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孟加拉摄影记者GMB·阿卡什拍摄自己的同胞已达10年之久，他的目的是真实展现穷苦人的不幸生活。为了能过上好日子，他们努力奋斗，表现出真正的英雄气概。
摄影记者GMB·阿卡什靠拍摄童工、妓女和恒河三角洲肆虐的飓风发了财。那些飓风把竹竿搭成的茅舍打成碎片，让数千人无处安身。是不是太无耻了？不，这只是一名摄影记者的日常工作罢了，这名记者生活在孟加拉国，只想凭手艺谋生，无需美化现实。他只能拍摄贫民窟、砖厂的童工和穷困潦倒的生活，与此同时，还得客观对待自己的拍摄对象，不能融入自己的怜悯，不该跨越情感的樊篱。
职业道德要求记者不能把自己与他的拍摄对象混为一谈——即使他们是好人。通常认为，任何情况下记者都得保持中立，即使面对恐惧时也必须如此。那么，摄影记者是不是就不该同情他们拍摄的人？是不是不能帮助他们？是不是按下快门，卖了照片之后，就得把他们抛在脑后、弃之不顾？
这些问题不仅折磨着摄影师，也考验着他们为之工作的编辑部，比如俄罗斯《GEO》杂志的编辑就认为，工作不仅是赚钱的手段，也承载了道德上的责任。作为一种商业运作模式，杂志上发布的好消息——其实都是坏消息，只因为这样的消息更加有趣。
孟加拉的阿梅娜·别古姆同时在两户人家帮佣，为了逃票节约路费，她坐在两节车厢之间。
《GEO》经常刊登阿卡什拍摄的东南亚国家照片，那些照片令人震惊。编辑部总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他的新作问世：照片上的脸孔多么富有表现力！构图多么巧妙！情节多么与众不同啊！
那些为了生存而奋斗的穷苦人的照片，成了令人心碎的报导，可是在这里，人类的痛苦却变成商品，成了杂志社赚钱的工具。而照片中的人物，通常并不能因为照片的刊载得到一分钱，记者只能希望那些报导能够使读者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如此不公。
天真还是无耻？
阿卡什是一位普通职员的儿子，他看见别人哭，自己的眼睛里也会涌上泪水，10年来，他一直拍摄年幼的妓女、贫穷的老人、地位卑下和备受屈辱的人，总之，是一些为了维持生计每天战斗的人。
“可是我发现，照片主人公的生活并没有丝毫好转，”阿卡什说道，“只有我一个人靠这些照片赚钱。”
阿卡什再也不想把自己与照片中的人物截然分开了，他决定找到老照片中的人物，跟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所得，因为正是依靠他们，他才取得了那份成功。
阿卡什生于1977年，获得过60多项世界大奖，他的作品刊登在《国家地理》《时尚》《时代》《新闻周刊》《明镜周刊》《GEO视界》《英国卫报》《图片新闻》和《Marie Claire》等很多杂志上，2004年他获得巴黎 ScopePhoto最年轻摄影师奖，2006年在世界新闻摄影大赛（World Press Photo）中获奖，2009年获得年度旅行摄影师奖（Tpoy），这是旅行摄影领域最负盛名的奖项。
穆纳是阿卡什决定援助的首批照片的10名主人公之一
拍摄这张照片时，穆纳8岁，5年后阿卡什再次遇见这名男孩时，他仍在那台机床旁做工。
达卡的渡船终点。孟加拉的首都不算漂亮，码头也称不上风景如画，布里甘河岸边的垃圾堆积如山，电焊工在焊补生锈的驳船，火星飞溅，落入河中。岸上的20几名商贩摊开一块块帆布，把自己的货物“瘦熟”摆在上面，这是当地人对黄瓜的叫法，它是乌烟瘴气、热浪翻滚的达卡最畅销的蔬菜，一名商贩的儿子在帮父亲的忙，他就是13岁的穆纳，一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
阿卡什相信，摄影记者完全可以把职业禁令与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关心结合起来，那天早上穆纳没有在漆黑的车间做工，而是帮父亲做买卖，这就证明阿卡什的想法是正确的。
“这张照片是5年前拍摄的。”阿卡什指着一份皱巴巴的杂志说道。封面上有一双握住机杆的苍老的手，粗糙的手指沾满机油，被金属粉尘侵蚀得不成样子，照片上的人脸虽然模糊不清，但是读者一眼就能看出，在机床旁工作的不是老人，而是个孩子。照片上正是穆纳的手。
