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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回顾百年来敦煌写卷《王梵志诗集》散佚整理与辑集研究的漫长历程,勾勒了老一辈学者艰辛的学术足迹,展示了新一代学者辉煌的学术成就,同时也指出王梵志及其诗歌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以期促进学者们对这位沉寂了数百年的唐代著名白话诗人及整个敦煌学作进一步的探究。
关键词:王梵志诗集;整理研究;百年总结
王梵志是唐代著名的白话诗人。他的诗唐宋时代广为流传,颇有影响,范摅《云溪友议》、何光远《鉴戒录》等近二十种著述俱有称引;郑樵《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别集类》皆著录《王梵志诗》一卷。唐代,王梵志诗还远传国外,日本平安朝时代(公元784—897年,当我国中晚唐时期)藤原佐世编的《日本国现在书目录》(三九)《别集家》著录“王梵志集二,王梵志诗二卷”?譹?訛。然明代以后,王梵志诗歌传者渐少,至清编《全唐诗》,竟只字未收他的作品。
清末,敦煌石室打开,大量宝贵的唐五代写卷重见天日,其中就包括《王梵志诗集》的多个写卷。人世沧桑,而今已百年。抚今追昔,回眸敦煌写卷《王梵志诗集》从上世纪伊始被劫流散域外,到学者们特别是我国学者追踪搜集、爬梳整理以至结集研究的百年历程,可使我们深深感受到旧时代我们民族的那段苦难、老一辈学者的拳拳赤子之心与学术上的艰难追求,同时也使我们看到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一代学者承前启后、努力创建的辉煌学术业绩。这对激励当代学人进一步增强民族意识与时代紧迫感,加快社会主义新学术、新文化建设,促进中华民族全面复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王梵志诗集》的流散与整理结集
1900年5月,神奇的敦煌藏经洞打开,千年前数万件以上各阶层人士手写的汉文卷册重见天日。对这批极其珍贵的文化宝藏,处在内忧外患中的清政府根本不予重视;而当时列强在华的一批文化间谍听到消息后,接踵来到西域掠夺,致使这批文化珍品空前惊人地流失散佚;《王梵志诗集》也随之被劫藏到英、法、俄、日等国。1907年及其后的20年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曾四次去敦煌,窃往英国的文书有近万件,其中《王梵志诗集》写卷有下列12个,今藏不列颠博物院:
(1)S.0788原卷卷端题“王梵志诗集并序上”。卷末三次题记:“大云寺学士郎邓庆长。”原卷残损,序文尚全,存诗15首,残诗3首。(2)S.1399原卷前后与上下严重残损,唯存残诗13首。(3)S.2710原卷末题“王梵志一卷”,接有题记:“清泰四年丁酉岁十二月合书,吴儒贤书,从头自续氾富川。”(按:五代后唐末帝“清泰”只有三年,丁酉岁为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937年,题记有误)存诗65首,残诗1首。(4)S.3393原卷卷端题“王梵志诗一卷”,卷末题“王梵志诗一卷尽”。可辨的日期有“二月二十六”、“二月十八”等,余则涂抹不清。存诗91首,残诗1首。(5)S.4277原卷前后皆残,存诗23首。(6)S.4669原卷前后俱残,存诗22首,残诗5首。(7)S.5441原卷前为“季布骂阵词文”,词文末有题记:“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四月十日氾礼目学士郎阴奴儿自手写季布一卷。”次为王梵志诗,卷前三次题“王梵志诗集卷中”。卷末残,存诗19首,残诗2首。(8)S.5474原卷前后严重残损,唯存诗4首,残诗1首。(9)S.5641原卷前后残损,唯存诗25首,残诗2首。(10)S.5794原卷前后残损严重,上方亦有残损,唯存11行,残诗12首。(11)S.5796原卷卷端题“王梵志诗集卷上并序”。次为序之全文。次存诗2首,残诗1首。余皆残损。(12)S.6032原卷前后严重残损,唯存诗4首,残诗1首。
另有S.0516《历代法宝记》载无住和尚引王梵志诗1首。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窃走文书精品六千多件,其中《王梵志诗集》写卷有下列15个,今藏巴黎国家图书馆:
(1)P.2607原卷题“王梵志诗一卷”。此卷为习字者信笔所书,仅有诗半句。(2)P.2718原卷前为王梵志诗,首末题“王梵志诗一卷”,存诗91首,残诗1首。次为《茶酒论》一卷,卷末有题记:“开宝三年壬申岁正月十四日知术院弟子阎海真自手书记。”(按:“开宝三年”为庚午,即公元970年;“壬申岁”为开宝五年,题记有误)(3)P.2842原卷为卜筮书,已残。背面用道书补缀。补缀处其上有《太上玄一真人真锭光说无量妙道转神入定妙经》残文;接为王梵志诗,首题“王梵志诗一卷”,末有题记:“己酉年二月十三日学士郎全文。”然唯录诗14首。(4)P.2914原卷前部分残损,卷末题“王梵志诗卷第三”。次行题记:“大汉天福三年庚戌岁闰四月九日金光明寺僧自手建记写毕。”次行又题记:“大汉天福三年岁次甲寅七月二十九日金光寺僧大力自手记。”隔行题:“王梵志诗卷第一。”下接书《兄弟须和顺》诗一首。(按:“庚戌岁”为后汉隐帝刘承祐乾祐三年,公元950年,题记年号或干支有误)存诗21首,残诗2首。(5)P.3211原卷首尾俱残,存诗57首,残诗4首。(6)P.3266原卷前后残,存诗41首,残诗1首。(7)P.3418原卷前后俱残,存诗46首,残诗1首。(8)P.3558原卷卷端题“王梵志诗一卷”,卷末题“三年正月十七日三界寺”。存诗91首,残诗1首。(9)P.3656原卷首末题“王梵志诗一卷”,存诗91首,残诗1首。(10)P.3716原卷首末题“王梵志诗一卷”,存诗91首,残诗1首。(11)P.3724原卷首末皆残,存诗22首,残诗1首。(12)P.3826原卷前部分为佛教文字;次为王梵志诗,首题“王梵志诗集卷”,接录诗半首。(13)P.3833原卷前部分残,卷末题“王梵志诗卷第三”,次行题记:“丙申年二月拾九日莲台寺学郎王和通写记。”存诗52首,残诗2首。(14)P.4094原卷前部分残,下方亦残损多处,卷末题“王梵志诗集一卷”,次行题记“王梵志诗上、中、下三卷为一部,又(下残五至七字)”;次行又题记“唯大汉乾祐二年岁当己酉白藏南(下残五至六字)”,次行接书“叶节度押衙樊文升奉命遣写诗(下残三至四字)”,次行接书“册谨录献上伏乞容纳请赐(下残三至四字)”。存诗58首,部分诗有残损。(15)P.5916原卷题“王梵志诗集卷上”,原卷情况尚不清楚。
另有P.2125《历代法宝记》、P.3201与P.3876之《佛书》三个写卷,各引王梵志诗1首。
1900至1914年间,奥勃鲁切夫、鄂登堡等先后到敦煌,窃往沙皇俄国的写卷达万件以上,长期深■幽闭,秘不示人。1963年莫斯科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第一册,其中《王梵志诗集》写卷有五个:
(1)苏.1456原卷卷首残损,卷末题记:“大历六年(771)五月日抄王梵志诗110首沙门法忍写之记。”这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王梵志诗写卷,与斯坦因、伯希和所劫王梵志诗写卷的内容皆不同,文献价值极为重要。此卷存诗44首,部分文字残缺。(2)苏.1487原卷首末俱残,下部边缘亦残破,唯存24残行,诗13首,部分已残。(3)苏.1488原卷前后俱残,唯存24行,诗21首,部分诗句已残。(4)苏.2852原卷前后俱残,唯存5残行,诗1首,残诗2首。(5)苏.2871原卷前后及上部皆残,唯存15行,诗8首,部分已残。
除上述三个地方的藏本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散录》?譹?訛著录李盛铎藏有“散.219”号,为“王梵志诗卷一,辛巳年十月写本”,尚未公之于世;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藏一王梵志诗敦煌写卷,为王梵志诗集一卷抄本,存诗8首。
