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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见到大家！由于我自身是一名编辑，而且主要是做选刊的编辑，所以我每天都要阅读大量作品，今天侧重于从阅读经验出发，来与大家分享一些在乡土写作方面的思考和感悟，希望能对大家的实际创作起一点催化作用。
为什么想讲乡土写作这样一个话题？给我启发的是山西青年作家，也是《山西文学》编辑苏二花的一个中篇小说《良户》。这篇小说她投给我，原名叫作《梅花鹿》，经过我们的协商后，改名《良户》。这个小说在编辑部顺利通过，编辑们一致认为是一篇非常优秀的作品，后来发表在《长江文艺》2020年第11期。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名为良户的村庄的故事。我在稿签里这样写道：“在历史的废墟中挖掘出鲜活的记忆，用一个古韵悠远的村落，牵连起三代人的恩怨情仇。《诗经·柏舟》一句‘之死矢靡它’的爱情誓言，男人和女人分别用叛逃和坚守诠释了它的意义。故事凄美，文字令人惊艳，有云蒸霞蔚的气象和汪洋恣肆的美感。”
小说《良户》引發我的感慨，山西有那么丰富的地理和历史文化资源，像小说中良户那样的古村落、古民居一定有很多，却很少有人像她写得那么用心、那么好。其实我本人和山西是很有缘分的。2016年夏季，我一个人背着背包飞到大同，瞻仰了云冈石窟、悬空寺，然后到了平遥、王家大院，接着南下坐火车抵达临汾。2019年，我又有幸受山西省作家协会邀请，参加“长江黄河对话”活动，参观了壶口瀑布，永济的鹳雀楼、普救寺、蒲津渡。可以说，山西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感觉在这片土地上有太多可以发掘的东西。2017年， 《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转载了山西作家任兆琮的《木铎传奇》 ，就是写介休张壁古堡的，写得也非常好，非常有文化意蕴。我们非常欢迎这样的作品。
乡土创作仍然是当下文学创作的大宗，在《山西文学》《黄河》等文学期刊中乡土小说占据了较大的比例，我注意到《都市》中也有一定数量的乡土散文。然而据我观察，目前乡土创作写得好的不多，存在的问题：第一是素材浮于浅表，作品一再重复着陈旧的故事、陈旧的结构，书写着廉价的苦难和平庸的悲喜剧，呈现出过度景观化、照本宣科的乡土形象；二是观念落后、僵化，依然站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立场，要么用现代启蒙思想映照乡村的愚昧落后，要么以城市文明的缺陷来反证乡村生活的和谐美好。
于是，在当下的乡土作品中，还在重复书写着饱经苦难的“我爷爷”“我奶奶”，书写着含辛茹苦的“我父亲”“我母亲”，书写着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春种秋收、岁月轮回的古老故事。虽然说真实性是写作的最高伦理，然而这些故事是否一定适合写到小说里呢？乡土创作缺了一点什么呢？
我想，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对乡村生活并不熟悉，有的作者没有乡村生活的真切经历，对乡村的认识停留在观念层面上，有的作者曾经有过乡村的经历，却因为脱离乡村太久，对乡村新的变化感到陌生；二是对乡村生活太熟悉了，熟悉到了习焉不察的程度，没有一种“跳出来”的眼光。很多大作家，比如沈从文，恰恰是在走出故乡后，用“乡下人”的眼光反观故乡时，才写出了优秀的作品。
但是，我依然想提出一个疑问：对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世界，我们真的了解吗？这种了解足够深刻吗？我曾经跟作者说过，在开始自己的乡土书写之前，先要完成一份自我问卷，只有很好地完成了问卷，你才有资格提笔创作。
这个问卷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地理。“地理决定论”是历史学上的一个老话题了，从古希腊的哲学家到16世纪法国思想家 J.博丹、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19世纪的拉采尔，一直到现在的黄仁宇等，都有所论述。“地理决定论”认为一个地方的民族性格、社会制度、文化精神等，都受到地理的制约。的确，地理就像一种宿命一样，规定和影响着乡土的大致样貌。
“地理”部分的问题可以包括：我的乡土空间位置是怎样的，是在亚热带还是热带？在大陆的什么位置，与海洋有多远的距离？它的地表地貌形态是怎样的？有什么样的气候条件？它的岩石是什么种类？它的植被是否丰富，生态结构是否稳定？它有怎样的资源？它的土壤是怎样的？生长的最常见的作物是什么种属什么科的？地理环境的肥沃和贫瘠是怎样影响到人的性格？地标性的山川的名字和由来？它最著名的物产是什么？……
对地理的了解决定你写的那片乡土“像不像”，有没有辨识度。我在看稿子的过程中，看到大量没有辨识度的乡土，“千篇一面”，看不出是北方或南方的，沿海的或者内陆的，这样肯定是削弱作品的质量的。
