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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该杂剧的前四本和第五本多有不同。本文将从情节设置、语言表达和人物形象这三方面来探讨《西厢记》，得出前四本和第五本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的结论。
关键词：西厢记 情节设置 语言表达 人物形象
被誉为"天下夺魁"的《西厢记》在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可供后人研究的地方很多，比如作者的归属问题，从明代以来，文坛上一直存在争议。上至古代徐士范、王骥德、徐复祚等人，下至现代赵景深、王季思、陈中凡等人，都对《西厢记》作者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西厢记》第五本的艺术成就远不及前四本，以第五本为续篇，主要形成了四种说法，它或是王实甫作，或是关汉卿作，或是王作关续，或是关作王续。本文不探讨该杂剧的作者具体是谁，而是通过情节设置、语言表达和人物形象这三方面，发现前四本和第五本的不同，以证明它们不是出自同一个作者。
一、情节设置
《西厢记》第五本的某些情节和前四本衔接不了，显得生硬牵强。最明显的是崔莺莺一家人居住在普救寺的时间太长了，以致不合情理。第一本楔子中，老夫人率先登场就自报家门，还道出滞留在河中府的原因，即"先夫弃世之后，老身与女孩儿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得去。来到河中府，将这灵柩寄在普救寺内"。第五本楔子中，张君瑞得了状元，于是他写了封家书让琴童送往河中府。张生赴京赶考到修书回家，杂剧里有明确的时间--半载，加上之前他和莺莺相见、相识、相爱、相许，日子总共超过一年半载。而这段长时间就让人产生疑惑，什么"阻碍"那么厉害，使得封建的老夫人一家没有继续扶柩？为什么张生走后，莺莺还在普救寺，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第五本没有任何解释的迹象，它只是突兀地把时间拨后了半年。同一个作者写作，情节应该一脉相承，不会厚此薄彼。《西厢记》的作者不同，才会令前后情节矛盾，又不知道如何解释中间的一大段时间。本该早早出现的郑恒却在第五本才亮相。第一本楔子中，老夫人就两次提到了郑恒，"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以及"一壁写书附京师去，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崔卢郑王是隋唐四大家族，莺莺和郑恒联姻属于门当户对。扶柩和解救莺莺，郑恒都没有现身，直到第五本第三折他才登场，不过在第四折就仓促地死了。他的自杀身亡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打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富家子弟郑恒利用谎言来骗婚，虽然行为卑鄙，品德恶劣，但算不上恶贯满盈，罪该万死。可当事情败露后，杜将军扬言要"奏闻朝廷，诛此贼子"未免有失偏颇，小题大做。杜将军对抢人的孙飞虎都没有斩杀，为什么要对罪行小得多的郑恒如此严厉呢？杜将军前后行为不一致，不太像同一个人，可见作者也并非同一人。郑恒也忘记了自己煊赫的身世以及花心的本性，竟然选择触树自杀，这种写法真的不可信。以上情节设置都不太合理，甚至有脱节，所以某些方面能够证明前四本和第五本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
二、语言表达
朱权曾评价《西厢记》"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说明该杂剧里面的唱词色彩华美，与婉约派词风相似。这更多地体现在前四本中的唱词，第五本相比较的话，则逊色得多。文采与本色相生、藻艳与白描兼备，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是《西厢记》的一大特色。前四本的确做到了文采斐然，无论是唱词还是道白，无论写景还是写人，它的语言大都洋溢着诗情画意的美感。第四本第三折中的【正宫﹒端正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作者把范仲淹的《苏幕遮》词，变化以后移入曲中，恰到好处又不露痕迹，还深化了长亭送别的意境，让读者也为即将离别的张崔二人感到悲伤。再有第一折楔子中"【幺篇】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也是被称赞的美词，它既写景，又写到了人，莺莺一出场就笼罩着淡淡的哀愁。反观第五本，与前四本的差距较大。《西厢记》第五本的语言被人诟病由来已久，它写景的地方不多，也比不上前四本语言的流光溢彩。它的语言大部分是白描式的，不少唱词还带有口语化的词，是比较容易理解意思，但破坏了曲词特有的美感。另外，第五本也不及前四本的唱词爱用典故和带有"儿"化的名词，用起来不自然。如果是同一个作者，一部杂剧的语言应该相似，不会差别很大，因为语言是体现作者风格的标志之一，往往能够通过语言来判断作家。《西厢记》的语言之间差别大，风格也不相近，很难用同一作者来解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厢记》中某些词语只在第五本出现。如第五本第一折莺莺叫红娘为"小妮子"，这个称呼在前四本中完全没有，她对红娘的称呼要么是"红娘"，要么是"小贱人"。前四本莺莺叫红娘的次数很多，唯独不见"小妮子"，它偏偏在第五本出现。随后郑恒也唤红娘为"小妮子"，不能不说这值得引起注意。同一个作者有意为之的做法不太可能，只能说不同的作者对人物有不同的称呼方式。