综上,王梵志诗敦煌写卷共34个(不含其他四个引用王诗的写卷)。其中明确题署卷次者17个,其编次可分为三类:(1)三卷本,即卷第一、第二、第三,与卷上、卷中、卷下之三卷本;(2)一卷本,即标明为一卷本者;(3)法忍本,即法忍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本。目前,三卷本的两种序号内,前者只存“卷第三”,后者唯存“卷上”、“卷中”,两相对应的卷次尚未发现,因此两种编次的相应各卷,所收作品是否完全相同,一时还难以断定。而且三卷本、一卷本、法忍本三类编次之各卷作品,亦无一首彼此相互重复。至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中所引王梵志诗,也无一首与三卷本、一卷本、法忍本中的作品相重复。
上述王梵志诗集的庋藏及编次情况,是学者们、主要是我国的学者们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才查考清楚的。我国学者刘复(半农)远涉重洋,最早对巴黎藏敦煌王梵志诗写卷加以抄录整理。1925年,他把从巴黎抄回的三个王梵志诗写卷编入《敦煌掇琐》:“琐三○”(P.3418)、“琐三一”(P.3211)、“琐三二”(P.2718)?譹?訛。其中,只有“琐三二”原卷题记标明“王梵志诗一卷”;另外两个由于原卷残损,只笼统题为“五言白话诗”,实际亦是王梵志诗写卷。1926年前后,胡适在欧洲也曾阅读过《王梵志诗集》的部分敦煌原卷。迨1935年郑振铎编辑的《世界文库》第五册出版时,收入《王梵志诗一卷》与《王梵志拾遗》。《王梵志诗一卷》乃据P.2718、P.3266两个王梵志诗写卷校录而成;《王梵志拾遗》则据胡适《白话文学史》所引P.2914写卷中的五首王梵志诗,及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中的王梵志遗诗辑集而成。该册《文库》收诗数量虽不多,却是王梵志诗的最早校录本,文字校勘和诗歌分首亦较《掇琐》前进了一步。然而,伯希和劫取的王梵志诗敦煌写卷到底有多少种?直至20世纪60年代,王重民编辑的《伯希和劫经录》?譺?訛出版,才将巴黎藏王梵志诗写卷的概貌反映出来。王重民在法国查明:巴黎藏王梵志诗敦煌写卷有十个:P.2718、P.2842、P.2914、P.3211、P.3266、P.3558、P.3656、P.3716、P.3833、P.4094等;另外两个P.3418、P.3724标为“五言白话诗残卷”者,经后来考证,实际亦是王梵志诗写卷。
伦敦藏王梵志诗写卷,日本昭和七年(1932)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首先收入S.0778。1936年,我国学者向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阅览了伦敦所藏五百个左右的敦煌写本,先后写出了《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③,著录了S.0778、S.2710、S.3393、S.5441、S.5474、S.5796等六种王梵志诗写本。1957年我国学者刘铭恕,据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摄全部敦煌原卷胶片,编成《斯坦因劫经录》?譼?訛。《劫经录》明确著录伦敦藏王梵志诗写卷有十个:即向氏著录的六个,再加S.1399、S.4669、S.5641、S.5794四个;同时著录的两个“禅诗”写卷S.4277、S.6032,后经考证,也是王梵志诗写卷。刘铭恕还考证出P.3211(即“琐三一”),正是S.5441王梵志诗集“卷中”的内容,从而使长期按无名氏“五言白话诗”处理的P.3211写卷,亦归入王梵志诗集中。至此,斯坦因劫经中王梵志诗写卷的面貌,也基本得到澄清。
鄂登堡等所劫王梵志诗集的五个写卷,除苏.1456原卷题记明确标为“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外,后四个写卷经张锡厚考证,苏.1487、苏.2871两个写卷的诗,已见于P.3833王梵志诗集卷第三;苏.1488中的诗,已见于P.2718王梵志诗一卷;苏.2852中的诗,则见于P.3418、P.3724两个王梵志诗残卷?譽?訛。所以这后四个卷子,当然也是王梵志诗写卷。
第一个将敦煌王梵志诗写卷化零为整、辑断简散篇为专集者,是我国学者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该书成稿于1979年,1983年10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前五卷大体据敦煌原卷“卷次”编排,收入斯坦因、伯希和与苏编王梵志诗写卷29个(苏.1456号因当时尚未完全公布,仅录诗六首)。张氏曾用竭泽而渔的办法,查阅伦敦藏斯坦因本全部编号(0001─6980)的胶片、伯希和本的有关照片,及王梵志诗的有关资料?譾?訛,因此除少数几个卷子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见外,《王梵志诗校辑》前五卷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已知的王梵志诗敦煌写卷。张氏还把《诗式》、《云溪友议》、《林间录》、《梁溪漫志》、《焦氏易林》等19种诗话、笔记、小说、类书、佛藏等典籍中散见的王梵志诗34首,一并辑为第六卷。全书共收诗348首?譿?訛,成为当时辑诗最多、最全的本子。该书系统地从敦煌遗书中整理编辑出王梵志诗歌的“全集本”,在我国敦煌学界是前所未有的创获。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长期整理研究王梵志诗歌,他的《王梵志诗集·附太公家教》(后附校注)与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先后成书,于他去世后的1982年在巴黎出版,然收诗数量及文字校订皆不及张氏《校辑》。
王梵志诗歌的释注,据笔者所知始于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见《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5、6期),然只限于P.3211、P.3418两个卷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学者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分《研究篇》与《校注篇》)出版?譹?訛。朱氏校注王梵志诗歌的数量虽大大增加,但仍然不全。
1991年10月,项楚《王梵志诗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的编次,前六卷仿戴密微《王梵志诗集》及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卷七收入项氏1988年8月从欧洲友人处新获的法忍大历六年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残卷影本中的诗44首,又吸收朱凤玉的研究新成果,将苏.1456号与S.4277号合并,朱氏证明,这两个残卷原为法忍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的同一个写卷,因断裂为二,才被劫藏两地,所以张锡厚《校辑》存疑的S.4277号残卷中的诗,亦被项楚正式录入王梵志诗正文,从而使该书校录的王诗总数达390首之多,真正成了王梵志诗歌的“全辑本”。在王梵志诗卷的文字考订方面,项氏前此曾发表过一系列论文,诸如《〈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王梵志诗校辑〉匡补》、《王梵志诗校注》等等?譺?訛,“其间新见胜义,纷陈叠出,钩沉发微,创获实多,堪称王梵志诗校理方面的空前绝后之作”③。待此书出,文字考订益加精粹。该书还对语词事典详加训释,功力独到;对三类不同编次的写卷,项楚在其编辑年代的考证方面,亦颇多新见(此点下文述及)。全书皇皇80万字,成为目前《王梵志诗集》整理与释注最为完善的本子。
王梵志及其诗歌的研究探讨