问卷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历史，问题可以包括：你的乡土的方言属于哪个语系，有什么样的语言特点？你的家族是土生土长还是迁徙而来的？这里对亲戚的称呼是怎样的？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历史事件，比如战争？历史上曾经诞生过什么著名人物，他怎样深刻地影响到了本地的文化？这里流传最广的传说是什么？这里有怎样的特殊风俗？这里有没有独特的民间文化形式，比如地方戏剧？……
对历史的了解解决的是作品中的乡土没有历史感、文化感和没有深度的问题。
一个好的作家非常注重了解他写的那片地域的地理状况，也非常注重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例如山东作家王秀梅，她写的“槐花洲”系列，就创造了一个只属于她的文学地标。启发她灵感的是，她成长的胶东半岛到处都是槐花，老家附近有个“棉花洲”，她喜欢“洲”这个字眼，便加以拼接，成了“槐花洲”。胶东半岛有八仙过海、秦始皇东渡养马、海市蜃楼等传说，在战争方面，曾经有过抗倭斗争、抗日战争，山东还出过一个伟大的作家蒲松龄，这些资源都被王秀梅搜集起来，创造性地运用到了她的作品之中，因此除了“槐花洲”系列，她还写出了“战争系列”、《聊斋》同题系列、“航海人系列”等。
即便如此，我想说的是，对乡土地理、历史，乃至人文风俗的了解只是建立了一个认识乡土的框架，不是重点。对地理历史认识得再清楚、再详尽，文学的意义可能比不上一部地方志；对乡村现状知道得再全面，对“三农”问题见解再深刻，可能采用“非虚构”形式比小说、散文更好。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中说：“地理、气候、经济条件，都是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要记住，它们都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不是使历史成为实际的条件。使历史成为实际的原因，是求生的意识和求幸福的欲望。”小说还是应该写那些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无论现实多么丰富，呈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总是那些能触动作者、引起作者强烈共鸣、令作者始终魂牵梦绕、无法释怀的东西，绝不是干巴巴的再现。在这里，人的因素一定是最重要的。 问卷的第三个部分一定是“人”。对生长在这片乡土中的人的认识，决定着你怎样写好笔下的人物。而我认为，对人的认识，首先要基于对作家自我主体的认识。心理学中说，“一个心理学家对病人认识的深度永远不可能超过对自己认识的深度”，引申之是否也可以说，“一个作家对人物认识的深度永远也不可能超过对自己认识的深度”？每个作者必须相信，只要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对这片土地有感情，这里的地理环境一定会在你的身体上打下烙印，这里的文化基因一定会沉淀在你的血液中，这里生活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情怀信仰、所思所想等一定在塑造着你的心灵。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客观存在，并一直发挥着作用的，你所要做的就是发现自己、找到自己。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作者，特别是刚学写作的作者并没有发现自己，对自己、对别人的认识都是浅薄的、片面的，写的人物也是平板的、俗套的。
因而，问卷第三部分的问题可以有：我在这片乡土的血缘关系是怎样的？什么人塑造了我的人格和情感？是谁对我的影响最深刻？我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抱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作者对自己的认识更明晰、更深刻之后，推己及人，将会更加理解周围的人，在作品中塑造出更加有血有肉，而非干瘪、抽象的人物形象。
另外，当下对乡土的写作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近现代中国农村的一些重大变革，你必须有自己立场和态度，要有自己的思考。比如：对自古以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你是怎样看的？你对传统的农业文明抱什么态度：是把它当作“田园牧歌”来歌颂，还是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批判它的愚昧落后？你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农村土地变革有怎样的认识？你对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生产方式革命怎么看？你怎么看待最新几十年农村的劳动力流失、空心化等现象，以及乡村振兴、建设新农村、脱贫攻坚等等新政策、新变化？……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帮助作者提升作品的格局，很多作者写乡土不是写得不生动，而是格局太小，整个作品看起来比较狭隘、局促。
