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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1848—1908），浙江瑞安人。晚清著名的朴学大师，在小学、经学、金石学、文献学等领域均有深厚的造诣。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孙诒让在小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与其在版本鉴定等方面的修养是分不开的，这从他对《说文解字·木部》残卷的辨伪上可以看得出来。
《说文解字·木部》残卷，是当时与孙诒让关系密切的著名版本鉴定家莫友芝的一个大发现。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贵州独山人，工于版本辨伪。他从安徽黟县县令张仁法（字廉臣）处得“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共一百八十八字，自谓“此吾西州漆书也”，并撰《笺异》一卷，以举正严可均、段玉裁两家校注之不足。莫友芝认为，《木部》残卷中有《周礼》释文等，是一字千金的稀世之珍；残卷于《说文解字》全书仅占五十五分之一，但假如校定《说文解字》时能广求民间，多收几部像《木部》这样的文献，就能帮助订正《说文解字》的错误。莫友芝此论一出，立刻得到学界反响。著名学者刘毓崧通过详考唐代避讳规律，得出了此残卷刊印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的结论。①谭献也说：“子偲撰《笺异》一卷跋语，证之群籍，而段若膺注、严铁桥校语多与暗合。予尝言许书原本为传写所讹夺者不少，此唐本流传仅当全书五十五分之一，而异同之多如此。徐氏二本所不逮，亦有当用徐本订正者。字经三写，何能画一？是所望于好学深思者矣。”②
面对这样一部海内烜赫的文本，孙诒让并没有盲目崇拜。同治三年（1864）即莫氏《笺异》问世的第二年，年仅17岁的孙诒让通过对时人惊为秘籍的《说文解字·木部》残卷的悉心雠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书戴侗〈六书故〉后》③曰：
此书所引唐本《说文》，今之治小学者习知之。近独山莫氏友芝得唐本《说文》木部之半，笺校刊行。以此书木部所引唐本二条核之，并不合。（此书木部椅字注，唐本及莫本止竹革一纽，械字注唐本《说文》或说内盛为器，外盛为械。莫本作一曰有盛为械，无盛为器。）友人歙县汪茂才宗沂语余曰：此乃其乡一通小学者所伪作，其人彼尚识之。莫号能鉴别古书，乃为所欺，可口（笑）也。近人得莫本，多信为真，虑世之为仇校之学者将据以羼改诗书，故附识之。（孙诒让自注：莫本每叶十八行，每行上下匀写二文，行款与二徐大异。唐本字书，今不可见，然石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并不匀排字数，足验唐宋字书行款不甚相远。又莫本卷尾附米友仁鉴定跋，称篆法说文六帙。案：唐本在宋时犹今之明写本，固非绝无仅有之物，况许书唐本全帙，彼时尚有流传，何得残剩六纸，遽登秘府，又命词臣鉴定，其为伪迹显然，莫氏自不察耳。）
这是孙诒让对《说文·木部》残卷的首次公开批评。他认为，残卷与元代戴侗《六书故》所引的真正唐本《说文解字》“木部”的内容不符，加上友人汪宗沂又认识残卷的作伪者，且卷后题跋也有作伪的可能，因此，所谓的“唐写本”在孙诒让看来毫无疑问是一时伪作。
后来，孙诒让对《说文·木部》残卷又有过一次批评，今存于雪克先生辑录、整理出版的《籀庼遗著缉存》“讽籀余录”条下。据多年整理孙诒让遗著的雪克先生考订，“‘讽籀余录’约作于同治五年（1866）后，是孙诒让19岁时的作品。”④其中“唐写本《说文·木部》”曰：