王梵志及其诗歌的研究探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始创期,自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建立前。应当说,对王梵志及其诗歌的研究探讨,是与对其诗集的爬梳整理同时开始的;然而若论对王梵志及其诗歌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开掘,则是从胡适开始的。1927年胡适发表了《白话诗人王梵志》一文?譼?訛,这是现代学术界率先对王梵志及其诗歌所进行的多方面探讨;1928年胡适又出版了《白话文学史》?譽?訛,该书第二编第十一章“唐初的白话诗”,辟出“白话诗人王梵志”专节,对王梵志及其诗歌加以全面介绍。胡适对王梵志研究的贡献有三方面:第一,依据当时仅见的几个标有年代的写卷,及《桂苑丛谈》、《太平广记》等笔记、小说中的有关资料,最先考证出王梵志的生活时代与家世籍贯,指出王梵志是隋末唐初的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人。第二,胡适最先考证出《王梵志诗集》唐时“共有三卷”且盛传于民间;另外,费衮《梁溪漫志》卷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等书中还存有佚诗十首,从而使学界第一次对王梵志诗歌有了大体的了解。第三,胡适还第一次从文学史的高度盛赞王梵志是7世纪的“白话大诗人”,其诗“流传很远,遂开白话诗的风气”,盛唐时期的寒山、拾得等都是学习王梵志的,且一直影响到宋代黄庭坚、范成大等一大批诗人。胡适开创性研究成果的发表,使沉寂了数百年的王梵志及其诗歌终于又回到唐代诗坛。
胡适对王梵志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譾?訛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譿?訛第十三章“初唐的诗歌”等,都纷纷把对王梵志的研究成果写入书中。郑振铎称王梵志是“真正的白话诗人”;刘大杰说王梵志“在唐初诗坛中不受时尚,而又对后代大诗人发生过影响,在文学史上是应当给他一点介绍的”。
中国学界对王梵志的研究,也引起了世界敦煌学者的极大兴趣。1933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解说》一书出版,首先向日本读者介绍王梵志和他的诗歌。矢吹氏认为,现有的《王梵志诗集》“就其通俗的白话语言来看”与“乡党学究所作”“亦是同类作品”。矢吹氏的话为后来《王梵志诗集》的作者以及诗歌的通俗性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启示。但是矢吹氏以为“王梵志或许是王维”?譹?訛的这一看法则是不可取的。小沼胜卫编纂的《隋唐盛世》②一书,在介绍王梵志诗歌的同时,指出“中唐,由元、白倡导兴起来的平易诗风,也并不是突然兴起的”,王梵志便是“其出色的先辈”。这一论述,为唐代通俗诗派的研究开阔了思路。
(二)发展期,自1949年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此期,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的王梵志研究显得比较冷清,唯杨公冀的《唐民歌二十八篇考释后记》,以诗、史互证的方法确凿地考证出“王梵志诗”创作于初唐至开元年间③;此外就是五六十年代先后出版的几部文学史,从唐初租庸调剥削的残酷、不同阶级贫富的悬殊、人民深表不满等方面,对王梵志诗歌作了简略的介绍?譼?訛。比较而言,这一时期国际敦煌学界的王梵志研究却相当活跃,日本学者内田泉之助、入矢义高、神田喜一郎、金冈照光,法国学者戴密微等一批研究王梵志诗歌的人,围绕着王梵志的时代生平、诗歌内容、诗歌艺术与文学史地位及影响等问题,深入研究,争鸣热烈,成就引人瞩目。如王梵志生活的时代,有的赞成胡适成说;有的则另标新异,或以王梵志是天宝、大历间人,或说王梵志乃晚唐人,他们认为“象胡适那样,把王梵志生年提前到大约六○○年左右的隋朝是根本不合适的”?譽?訛。甚或,有的学者干脆否定王梵志其人的存在?譾?訛。关于王梵志的身份,学者们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以为王梵志是西域“胡僧”或“化俗法师”?譿?訛,有的说王梵志是寒山一样的“僧侣诗人”?讀?訛等等。
与王梵志研究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王梵志诗集》中的作品是否为王梵志一人所作?这个问题过去一直被学者们忽略。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在精心研究当时所知为王梵志作品的十多种敦煌写卷后首先指出:“很有可能,王梵志的名字已经和一种多少照他的方法模仿写出来的新诗联系在一起,人们从这种诗中得到启发,并把这一切都归于王梵志笔下。”就是说《王梵志诗集》的作者并非一人。戴氏认为,只有“编过号的三卷王梵志诗”,“才配得上他的大名”,而没有编号的一卷王梵志诗,“显然是一本由佛教僧侣编纂的一本有教育意义的简易读物”?讁?訛。以后的研究表明,戴氏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关于王梵志其人,此期的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对其诗歌却大都予以肯定。学者们认为:王诗内容方面呈现出多义性和矛盾性,既有佛教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说教,也有儒家伦理道德的宣扬;既描写社会贫富不均、民不聊生,官吏贪赃枉法、横征暴敛的现实,也抒发做好事不得好报的牢骚等等,内容十分广泛。而王梵志诗歌艺术上的特点,此期学者们探究得并不多,只是就总体上概括地、粗线条地加以描述。入矢义高认为,“在王梵志诗中占支配地位的通俗性上,他所表现的则全是朴素无华”,“作为文学鉴赏的对象,他的诗是不能以一般唐诗的诗格来约束的”,“王梵志那样的诗,和通念上的唐诗很难相称,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可以同他相比的类似作品是没有的”?譹?訛。这番话,指出了王梵志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前野直彬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对比寒山的诗歌说:“他们的作品以说理的教训诗为特点,其中常常使用宗教的语言。一般地说,王梵志重在鄙俗的民众教化,寒山则具有浓厚的禅宗色彩,他们都爱使用当时不见于诗书的生硬俗语。”?譺?訛至于王梵志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学者们也有所涉及。内田泉之助指出,王梵志“率先以平易口语诗开一代风气”,他“也许正是口语诗的先驱”,影响直到盛唐的寒山、拾得,中唐的元稹、白居易等,“使诗歌口语化倾向得到进一步发展”③。
(三)繁荣期,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与上一时期恰恰相反,此期国际敦煌学界的王梵志研究显得比较冷清,虽有论著发表,但研究进展并不大,唯日本学者菊地英夫在《唐代敦煌社会的外貌·民众的诗》中谈道:王诗中的很多词语在日本诗人山下忆良《贫穷问答歌》中出现,尽管二者直接抒发感想的描写并不完全相同,但“敦煌古写本同日本古典作品的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譼?訛。菊地氏这段话,为进一步研究王诗在海外的影响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与国际敦煌学界冷清的局面相反,此期国内的王梵志研究却异常活跃,如火如荼。参加研讨的不仅有老一辈的著名学者任半塘、金启华等,更有一大批后起之秀;无论是研究的多角度多层面性,或是开掘的深度广度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成就之卓异,令人惊喜。1980年张锡厚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浅论》、《唐初白话诗人王梵志考略》两文分别在《文学评论》第五期、《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上发表,拉开了此期国内王梵志研究的序幕,同时也标志着王诗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二文充分利用张氏普查全部敦煌写卷所发现的王梵志新材料,对以往国际国内敦煌学界在《王梵志诗集》的作者与时代生平、诗歌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等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一加以梳理;考证论述,力求详赡。例如关于王氏所处的时代,张氏认为王梵志不是晚唐五代人,因为苏.1456号的题记明明白白写着中唐代宗“大历六年五月”,“沙门法忍”已经在抄写王梵志的诗卷了;王氏也不是天宝、大历间人,因为据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P.4978),“大唐开元二十七年……黎阳……王梵志直下孙王道”祭奠杨筠时,王梵志已经“故”去。所以结论凿凿:王梵志只能是隋末唐初人;籍贯卫州黎阳,而并非西域。