以上三个方面，实际上解决的就是“你是谁？”“你在何时？”“你在何地？”的问题。当你用三个维度建立一个坐标系，找到那样一个“有我之境”，就能不再拘泥于浅显的生活表象，“抓到篮子里都是菜”，而是任意地驾驭、驱使着你的题材，展开诸多的文学想象，去建构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乡土世界，不管你怎么写，这个世界都是自足的、圆满的、真实的。现在很多作品太没想象力了，写得太实了，合理的想象是必须有的。
乡土写作依然大有可为，尽管现在有论调说乡村已经凋敝、已经空心化，乡土文明已经被城市文明所碾压，但是我想只要有乡土存在，就算90%的农民已经进城，乡土依然是应该写、值得写的，毕竟，古老的乡土依然承载着乡愁，是我们的精神原乡、灵魂栖居之所。
有评论家提出疑问，上个世纪经典农民形象有梁生宝、陈奂生等。20世纪以来，为什么就没有塑造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农民形象？我希望，每个写乡土的作家都应该以“我在”的姿态去书写乡村的生存现场和精神现场。用丰富的情感，去把握乡土现实源流和新变；用内心深切的感受，去寻找到乡村新的切入口和生长点，书写中国乡土的新经验、新形象，把握住农村变化的新脉搏。尤其是要注意塑造“新人”形象，注意呈现出新时代语境下人物的精神史。
下面，我想结合作品，谈一谈乡土文学的主题创作的问题。在紧扣时代脉搏，书写乡土新变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主题集中的创作形态，形成一条连续的乡土书写的脉络。比如，新世纪以来，写乡村留守者的，写乡村民主建设的，写创业致富的，写脱贫攻坚的，都形成了一个个小高潮，其中不乏一些优秀的作品涌现出来。
尤其是最近几年，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是一个热门话题。有的作者一想到写精准扶贫就想到是主旋律创作，就会有主题先行的顾虑。但是应该认识到，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历史事件，是写当下农村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题材。脱贫攻坚不是不能写，关键看怎么写，在实际创作中有不少作家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例如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杨遥今年的力作《父亲和我的时代》。在这个中篇小说中，他写出了人物身上的新意：一个农村老父亲，学会通过手机来与外界沟通，去直播售卖农产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父亲”是一个代表着时代发展方向的崭新的人物。
邵丽的短篇《风中的母亲》则贡献了一个另类的母亲。小说中的母亲是农村中的一个“奇葩”，长得美丽却不会干活、不会操持家务，老了喜欢跳广场舞、打牌，从来不曾为生计操过心。这个人物的意义在于，她反映出了现在的农民已然可以享受着社会发展的红利，可以从城市反哺农村中获得好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前瞻性。
沈念的中篇小说《空山》写了一个曲折的故事：扶贫干部“我”到码市扶贫，了解到困难户彭老招拒绝易地搬迁安置，原因是他的女儿“自杀”后，儿子离家未归，他不希望儿子回来后找不到家，“我”便主动帮助彭老招寻找失踪的儿子。小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写出了扶贫的复杂和困难。
盘文波的中篇小说《一种构想》写扶贫的角度也是相当巧妙的。小说写扶贫干部“我”到郑才华家扶贫，郑才华瘫痪在床，无法劳动，扶贫目标很难实现。“我”偶然听说邻村致富带头人朱忠明是郑才华妻子傅晓草的初恋对象，丧偶后对傅晓草念念不忘，便产生“一种构想”，想让傅晓草先与郑才华离婚，然后带着前夫和两个未成年孩子嫁给朱忠明。这篇小说借由大胆的“构想”，表现了农村扶贫工作的百态，特别是被扶贫对象的特殊心态。
海勒根那《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是一篇很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讲述哈图布其嘎查的牧民脱贫之后，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在现场冒出了一个神秘的远方客人，从外貌、打扮到行为举止，都像是从蒙古史诗中走出来的英雄好汉，他仿佛是代表蒙古族的祖先来检视现今的扶贫成果。这篇小说构思非常巧妙，虽然主旋律的意味很浓，却不生硬、不套路。