独山莫氏友芝得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于皖中，仪征刘氏毓崧考定为元和时人书，其间于唐讳间有失避者，刘氏又据唐碑刻证为笔误，其本善处多异二徐，而与段注、严议暗合。莫氏既为影摹刊行，又校其文为《笺异》一卷。世之治小学者诧为秘籍，而余窃有疑焉。二徐本惟部首字跳行书，余文则皆随注之繁简连属书之，唐本均排字数，每叶必三十六文，上下分为二列，与二徐本绝异。或谓二徐注本增多，今本行款，或其所改。然宋刻字书若《玉篇》、《类篇》诸书无不如是，既《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唐石刻本亦然，是二徐固未可遽谓非许书旧式矣。
至篇末有米友仁跋二行云：“右唐人书篆法《说文》六纸，臣米友仁鉴定恭跋。”莫君据以为南宋初曾入秘府，经元晖鉴定，故夹缝中尚有绍兴小玺。此则可疑之大者。盖唐本之在宋代，犹今之明写本耳，流传虽少，要非绝无仅有之物，故南渡后，晁、陈书目尚有著录，此时内府所储，当尚不少。而许书唐钞，汴京时尚有全帙，晁以道犹得记其异文，此六叶者，在全书止四十四分之一，既非知名人书，且唐书具在，又非若《文馆词林》（见《中兴馆阁录》）、《文思博要》（见《云烟过眼录》）诸书之残帙仅存者，乃何以亦蒙收录，登诸秘阁，且命词臣为之鉴定？然则唐本之真赝，故亦未可定也。（宋时法书、名画及秘本书籍，悉降付秘书省，《中兴馆阁录》载之颇详，亦无唐本《说文》也。）
可以说，孙诒让这次的意见比第一次更加详密，言语表述也客观缜密得多。我们认为，孙诒让的考证有理有据，非常有说服力。并且，这种敢于质疑、敢于向权威挑战的治学态度也是难能可贵的。
因在曾国藩幕府的张文虎，也是清末著名的学问家，时常与孙诒让之父孙衣言（曾国藩的得意弟子，曾历任江浙各省的布政使）交接，二人还经常一起参加文人雅会，曾在所著《舒艺室诗存》中就对此事有所记载。文曰：时莫友芝得唐写残本《说文·木部》之半，自撰笺异，曾国藩命刊行于世，杨见山，张文虎为之校勘。孙诒让览而疑之，有书一篇以著其说。
注释
①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21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②谭献《复堂日记·丙寅（186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③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卷七
④雪克辑点《籀庼遗著辑存》144页，齐鲁书社，1987
（通讯地址：250014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说文解字·木部》残卷，是当时与孙诒让关系密切的著名版本鉴定家莫友芝的一个大发现。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贵州独山人，工于版本辨伪。他从安徽黟县县令张仁法（字廉臣）处得“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共一百八十八字，自谓“此吾西州漆书也”，并撰《笺异》一卷，以举正严可均、段玉裁两家校注之不足。莫友芝认为，《木部》残卷中有《周礼》释文等，是一字千金的稀世之珍；残卷于《说文解字》全书仅占五十五分之一，但假如校定《说文解字》时能广求民间，多收几部像《木部》这样的文献，就能帮助订正《说文解字》的错误。莫友芝此论一出，立刻得到学界反响。著名学者刘毓崧通过详考唐代避讳规律，得出了此残卷刊印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的结论。①谭献也说：“子偲撰《笺异》一卷跋语，证之群籍，而段若膺注、严铁桥校语多与暗合。予尝言许书原本为传写所讹夺者不少，此唐本流传仅当全书五十五分之一，而异同之多如此。徐氏二本所不逮，亦有当用徐本订正者。字经三写，何能画一？是所望于好学深思者矣。”②
面对这样一部海内烜赫的文本，孙诒让并没有盲目崇拜。同治三年（1864）即莫氏《笺异》问世的第二年，年仅17岁的孙诒让通过对时人惊为秘籍的《说文解字·木部》残卷的悉心雠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书戴侗〈六书故〉后》③曰：
