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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党在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各方面的扶持帮助，但是更为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政党必须自觉地努力增强“内功”。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援助和指导是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外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开展革命实践，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如何处理外援与内因的关系，是我们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实践中获得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 毛泽东 独立自主 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 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自1919年3月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着各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并日益走向成熟，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不再适应各国革命斗争的需要，以及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胜利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正式解散。它在存续的24年间，既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重要经验，又出现许多严重的失策和失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深刻教训，这些都反映在它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中。本文从这个视角分析国际因素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所坚持的独立自主路线的影响，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对于现实的深远意义。
一、正确认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共产国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机关。它在存在的时间里，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得以建立和发展，并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与李大钊和陈独秀会晤，共同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了建党的具体准备工作。1921年6 月，共产国际又派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马林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党纲，申明了党的主张，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及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文献。这个党纲在起草过程中，就参考了俄国、英国、美国共产党的纲领。大多数代表都主张应该以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成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最后大会通过了多数人的主张。可见，一大党纲的制定和共产国际及苏俄有直接的关系。
党成立后，积极探索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在这一过程中，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和共产国际二大制定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所阐明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以及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方针，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远东民族会议结束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我们党能够在短时间内，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与这次会议对远东各国革命任务的认识是分不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上能够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重要条件。
（二）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给予肯定和支持
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与共产国际所强调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完全不同。共产国际虽然不赞成毛泽东所走的道路，但对毛泽东及红军的情况还是十分关注的。1929年1月，当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得知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井冈山时，于当月29日召开会议，讨论了援助朱（德）毛（泽东）红军的问题，决定派一名有威望的专员同志到朱毛地区去；请革命军事委员会弄清向朱毛提供实际援助的可能性。[1]P68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称赞说：“毛泽东和朱德的游击队，虽然反动派一再企图消灭它，但它不仅保存了自己的骨干力量，而且最近在福建省还取得了一定的胜利。”[2]P21随着红军的壮大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莫斯科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战争也越来越重视。苏联《真理报》曾发表社论，称赞朱毛领导的红色游击队运动以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十分引人注目，并赞扬毛泽东是中国游击运动中极为出色的领导人。1931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指示中共中央，要求必须推广毛泽东在红军游击战争方面的良好经验。
对于毛泽东领导下苏区所取得的经济、文化、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成就，共产国际倍加赞赏，称毛泽东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活动家。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军事问题致中共中央电中明确要求，必须以最大的宽容和同志式的劝导，让毛泽东完全能够在中央委员会或党的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负责工作。1934年，共产国际开始了世界战略的转变，也认识到毛泽东在党和人民中的威望和他的许多正确主张在革命中的作用，继续加强对毛泽东的宣传并对其领导地位采取支持的态度。1935年12月13日，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中多次报道毛泽东和红军的活动情况，称毛泽东为“伟大的革命家”，“中国人民的领袖”，“国家活动家的非凡才能”，并且发表毛泽东的报告和文章。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最后选举中，毛泽东进入了由46人组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上表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虽然支持王明，但对毛泽东在实际斗争中取得的成就并非视而不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肯定并加以宣传。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苏联由于对蒋介石国民党寄予过高的希望，要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而毛泽东却始终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此，共产国际特派王明回国说服中共中央改变政策，王明右倾错误路线产生消极影响。为了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纠正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右倾错误，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派出任弼时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领导人通过听取任弼时的汇报，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关系的实际情况后，于6月11日召开专门会议，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7月，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和继任者任弼时，代表共产国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1938年9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出席会议的王明见大势已去，只得表示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三）在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始终从自身利益出发，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实际成果
1923年6月，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具体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大革命准备了重要条件。但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右派作了重大让步。国民党二大的选举中，“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个，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闿等算在内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3]P119。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共召开五大，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对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报告。虽然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但对其错误的实质和危害仍缺乏深刻的认识。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曾经发来紧急指示，要求改组国民党领导机关，充实工农领袖；动员二万党员、五万工农，编成新军队；惩办反动军官。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陈独秀不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罗易甚至把这个指示拿给汪精卫看，使汪精卫加快了分共步伐，导致国民大革命的彻底失败。这样，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没有对蒋、汪集团的叛变行为采取有力的回击措施，而是以妥协退让换取暂时的缓和，自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了对武装的领导权，导致蒋、汪集团的“清党”“分共”的成功，使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完全丧失。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虽然热烈赞扬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问题上，更多地考虑苏联的利益，认为其领导权应归国民党。1937年11月，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任要职的王明回国，他提出了右倾错误主张，力图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拉向右转，不过没有得逞。在此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所执行的全套策略，比如皖南事变的应对、对苏援助的态度、延安整风等始终不能理解并表示怀疑，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顺利发展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四）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共产国际的指挥严重干扰了正确道路的形成，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害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继续对中国革命施加影响。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报告，对中共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又使“左”倾错误滋长，出现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后来被批评克服。“在30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及其官员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危害。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比较有了独立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这时还没有能力抵抗从莫斯科来的指挥棒。”[4]P14因而继李立三之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控制了中央领导权，“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党内推行一整套的‘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他们也抛弃了毛泽东等同志领导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而把红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经验的外国军官”[4]P14。面对德日法西斯势力的疯狂发展，共产国际错误地制定了抢在法西斯发动世界大战前争取革命胜利的“左”倾策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使中共在1927年惨败后几年间经过艰苦奋斗所创立起来的红军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成果，几乎全军覆没。