这张照片使阿卡什的名字享誉世界，使他得到了可观的稿酬，然而拍摄过程并不顺利。通常情况下，摄影记者只能偷偷摸摸地拍摄童工，但是阿卡什不认可这种办法，他经常深入达卡郊区的手工作坊，这里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灯泡、杯子、烟花……如同所有贫穷的国家一样，这种小作坊的老板经常使用童工，却不会受到任何处罚。极度贫穷的生活迫使父母们把年幼的孩子送进工厂，尽管这样做是非法的。
“刚开始我去作坊时不带相机，只是跟老板们闲聊，”阿卡什说，“我们谈到孩子得去上学，如果他们雇佣童工，就该提供正常的工作条件。”后来阿卡什承认自己是一名摄影记者，想把孟加拉儿童的真实情况告诉世人，让大家知道他的祖国需要变革。“很多作坊老板一听说我是记者，立刻把我撵了出来，”阿卡什說，“但是也有人回应我的要求，因为我对他们实话实说，毫不隐瞒。他们理解我的想法，知道如果让我拍照的话，就能帮我做些好事。”
比如，穆纳的前雇主就很高兴阿卡什给孩子们拍照，那些孩子每天有半天时间站在机床旁，用旧管子锻压童车车轴。童工的工资是成年人的四分之一，“要是家长把孩子送去上学，我只有高兴的份儿，”作坊老板说，“可很少人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把孩子们招来做工，这样还让我安心些，在我这儿上班的小伙子，都能养活自己的家庭。” 对此言论，阿卡什不做评价，他另有目的：让人知道在这种社会法则下，人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正是出于这个目的，阿卡什在5年前拍下了穆纳的手。多年后他意识到，自己还可以给照片上的主人公提供更多的东西：同情。
摄影师该如何帮助他拍摄的穷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钱
然而记者的职业道德不允许他们把稿酬交给文章或照片上的主人公，于是阿卡什想出了称之为“利润参与”的项目：为这些人出资做小买卖，帮助他们出谋划策。
自从第一次遇见穆纳之后过了5年，阿卡什又来到达卡市郊的一间手工作坊。小男孩仍在机床旁做工，他已经13岁了，交班后，阿卡什陪他回家——达卡的贫民窟。穆纳全家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位于一座破败水泥房的二楼。当阿卡什踩着钉入水泥墙的漆黑铁台阶往楼上走时，男孩的婶婶用手电筒给他们照亮，家里的电只够维持一台小风扇的运转，做饭得用明火。女人们开始做饭时，煤烟呛得大家透不过气来。
阿卡什跟穆纳的父母谈了好几个小时。男孩的父亲是擦鞋工，在孟加拉，这是一种非常低微的工作，在淡季几乎一个子儿都挣不到。穆纳的姐姐在上学——孟加拉只允许高年级女孩免费上学，13岁的穆纳负责供养一家人的衣食用度。
就没有任何希望让这样的生活得到改善吗？阿卡什不这么认为。他知道那些过惯了穷日子的人，甚至不去想自己的生活有可能会改变，就算想了又怎样？如果儿子不做工，穆纳的父亲该怎么办？
“我在市场当过搬运工，”穆纳父亲说，“我会再干这个的。要是我能做点小买卖的话，穆纳就不用在作坊里拼命了。”
“在市场做买卖，一开始都需要什么？”阿卡什立刻问。“我不知道。”
几天后，阿卡什已经掌握了在达卡贩卖黄瓜的所有信息：从哪儿批发，利润多少，一个摊位多少钱。接着，他又四处打听穆纳父亲的情况，他喝不喝酒？赌不赌博？确信这个男人没什么不良嗜好之后，阿卡什才带着他来到批发市场。
阿卡什为穆纳父亲支付了这笔生意的启动资金：批发第一批黄瓜的费用和买秤的钱。分手时，摄影师对这位新晋商人说，“这不是慈善，而是礼物，我把黄瓜和秤送给您，是因为不想让您的儿子在机床前工作，因为他也帮我赚了钱。”
几星期之后，阿卡什来到市场，父子两个正在卖黄瓜，生意相当好。穆纳，一个没有童年的孩子，还不习惯吃完饭就可以上学的生活。
父亲站在一大堆黄瓜前，哭个不停。直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无法相信，一张照片改变了他的生活，而那张照片上仅仅是他儿子的一双手。