1983年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问世。此书的《前言》与这一时期张氏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多篇相关论文,如《论王梵志诗的口语化倾向》、《唐初通俗诗人王梵志》等,对王氏诗歌艺术进行了系统、深入地探讨。张氏以为王诗的主要艺术特征,首先在于比较注意刻画唐初社会的各类人物形象,通过捕捉人物某一方面的突出特点,运用艺术夸张和简练概括的语言,着墨不多而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其次,善于运用含沙射影、讥刺嘲讽的艺术手法,在嬉笑怒骂中揭露人们灵魂深处的黑暗与丑恶的东西。再者王诗长短不拘,文白夹杂,口语俚词、俗谚方音皆可入诗,既明白如话,又往往出人意料,创造出惊世骇俗、奇崛跌宕的诗歌风格。其不足之处是“形式还不够完善,甚至显得很粗糙”等等。这是当时学界中对王诗艺术特征所作的最为全面、系统和透辟的论述。此后,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纂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唐代文学史》之上编“初唐、盛唐文学”部分,张锡厚又以第八章整章的篇幅,介绍王梵志及受其影响的通俗诗人的诗歌。在唐代诗坛上,这是王梵志第一次获得与王、孟、高、岑等著名诗人同等相待的殊荣。
老一辈学者任半塘先生在《王梵志诗校辑》的序文中,对王诗的艺术也有非常精辟的概括:“若认真评价王梵志诗,实大奇特,全用五言,而翻腾转折,深刺浅喻,多出人意外。其民间气息之浓,言外韵味之厚,使读者不由不跟着他歌哭笑怒,不能自持。”并将其特点精练地概括为“俗”和“辣”:“俗”因王诗语言通俗,口语俚词皆可入诗,形式自由,信口信手随意拈弄,且大大开拓了诗歌题材的社会领域,选取一些挣扎在下层的人物形象,捕捉常见的人情世态,一一加以描述,既明白如话,又蕴含一定哲理,既容易激起人们的情趣,又发人深省;“辣”由诗人重视诗歌惩恶劝善的社会功用,敢于揭露某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灵魂中粗俗卑恶的一面,揶揄嘲讽,无情鞭挞,逐渐形成了一种泼辣犀利的诗风。
任、张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具有启迪意义,学者们纷纷起而参加王诗的研讨,从而在国内掀起了一个王诗研究热,论文著述如雨后春笋,新见胜义若波澜层叠。举其要者,唐长孺的《读王梵志诗偶见》、周启成的《王梵志诗的艺术特征》、项楚的《王梵志的一组佛教哲理诗》等等?譹?訛,各抒新见,互有发明。其间港台学者也有不少论著发表,如潘重规的《敦煌王梵志诗新探》?譺?訛、朱凤玉的《王梵志诗研究》等,也极具价值。
1991年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出版,该书《前言》部分是项氏多年研究王梵志及其诗歌的结晶,在王梵志研究方面颇多创获。如上文提到的《王梵志诗集》作者及不同编次写卷的编辑年代问题,是历来聚讼纷纭的难题,项氏广征文献,作深入细致地考证后认为,《王梵志诗集》中的作品并非王梵志一人所作,《王梵志诗集》也非一时编辑而成。这一看法虽为前人提出,但项氏的分析显得更加剀切稳妥。项氏认为王梵志全部作品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敦煌写卷中有编号的三卷本《王梵志诗集》(项氏《校注》之一、二、三卷,包括卷五中的写卷);第二敦煌写卷中标明为一卷本的《王梵志诗集》(项氏《校注》之卷四);第三,法忍抄“一百一十首”《王梵志诗集》(项氏《校注》之卷七);第四,散见于诗话、笔记、小说中的王梵志诗歌(项氏《校注》之卷六)。三卷本《王梵志诗集》主要作于初唐及武则天时代,编成于开元以前,因为其中看不到一丝禅宗南宗思想的影响,而南宗禅的兴盛是在开元以后。法忍本《王梵志诗集》主要部分乃“盛唐时期的产物”,因为“其中有许多作品明显地表现出禅宗南宗的思想”。一卷本《王梵志诗集》是在《太公家教》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太公家教》成书于八世纪后半期,所以“一卷本《王梵志诗集》编写于晚唐时期”,“出于唐代一位民间知识分子之手,而借用了王梵志的大名,以广流传”。法忍本、一卷本的诗,不见于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原因正在其后成。散见的王梵志诗歌“产生在《诗集》编定之后,……是在从盛唐、中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的很长时期内陆续产生,并附丽于王梵志名下的”,所以这些诗也不见于三卷本、法忍本、一卷本的《王梵志诗集》。结论:“王梵志诗是若干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总称。”
虽然如此,对王梵志其人,项氏并不否认,且认为最能代表其“特点和成就的,仍然是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因此项氏所论王梵志诗歌的思想和艺术,也是就三卷本诗集而言的。项氏指出,王梵志作品在反映现实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初唐文人诗歌完全没有触及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产生在这一时期的王梵志诗歌,第一次集中地、大量地表现了社会下层的生活图景。
王梵志诗歌的艺术,项氏以为质朴明快是其最显著的特点。王诗主要运用白描、叙述和议论的方法去再现生活、评价生活,从而形成了这一艺术特点。项氏的著述,无疑是此期敦煌学界王梵志及其诗歌研究的优秀成果。
《王梵志诗集》整理与研究展望
百年来,《王梵志诗集》的整理与研究虽然取得了上述诸多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被鄂登堡一伙劫走的敦煌卷子中,仍有大量的写卷至今尚未整理出来,莫斯科出版的《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第一册所录敦煌写卷,不及所藏的三分之一;只有待这批卷子全部整理完毕,公之于世后我们才能真正知道现在王梵志诗歌的辑集是否完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在研究方面,前此不少学者虽有过出色的贡献,但还不能说已尽善尽美。如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在王诗的研究方面,可以说是“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其对王诗“所录不完,在佚诗作者考证、文字校录、俗词语诠释方面亦有可议之处”③;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也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譼?訛。学术事业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责任编辑郑慧霞]
