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的改革与全国一样，也是先从农村起步，从农村突破的。农村的改革，现在规范的说法叫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通俗的说法叫大包干。这一重大改革的推而广之，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常德和全省一样，相比全国至少迟了一年，有的地方可能迟了两年。
　　包产到户是农民发明的，但真正让这股春风吹绿洞庭湖平原，则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酝酿、犹豫和认识争论的过程。因为毕竟大家头脑中受“左”的思想束缚太久了，心上压力太大了，心中的余悸太多了。解放思想需要有个过程。有人这样概括：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巨大变迁的特点是由“不准”变为“不要”再变为“有条件的允许”，而最终完全放开。当大包干已经完成，我们地委全体会议学习十二大精神时，我代表地委有个思想总结讲话，很可说明这个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功绩，就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过去受“左”的影响，思想不解放，往往以“左”为正，以正为“右”，本来是前进，却认为是倒退。多年来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吃够了平均主义的苦。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代表了群众利益，反映了群众的意愿，群众接受很快。但我们对于群众这种迫切愿望感受不深，在思想上因包产到户多年来受到批判，而谈“包”色变，在理论上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也认识不清，因而一度出现了“中央放、群众望、中间挡”的情况。开始时层层设防，步步退却。最后还是按照群众的愿望建立了双包责任制。现在看来，实现大包干责任制，确实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大的调整，是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生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许多紧箍咒，人的精神面貌变化很大，思想逐渐活跃起来。正如大家总结说：“大跃进”迷了路，大批促大干偏了路，“文化大革命”邪了路，三中全会拨正了路。因此，在农村都在探索以何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生产。有的包产到组，有的包产到人，有的专业联产承包，有的统分结合等等，真是形式多样。应该说这些形式对调动社员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对过去那种生产“大呼隆”，记大概工，吃大锅饭，造成大家穷的局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主题依然是维护发展集体经济。各县也有个别队搞了包产到户的，是因为那两年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说，对贫穷落后队也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开了这么一个小口子。一般认为这是贫穷队治穷的一种临时措施，不是方向。当时就我们地、县、社大多数干部来讲，思维定式和工作习惯是，中央文件讲到哪里就做到那里，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过从思想认识层面来说，当时确有一部分同志对集体生产搞得比较好，多年辛苦积累了一定家当的队搞包产到户，心犹不甘，留恋集体生产。集体生产等于社会主义，单干等于资本主义，人民公社是天堂的观念犹存。那时还没有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说法，思想上难以释疑。还有一部分同志内心也知道包产到户是农民的要求，最能调动积极性，但多年的批右运动所致，心有余悸，怕再反复，重犯错误，不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正当我们还在对能不能实行包产到户进行争论时，外省已从包产到户进步到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的区别，在于前者保持着队里的统一经营，后者由以家庭经营为主了。正如群众概括而又通俗的表述“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转弯，保证国家的，交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一听就懂，一用就灵。1981年8月，省委第二书记万达和农办主任史杰一行人，从安化过来，我在黄土店迎接并陪同他们到桃源、石门调查研究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并在盘塘和东山峰开了两次座谈会。主题还是能否全面推广包产和包干到户的问题，也叫两包到户。大家对包干到户讲了许多好处，也提出了许多怎么办，大家都欲言又止，看省委表态。我在座谈会上讲了“不能把包干到户仅仅看成是穷队脱贫的权宜之计，也不能只看成分配公开透明，解决干群矛盾的一种措施，那对它的重大意义仍认识不够。大包干这种生产责任制，一是它更适合现实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农业的种植业还是耕牛加人力作业，特别是耕地少、人口多的地方需要走高度集约经营的道路，这就非常适合以户为单位经营；二是它更能体现按劳分配的精神和利益原则，适合现实农民的觉悟水平。三是它能更好地解决干群矛盾，适合现实基层干部的管理水平”。最后万达说：好！你们认为大包干好，你们就搞吧。这是两年来我听到省委第一次表态同意包干到户。