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这一问题上，有其成功的方面，但也有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它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共产党，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正因为对此有了正确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始终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独立自主，艰苦探索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二、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独立自主地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P36只有立足于本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一）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战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经验教训，在客观条件逼迫下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在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最初也曾经计划夺取湖南的省城长沙，但在进攻长沙周围的城镇失败后，毛泽东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占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于是，毛泽东果断地率领秋收起义的余部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革命较有基础的井冈山地区进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余部到井冈山会师，成立了红四军，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分析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还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概括：“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6]P98，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6]P98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原理在中国条件下加以运用和发展，形成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即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打碎当地的白色政权，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革命根据地，依托这样的革命根据地去打击敌人，逐步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变敌大我小、敌强我弱为敌小我大、敌弱我强时，再攻占中心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和全国革命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敌后人民建立了从东北到海南岛的19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将党的工作中心转入敌人后方的广大农村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广泛地开展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最终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可靠的基地。经革命实践检验，这条道路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立足中国革命实际独立自主探索革命道路的开端。
（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问题的标志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纠正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实际上也改变了共产国际制定、王明等代表贯彻的“左”倾政治路线，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对中共中央的领导。
这次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开始。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正确开展了党内斗争。从遵义会议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了正确贯彻。它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明确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不仅如此，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7]P659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两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表明：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也是毛泽东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长期思考和探索的结果，是对党的集体智慧的概括和提炼。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针对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又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发展壮大抗日民主力量。正是由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实践和坚持，王明的右倾错误受到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只在局部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而且很快得到了纠正，最终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
（四）延安整风运动，为独立自主原则的深入人心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以及《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解决了一系列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开展的延安整风，清除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在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风气，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1942年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打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次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公式化、神圣化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左”倾错误思想和右的干扰，走上了更加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次运动实际上是纠正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整共产国际通过王明等人刮来的教条主义之风，谋求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自身建设的又一成功范例。
通过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党在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各方面的扶持帮助，但是更为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政党必须自觉地努力增强“内功”。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援助和指导是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外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开展革命实践，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如何处理外援与内因的关系，是我们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实践中获得的宝贵财富。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既善于根据国情进行自主创新，又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开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姚金果，陈胜华.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辑.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万 强
[关键词] 毛泽东 独立自主 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 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自1919年3月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着各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并日益走向成熟，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不再适应各国革命斗争的需要，以及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胜利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正式解散。它在存续的24年间，既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重要经验，又出现许多严重的失策和失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深刻教训，这些都反映在它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中。本文从这个视角分析国际因素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所坚持的独立自主路线的影响，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对于现实的深远意义。
一、正确认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共产国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机关。它在存在的时间里，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得以建立和发展，并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与李大钊和陈独秀会晤，共同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了建党的具体准备工作。1921年6 月，共产国际又派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马林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党纲，申明了党的主张，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及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文献。这个党纲在起草过程中，就参考了俄国、英国、美国共产党的纲领。大多数代表都主张应该以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成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最后大会通过了多数人的主张。可见，一大党纲的制定和共产国际及苏俄有直接的关系。
党成立后，积极探索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在这一过程中，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和共产国际二大制定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所阐明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以及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方针，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远东民族会议结束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我们党能够在短时间内，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与这次会议对远东各国革命任务的认识是分不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上能够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重要条件。
（二）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给予肯定和支持
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与共产国际所强调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完全不同。共产国际虽然不赞成毛泽东所走的道路，但对毛泽东及红军的情况还是十分关注的。1929年1月，当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得知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井冈山时，于当月29日召开会议，讨论了援助朱（德）毛（泽东）红军的问题，决定派一名有威望的专员同志到朱毛地区去；请革命军事委员会弄清向朱毛提供实际援助的可能性。[1]P68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称赞说：“毛泽东和朱德的游击队，虽然反动派一再企图消灭它，但它不仅保存了自己的骨干力量，而且最近在福建省还取得了一定的胜利。”[2]P21随着红军的壮大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莫斯科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战争也越来越重视。苏联《真理报》曾发表社论，称赞朱毛领导的红色游击队运动以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十分引人注目，并赞扬毛泽东是中国游击运动中极为出色的领导人。1931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指示中共中央，要求必须推广毛泽东在红军游击战争方面的良好经验。
对于毛泽东领导下苏区所取得的经济、文化、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成就，共产国际倍加赞赏，称毛泽东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活动家。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军事问题致中共中央电中明确要求，必须以最大的宽容和同志式的劝导，让毛泽东完全能够在中央委员会或党的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负责工作。1934年，共产国际开始了世界战略的转变，也认识到毛泽东在党和人民中的威望和他的许多正确主张在革命中的作用，继续加强对毛泽东的宣传并对其领导地位采取支持的态度。1935年12月13日，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中多次报道毛泽东和红军的活动情况，称毛泽东为“伟大的革命家”，“中国人民的领袖”，“国家活动家的非凡才能”，并且发表毛泽东的报告和文章。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最后选举中，毛泽东进入了由46人组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上表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虽然支持王明，但对毛泽东在实际斗争中取得的成就并非视而不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肯定并加以宣传。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苏联由于对蒋介石国民党寄予过高的希望，要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而毛泽东却始终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此，共产国际特派王明回国说服中共中央改变政策，王明右倾错误路线产生消极影响。为了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纠正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右倾错误，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派出任弼时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领导人通过听取任弼时的汇报，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关系的实际情况后，于6月11日召开专门会议，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7月，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和继任者任弼时，代表共产国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1938年9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出席会议的王明见大势已去，只得表示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三）在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始终从自身利益出发，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实际成果
