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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剑为犁尚为早
1945年8月15日傍晚6点左右，我正在李富春住所门前站岗，见邓发从隔壁周副主席的住处一出来，就高声喊：“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
这个消息像闪电，刹那间，整个杨家岭都沸腾了起来，人们都从各自的住所跑出来，欢呼雀跃之声使宝塔山和延河水一起震颤。人们都觉得舒了一口气，战争结束了，可以铸剑为犁回家种地了。
但是，毛主席并不这么看。在日寇尚未投降之际，他就预见一旦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将面临两种前途的选择。为了争取那个光明的前途，毛主席向党的高级干部阐释了抢先进入东北地区的重要意义。当苏联红军穿过蒙古，进入东北，中国共产党亦开始调动自己的部队和干部，以最快的速度向东北挺进。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拟将中共领导核心从陕甘宁边区迁到晋察热辽解放区的承德，由李富春先行赴热河，做中共中央大搬家的前期准备工作。
山雨欲来前的“宁静”
进入1946年后，打仗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部队已经在做准备。
当时，毛泽东住在枣园，和他的小院紧挨着的东边，是朱总司令的小院。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老总有单独的警卫班，负责他们院子里面的警卫。我们一连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的院子外面站岗，负责外围的警戒。
在毛主席住所下面，从西往东，有一排共九眼的窑洞。西头第一家是任弼时同志的办公室兼宿舍。他整天都很忙碌，休息时的娱乐，就是找彭德怀下两盘象棋。他若是一躺下睡着了，就鼾声大作。在这种时候，值勤的哨兵，不仅要注意安全，还要注意安静，不能影响了他休息。
中间三眼窑洞，是刘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兼宿舍。在他院外站了几次岗，我发现刘少奇同志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在窑洞外面转悠，我推想这大概是在散步。可是刘少奇同志的步履挺快，不像一般人散步那样悠缓地迈着方步，而且他一个人行走时，总是目不斜视，從来不和哨兵交谈。
最东面就是彭老总的办公室兼宿舍。他常常办公到很晚才休息，在办公的过程中，他习惯隔一段时间就到窑洞外溜达溜达，休息一下。而每次出来，他都会习惯性地问一声哨兵：“现在几点钟啦？”有时在黄昏或夜幕降临以后，公务不是那么急，他出来溜达，身边又没有别的首长或工作人员，他就会和哨兵拉一拉家常，例如问问是哪里人，参军几年啦，家里还有些什么人，部队生活怎么样等等，可以说是嘘寒问暖。他好像特别喜欢年轻战士。但是在白天，或者人比较多的场合，他就不和哨兵打招呼了，而且一脸的严肃。
在枣园的西边沟里，是中央社会部的机关，除了一室、二室外，康生、李克农等部领导，也住在那里。他们有事到枣园大院落时，都走院落西北的小门，那里没有布置岗哨。我们在这一带站岗时，感觉康生和李克农经常出入那个小门，而社会部的其他人是不允许走的。
“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就晚了”
到了下半年，战争气氛更浓了。虽说党中央所在的核心地带，不可能马上和敌人的步兵有什么接触，但防备敌机的空袭和敌人伞兵的空降，却是一点也不敢懈怠的。那时警卫部队的一项重要训练，就是如何打敌人的伞兵。
紧接着，住在枣园大院落的中央首长们，开始疏散到几个地方。毛主席先是搬到枣园后沟，随去的我们距主席的住所只隔一道山梁，主席出入都通过隧道，经过我们住的窑洞，我们继续在外围保卫着他。
1947年2月，毛主席搬去了王家坪，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毛主席到这里，大概是为了便于指挥已在各战场展开的战斗。王家坪的上面就是清凉山，《解放日报》社就在山上。
毛主席搬往王家坪的时候，朱总司令搬去了距警备团团部不远的侯家沟。侯家沟目标小，比较安全，我所在的班被派到这里担任朱老总的警卫。3月10日，朱德总司令离开延安，转移到瓦窑堡，但我们班没有跟着走，仍在原地等待命令。同一天前往瓦窑堡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首长。
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很多人都跑到窑洞外面看。过了一阵子，就看见东南方向的空中出现了一队队的飞机，有人说：“飞机来了。”继而，远处传来一阵阵的爆炸声，我们团的重机枪也开始对空射击。
那天的轰炸，从早晨7时到下午4时，断断续续持续了九个小时。敌机对延安飞机场、延安旧城、边区政府、八路军大礼堂、中央党校、中央医院等处，实施了比较密集的轮番轰炸，投下了数以千计的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看着四处扬起的硝烟，人们都感到：和国民党的战争，降临到我们的延安了，这里马上就要成为前线，已经没有什么后方了。
从3月11日到18日，敌人飞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接连不断。后来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把他空军三分之二的轰炸机，都投入到对延安的轰炸中来了。