与此同时，那台机床旁又有了一个孩子，他说自己13岁，可看样子年纪要小得多
这是阿卡什称之为“生存者”项目的典型案例。摄影师不希望人们把他的工作对象当成受害者来看待，他在照片主人公身上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为生存日复一日的斗争，无论如何，正因为有这些人，阿卡什才热爱这个国家。
“这些人告诉我们，任何东西都不会摧毁人类的灵魂。”阿卡什说，“他们值得过上应有的生活。”阿卡什想把《生存者》这本书四分之一的收入投入到穆纳和其他照片主人公未来的生活中去，他给他们每人200美元开办自己的小生意。
阿卡什准备在每人身上花费多长时间？答案是需要多久就多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他说，“我不想创立基金会、开设银行账户或给他们发放小额贷款，也不想募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是一名摄影记者，这个项目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这就是阿卡什所说的“与别人一起工作”的宗旨。
出发去孟加拉南部拍摄洪灾时，阿卡什顺路看望了两个小姐妹，此前他买了30只鸭雏和3个月的饲料，帮助这对姐妹做起了卖鸭蛋的生意。他是几年前跟两个小姑娘认识的，当时他报导了她们的父亲被老虎咬死的事。
此后，阿卡什一定要去看看阿布塔列布，他也是一名老虎受害者，阿卡什得再次劝他耐心些，再等几个月，那些投在他家房前池塘里的千只鱼苗才能长大，到那时就可以钓上鱼来了。阿卡什有理由担心，他怕阿布塔列布坚持不下去，把剩下的鱼饲料卖掉……
“这些人只能勉强度日，”阿卡什说，“他们很在乎我的建议，但是我不能经常来看他们。我的主要任务是让他们别丧失信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项目进行到底。”
必须承认，阿卡什独自一人没法攻克首批的10个项目，因为他也得工作，养活自己的家庭。
“我很幸运，有很多朋友帮忙。”阿卡什说。
比如，阿卡什送给孤儿姐妹的鸭子不知为什么不再下蛋时，他的朋友就向专家请教，得知原因在于鸭子不适应当地的咸水。再比如，阿什卡资助了一位年轻母亲在贫民窟开办售烟亭，有人偷烟，阿卡什的3个朋友就伺机蹲守，当场抓住了窃贼，原来偷烟贼是这名女子的丈夫。这项援助计划最终还是失敗了。
如果阿卡什不能从类似事件中汲取教训的话，他的朋友就会把他拉回现实，告诉他，任何援助项目，没有当事人的认真监督，都不会成功！嫉妒的邻居或亲戚会把阿卡什为保护人开创的项目断送掉，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帮助他们继续下去。
最初10个项目的钱是他借来的
现在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阿卡什又可以帮助他拍摄过的其他人了。不过得先找到他们才行。
萨德基拉省的卡布拉村，天色阴沉，阿卡什最后一次到这儿来，是在“爱拉”飓风把整个村子变成一片汪洋的时候。
现在一切都变了样，阿卡什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拿蓝色鱼网的小男孩是在哪儿拍摄的了。他从背包里拿出那张照片，给商店、大街和码头上的人看：有没有谁认识这个男孩？
“哦，这是法鲁克呀！他住在河那边。”一名船夫说道，人们告诉他男孩的住址。邻居蜂拥而至，有人把法鲁克从学校里带回来，男孩父亲问阿卡什他来干什么。
“我想请您同意我刊登照片。”阿卡什说——其实他在撒谎。事实上，他想考察一下，这家人是否值得帮助。他打算问问住在附近的朋友，了解详细情况。
阿卡什的援助项目已经被《GEO》杂志报道过，阿卡什的被保护人也开始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人关注他们的近况，有人帮助他们克服难关。阿卡什相信，那些在他的帮助下使自身生活有所改变的人，会成为邻居、亲人和那些仍过着穷日子的人的榜样。因为帮助别人并非总得靠钱才行，有时候要培养他们的信心，给他们希望……希望生活可以变好。
