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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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对于“乡土空间”的呈现,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上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范例.他的乡土写作——或者更具体地讲,“吕梁山”写作——不但是对于他现实观和历史观的集中体现,同样也早早地对“精神乡土”的相关问题做出了回答.他曾在《中国文人的“慢性乡土病”》中尖锐地评价过自古以来“文人”或称知识分子对乡土和乡民的矛盾心理,将这种心理的两个侧面概括为“悯农”和“田园”,一方面吟哦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艰辛,一方面又沉浸于“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的野趣之中①.归根结底,无论是“悯农”还是“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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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对于“乡土空间”的呈现,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上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范例.他的乡土写作——或者更具体地讲,“吕梁山”写作——不但是对于他现实观和历史观的集中体现,同样也早早地对“精神乡土”的相关问题做出了回答.他曾在《中国文人的“慢性乡土病”》中尖锐地评价过自古以来“文人”或称知识分子对乡土和乡民的矛盾心理,将这种心理的两个侧面概括为“悯农”和“田园”,一方面吟哦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艰辛,一方面又沉浸于“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的野趣之中①.归根结底,无论是“悯农”还是“田园”,本质上还是站在精英立场上对自我崇高性的想象,是“在深情地歌唱自己”,“在这个看似超脱了一切功利的田园境界中,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推向了体验的高峰”②.的确可以看到,李锐在他的“吕梁山”书写中,尽了最大的努力去避免作品流于歌颂或批判的窠臼,而是用微观的细节填充“吕梁山”空间的内部,使之产生足以对抗外部空间、对抗各种诘问的实感.他笔下的吕梁山是一片真实而混沌的“异托邦”,既在地理空间上与外部的城镇隔绝,又拥有千万年颠扑不破的四季循环,充满了常性和惯性,正是漂浮着的“蒙昧”的初民社会的缩影;一切他所质疑的声音进入这片混沌的结局都是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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