除了扶贫攻坚之外，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书写乡村的其他维度。农村专家温铁军曾经说过，一提到乡村就是“三农”，其实是一个误解，乡村不等同于“三农”。自古农村“百业兴旺”，不只是农业，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也不都是农民，而是各行各业的人。如今乡村和农民都在变得更加复杂、多元，我们应该用更加宽阔、开放的眼光来观照乡村。
可不可以写全球化语境下的乡土？关仁山的作品《金谷银山》，写主人公范少山为了追求一种纯正“中国血缘”的稻种而去开掘老祖宗的坟墓，这写的不就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抵御转基因作物的一种努力吗？
可不可以写城镇化时代或者后拆迁时代的乡土？潘灵的作品《偷声音的老人们》讲述农村老人“进城”后的种种不适应，尹学芸的《贤人庄》则聚焦农民搬进楼房后被遗弃的动物，题材都非常具有新鲜感。
可不可以写高科技发展下的乡土？凡一平的“上岭村系列”中有一篇《上岭村丙申年记》，写的是偏僻乡村的大龄男因为毁容，始终找不到老婆，他的弟弟在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任职，索性给哥哥带回一个机器人当老婆，并随之引出了一连串匪夷所思的故事。小说写的是乡村如何遭遇高科技时代，以及如何接受、消化高科技成果。
除此之外，还可以写后现代视角下的乡土、乡村振兴政策下的乡土、传统文化复兴思潮下的乡土、全媒体时代的乡土、性别失衡时代的乡土、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乡土……
当然，我提出这些思路只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启发，并不是要大家一窝蜂地去追赶什么潮流、追求什么新奇，去故意地凑什么创作上的热闹，书写乡土还是应该从人性出发、从人的情感出发，写出最真实最动人的故事，为乡土留下最深刻最鲜活的影像。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2020年11月21日在“名刊名家对话太原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责任编辑 高 璟
作者简介：
鄢莉，女，70后，毕业于華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副编审。在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评论若干，出版长篇小说两部。
为什么想讲乡土写作这样一个话题？给我启发的是山西青年作家，也是《山西文学》编辑苏二花的一个中篇小说《良户》。这篇小说她投给我，原名叫作《梅花鹿》，经过我们的协商后，改名《良户》。这个小说在编辑部顺利通过，编辑们一致认为是一篇非常优秀的作品，后来发表在《长江文艺》2020年第11期。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名为良户的村庄的故事。我在稿签里这样写道：“在历史的废墟中挖掘出鲜活的记忆，用一个古韵悠远的村落，牵连起三代人的恩怨情仇。《诗经·柏舟》一句‘之死矢靡它’的爱情誓言，男人和女人分别用叛逃和坚守诠释了它的意义。故事凄美，文字令人惊艳，有云蒸霞蔚的气象和汪洋恣肆的美感。”
小说《良户》引發我的感慨，山西有那么丰富的地理和历史文化资源，像小说中良户那样的古村落、古民居一定有很多，却很少有人像她写得那么用心、那么好。其实我本人和山西是很有缘分的。2016年夏季，我一个人背着背包飞到大同，瞻仰了云冈石窟、悬空寺，然后到了平遥、王家大院，接着南下坐火车抵达临汾。2019年，我又有幸受山西省作家协会邀请，参加“长江黄河对话”活动，参观了壶口瀑布，永济的鹳雀楼、普救寺、蒲津渡。可以说，山西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感觉在这片土地上有太多可以发掘的东西。2017年， 《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转载了山西作家任兆琮的《木铎传奇》 ，就是写介休张壁古堡的，写得也非常好，非常有文化意蕴。我们非常欢迎这样的作品。
乡土创作仍然是当下文学创作的大宗，在《山西文学》《黄河》等文学期刊中乡土小说占据了较大的比例，我注意到《都市》中也有一定数量的乡土散文。然而据我观察，目前乡土创作写得好的不多，存在的问题：第一是素材浮于浅表，作品一再重复着陈旧的故事、陈旧的结构，书写着廉价的苦难和平庸的悲喜剧，呈现出过度景观化、照本宣科的乡土形象；二是观念落后、僵化，依然站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立场，要么用现代启蒙思想映照乡村的愚昧落后，要么以城市文明的缺陷来反证乡村生活的和谐美好。