关键词:王梵志诗集;整理研究;百年总结
王梵志是唐代著名的白话诗人。他的诗唐宋时代广为流传,颇有影响,范摅《云溪友议》、何光远《鉴戒录》等近二十种著述俱有称引;郑樵《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别集类》皆著录《王梵志诗》一卷。唐代,王梵志诗还远传国外,日本平安朝时代(公元784—897年,当我国中晚唐时期)藤原佐世编的《日本国现在书目录》(三九)《别集家》著录“王梵志集二,王梵志诗二卷”?譹?訛。然明代以后,王梵志诗歌传者渐少,至清编《全唐诗》,竟只字未收他的作品。
清末,敦煌石室打开,大量宝贵的唐五代写卷重见天日,其中就包括《王梵志诗集》的多个写卷。人世沧桑,而今已百年。抚今追昔,回眸敦煌写卷《王梵志诗集》从上世纪伊始被劫流散域外,到学者们特别是我国学者追踪搜集、爬梳整理以至结集研究的百年历程,可使我们深深感受到旧时代我们民族的那段苦难、老一辈学者的拳拳赤子之心与学术上的艰难追求,同时也使我们看到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一代学者承前启后、努力创建的辉煌学术业绩。这对激励当代学人进一步增强民族意识与时代紧迫感,加快社会主义新学术、新文化建设,促进中华民族全面复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王梵志诗集》的流散与整理结集
1900年5月,神奇的敦煌藏经洞打开,千年前数万件以上各阶层人士手写的汉文卷册重见天日。对这批极其珍贵的文化宝藏,处在内忧外患中的清政府根本不予重视;而当时列强在华的一批文化间谍听到消息后,接踵来到西域掠夺,致使这批文化珍品空前惊人地流失散佚;《王梵志诗集》也随之被劫藏到英、法、俄、日等国。1907年及其后的20年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曾四次去敦煌,窃往英国的文书有近万件,其中《王梵志诗集》写卷有下列12个,今藏不列颠博物院:
(1)S.0788原卷卷端题“王梵志诗集并序上”。卷末三次题记:“大云寺学士郎邓庆长。”原卷残损,序文尚全,存诗15首,残诗3首。(2)S.1399原卷前后与上下严重残损,唯存残诗13首。(3)S.2710原卷末题“王梵志一卷”,接有题记:“清泰四年丁酉岁十二月合书,吴儒贤书,从头自续氾富川。”(按:五代后唐末帝“清泰”只有三年,丁酉岁为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937年,题记有误)存诗65首,残诗1首。(4)S.3393原卷卷端题“王梵志诗一卷”,卷末题“王梵志诗一卷尽”。可辨的日期有“二月二十六”、“二月十八”等,余则涂抹不清。存诗91首,残诗1首。(5)S.4277原卷前后皆残,存诗23首。(6)S.4669原卷前后俱残,存诗22首,残诗5首。(7)S.5441原卷前为“季布骂阵词文”,词文末有题记:“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四月十日氾礼目学士郎阴奴儿自手写季布一卷。”次为王梵志诗,卷前三次题“王梵志诗集卷中”。卷末残,存诗19首,残诗2首。(8)S.5474原卷前后严重残损,唯存诗4首,残诗1首。(9)S.5641原卷前后残损,唯存诗25首,残诗2首。(10)S.5794原卷前后残损严重,上方亦有残损,唯存11行,残诗12首。(11)S.5796原卷卷端题“王梵志诗集卷上并序”。次为序之全文。次存诗2首,残诗1首。余皆残损。(12)S.6032原卷前后严重残损,唯存诗4首,残诗1首。
另有S.0516《历代法宝记》载无住和尚引王梵志诗1首。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窃走文书精品六千多件,其中《王梵志诗集》写卷有下列15个,今藏巴黎国家图书馆:
(1)P.2607原卷题“王梵志诗一卷”。此卷为习字者信笔所书,仅有诗半句。(2)P.2718原卷前为王梵志诗,首末题“王梵志诗一卷”,存诗91首,残诗1首。次为《茶酒论》一卷,卷末有题记:“开宝三年壬申岁正月十四日知术院弟子阎海真自手书记。”(按:“开宝三年”为庚午,即公元970年;“壬申岁”为开宝五年,题记有误)(3)P.2842原卷为卜筮书,已残。背面用道书补缀。补缀处其上有《太上玄一真人真锭光说无量妙道转神入定妙经》残文;接为王梵志诗,首题“王梵志诗一卷”,末有题记:“己酉年二月十三日学士郎全文。”然唯录诗14首。(4)P.2914原卷前部分残损,卷末题“王梵志诗卷第三”。次行题记:“大汉天福三年庚戌岁闰四月九日金光明寺僧自手建记写毕。”次行又题记:“大汉天福三年岁次甲寅七月二十九日金光寺僧大力自手记。”隔行题:“王梵志诗卷第一。”下接书《兄弟须和顺》诗一首。(按:“庚戌岁”为后汉隐帝刘承祐乾祐三年,公元950年,题记年号或干支有误)存诗21首,残诗2首。(5)P.3211原卷首尾俱残,存诗57首,残诗4首。(6)P.3266原卷前后残,存诗41首,残诗1首。(7)P.3418原卷前后俱残,存诗46首,残诗1首。(8)P.3558原卷卷端题“王梵志诗一卷”,卷末题“三年正月十七日三界寺”。存诗91首,残诗1首。(9)P.3656原卷首末题“王梵志诗一卷”,存诗91首,残诗1首。(10)P.3716原卷首末题“王梵志诗一卷”,存诗91首,残诗1首。(11)P.3724原卷首末皆残,存诗22首,残诗1首。(12)P.3826原卷前部分为佛教文字;次为王梵志诗,首题“王梵志诗集卷”,接录诗半首。(13)P.3833原卷前部分残,卷末题“王梵志诗卷第三”,次行题记:“丙申年二月拾九日莲台寺学郎王和通写记。”存诗52首,残诗2首。(14)P.4094原卷前部分残,下方亦残损多处,卷末题“王梵志诗集一卷”,次行题记“王梵志诗上、中、下三卷为一部,又(下残五至七字)”;次行又题记“唯大汉乾祐二年岁当己酉白藏南(下残五至六字)”,次行接书“叶节度押衙樊文升奉命遣写诗(下残三至四字)”,次行接书“册谨录献上伏乞容纳请赐(下残三至四字)”。存诗58首,部分诗有残损。(15)P.5916原卷题“王梵志诗集卷上”,原卷情况尚不清楚。
另有P.2125《历代法宝记》、P.3201与P.3876之《佛书》三个写卷,各引王梵志诗1首。
1900至1914年间,奥勃鲁切夫、鄂登堡等先后到敦煌,窃往沙皇俄国的写卷达万件以上,长期深■幽闭,秘不示人。1963年莫斯科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第一册,其中《王梵志诗集》写卷有五个:
(1)苏.1456原卷卷首残损,卷末题记:“大历六年(771)五月日抄王梵志诗110首沙门法忍写之记。”这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王梵志诗写卷,与斯坦因、伯希和所劫王梵志诗写卷的内容皆不同,文献价值极为重要。此卷存诗44首,部分文字残缺。(2)苏.1487原卷首末俱残,下部边缘亦残破,唯存24残行,诗13首,部分已残。(3)苏.1488原卷前后俱残,唯存24行,诗21首,部分诗句已残。(4)苏.2852原卷前后俱残,唯存5残行,诗1首,残诗2首。(5)苏.2871原卷前后及上部皆残,唯存15行,诗8首,部分已残。
除上述三个地方的藏本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散录》?譹?訛著录李盛铎藏有“散.219”号,为“王梵志诗卷一,辛巳年十月写本”,尚未公之于世;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藏一王梵志诗敦煌写卷,为王梵志诗集一卷抄本,存诗8首。
综上,王梵志诗敦煌写卷共34个(不含其他四个引用王诗的写卷)。其中明确题署卷次者17个,其编次可分为三类:(1)三卷本,即卷第一、第二、第三,与卷上、卷中、卷下之三卷本;(2)一卷本,即标明为一卷本者;(3)法忍本,即法忍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本。目前,三卷本的两种序号内,前者只存“卷第三”,后者唯存“卷上”、“卷中”,两相对应的卷次尚未发现,因此两种编次的相应各卷,所收作品是否完全相同,一时还难以断定。而且三卷本、一卷本、法忍本三类编次之各卷作品,亦无一首彼此相互重复。至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中所引王梵志诗,也无一首与三卷本、一卷本、法忍本中的作品相重复。
