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7年底，“百名红通人员”半数到案。近年来，海外“猎狐”不止，外逃贪官纷纷归案，彰显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随着追逃力度加大、反腐合作加强，海外已不是腐败的避风港。不管贪官逃到哪里，也无论潜逃多久，最终都难逃法网。

追捕周骥阳 三次看见曙光又三次落空

　　2017年12月1日，大连市某棚户区工地。
　　“你是不是周骥阳？”浙江省公安机关的同志，拍了拍一个中年男子的肩膀。
　　彼时的他，穿着破旧的衣服和鞋子，手里提着买好的晚饭，刚刚回到工地上。见到警察，周骥阳先是一惊，随即恢复了平静，点了点头。
　　至此，周骥阳作为“百名红通人员”第50名到案人员，其9年的逃亡生涯宣告终结。
　　与绝大多数“百名红通人员”选择逃亡境外相比，周骥阳则要狡猾得多。
　　2015年4月22日，“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时，周骥阳的疑似外逃目的地标注为香港。令许多人没想到的是，周骥阳的真正藏匿地点却在内地。
　　锁定周骥阳的行踪并不简单，三次发现线索，又三次石沉大海。
　　起初，专案组人员发现周骥阳部分涉案资金被用于操作香港期货，期货账户在其外逃后还有资金被支取，便将其外逃目的地锁定在香港。
　　后来，香港传来消息，期货账户变动并非周骥阳本人操作，线索第一次中断。
　　不久，专案组人员发现，周骥阳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在江苏句容市发生异动。专案组人员迅速赶往句容，谁料再次扑了个空，线索第二次中断。
　　第三次发现的线索来自周骥阳的前妻。追逃人员发现其前妻在天津办理了一张暂住证，专案组顺藤摸瓜，排查线索却止于天津的一处工地。
　　隐秘出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和线索，无法按图索“骥”，寻找周骥阳的行踪如大海捞针。但专案组同志始终没有放弃对周骥阳重要关系人的摸排，先后赴香港、贵州、江苏等地，行程上万公里，走访了解了几百个接触过周骥阳的人。
　　苦心人，天不负。2017年11月24日，专案组获得一条重要线索：一名疑似周骥阳的男子打电话向其前女友借钱，该男子很可能在大连。经过杭州和大连两地警方多日摸排，最终在大连某棚户区内将“改头换面”的周骥阳成功抓捕。

已归案者现身说法共同劝返外逃人员

　　2017年8月，江苏省追逃办对徐雪伟的劝返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徐雪伟的情绪却反复波动，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回国投案自首。
　　就在这时，一个电话坚定了徐雪伟的决心。
　　电话这头是2017年7月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任标。在“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上，徐雪伟和任标分别是第91号和92号，均为江苏江阴市人，外逃前都是企业“一把手”，涉嫌罪名都和经济犯罪有关。
　　共同点不止于此，两人都是举家外逃，并且亲属在国外都极度不适应，不愿再过心惊胆战的外逃生活。
　　考虑到任标和徐雪伟的相似经历，追逃工作组决定由任标“现身说法”，对徐雪伟开展“攻心”工作。
　　电话里，任标向徐雪伟讲述自己回国投案自首以后的情况，介绍归案“百名红通人员”后续处理情况，阐明中央追逃办对“主动回国投案自首可以依法争取宽大处理”的政策，徐雪伟受到很大触动。
　　追逃工作组前期扎实的基础工作，给徐雪伟施加了巨大压力，加上任标的规劝，左右摇摆的徐雪伟最终下定决心，于2017年9月回国投案自首。

外逃的日子不好过17年不敢写自己的中文名

　　“百名红通人员”张丽萍，外逃前曾任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999年8月张丽萍逃往泰国，后长期藏匿于秘鲁。
　　2016年3月，上海市追逃办锁定张丽萍的藏匿行踪后，派出工作组赴秘鲁，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开展劝返工作。
　　“这双鞋蛮好看的嘛。”第一次在秘鲁见面，张丽萍脚上的上海绣花鞋，引起了工作组人员的注意。
　　话音刚落，张丽萍的眼泪就掉了下来：“这是我妈妈去年托人带来的，但是现在父母都没了。”
　　外逃了17年，张丽萍既不能对双亲尽孝，也无法尽到做母亲的责任。父母去世、儿子婚礼，她都不敢回来。
　　工作组人员向张丽萍讲述了国内国际反腐败大势，向其详细解说宽严相济的政策。在法律事实面前，迫于各方压力，张丽萍最终决定回国投案。
　　签署自愿认罪书、写下中文名字的刹那，张丽萍又哭了。她说，在秘鲁的17年，她从来没有用过自己的中文名，生怕被别人发现踪迹，只能隐姓埋名。
　　2016年3月27日，潜逃境外17年的“百名红通人员”第63号张丽萍被成功劝返回国。