此书所引唐本《说文》，今之治小学者习知之。近独山莫氏友芝得唐本《说文》木部之半，笺校刊行。以此书木部所引唐本二条核之，并不合。（此书木部椅字注，唐本及莫本止竹革一纽，械字注唐本《说文》或说内盛为器，外盛为械。莫本作一曰有盛为械，无盛为器。）友人歙县汪茂才宗沂语余曰：此乃其乡一通小学者所伪作，其人彼尚识之。莫号能鉴别古书，乃为所欺，可口（笑）也。近人得莫本，多信为真，虑世之为仇校之学者将据以羼改诗书，故附识之。（孙诒让自注：莫本每叶十八行，每行上下匀写二文，行款与二徐大异。唐本字书，今不可见，然石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并不匀排字数，足验唐宋字书行款不甚相远。又莫本卷尾附米友仁鉴定跋，称篆法说文六帙。案：唐本在宋时犹今之明写本，固非绝无仅有之物，况许书唐本全帙，彼时尚有流传，何得残剩六纸，遽登秘府，又命词臣鉴定，其为伪迹显然，莫氏自不察耳。）
这是孙诒让对《说文·木部》残卷的首次公开批评。他认为，残卷与元代戴侗《六书故》所引的真正唐本《说文解字》“木部”的内容不符，加上友人汪宗沂又认识残卷的作伪者，且卷后题跋也有作伪的可能，因此，所谓的“唐写本”在孙诒让看来毫无疑问是一时伪作。
后来，孙诒让对《说文·木部》残卷又有过一次批评，今存于雪克先生辑录、整理出版的《籀庼遗著缉存》“讽籀余录”条下。据多年整理孙诒让遗著的雪克先生考订，“‘讽籀余录’约作于同治五年（1866）后，是孙诒让19岁时的作品。”④其中“唐写本《说文·木部》”曰：
独山莫氏友芝得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于皖中，仪征刘氏毓崧考定为元和时人书，其间于唐讳间有失避者，刘氏又据唐碑刻证为笔误，其本善处多异二徐，而与段注、严议暗合。莫氏既为影摹刊行，又校其文为《笺异》一卷。世之治小学者诧为秘籍，而余窃有疑焉。二徐本惟部首字跳行书，余文则皆随注之繁简连属书之，唐本均排字数，每叶必三十六文，上下分为二列，与二徐本绝异。或谓二徐注本增多，今本行款，或其所改。然宋刻字书若《玉篇》、《类篇》诸书无不如是，既《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唐石刻本亦然，是二徐固未可遽谓非许书旧式矣。
至篇末有米友仁跋二行云：“右唐人书篆法《说文》六纸，臣米友仁鉴定恭跋。”莫君据以为南宋初曾入秘府，经元晖鉴定，故夹缝中尚有绍兴小玺。此则可疑之大者。盖唐本之在宋代，犹今之明写本耳，流传虽少，要非绝无仅有之物，故南渡后，晁、陈书目尚有著录，此时内府所储，当尚不少。而许书唐钞，汴京时尚有全帙，晁以道犹得记其异文，此六叶者，在全书止四十四分之一，既非知名人书，且唐书具在，又非若《文馆词林》（见《中兴馆阁录》）、《文思博要》（见《云烟过眼录》）诸书之残帙仅存者，乃何以亦蒙收录，登诸秘阁，且命词臣为之鉴定？然则唐本之真赝，故亦未可定也。（宋时法书、名画及秘本书籍，悉降付秘书省，《中兴馆阁录》载之颇详，亦无唐本《说文》也。）
可以说，孙诒让这次的意见比第一次更加详密，言语表述也客观缜密得多。我们认为，孙诒让的考证有理有据，非常有说服力。并且，这种敢于质疑、敢于向权威挑战的治学态度也是难能可贵的。
因在曾国藩幕府的张文虎，也是清末著名的学问家，时常与孙诒让之父孙衣言（曾国藩的得意弟子，曾历任江浙各省的布政使）交接，二人还经常一起参加文人雅会，曾在所著《舒艺室诗存》中就对此事有所记载。文曰：时莫友芝得唐写残本《说文·木部》之半，自撰笺异，曾国藩命刊行于世，杨见山，张文虎为之校勘。孙诒让览而疑之，有书一篇以著其说。
注释
①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21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②谭献《复堂日记·丙寅（186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③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卷七
④雪克辑点《籀庼遗著辑存》144页，齐鲁书社，1987
（通讯地址：250014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