上述王梵志诗集的庋藏及编次情况,是学者们、主要是我国的学者们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才查考清楚的。我国学者刘复(半农)远涉重洋,最早对巴黎藏敦煌王梵志诗写卷加以抄录整理。1925年,他把从巴黎抄回的三个王梵志诗写卷编入《敦煌掇琐》:“琐三○”(P.3418)、“琐三一”(P.3211)、“琐三二”(P.2718)?譹?訛。其中,只有“琐三二”原卷题记标明“王梵志诗一卷”;另外两个由于原卷残损,只笼统题为“五言白话诗”,实际亦是王梵志诗写卷。1926年前后,胡适在欧洲也曾阅读过《王梵志诗集》的部分敦煌原卷。迨1935年郑振铎编辑的《世界文库》第五册出版时,收入《王梵志诗一卷》与《王梵志拾遗》。《王梵志诗一卷》乃据P.2718、P.3266两个王梵志诗写卷校录而成;《王梵志拾遗》则据胡适《白话文学史》所引P.2914写卷中的五首王梵志诗,及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中的王梵志遗诗辑集而成。该册《文库》收诗数量虽不多,却是王梵志诗的最早校录本,文字校勘和诗歌分首亦较《掇琐》前进了一步。然而,伯希和劫取的王梵志诗敦煌写卷到底有多少种?直至20世纪60年代,王重民编辑的《伯希和劫经录》?譺?訛出版,才将巴黎藏王梵志诗写卷的概貌反映出来。王重民在法国查明:巴黎藏王梵志诗敦煌写卷有十个:P.2718、P.2842、P.2914、P.3211、P.3266、P.3558、P.3656、P.3716、P.3833、P.4094等;另外两个P.3418、P.3724标为“五言白话诗残卷”者,经后来考证,实际亦是王梵志诗写卷。
伦敦藏王梵志诗写卷,日本昭和七年(1932)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首先收入S.0778。1936年,我国学者向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阅览了伦敦所藏五百个左右的敦煌写本,先后写出了《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③,著录了S.0778、S.2710、S.3393、S.5441、S.5474、S.5796等六种王梵志诗写本。1957年我国学者刘铭恕,据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摄全部敦煌原卷胶片,编成《斯坦因劫经录》?譼?訛。《劫经录》明确著录伦敦藏王梵志诗写卷有十个:即向氏著录的六个,再加S.1399、S.4669、S.5641、S.5794四个;同时著录的两个“禅诗”写卷S.4277、S.6032,后经考证,也是王梵志诗写卷。刘铭恕还考证出P.3211(即“琐三一”),正是S.5441王梵志诗集“卷中”的内容,从而使长期按无名氏“五言白话诗”处理的P.3211写卷,亦归入王梵志诗集中。至此,斯坦因劫经中王梵志诗写卷的面貌,也基本得到澄清。
鄂登堡等所劫王梵志诗集的五个写卷,除苏.1456原卷题记明确标为“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外,后四个写卷经张锡厚考证,苏.1487、苏.2871两个写卷的诗,已见于P.3833王梵志诗集卷第三;苏.1488中的诗,已见于P.2718王梵志诗一卷;苏.2852中的诗,则见于P.3418、P.3724两个王梵志诗残卷?譽?訛。所以这后四个卷子,当然也是王梵志诗写卷。
第一个将敦煌王梵志诗写卷化零为整、辑断简散篇为专集者,是我国学者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该书成稿于1979年,1983年10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前五卷大体据敦煌原卷“卷次”编排,收入斯坦因、伯希和与苏编王梵志诗写卷29个(苏.1456号因当时尚未完全公布,仅录诗六首)。张氏曾用竭泽而渔的办法,查阅伦敦藏斯坦因本全部编号(0001─6980)的胶片、伯希和本的有关照片,及王梵志诗的有关资料?譾?訛,因此除少数几个卷子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见外,《王梵志诗校辑》前五卷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已知的王梵志诗敦煌写卷。张氏还把《诗式》、《云溪友议》、《林间录》、《梁溪漫志》、《焦氏易林》等19种诗话、笔记、小说、类书、佛藏等典籍中散见的王梵志诗34首,一并辑为第六卷。全书共收诗348首?譿?訛,成为当时辑诗最多、最全的本子。该书系统地从敦煌遗书中整理编辑出王梵志诗歌的“全集本”,在我国敦煌学界是前所未有的创获。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长期整理研究王梵志诗歌,他的《王梵志诗集·附太公家教》(后附校注)与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先后成书,于他去世后的1982年在巴黎出版,然收诗数量及文字校订皆不及张氏《校辑》。
王梵志诗歌的释注,据笔者所知始于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见《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5、6期),然只限于P.3211、P.3418两个卷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学者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分《研究篇》与《校注篇》)出版?譹?訛。朱氏校注王梵志诗歌的数量虽大大增加,但仍然不全。
1991年10月,项楚《王梵志诗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的编次,前六卷仿戴密微《王梵志诗集》及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卷七收入项氏1988年8月从欧洲友人处新获的法忍大历六年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残卷影本中的诗44首,又吸收朱凤玉的研究新成果,将苏.1456号与S.4277号合并,朱氏证明,这两个残卷原为法忍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的同一个写卷,因断裂为二,才被劫藏两地,所以张锡厚《校辑》存疑的S.4277号残卷中的诗,亦被项楚正式录入王梵志诗正文,从而使该书校录的王诗总数达390首之多,真正成了王梵志诗歌的“全辑本”。在王梵志诗卷的文字考订方面,项氏前此曾发表过一系列论文,诸如《〈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王梵志诗校辑〉匡补》、《王梵志诗校注》等等?譺?訛,“其间新见胜义,纷陈叠出,钩沉发微,创获实多,堪称王梵志诗校理方面的空前绝后之作”③。待此书出,文字考订益加精粹。该书还对语词事典详加训释,功力独到;对三类不同编次的写卷,项楚在其编辑年代的考证方面,亦颇多新见(此点下文述及)。全书皇皇80万字,成为目前《王梵志诗集》整理与释注最为完善的本子。
王梵志及其诗歌的研究探讨