于是，在当下的乡土作品中，还在重复书写着饱经苦难的“我爷爷”“我奶奶”，书写着含辛茹苦的“我父亲”“我母亲”，书写着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春种秋收、岁月轮回的古老故事。虽然说真实性是写作的最高伦理，然而这些故事是否一定适合写到小说里呢？乡土创作缺了一点什么呢？
我想，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对乡村生活并不熟悉，有的作者没有乡村生活的真切经历，对乡村的认识停留在观念层面上，有的作者曾经有过乡村的经历，却因为脱离乡村太久，对乡村新的变化感到陌生；二是对乡村生活太熟悉了，熟悉到了习焉不察的程度，没有一种“跳出来”的眼光。很多大作家，比如沈从文，恰恰是在走出故乡后，用“乡下人”的眼光反观故乡时，才写出了优秀的作品。
但是，我依然想提出一个疑问：对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世界，我们真的了解吗？这种了解足够深刻吗？我曾经跟作者说过，在开始自己的乡土书写之前，先要完成一份自我问卷，只有很好地完成了问卷，你才有资格提笔创作。
这个问卷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地理。“地理决定论”是历史学上的一个老话题了，从古希腊的哲学家到16世纪法国思想家 J.博丹、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19世纪的拉采尔，一直到现在的黄仁宇等，都有所论述。“地理决定论”认为一个地方的民族性格、社会制度、文化精神等，都受到地理的制约。的确，地理就像一种宿命一样，规定和影响着乡土的大致样貌。
“地理”部分的问题可以包括：我的乡土空间位置是怎样的，是在亚热带还是热带？在大陆的什么位置，与海洋有多远的距离？它的地表地貌形态是怎样的？有什么样的气候条件？它的岩石是什么种类？它的植被是否丰富，生态结构是否稳定？它有怎样的资源？它的土壤是怎样的？生长的最常见的作物是什么种属什么科的？地理环境的肥沃和贫瘠是怎样影响到人的性格？地标性的山川的名字和由来？它最著名的物产是什么？……
对地理的了解决定你写的那片乡土“像不像”，有没有辨识度。我在看稿子的过程中，看到大量没有辨识度的乡土，“千篇一面”，看不出是北方或南方的，沿海的或者内陆的，这样肯定是削弱作品的质量的。
问卷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历史，问题可以包括：你的乡土的方言属于哪个语系，有什么样的语言特点？你的家族是土生土长还是迁徙而来的？这里对亲戚的称呼是怎样的？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历史事件，比如战争？历史上曾经诞生过什么著名人物，他怎样深刻地影响到了本地的文化？这里流传最广的传说是什么？这里有怎样的特殊风俗？这里有没有独特的民间文化形式，比如地方戏剧？……
对历史的了解解决的是作品中的乡土没有历史感、文化感和没有深度的问题。
一个好的作家非常注重了解他写的那片地域的地理状况，也非常注重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例如山东作家王秀梅，她写的“槐花洲”系列，就创造了一个只属于她的文学地标。启发她灵感的是，她成长的胶东半岛到处都是槐花，老家附近有个“棉花洲”，她喜欢“洲”这个字眼，便加以拼接，成了“槐花洲”。胶东半岛有八仙过海、秦始皇东渡养马、海市蜃楼等传说，在战争方面，曾经有过抗倭斗争、抗日战争，山东还出过一个伟大的作家蒲松龄，这些资源都被王秀梅搜集起来，创造性地运用到了她的作品之中，因此除了“槐花洲”系列，她还写出了“战争系列”、《聊斋》同题系列、“航海人系列”等。
即便如此，我想说的是，对乡土地理、历史，乃至人文风俗的了解只是建立了一个认识乡土的框架，不是重点。对地理历史认识得再清楚、再详尽，文学的意义可能比不上一部地方志；对乡村现状知道得再全面，对“三农”问题见解再深刻，可能采用“非虚构”形式比小说、散文更好。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中说：“地理、气候、经济条件，都是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要记住，它们都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不是使历史成为实际的条件。使历史成为实际的原因，是求生的意识和求幸福的欲望。”小说还是应该写那些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无论现实多么丰富，呈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总是那些能触动作者、引起作者强烈共鸣、令作者始终魂牵梦绕、无法释怀的东西，绝不是干巴巴的再现。在这里，人的因素一定是最重要的。 问卷的第三个部分一定是“人”。对生长在这片乡土中的人的认识，决定着你怎样写好笔下的人物。而我认为，对人的认识，首先要基于对作家自我主体的认识。心理学中说，“一个心理学家对病人认识的深度永远不可能超过对自己认识的深度”，引申之是否也可以说，“一个作家对人物认识的深度永远也不可能超过对自己认识的深度”？