当毛主席和党中央做出撤离延安的决定时，中央警备团的许多指战员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延安，等于我们的首都啊，怎么能轻易让给敌人呢？毛主席和党中央离开这里，是不是担心我们守卫不住根据地呀？于是，很多人纷纷表态：“我们要与延安共存亡，坚决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决不让胡宗南占领延安。”
毛主席以十分精辟的论述，对当时许多指战员的疑虑和不解进行了说服：“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大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员，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这样，他打他的，我打我的。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就晚了。”
他还说：“蒋介石占领了延安，《双十协定》就被他撕毁了，他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我们撤出延安，意味着我们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这就是战争的转折点……”
周恩来：“今后就得在膝盖上办公啦”
1947年3月18日傍晚，延安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中央各机关的人员，边区政府的人员，驻防的部队，后勤机关及其家属，包括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和孩子，都已经撤走了。
可是毛主席还一直不肯走，因为他曾经说过，他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后来，他又突发奇想，说是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据说经彭德怀一再催促，说：“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让部队替你看！一分钟也不能待了！”这才硬把毛主席逼上了车。
毛主席、周副主席、彭老总，还有被叫来谈话的第二纵队司令王震等是最后走的。此时延安城里已经不太安全了，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吴家枣园。而且特务们已经混进延安城来，开始搞骚扰和破坏了。
此刻，我们乘坐的吉普车走过延安飞机场，为了不让敌人的飞机在这里降落，机场的跑道已经全部被破坏，车上的人被颠得就像筛煤似的。副班长因为坐在车斗最后面，一下从车里被颠了出去。我们赶快叫停车，他才又爬上来。
车行到三十里堡后，周副主席吩咐队伍停了下来，进行轻装精简。总部机关的人在撤退时，把一些办公用的桌子、椅子也带上了。周副主席看见说：“这些东西还带着干什么？哪还能用得着？今后就得在膝盖上办公啦。”说着，他还拍了拍自己的膝盖。（摘自《名人传记》）
1945年8月15日傍晚6点左右，我正在李富春住所门前站岗，见邓发从隔壁周副主席的住处一出来，就高声喊：“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
这个消息像闪电，刹那间，整个杨家岭都沸腾了起来，人们都从各自的住所跑出来，欢呼雀跃之声使宝塔山和延河水一起震颤。人们都觉得舒了一口气，战争结束了，可以铸剑为犁回家种地了。
但是，毛主席并不这么看。在日寇尚未投降之际，他就预见一旦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将面临两种前途的选择。为了争取那个光明的前途，毛主席向党的高级干部阐释了抢先进入东北地区的重要意义。当苏联红军穿过蒙古，进入东北，中国共产党亦开始调动自己的部队和干部，以最快的速度向东北挺进。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拟将中共领导核心从陕甘宁边区迁到晋察热辽解放区的承德，由李富春先行赴热河，做中共中央大搬家的前期准备工作。
山雨欲来前的“宁静”
进入1946年后，打仗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部队已经在做准备。
当时，毛泽东住在枣园，和他的小院紧挨着的东边，是朱总司令的小院。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老总有单独的警卫班，负责他们院子里面的警卫。我们一连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的院子外面站岗，负责外围的警戒。
在毛主席住所下面，从西往东，有一排共九眼的窑洞。西头第一家是任弼时同志的办公室兼宿舍。他整天都很忙碌，休息时的娱乐，就是找彭德怀下两盘象棋。他若是一躺下睡着了，就鼾声大作。在这种时候，值勤的哨兵，不仅要注意安全，还要注意安静，不能影响了他休息。
中间三眼窑洞，是刘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兼宿舍。在他院外站了几次岗，我发现刘少奇同志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在窑洞外面转悠，我推想这大概是在散步。可是刘少奇同志的步履挺快，不像一般人散步那样悠缓地迈着方步，而且他一个人行走时，总是目不斜视，從来不和哨兵交谈。
最东面就是彭老总的办公室兼宿舍。他常常办公到很晚才休息，在办公的过程中，他习惯隔一段时间就到窑洞外溜达溜达，休息一下。而每次出来，他都会习惯性地问一声哨兵：“现在几点钟啦？”有时在黄昏或夜幕降临以后，公务不是那么急，他出来溜达，身边又没有别的首长或工作人员，他就会和哨兵拉一拉家常，例如问问是哪里人，参军几年啦，家里还有些什么人，部队生活怎么样等等，可以说是嘘寒问暖。他好像特别喜欢年轻战士。但是在白天，或者人比较多的场合，他就不和哨兵打招呼了，而且一脸的严肃。