王梵志及其诗歌的研究探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始创期,自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建立前。应当说,对王梵志及其诗歌的研究探讨,是与对其诗集的爬梳整理同时开始的;然而若论对王梵志及其诗歌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开掘,则是从胡适开始的。1927年胡适发表了《白话诗人王梵志》一文?譼?訛,这是现代学术界率先对王梵志及其诗歌所进行的多方面探讨;1928年胡适又出版了《白话文学史》?譽?訛,该书第二编第十一章“唐初的白话诗”,辟出“白话诗人王梵志”专节,对王梵志及其诗歌加以全面介绍。胡适对王梵志研究的贡献有三方面:第一,依据当时仅见的几个标有年代的写卷,及《桂苑丛谈》、《太平广记》等笔记、小说中的有关资料,最先考证出王梵志的生活时代与家世籍贯,指出王梵志是隋末唐初的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人。第二,胡适最先考证出《王梵志诗集》唐时“共有三卷”且盛传于民间;另外,费衮《梁溪漫志》卷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等书中还存有佚诗十首,从而使学界第一次对王梵志诗歌有了大体的了解。第三,胡适还第一次从文学史的高度盛赞王梵志是7世纪的“白话大诗人”,其诗“流传很远,遂开白话诗的风气”,盛唐时期的寒山、拾得等都是学习王梵志的,且一直影响到宋代黄庭坚、范成大等一大批诗人。胡适开创性研究成果的发表,使沉寂了数百年的王梵志及其诗歌终于又回到唐代诗坛。
胡适对王梵志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譾?訛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譿?訛第十三章“初唐的诗歌”等,都纷纷把对王梵志的研究成果写入书中。郑振铎称王梵志是“真正的白话诗人”;刘大杰说王梵志“在唐初诗坛中不受时尚,而又对后代大诗人发生过影响,在文学史上是应当给他一点介绍的”。
中国学界对王梵志的研究,也引起了世界敦煌学者的极大兴趣。1933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解说》一书出版,首先向日本读者介绍王梵志和他的诗歌。矢吹氏认为,现有的《王梵志诗集》“就其通俗的白话语言来看”与“乡党学究所作”“亦是同类作品”。矢吹氏的话为后来《王梵志诗集》的作者以及诗歌的通俗性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启示。但是矢吹氏以为“王梵志或许是王维”?譹?訛的这一看法则是不可取的。小沼胜卫编纂的《隋唐盛世》②一书,在介绍王梵志诗歌的同时,指出“中唐,由元、白倡导兴起来的平易诗风,也并不是突然兴起的”,王梵志便是“其出色的先辈”。这一论述,为唐代通俗诗派的研究开阔了思路。
(二)发展期,自1949年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此期,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的王梵志研究显得比较冷清,唯杨公冀的《唐民歌二十八篇考释后记》,以诗、史互证的方法确凿地考证出“王梵志诗”创作于初唐至开元年间③;此外就是五六十年代先后出版的几部文学史,从唐初租庸调剥削的残酷、不同阶级贫富的悬殊、人民深表不满等方面,对王梵志诗歌作了简略的介绍?譼?訛。比较而言,这一时期国际敦煌学界的王梵志研究却相当活跃,日本学者内田泉之助、入矢义高、神田喜一郎、金冈照光,法国学者戴密微等一批研究王梵志诗歌的人,围绕着王梵志的时代生平、诗歌内容、诗歌艺术与文学史地位及影响等问题,深入研究,争鸣热烈,成就引人瞩目。如王梵志生活的时代,有的赞成胡适成说;有的则另标新异,或以王梵志是天宝、大历间人,或说王梵志乃晚唐人,他们认为“象胡适那样,把王梵志生年提前到大约六○○年左右的隋朝是根本不合适的”?譽?訛。甚或,有的学者干脆否定王梵志其人的存在?譾?訛。关于王梵志的身份,学者们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以为王梵志是西域“胡僧”或“化俗法师”?譿?訛,有的说王梵志是寒山一样的“僧侣诗人”?讀?訛等等。
与王梵志研究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王梵志诗集》中的作品是否为王梵志一人所作?这个问题过去一直被学者们忽略。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在精心研究当时所知为王梵志作品的十多种敦煌写卷后首先指出:“很有可能,王梵志的名字已经和一种多少照他的方法模仿写出来的新诗联系在一起,人们从这种诗中得到启发,并把这一切都归于王梵志笔下。”就是说《王梵志诗集》的作者并非一人。戴氏认为,只有“编过号的三卷王梵志诗”,“才配得上他的大名”,而没有编号的一卷王梵志诗,“显然是一本由佛教僧侣编纂的一本有教育意义的简易读物”?讁?訛。以后的研究表明,戴氏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关于王梵志其人,此期的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对其诗歌却大都予以肯定。学者们认为:王诗内容方面呈现出多义性和矛盾性,既有佛教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说教,也有儒家伦理道德的宣扬;既描写社会贫富不均、民不聊生,官吏贪赃枉法、横征暴敛的现实,也抒发做好事不得好报的牢骚等等,内容十分广泛。而王梵志诗歌艺术上的特点,此期学者们探究得并不多,只是就总体上概括地、粗线条地加以描述。入矢义高认为,“在王梵志诗中占支配地位的通俗性上,他所表现的则全是朴素无华”,“作为文学鉴赏的对象,他的诗是不能以一般唐诗的诗格来约束的”,“王梵志那样的诗,和通念上的唐诗很难相称,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可以同他相比的类似作品是没有的”?譹?訛。这番话,指出了王梵志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前野直彬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对比寒山的诗歌说:“他们的作品以说理的教训诗为特点,其中常常使用宗教的语言。一般地说,王梵志重在鄙俗的民众教化,寒山则具有浓厚的禅宗色彩,他们都爱使用当时不见于诗书的生硬俗语。”?譺?訛至于王梵志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学者们也有所涉及。内田泉之助指出,王梵志“率先以平易口语诗开一代风气”,他“也许正是口语诗的先驱”,影响直到盛唐的寒山、拾得,中唐的元稹、白居易等,“使诗歌口语化倾向得到进一步发展”③。
(三)繁荣期,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与上一时期恰恰相反,此期国际敦煌学界的王梵志研究显得比较冷清,虽有论著发表,但研究进展并不大,唯日本学者菊地英夫在《唐代敦煌社会的外貌·民众的诗》中谈道:王诗中的很多词语在日本诗人山下忆良《贫穷问答歌》中出现,尽管二者直接抒发感想的描写并不完全相同,但“敦煌古写本同日本古典作品的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譼?訛。菊地氏这段话,为进一步研究王诗在海外的影响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与国际敦煌学界冷清的局面相反,此期国内的王梵志研究却异常活跃,如火如荼。参加研讨的不仅有老一辈的著名学者任半塘、金启华等,更有一大批后起之秀;无论是研究的多角度多层面性,或是开掘的深度广度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成就之卓异,令人惊喜。1980年张锡厚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浅论》、《唐初白话诗人王梵志考略》两文分别在《文学评论》第五期、《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上发表,拉开了此期国内王梵志研究的序幕,同时也标志着王诗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二文充分利用张氏普查全部敦煌写卷所发现的王梵志新材料,对以往国际国内敦煌学界在《王梵志诗集》的作者与时代生平、诗歌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等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一加以梳理;考证论述,力求详赡。例如关于王氏所处的时代,张氏认为王梵志不是晚唐五代人,因为苏.1456号的题记明明白白写着中唐代宗“大历六年五月”,“沙门法忍”已经在抄写王梵志的诗卷了;王氏也不是天宝、大历间人,因为据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P.4978),“大唐开元二十七年……黎阳……王梵志直下孙王道”祭奠杨筠时,王梵志已经“故”去。所以结论凿凿:王梵志只能是隋末唐初人;籍贯卫州黎阳,而并非西域。