每个作者必须相信，只要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对这片土地有感情，这里的地理环境一定会在你的身体上打下烙印，这里的文化基因一定会沉淀在你的血液中，这里生活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情怀信仰、所思所想等一定在塑造着你的心灵。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客观存在，并一直发挥着作用的，你所要做的就是发现自己、找到自己。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作者，特别是刚学写作的作者并没有发现自己，对自己、对别人的认识都是浅薄的、片面的，写的人物也是平板的、俗套的。
因而，问卷第三部分的问题可以有：我在这片乡土的血缘关系是怎样的？什么人塑造了我的人格和情感？是谁对我的影响最深刻？我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抱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作者对自己的认识更明晰、更深刻之后，推己及人，将会更加理解周围的人，在作品中塑造出更加有血有肉，而非干瘪、抽象的人物形象。
另外，当下对乡土的写作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近现代中国农村的一些重大变革，你必须有自己立场和态度，要有自己的思考。比如：对自古以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你是怎样看的？你对传统的农业文明抱什么态度：是把它当作“田园牧歌”来歌颂，还是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批判它的愚昧落后？你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农村土地变革有怎样的认识？你对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生产方式革命怎么看？你怎么看待最新几十年农村的劳动力流失、空心化等现象，以及乡村振兴、建设新农村、脱贫攻坚等等新政策、新变化？……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帮助作者提升作品的格局，很多作者写乡土不是写得不生动，而是格局太小，整个作品看起来比较狭隘、局促。
以上三个方面，实际上解决的就是“你是谁？”“你在何时？”“你在何地？”的问题。当你用三个维度建立一个坐标系，找到那样一个“有我之境”，就能不再拘泥于浅显的生活表象，“抓到篮子里都是菜”，而是任意地驾驭、驱使着你的题材，展开诸多的文学想象，去建构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乡土世界，不管你怎么写，这个世界都是自足的、圆满的、真实的。现在很多作品太没想象力了，写得太实了，合理的想象是必须有的。
乡土写作依然大有可为，尽管现在有论调说乡村已经凋敝、已经空心化，乡土文明已经被城市文明所碾压，但是我想只要有乡土存在，就算90%的农民已经进城，乡土依然是应该写、值得写的，毕竟，古老的乡土依然承载着乡愁，是我们的精神原乡、灵魂栖居之所。
有评论家提出疑问，上个世纪经典农民形象有梁生宝、陈奂生等。20世纪以来，为什么就没有塑造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农民形象？我希望，每个写乡土的作家都应该以“我在”的姿态去书写乡村的生存现场和精神现场。用丰富的情感，去把握乡土现实源流和新变；用内心深切的感受，去寻找到乡村新的切入口和生长点，书写中国乡土的新经验、新形象，把握住农村变化的新脉搏。尤其是要注意塑造“新人”形象，注意呈现出新时代语境下人物的精神史。
下面，我想结合作品，谈一谈乡土文学的主题创作的问题。在紧扣时代脉搏，书写乡土新变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主题集中的创作形态，形成一条连续的乡土书写的脉络。比如，新世纪以来，写乡村留守者的，写乡村民主建设的，写创业致富的，写脱贫攻坚的，都形成了一个个小高潮，其中不乏一些优秀的作品涌现出来。
尤其是最近几年，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是一个热门话题。有的作者一想到写精准扶贫就想到是主旋律创作，就会有主题先行的顾虑。但是应该认识到，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历史事件，是写当下农村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题材。脱贫攻坚不是不能写，关键看怎么写，在实际创作中有不少作家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例如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杨遥今年的力作《父亲和我的时代》。在这个中篇小说中，他写出了人物身上的新意：一个农村老父亲，学会通过手机来与外界沟通，去直播售卖农产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父亲”是一个代表着时代发展方向的崭新的人物。