三、人物形象
一个成年人的性格理应是注定的，不该变来变去。《西厢记》前四本和第五本的人物形象却很是不同，主人公张生、莺莺和红娘都有变化。张生本欲上朝取应，他在第一本第一折讲自己的身世时，用调侃、讽刺、发牢骚的语气说读书做官。当他在普救寺一见莺莺后，竟然说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的话，随后便以"早晚温习经史"向长老借房。张生爱美人胜于爱科举，他对科举考试没有很大的兴趣。当他高中状元后，一曲【双调﹒新水令】包含众多的封建意识，暴露出张生俨然成为歌功颂德的迂腐儒生，不再像前四本的"傻角"那样可爱。张生也由文绉绉的书生变得粗俗起来，第五本第三折中，他发誓道："夫人听谁说？若有此事，天不盖，地不载，害老大小疔疮！"这简直就是"西游记猪八戒语"，活像个小市民。莺莺的形象变化更大。前四本中她都是反叛者，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敢于违背封建传统礼教，有时候比张生还大胆。而第五本中她居然会听从老夫人将她许配给郑恒，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反抗。就算她听信郑恒的谎言，也不应毫无性格地接受母亲的安排。第五本第二折里面她给张生的回信写道"得见翰墨，始知中科，使妾喜之若狂。郎之才望，亦不辱相国之家谱也"，"情"是莺莺生命的全部，现在的她却庸俗。夫贵妻荣不应该改变掉人物的最初性格。红娘的犀利和泼辣倒是保留着，从她舌战郑恒就可看出。但第五本的红娘发展成恶毒的人，少了几份可爱，多了几份可怕。前四本的红娘最多算是莺莺的性启蒙者，她知道的性知识比莺莺多，所以有时候说起话来比较乡野。不过第五本第三折，她用拆白道字法骂郑恒，甚至诅咒郑恒"横死眼"，尽管还是伶俐，却让人害怕，就像一个陌生的红娘。《西厢记》人物形象的巨大变化，是出自不同的人之手，否则解释不通。
通过探讨情节设置、语言表达和人物形象这三方面，可看出《西厢记》前四本和第五本的确存在很多的不同。那是因为它们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所以不相同也是在所难免的。
参考文献：
[1] 王琛舆.谈郑恒之死[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2]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3]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张文珊，女，汉族，广东梅州，1992年3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关键词：西厢记 情节设置 语言表达 人物形象
被誉为"天下夺魁"的《西厢记》在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可供后人研究的地方很多，比如作者的归属问题，从明代以来，文坛上一直存在争议。上至古代徐士范、王骥德、徐复祚等人，下至现代赵景深、王季思、陈中凡等人，都对《西厢记》作者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西厢记》第五本的艺术成就远不及前四本，以第五本为续篇，主要形成了四种说法，它或是王实甫作，或是关汉卿作，或是王作关续，或是关作王续。本文不探讨该杂剧的作者具体是谁，而是通过情节设置、语言表达和人物形象这三方面，发现前四本和第五本的不同，以证明它们不是出自同一个作者。
一、情节设置
《西厢记》第五本的某些情节和前四本衔接不了，显得生硬牵强。最明显的是崔莺莺一家人居住在普救寺的时间太长了，以致不合情理。第一本楔子中，老夫人率先登场就自报家门，还道出滞留在河中府的原因，即"先夫弃世之后，老身与女孩儿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得去。来到河中府，将这灵柩寄在普救寺内"。第五本楔子中，张君瑞得了状元，于是他写了封家书让琴童送往河中府。张生赴京赶考到修书回家，杂剧里有明确的时间--半载，加上之前他和莺莺相见、相识、相爱、相许，日子总共超过一年半载。而这段长时间就让人产生疑惑，什么"阻碍"那么厉害，使得封建的老夫人一家没有继续扶柩？为什么张生走后，莺莺还在普救寺，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第五本没有任何解释的迹象，它只是突兀地把时间拨后了半年。同一个作者写作，情节应该一脉相承，不会厚此薄彼。《西厢记》的作者不同，才会令前后情节矛盾，又不知道如何解释中间的一大段时间。本该早早出现的郑恒却在第五本才亮相。第一本楔子中，老夫人就两次提到了郑恒，"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以及"一壁写书附京师去，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崔卢郑王是隋唐四大家族，莺莺和郑恒联姻属于门当户对。扶柩和解救莺莺，郑恒都没有现身，直到第五本第三折他才登场，不过在第四折就仓促地死了。他的自杀身亡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打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富家子弟郑恒利用谎言来骗婚，虽然行为卑鄙，品德恶劣，但算不上恶贯满盈，罪该万死。可当事情败露后，杜将军扬言要"奏闻朝廷，诛此贼子"未免有失偏颇，小题大做。杜将军对抢人的孙飞虎都没有斩杀，为什么要对罪行小得多的郑恒如此严厉呢？杜将军前后行为不一致，不太像同一个人，可见作者也并非同一人。郑恒也忘记了自己煊赫的身世以及花心的本性，竟然选择触树自杀，这种写法真的不可信。以上情节设置都不太合理，甚至有脱节，所以某些方面能够证明前四本和第五本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