[译自俄罗斯《GEO视界》]
摄影记者GMB·阿卡什靠拍摄童工、妓女和恒河三角洲肆虐的飓风发了财。那些飓风把竹竿搭成的茅舍打成碎片，让数千人无处安身。是不是太无耻了？不，这只是一名摄影记者的日常工作罢了，这名记者生活在孟加拉国，只想凭手艺谋生，无需美化现实。他只能拍摄贫民窟、砖厂的童工和穷困潦倒的生活，与此同时，还得客观对待自己的拍摄对象，不能融入自己的怜悯，不该跨越情感的樊篱。
职业道德要求记者不能把自己与他的拍摄对象混为一谈——即使他们是好人。通常认为，任何情况下记者都得保持中立，即使面对恐惧时也必须如此。那么，摄影记者是不是就不该同情他们拍摄的人？是不是不能帮助他们？是不是按下快门，卖了照片之后，就得把他们抛在脑后、弃之不顾？
这些问题不仅折磨着摄影师，也考验着他们为之工作的编辑部，比如俄罗斯《GEO》杂志的编辑就认为，工作不仅是赚钱的手段，也承载了道德上的责任。作为一种商业运作模式，杂志上发布的好消息——其实都是坏消息，只因为这样的消息更加有趣。
《GEO》经常刊登阿卡什拍摄的东南亚国家照片，那些照片令人震惊。编辑部总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他的新作问世：照片上的脸孔多么富有表现力！构图多么巧妙！情节多么与众不同啊！
那些为了生存而奋斗的穷苦人的照片，成了令人心碎的报导，可是在这里，人类的痛苦却变成商品，成了杂志社赚钱的工具。而照片中的人物，通常并不能因为照片的刊载得到一分钱，记者只能希望那些报导能够使读者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如此不公。
天真还是无耻？
阿卡什是一位普通职员的儿子，他看见别人哭，自己的眼睛里也会涌上泪水，10年来，他一直拍摄年幼的妓女、贫穷的老人、地位卑下和备受屈辱的人，总之，是一些为了维持生计每天战斗的人。
“可是我发现，照片主人公的生活并没有丝毫好转，”阿卡什说道，“只有我一个人靠这些照片赚钱。”
阿卡什再也不想把自己与照片中的人物截然分开了，他决定找到老照片中的人物，跟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所得，因为正是依靠他们，他才取得了那份成功。
阿卡什生于1977年，获得过60多项世界大奖，他的作品刊登在《国家地理》《时尚》《时代》《新闻周刊》《明镜周刊》《GEO视界》《英国卫报》《图片新闻》和《Marie Claire》等很多杂志上，2004年他获得巴黎 ScopePhoto最年轻摄影师奖，2006年在世界新闻摄影大赛（World Press Photo）中获奖，2009年获得年度旅行摄影师奖（Tpoy），这是旅行摄影领域最负盛名的奖项。
穆纳是阿卡什决定援助的首批照片的10名主人公之一
达卡的渡船终点。孟加拉的首都不算漂亮，码头也称不上风景如画，布里甘河岸边的垃圾堆积如山，电焊工在焊补生锈的驳船，火星飞溅，落入河中。岸上的20几名商贩摊开一块块帆布，把自己的货物“瘦熟”摆在上面，这是当地人对黄瓜的叫法，它是乌烟瘴气、热浪翻滚的达卡最畅销的蔬菜，一名商贩的儿子在帮父亲的忙，他就是13岁的穆纳，一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
阿卡什相信，摄影记者完全可以把职业禁令与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关心结合起来，那天早上穆纳没有在漆黑的车间做工，而是帮父亲做买卖，这就证明阿卡什的想法是正确的。
“这张照片是5年前拍摄的。”阿卡什指着一份皱巴巴的杂志说道。封面上有一双握住机杆的苍老的手，粗糙的手指沾满机油，被金属粉尘侵蚀得不成样子，照片上的人脸虽然模糊不清，但是读者一眼就能看出，在机床旁工作的不是老人，而是个孩子。照片上正是穆纳的手。