邵丽的短篇《风中的母亲》则贡献了一个另类的母亲。小说中的母亲是农村中的一个“奇葩”，长得美丽却不会干活、不会操持家务，老了喜欢跳广场舞、打牌，从来不曾为生计操过心。这个人物的意义在于，她反映出了现在的农民已然可以享受着社会发展的红利，可以从城市反哺农村中获得好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前瞻性。
沈念的中篇小说《空山》写了一个曲折的故事：扶贫干部“我”到码市扶贫，了解到困难户彭老招拒绝易地搬迁安置，原因是他的女儿“自杀”后，儿子离家未归，他不希望儿子回来后找不到家，“我”便主动帮助彭老招寻找失踪的儿子。小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写出了扶贫的复杂和困难。
盘文波的中篇小说《一种构想》写扶贫的角度也是相当巧妙的。小说写扶贫干部“我”到郑才华家扶贫，郑才华瘫痪在床，无法劳动，扶贫目标很难实现。“我”偶然听说邻村致富带头人朱忠明是郑才华妻子傅晓草的初恋对象，丧偶后对傅晓草念念不忘，便产生“一种构想”，想让傅晓草先与郑才华离婚，然后带着前夫和两个未成年孩子嫁给朱忠明。这篇小说借由大胆的“构想”，表现了农村扶贫工作的百态，特别是被扶贫对象的特殊心态。
海勒根那《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是一篇很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讲述哈图布其嘎查的牧民脱贫之后，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在现场冒出了一个神秘的远方客人，从外貌、打扮到行为举止，都像是从蒙古史诗中走出来的英雄好汉，他仿佛是代表蒙古族的祖先来检视现今的扶贫成果。这篇小说构思非常巧妙，虽然主旋律的意味很浓，却不生硬、不套路。
除了扶贫攻坚之外，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书写乡村的其他维度。农村专家温铁军曾经说过，一提到乡村就是“三农”，其实是一个误解，乡村不等同于“三农”。自古农村“百业兴旺”，不只是农业，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也不都是农民，而是各行各业的人。如今乡村和农民都在变得更加复杂、多元，我们应该用更加宽阔、开放的眼光来观照乡村。
可不可以写全球化语境下的乡土？关仁山的作品《金谷银山》，写主人公范少山为了追求一种纯正“中国血缘”的稻种而去开掘老祖宗的坟墓，这写的不就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抵御转基因作物的一种努力吗？
可不可以写城镇化时代或者后拆迁时代的乡土？潘灵的作品《偷声音的老人们》讲述农村老人“进城”后的种种不适应，尹学芸的《贤人庄》则聚焦农民搬进楼房后被遗弃的动物，题材都非常具有新鲜感。
可不可以写高科技发展下的乡土？凡一平的“上岭村系列”中有一篇《上岭村丙申年记》，写的是偏僻乡村的大龄男因为毁容，始终找不到老婆，他的弟弟在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任职，索性给哥哥带回一个机器人当老婆，并随之引出了一连串匪夷所思的故事。小说写的是乡村如何遭遇高科技时代，以及如何接受、消化高科技成果。
除此之外，还可以写后现代视角下的乡土、乡村振兴政策下的乡土、传统文化复兴思潮下的乡土、全媒体时代的乡土、性别失衡时代的乡土、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乡土……
当然，我提出这些思路只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启发，并不是要大家一窝蜂地去追赶什么潮流、追求什么新奇，去故意地凑什么创作上的热闹，书写乡土还是应该从人性出发、从人的情感出发，写出最真实最动人的故事，为乡土留下最深刻最鲜活的影像。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2020年11月21日在“名刊名家对话太原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责任编辑 高 璟
作者简介：
鄢莉，女，70后，毕业于華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副编审。在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评论若干，出版长篇小说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