二、语言表达
朱权曾评价《西厢记》"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说明该杂剧里面的唱词色彩华美，与婉约派词风相似。这更多地体现在前四本中的唱词，第五本相比较的话，则逊色得多。文采与本色相生、藻艳与白描兼备，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是《西厢记》的一大特色。前四本的确做到了文采斐然，无论是唱词还是道白，无论写景还是写人，它的语言大都洋溢着诗情画意的美感。第四本第三折中的【正宫﹒端正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作者把范仲淹的《苏幕遮》词，变化以后移入曲中，恰到好处又不露痕迹，还深化了长亭送别的意境，让读者也为即将离别的张崔二人感到悲伤。再有第一折楔子中"【幺篇】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也是被称赞的美词，它既写景，又写到了人，莺莺一出场就笼罩着淡淡的哀愁。反观第五本，与前四本的差距较大。《西厢记》第五本的语言被人诟病由来已久，它写景的地方不多，也比不上前四本语言的流光溢彩。它的语言大部分是白描式的，不少唱词还带有口语化的词，是比较容易理解意思，但破坏了曲词特有的美感。另外，第五本也不及前四本的唱词爱用典故和带有"儿"化的名词，用起来不自然。如果是同一个作者，一部杂剧的语言应该相似，不会差别很大，因为语言是体现作者风格的标志之一，往往能够通过语言来判断作家。《西厢记》的语言之间差别大，风格也不相近，很难用同一作者来解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厢记》中某些词语只在第五本出现。如第五本第一折莺莺叫红娘为"小妮子"，这个称呼在前四本中完全没有，她对红娘的称呼要么是"红娘"，要么是"小贱人"。前四本莺莺叫红娘的次数很多，唯独不见"小妮子"，它偏偏在第五本出现。随后郑恒也唤红娘为"小妮子"，不能不说这值得引起注意。同一个作者有意为之的做法不太可能，只能说不同的作者对人物有不同的称呼方式。
三、人物形象
一个成年人的性格理应是注定的，不该变来变去。《西厢记》前四本和第五本的人物形象却很是不同，主人公张生、莺莺和红娘都有变化。张生本欲上朝取应，他在第一本第一折讲自己的身世时，用调侃、讽刺、发牢骚的语气说读书做官。当他在普救寺一见莺莺后，竟然说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的话，随后便以"早晚温习经史"向长老借房。张生爱美人胜于爱科举，他对科举考试没有很大的兴趣。当他高中状元后，一曲【双调﹒新水令】包含众多的封建意识，暴露出张生俨然成为歌功颂德的迂腐儒生，不再像前四本的"傻角"那样可爱。张生也由文绉绉的书生变得粗俗起来，第五本第三折中，他发誓道："夫人听谁说？若有此事，天不盖，地不载，害老大小疔疮！"这简直就是"西游记猪八戒语"，活像个小市民。莺莺的形象变化更大。前四本中她都是反叛者，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敢于违背封建传统礼教，有时候比张生还大胆。而第五本中她居然会听从老夫人将她许配给郑恒，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反抗。就算她听信郑恒的谎言，也不应毫无性格地接受母亲的安排。第五本第二折里面她给张生的回信写道"得见翰墨，始知中科，使妾喜之若狂。郎之才望，亦不辱相国之家谱也"，"情"是莺莺生命的全部，现在的她却庸俗。夫贵妻荣不应该改变掉人物的最初性格。红娘的犀利和泼辣倒是保留着，从她舌战郑恒就可看出。但第五本的红娘发展成恶毒的人，少了几份可爱，多了几份可怕。前四本的红娘最多算是莺莺的性启蒙者，她知道的性知识比莺莺多，所以有时候说起话来比较乡野。不过第五本第三折，她用拆白道字法骂郑恒，甚至诅咒郑恒"横死眼"，尽管还是伶俐，却让人害怕，就像一个陌生的红娘。《西厢记》人物形象的巨大变化，是出自不同的人之手，否则解释不通。
通过探讨情节设置、语言表达和人物形象这三方面，可看出《西厢记》前四本和第五本的确存在很多的不同。那是因为它们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所以不相同也是在所难免的。
参考文献：
[1] 王琛舆.谈郑恒之死[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2]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3]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张文珊，女，汉族，广东梅州，1992年3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