1923年6月，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具体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大革命准备了重要条件。但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右派作了重大让步。国民党二大的选举中，“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个，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闿等算在内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3]P119。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共召开五大，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对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报告。虽然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但对其错误的实质和危害仍缺乏深刻的认识。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曾经发来紧急指示，要求改组国民党领导机关，充实工农领袖；动员二万党员、五万工农，编成新军队；惩办反动军官。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陈独秀不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罗易甚至把这个指示拿给汪精卫看，使汪精卫加快了分共步伐，导致国民大革命的彻底失败。这样，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没有对蒋、汪集团的叛变行为采取有力的回击措施，而是以妥协退让换取暂时的缓和，自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了对武装的领导权，导致蒋、汪集团的“清党”“分共”的成功，使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完全丧失。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虽然热烈赞扬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问题上，更多地考虑苏联的利益，认为其领导权应归国民党。1937年11月，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任要职的王明回国，他提出了右倾错误主张，力图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拉向右转，不过没有得逞。在此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所执行的全套策略，比如皖南事变的应对、对苏援助的态度、延安整风等始终不能理解并表示怀疑，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顺利发展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四）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共产国际的指挥严重干扰了正确道路的形成，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害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继续对中国革命施加影响。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报告，对中共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又使“左”倾错误滋长，出现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后来被批评克服。“在30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及其官员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危害。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比较有了独立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这时还没有能力抵抗从莫斯科来的指挥棒。”[4]P14因而继李立三之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控制了中央领导权，“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党内推行一整套的‘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他们也抛弃了毛泽东等同志领导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而把红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经验的外国军官”[4]P14。面对德日法西斯势力的疯狂发展，共产国际错误地制定了抢在法西斯发动世界大战前争取革命胜利的“左”倾策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使中共在1927年惨败后几年间经过艰苦奋斗所创立起来的红军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成果，几乎全军覆没。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这一问题上，有其成功的方面，但也有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它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共产党，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正因为对此有了正确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始终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独立自主，艰苦探索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二、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独立自主地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P36只有立足于本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一）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战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经验教训，在客观条件逼迫下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在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最初也曾经计划夺取湖南的省城长沙，但在进攻长沙周围的城镇失败后，毛泽东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占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于是，毛泽东果断地率领秋收起义的余部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革命较有基础的井冈山地区进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余部到井冈山会师，成立了红四军，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分析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还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概括：“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6]P98，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6]P98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原理在中国条件下加以运用和发展，形成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即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打碎当地的白色政权，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革命根据地，依托这样的革命根据地去打击敌人，逐步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变敌大我小、敌强我弱为敌小我大、敌弱我强时，再攻占中心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和全国革命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敌后人民建立了从东北到海南岛的19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将党的工作中心转入敌人后方的广大农村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广泛地开展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最终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可靠的基地。经革命实践检验，这条道路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立足中国革命实际独立自主探索革命道路的开端。
（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问题的标志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纠正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实际上也改变了共产国际制定、王明等代表贯彻的“左”倾政治路线，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对中共中央的领导。
这次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开始。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正确开展了党内斗争。从遵义会议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了正确贯彻。它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明确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不仅如此，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7]P659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两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表明：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也是毛泽东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长期思考和探索的结果，是对党的集体智慧的概括和提炼。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针对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又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发展壮大抗日民主力量。正是由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实践和坚持，王明的右倾错误受到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只在局部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而且很快得到了纠正，最终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
（四）延安整风运动，为独立自主原则的深入人心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以及《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解决了一系列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开展的延安整风，清除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在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风气，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1942年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打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次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公式化、神圣化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左”倾错误思想和右的干扰，走上了更加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次运动实际上是纠正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整共产国际通过王明等人刮来的教条主义之风，谋求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自身建设的又一成功范例。
通过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党在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各方面的扶持帮助，但是更为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政党必须自觉地努力增强“内功”。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援助和指导是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外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开展革命实践，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如何处理外援与内因的关系，是我们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实践中获得的宝贵财富。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既善于根据国情进行自主创新，又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开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姚金果，陈胜华.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辑.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