这张照片使阿卡什的名字享誉世界，使他得到了可观的稿酬，然而拍摄过程并不顺利。通常情况下，摄影记者只能偷偷摸摸地拍摄童工，但是阿卡什不认可这种办法，他经常深入达卡郊区的手工作坊，这里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灯泡、杯子、烟花……如同所有贫穷的国家一样，这种小作坊的老板经常使用童工，却不会受到任何处罚。极度贫穷的生活迫使父母们把年幼的孩子送进工厂，尽管这样做是非法的。
“刚开始我去作坊时不带相机，只是跟老板们闲聊，”阿卡什说，“我们谈到孩子得去上学，如果他们雇佣童工，就该提供正常的工作条件。”后来阿卡什承认自己是一名摄影记者，想把孟加拉儿童的真实情况告诉世人，让大家知道他的祖国需要变革。“很多作坊老板一听说我是记者，立刻把我撵了出来，”阿卡什說，“但是也有人回应我的要求，因为我对他们实话实说，毫不隐瞒。他们理解我的想法，知道如果让我拍照的话，就能帮我做些好事。”
比如，穆纳的前雇主就很高兴阿卡什给孩子们拍照，那些孩子每天有半天时间站在机床旁，用旧管子锻压童车车轴。童工的工资是成年人的四分之一，“要是家长把孩子送去上学，我只有高兴的份儿，”作坊老板说，“可很少人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把孩子们招来做工，这样还让我安心些，在我这儿上班的小伙子，都能养活自己的家庭。” 对此言论，阿卡什不做评价，他另有目的：让人知道在这种社会法则下，人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正是出于这个目的，阿卡什在5年前拍下了穆纳的手。多年后他意识到，自己还可以给照片上的主人公提供更多的东西：同情。
摄影师该如何帮助他拍摄的穷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钱
然而记者的职业道德不允许他们把稿酬交给文章或照片上的主人公，于是阿卡什想出了称之为“利润参与”的项目：为这些人出资做小买卖，帮助他们出谋划策。
自从第一次遇见穆纳之后过了5年，阿卡什又来到达卡市郊的一间手工作坊。小男孩仍在机床旁做工，他已经13岁了，交班后，阿卡什陪他回家——达卡的贫民窟。穆纳全家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位于一座破败水泥房的二楼。当阿卡什踩着钉入水泥墙的漆黑铁台阶往楼上走时，男孩的婶婶用手电筒给他们照亮，家里的电只够维持一台小风扇的运转，做饭得用明火。女人们开始做饭时，煤烟呛得大家透不过气来。
阿卡什跟穆纳的父母谈了好几个小时。男孩的父亲是擦鞋工，在孟加拉，这是一种非常低微的工作，在淡季几乎一个子儿都挣不到。穆纳的姐姐在上学——孟加拉只允许高年级女孩免费上学，13岁的穆纳负责供养一家人的衣食用度。
就没有任何希望让这样的生活得到改善吗？阿卡什不这么认为。他知道那些过惯了穷日子的人，甚至不去想自己的生活有可能会改变，就算想了又怎样？如果儿子不做工，穆纳的父亲该怎么办？
“我在市场当过搬运工，”穆纳父亲说，“我会再干这个的。要是我能做点小买卖的话，穆纳就不用在作坊里拼命了。”
“在市场做买卖，一开始都需要什么？”阿卡什立刻问。“我不知道。”
几天后，阿卡什已经掌握了在达卡贩卖黄瓜的所有信息：从哪儿批发，利润多少，一个摊位多少钱。接着，他又四处打听穆纳父亲的情况，他喝不喝酒？赌不赌博？确信这个男人没什么不良嗜好之后，阿卡什才带着他来到批发市场。
阿卡什为穆纳父亲支付了这笔生意的启动资金：批发第一批黄瓜的费用和买秤的钱。分手时，摄影师对这位新晋商人说，“这不是慈善，而是礼物，我把黄瓜和秤送给您，是因为不想让您的儿子在机床前工作，因为他也帮我赚了钱。”
几星期之后，阿卡什来到市场，父子两个正在卖黄瓜，生意相当好。穆纳，一个没有童年的孩子，还不习惯吃完饭就可以上学的生活。
父亲站在一大堆黄瓜前，哭个不停。直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无法相信，一张照片改变了他的生活，而那张照片上仅仅是他儿子的一双手。
与此同时，那台机床旁又有了一个孩子，他说自己13岁，可看样子年纪要小得多