在枣园的西边沟里，是中央社会部的机关，除了一室、二室外，康生、李克农等部领导，也住在那里。他们有事到枣园大院落时，都走院落西北的小门，那里没有布置岗哨。我们在这一带站岗时，感觉康生和李克农经常出入那个小门，而社会部的其他人是不允许走的。
“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就晚了”
到了下半年，战争气氛更浓了。虽说党中央所在的核心地带，不可能马上和敌人的步兵有什么接触，但防备敌机的空袭和敌人伞兵的空降，却是一点也不敢懈怠的。那时警卫部队的一项重要训练，就是如何打敌人的伞兵。
紧接着，住在枣园大院落的中央首长们，开始疏散到几个地方。毛主席先是搬到枣园后沟，随去的我们距主席的住所只隔一道山梁，主席出入都通过隧道，经过我们住的窑洞，我们继续在外围保卫着他。
1947年2月，毛主席搬去了王家坪，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毛主席到这里，大概是为了便于指挥已在各战场展开的战斗。王家坪的上面就是清凉山，《解放日报》社就在山上。
毛主席搬往王家坪的时候，朱总司令搬去了距警备团团部不远的侯家沟。侯家沟目标小，比较安全，我所在的班被派到这里担任朱老总的警卫。3月10日，朱德总司令离开延安，转移到瓦窑堡，但我们班没有跟着走，仍在原地等待命令。同一天前往瓦窑堡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首长。
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很多人都跑到窑洞外面看。过了一阵子，就看见东南方向的空中出现了一队队的飞机，有人说：“飞机来了。”继而，远处传来一阵阵的爆炸声，我们团的重机枪也开始对空射击。
那天的轰炸，从早晨7时到下午4时，断断续续持续了九个小时。敌机对延安飞机场、延安旧城、边区政府、八路军大礼堂、中央党校、中央医院等处，实施了比较密集的轮番轰炸，投下了数以千计的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看着四处扬起的硝烟，人们都感到：和国民党的战争，降临到我们的延安了，这里马上就要成为前线，已经没有什么后方了。
从3月11日到18日，敌人飞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接连不断。后来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把他空军三分之二的轰炸机，都投入到对延安的轰炸中来了。
当毛主席和党中央做出撤离延安的决定时，中央警备团的许多指战员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延安，等于我们的首都啊，怎么能轻易让给敌人呢？毛主席和党中央离开这里，是不是担心我们守卫不住根据地呀？于是，很多人纷纷表态：“我们要与延安共存亡，坚决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决不让胡宗南占领延安。”
毛主席以十分精辟的论述，对当时许多指战员的疑虑和不解进行了说服：“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大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员，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这样，他打他的，我打我的。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就晚了。”
他还说：“蒋介石占领了延安，《双十协定》就被他撕毁了，他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我们撤出延安，意味着我们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这就是战争的转折点……”
周恩来：“今后就得在膝盖上办公啦”
1947年3月18日傍晚，延安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中央各机关的人员，边区政府的人员，驻防的部队，后勤机关及其家属，包括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和孩子，都已经撤走了。
可是毛主席还一直不肯走，因为他曾经说过，他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后来，他又突发奇想，说是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据说经彭德怀一再催促，说：“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让部队替你看！一分钟也不能待了！”这才硬把毛主席逼上了车。
毛主席、周副主席、彭老总，还有被叫来谈话的第二纵队司令王震等是最后走的。此时延安城里已经不太安全了，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吴家枣园。而且特务们已经混进延安城来，开始搞骚扰和破坏了。
此刻，我们乘坐的吉普车走过延安飞机场，为了不让敌人的飞机在这里降落，机场的跑道已经全部被破坏，车上的人被颠得就像筛煤似的。副班长因为坐在车斗最后面，一下从车里被颠了出去。我们赶快叫停车，他才又爬上来。
车行到三十里堡后，周副主席吩咐队伍停了下来，进行轻装精简。总部机关的人在撤退时，把一些办公用的桌子、椅子也带上了。周副主席看见说：“这些东西还带着干什么？哪还能用得着？今后就得在膝盖上办公啦。”说着，他还拍了拍自己的膝盖。（摘自《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