　　其实我也并不比别人觉悟早，只是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就看到了安徽搞包产到户的内部材料。当时在学员中引起激烈的争论，有人粗俗地说“这是鸡巴头上挂镰——危险”，意即滑向资本主义。对包产到户的威力，我早有感受。1961年秋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在桃源搞了个临时借田生产，一人借一亩田种春收作物，谁种谁收，第二年春粮全县收获3000万公斤，平均每人有50公斤粮食，顺利渡过青黄不接的夏荒。在剪市搞了个田塍种豆，划给个人，谁种谁收，第二年就出现“剪市街上豆腐像城墙”的赞语。还在青林大队搞过“田间管理联产计酬包工责任制”，队里就不要天天喊出工了。这些在“文革”中都被视为执行了刘少奇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遭批判，一再“请罪”。我多年来抓农村工作，看到的是集体生产“大呼隆”，不管怎样批出工不出力，虽然季季打突击，结果还是增产难，社员生活难。有的队社员辛苦一年，年终分配工分买不到一盒沅水烟（2角钱），有的户还倒找钱。一年糊一年没有根本的改变。虽然这时我们还不能具体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我们知道什么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也看到县、社、队干部领导和组织集体生产，一年到头没有假日，没日没夜的干，结果是“戴起白众臼玩狮子，费力不讨好”，其中酸甜苦辣也只有当事人才能体味。因此一见到安徽包产到户的材料，就心有灵犀，只是省委尚未统一部署，不敢也不能单独贸然全面推行。
　　常德地区真正克服思想上顾虑、犹豫、摇摆，坚定的全面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是在1982年1月全省县委书记会后。这次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湖南座谈会的精神，解决“心不齐，气不顺”的问题。胡耀邦问“湖南敢不敢搞包产到户”。一句话看似平常，却有雷霆万钧之力，震醒了湖南全省的各级干部，也震撼了三湘大地。这年的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第一次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的，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大突破。会后赶上过春节，就在春节前后，各级把中央精神传达到群众，农村就沸腾起来。这是一个忙碌的春节，也是一个欢乐的春节，鞭炮声声阵阵，分田分地真忙。有的农民春节贴对联写道：“张灯结彩，喜迎包字进村；鞭炮齐鸣，恭贺富字扎根。”待春节过完了，大包干这一重大改革也在全地区90%的地方完成了。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原来有些同志对实行大包干提出的什么耕牛怎么养，大田怎么划，五保户怎么办等等若干怎么办，农民几天甚至一夜的讨论就解决了。像这样大的改革措施，上级没派出工作队帮助，事后也没有发现矛盾解决不了，而上访的农民群众，还从未见到。什么叫民心，这就是民心、民意、民望。我那年兴奋感慨的填过一首词：沅水边，澧水边，笑语欢歌情满园。夜阑话包干。花也繁，草也繁，金浪金风金色天。好个大丰年。
　　大包干使广阔天地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有了自主权，有了劳动与利益的直接挂钩，就有了积极性。农村人人喜气洋洋，处处生机勃勃。虽然听不到出工的钟声，队长的吆喝声，没有了夜战，没有突击，也没有动员城镇机关、企业职工、学校师生员工支援插秧和双抢。这一年，早稻不违农时插上了，“双抢”也没有推迟季节。全区粮食比上年增产了4亿斤，人平纯收入增加40多元（稻谷一斤只一角钱）。农民向国家交售的农副产品总额增长了21%，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了60%，城乡储蓄增长了41%。许多穷队一年解决了温饱。有的群众讲“有了自主权，一年胜十年”。这时，我们惊奇的发现，原来田土种植业，并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随着大包干的实行，承包的范围越来越广，承包的项目越来越多，承包的办法越来越活。像山林水面、湖滩外洲、副业加工都在“包”字下，出现了一批各种形式的承包户、专业户、重点户，使整个农村经济在多行多业多样化综合发展中更趋合理，更具效益。
　　大包干还促成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解体，恢复了乡村政权。实践再次告诉我们，一种经济或社会问题，一旦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普遍化的，不是一年两年，而是较长时间解决不了的，这就不是一般工作问题或某个领导的问题，而是这方面的政策或体制问题。农村公社化后生产年年抓，就是上不去，于是搞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路等等，什么办法都用上了，就是没想改变人民公社的体制。结果一个包干（包产）到户把土地经营权交给农民，不仅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而且使一部分农民走上富裕的道路。联产承包使农民成为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家庭作为农村的细胞，由亿万个这样的细胞组成的农村，每个家庭活了，整个农村也就活了，并展示出灿烂的前景。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最短暂的契机，常常带来最深远的影响。
　　（摘自2003年12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往事如歌——常德改革开放25年回眸》，本文作者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时任中共常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