这是阿卡什称之为“生存者”项目的典型案例。摄影师不希望人们把他的工作对象当成受害者来看待，他在照片主人公身上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为生存日复一日的斗争，无论如何，正因为有这些人，阿卡什才热爱这个国家。
“这些人告诉我们，任何东西都不会摧毁人类的灵魂。”阿卡什说，“他们值得过上应有的生活。”阿卡什想把《生存者》这本书四分之一的收入投入到穆纳和其他照片主人公未来的生活中去，他给他们每人200美元开办自己的小生意。
阿卡什准备在每人身上花费多长时间？答案是需要多久就多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他说，“我不想创立基金会、开设银行账户或给他们发放小额贷款，也不想募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是一名摄影记者，这个项目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这就是阿卡什所说的“与别人一起工作”的宗旨。
出发去孟加拉南部拍摄洪灾时，阿卡什顺路看望了两个小姐妹，此前他买了30只鸭雏和3个月的饲料，帮助这对姐妹做起了卖鸭蛋的生意。他是几年前跟两个小姑娘认识的，当时他报导了她们的父亲被老虎咬死的事。
此后，阿卡什一定要去看看阿布塔列布，他也是一名老虎受害者，阿卡什得再次劝他耐心些，再等几个月，那些投在他家房前池塘里的千只鱼苗才能长大，到那时就可以钓上鱼来了。阿卡什有理由担心，他怕阿布塔列布坚持不下去，把剩下的鱼饲料卖掉……
“这些人只能勉强度日，”阿卡什说，“他们很在乎我的建议，但是我不能经常来看他们。我的主要任务是让他们别丧失信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项目进行到底。”
必须承认，阿卡什独自一人没法攻克首批的10个项目，因为他也得工作，养活自己的家庭。
“我很幸运，有很多朋友帮忙。”阿卡什说。
比如，阿卡什送给孤儿姐妹的鸭子不知为什么不再下蛋时，他的朋友就向专家请教，得知原因在于鸭子不适应当地的咸水。再比如，阿什卡资助了一位年轻母亲在贫民窟开办售烟亭，有人偷烟，阿卡什的3个朋友就伺机蹲守，当场抓住了窃贼，原来偷烟贼是这名女子的丈夫。这项援助计划最终还是失敗了。
如果阿卡什不能从类似事件中汲取教训的话，他的朋友就会把他拉回现实，告诉他，任何援助项目，没有当事人的认真监督，都不会成功！嫉妒的邻居或亲戚会把阿卡什为保护人开创的项目断送掉，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帮助他们继续下去。
最初10个项目的钱是他借来的
现在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阿卡什又可以帮助他拍摄过的其他人了。不过得先找到他们才行。
萨德基拉省的卡布拉村，天色阴沉，阿卡什最后一次到这儿来，是在“爱拉”飓风把整个村子变成一片汪洋的时候。
现在一切都变了样，阿卡什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拿蓝色鱼网的小男孩是在哪儿拍摄的了。他从背包里拿出那张照片，给商店、大街和码头上的人看：有没有谁认识这个男孩？
“哦，这是法鲁克呀！他住在河那边。”一名船夫说道，人们告诉他男孩的住址。邻居蜂拥而至，有人把法鲁克从学校里带回来，男孩父亲问阿卡什他来干什么。
“我想请您同意我刊登照片。”阿卡什说——其实他在撒谎。事实上，他想考察一下，这家人是否值得帮助。他打算问问住在附近的朋友，了解详细情况。
阿卡什的援助项目已经被《GEO》杂志报道过，阿卡什的被保护人也开始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人关注他们的近况，有人帮助他们克服难关。阿卡什相信，那些在他的帮助下使自身生活有所改变的人，会成为邻居、亲人和那些仍过着穷日子的人的榜样。因为帮助别人并非总得靠钱才行，有时候要培养他们的信心，给他们希望……希望生活可以变好。
[译自俄罗斯《GEO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