制造外逃假象实则在境内辗转逃窜

　　2013年6月3日，广州市花都区政协原主席王雁威，通过花都区政协办公室向区委请假治病后，便从人间蒸发，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相关组织正在核查王雁威去了哪儿时，收到了一封署名王雁威从美国寄来的信件，内容是辞职到美国治病的书面申请。经鉴定，这封信确实出自王雁威之手。在大家半信半疑时，公安部门又接到一个匿名举报电话，说有人看见王雁威在加拿大喝早茶。时而美国，时而加拿大，王雁威究竟躲在哪里？
　　广东省纪委要求专案组兵分两路，一方面对其出境情况和目的地进行调查，另一方面对王雁威是否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初核。然而，让办案人员意外的是，在出入境部门始终找不到王雁威的出境记录。
　　此后，广州市追逃办对案情线索重新起底和深入分析，经过详细排查，发现王雁威在国外没有可以投靠的亲属或朋友，最近两年也没有海外行踪。
　　专案组分析，之前侦查的方向未必准确，王雁威或许就没有出国。专案组进一步加强基础工作，对王雁威案涉案人进行排查，顺藤摸瓜。2016年6月，终于在广东将辗转逃窜大半個中国的王雁威抓捕归案。

32次交锋实现“人赃并获、罪罚兼备”

　　2016年11月12日，“百名红通人员”第5号嫌犯闫永明从新西兰回国投案。追回他也是一波三折。他从最初的不认罪、不回国投案，到不认罪但愿意缴纳赃款，再到最后实现“人赃俱获、罪罚兼备”的目标。
　　闫永明逃到新西兰后，吉林警方重新梳理闫永明案，固化证据链，向新西兰警方移交相关犯罪证据以及法律文书等资料，并就引渡追赃等问题进行证据交换和协商。
　　新西兰方面依法查扣、冻结闫永明相关资产近3500万新西兰币（约合1.7亿人民币），并以涉嫌洗钱罪对其提起诉讼，有效挤压了其在新西兰的生存空间。
　　2016年，在中央追逃办的直接指挥下，经中国和新西兰警方密切配合，对闫永明的劝返工作拉开序幕。闫永明初期对专案组的抵触情绪十分强烈，对回国投案自首的宽大政策完全听不进去。
　　工作组依据前期侦查结果，亮出一系列铁证，使其心理防线开始瓦解。之后，专案组乘势而上，耐心细致向其讲解回国投案自首、主动退缴赃款的宽大政策，有理有据地为其分析拒绝配合的严重后果。
　　在中新两国联合执法的强大压力下，经过32次正面交锋，终于使闫永明认识到回国投案、退缴赃款是最好的选择。
　　2016年11月12日，潜逃海外15年的闫永明结束了逃亡生涯归案。

头号嫌犯杨秀珠从“我有错”到“我认罪”

　　2017年10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贪污受贿案，在听完法院宣判后，杨秀珠当庭表示认罪不上诉。
　　在2016年11月16日杨秀珠归案时曾说：“确实是我的错，我要认账。”
　　从“我有错”到“我认罪”，背后是中央追逃办、浙江省追逃办等部门的艰辛努力。
　　杨秀珠刚刚回国时，依然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自己作为“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主动回国投案自首，对其他外逃人员归案具有引导意义，只要把赃款退一退，应该不至于吃牢饭。
　　此外，她还以为，经过13年，许多证据都烟消云散了，便不积极配合调查，对犯罪事实百般抵赖。
　　经过仔细分析，浙江省追逃辦采取两步走的战略。先为其治疗眼疾，给予人道关怀。同时，固化杨秀珠案的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在此基础上，严肃指出杨秀珠的犯罪事实及证据，并向其讲解涉嫌犯罪的罪名及追诉标准和判处刑期，严厉“敲打”与苦口婆心并用，摆事实、讲道理，讲政策、讲法律。杨秀珠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最终在法庭宣判时当庭表示认罪服法、不上诉。
　　（摘自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