1983年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问世。此书的《前言》与这一时期张氏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多篇相关论文,如《论王梵志诗的口语化倾向》、《唐初通俗诗人王梵志》等,对王氏诗歌艺术进行了系统、深入地探讨。张氏以为王诗的主要艺术特征,首先在于比较注意刻画唐初社会的各类人物形象,通过捕捉人物某一方面的突出特点,运用艺术夸张和简练概括的语言,着墨不多而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其次,善于运用含沙射影、讥刺嘲讽的艺术手法,在嬉笑怒骂中揭露人们灵魂深处的黑暗与丑恶的东西。再者王诗长短不拘,文白夹杂,口语俚词、俗谚方音皆可入诗,既明白如话,又往往出人意料,创造出惊世骇俗、奇崛跌宕的诗歌风格。其不足之处是“形式还不够完善,甚至显得很粗糙”等等。这是当时学界中对王诗艺术特征所作的最为全面、系统和透辟的论述。此后,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纂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唐代文学史》之上编“初唐、盛唐文学”部分,张锡厚又以第八章整章的篇幅,介绍王梵志及受其影响的通俗诗人的诗歌。在唐代诗坛上,这是王梵志第一次获得与王、孟、高、岑等著名诗人同等相待的殊荣。
老一辈学者任半塘先生在《王梵志诗校辑》的序文中,对王诗的艺术也有非常精辟的概括:“若认真评价王梵志诗,实大奇特,全用五言,而翻腾转折,深刺浅喻,多出人意外。其民间气息之浓,言外韵味之厚,使读者不由不跟着他歌哭笑怒,不能自持。”并将其特点精练地概括为“俗”和“辣”:“俗”因王诗语言通俗,口语俚词皆可入诗,形式自由,信口信手随意拈弄,且大大开拓了诗歌题材的社会领域,选取一些挣扎在下层的人物形象,捕捉常见的人情世态,一一加以描述,既明白如话,又蕴含一定哲理,既容易激起人们的情趣,又发人深省;“辣”由诗人重视诗歌惩恶劝善的社会功用,敢于揭露某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灵魂中粗俗卑恶的一面,揶揄嘲讽,无情鞭挞,逐渐形成了一种泼辣犀利的诗风。
任、张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具有启迪意义,学者们纷纷起而参加王诗的研讨,从而在国内掀起了一个王诗研究热,论文著述如雨后春笋,新见胜义若波澜层叠。举其要者,唐长孺的《读王梵志诗偶见》、周启成的《王梵志诗的艺术特征》、项楚的《王梵志的一组佛教哲理诗》等等?譹?訛,各抒新见,互有发明。其间港台学者也有不少论著发表,如潘重规的《敦煌王梵志诗新探》?譺?訛、朱凤玉的《王梵志诗研究》等,也极具价值。
1991年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出版,该书《前言》部分是项氏多年研究王梵志及其诗歌的结晶,在王梵志研究方面颇多创获。如上文提到的《王梵志诗集》作者及不同编次写卷的编辑年代问题,是历来聚讼纷纭的难题,项氏广征文献,作深入细致地考证后认为,《王梵志诗集》中的作品并非王梵志一人所作,《王梵志诗集》也非一时编辑而成。这一看法虽为前人提出,但项氏的分析显得更加剀切稳妥。项氏认为王梵志全部作品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敦煌写卷中有编号的三卷本《王梵志诗集》(项氏《校注》之一、二、三卷,包括卷五中的写卷);第二敦煌写卷中标明为一卷本的《王梵志诗集》(项氏《校注》之卷四);第三,法忍抄“一百一十首”《王梵志诗集》(项氏《校注》之卷七);第四,散见于诗话、笔记、小说中的王梵志诗歌(项氏《校注》之卷六)。三卷本《王梵志诗集》主要作于初唐及武则天时代,编成于开元以前,因为其中看不到一丝禅宗南宗思想的影响,而南宗禅的兴盛是在开元以后。法忍本《王梵志诗集》主要部分乃“盛唐时期的产物”,因为“其中有许多作品明显地表现出禅宗南宗的思想”。一卷本《王梵志诗集》是在《太公家教》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太公家教》成书于八世纪后半期,所以“一卷本《王梵志诗集》编写于晚唐时期”,“出于唐代一位民间知识分子之手,而借用了王梵志的大名,以广流传”。法忍本、一卷本的诗,不见于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原因正在其后成。散见的王梵志诗歌“产生在《诗集》编定之后,……是在从盛唐、中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的很长时期内陆续产生,并附丽于王梵志名下的”,所以这些诗也不见于三卷本、法忍本、一卷本的《王梵志诗集》。结论:“王梵志诗是若干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总称。”
虽然如此,对王梵志其人,项氏并不否认,且认为最能代表其“特点和成就的,仍然是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因此项氏所论王梵志诗歌的思想和艺术,也是就三卷本诗集而言的。项氏指出,王梵志作品在反映现实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初唐文人诗歌完全没有触及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产生在这一时期的王梵志诗歌,第一次集中地、大量地表现了社会下层的生活图景。
王梵志诗歌的艺术,项氏以为质朴明快是其最显著的特点。王诗主要运用白描、叙述和议论的方法去再现生活、评价生活,从而形成了这一艺术特点。项氏的著述,无疑是此期敦煌学界王梵志及其诗歌研究的优秀成果。
《王梵志诗集》整理与研究展望
百年来,《王梵志诗集》的整理与研究虽然取得了上述诸多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被鄂登堡一伙劫走的敦煌卷子中,仍有大量的写卷至今尚未整理出来,莫斯科出版的《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第一册所录敦煌写卷,不及所藏的三分之一;只有待这批卷子全部整理完毕,公之于世后我们才能真正知道现在王梵志诗歌的辑集是否完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在研究方面,前此不少学者虽有过出色的贡献,但还不能说已尽善尽美。如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在王诗的研究方面,可以说是“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其对王诗“所录不完,在佚诗作者考证、文字校录、俗词语诠释方面亦有可议之处”③;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也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譼?訛。学术事业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责任编辑郑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