副反应很小,成功达到了临床使用的要求。
1957年,国产金霉素通过了临床试验,在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我国成为全世界第四个能够生产金霉素的国家。次年,沈善炯参与指导的华北制药厂全线投产,成为亚洲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结束了我国青霉素、链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显著改善了我国缺医少药的局面。
曾有人问沈善炯此生是否有遗憾,沈善炯说:“我的老师和同学中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向来好强,在那念书时可并不比其他同学逊色。”然而他接下来的话却更震撼人心:“但是,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土去建立实验室、培养学生,使科学在自己的国土开花、结果,这是令我感到欣慰的。”
(注:本文根据《中国科学报》《光明日报》登载的相关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