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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去世。在《人生的价值》一文中，杨绛写道：“默默奉献的老实人，以及所有死后没有留下名气的人，活了一辈子，就是没有价值的了！有名的，只是绝少数;无名的倒是绝大多数呢。无怪活着的人一心要争求身后之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从生到死、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只为没有求名，或没有成名，只成了毫无价值的人！反而不如那种自炒自卖、欺世盗名之辈了？这种价值观，太不合理了吧？”
“一个人有了信仰，对人生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
从堂吉诃德到苏格拉底
杨绛是作家，也是翻譯家。不过她的文章多写于“退休”之后，在职期间主攻翻译。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绛从清华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即后来的社科院外文所，杨绛重点研究英国文学。
杨绛写不来“八股文”，学术论文挨批。所以翻译更像是一种“人生在别处”的选择。杨绛曾回忆，她和钱锺书都被标上“白旗”，于是她暗下决心，不再写文章，而遁入翻译。“翻译附带研究，恰合当时需要，所以我的同事中，翻译兼研究的不止我一个。”
杨绛从未学过翻译，当年一心想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可是因为南方没有名额，只得去东吴大学读了政治学。她对政论毫无兴趣，醉心文学，喜爱音乐。受父母师长影响，杨绛从小好读书，其中也包括大量英文书籍，大学期间她又自修法文。
1932年，杨绛进入清华学习，在第一堂法语听写课上，梁宗岱先生惊讶于杨绛的法文水平，问她怎么学的，她答：“自学。”
所以，杨绛能在48岁后自学好西班牙语，并不大奇怪。她对语言的热爱、敏感，与生俱来，再加上一种毅力和淡泊，她成为国内《堂吉诃德》西语翻译第一人。
杨绛生平第一次翻译是被钱锺书的老师叶公超“考察”。叶先生拿着一本英文刊物，指着其中一篇，让杨绛翻译。《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杨绛说自己勉强交卷，叶先生评价“很好”。后来这篇文章刊登在《新月》上。
钱锺书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又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他最胜任翻译，可惜志不在此。他却很早看出杨绛的翻译才华，让她翻译《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英国文化丛书》之一），拿给傅雷看，傅雷对杨绛说：“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杨绛翻译《堂吉诃德》是任务也是心意。1957年，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其中，《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之一。三套丛书编委会负责人林默涵因读过杨绛翻译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极为欣赏其译笔，于是希望请她来重译《堂吉诃德》。
杨绛找来《堂吉诃德》的三个英译本和两个法译本，都觉得有所不足，有时解释还大相径庭，因此决定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是我一心想翻译的书，我得尽心尽力。”
《堂吉诃德》之前，杨绛翻译的《小癞子》和《吉尔·布拉斯》都是“流浪汉小说”。所谓“流浪汉小说”，主角不是英雄美人，风景不是田园牧歌，它刻画最底层、最卑贱的人物，揭露不平等、不完美的世界。
“他（堂吉诃德）死抱住自己的一套理想，满腔热忱，尽管在现实里不断地栽筋斗，始终没有学到一点乖。”杨绛之所以如此推崇《堂吉诃德》，大抵因为“他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杨绛曾评价《吉尔·布拉斯》的原作者勒萨日：“一身傲骨，不肯迎合风气，不肯依附贵人。他敢于攻击时下的弊端，不怕得罪当道。他不求名位，一生只靠写作谋生。”
在浩瀚的阅读中，被什么样的作者和作品打动而必须要将之翻译、介绍给大家，这显然有着译者的审美偏好和价值取向。杨绛的翻译之所以被称优美，奉为经典，除了她语言功力深厚外，更重要的是一种高贵人格的匹配、吻合。
翻译《堂吉诃德》，前后经历十多年，颇多磨难。1966年，杨绛已翻译了第七册的一半，可惜“文革”爆发。“文革”结束，即1976年，终于在11月20日，她完成了《堂吉诃德》的全部译稿，钱锺书正好也写完《管锥篇》初稿。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锺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钱杨二人乃弘毅之士。“忍耐着为”比消极抵抗的“不为”或许更是一种修炼。学者陆文虎就用“文化英雄”来形容杨绛。
1978年《堂吉诃德》得以出版。同年6月，邓小平亲手将此译本赠送给来华访问的西班牙国王夫妇。国宴上，邓小平问杨绛，“什么时候翻译的？”杨绛只轻描淡写一句：“今年出版的。”“我在握手间无暇细谈。”
翻译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杨绛已是88岁高龄。《斐多》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与其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他因信念选择死亡。可以说，后来杨绛写《走到人生边上》也是受《斐多》的启发，她论述了灵与肉，人与神，天与命，生与死等哲学命题，呼唤“良知良能”。
翻译《斐多》，还有一层个人原因。“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我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杨绛说：“他（苏格拉底）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
不去父母之邦
《论语》里讲到柳下惠为官三黜，有人劝他，你干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柳回答：“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杨绛曾说，她和钱锺书回到中国，再也没离开中国，他们“不愿去父母之邦”。
1935年，不到25岁的钱锺书杨绛夫妇一同前往英国牛津求学，后又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38年秋，两人携一岁多的女儿回国。
尽管回国后经历各种颠沛辗转，钱杨从未后悔“留在祖国”。在《干校六记》中，杨绛写道：“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用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杨绛相信“忧患孕育智慧”。在一次面对《文汇报·笔会》的采访中，杨绛曾说，“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仰。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支撑我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
杨绛说她最喜欢的诗人是杜甫，喜欢和人民大众在一起的作家。读杨绛的文章，发现她引用、谈及孔子比较多。她认为最循循善诱的老师是孔子。“‘四书’里，我最喜欢《论语》。”孔子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钱杨不正是如此吗？
所以，你看钱杨，虽散淡寡欲，但不厌世避世，他们“不合群”，只是“没有那闲工夫”，不行“巧言令色”之事，不因世故折损自己，对人类却是悲悯心肠。
我读杨绛的散文，常感到一种亲切的深刻，朴素的温暖，即便是苦日子，她也发现、择取生活中的趣事、美事来分享，从没有激烈的抱怨、牢骚，或是愤慨。她擅白描，文雅又家常的语言，规范精炼，绝不累赘，是一种真正的“文如其人”，恬淡持重，不卑不亢，不将不迎。每读先生文字，就是一次心灵的洗涤、净化。
《干校六记》，她没有《记屈》《记愤》，而是《记闲》《记情》《记幸》。“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人有了幽默感便有了化解生活难题的智慧与豁达。
胡乔木欣赏杨绛忆旧怀人篇章，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作家止庵指出，杨绛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说穿了就是对人类命运的痛苦感受，在杨绛的作品中表现的也是这个，但她有她的独特视角，有属于自己的表现方式，更多地是表现為一种隐忍，而不大习惯于痛苦地表现痛苦。”“毫无疑问，杨绛散文是列在当代散文第一流的文化层次。我们从中看到开阔的视野、很深的修养与很高的品位，而且文化在她这儿是‘化’得最纯熟的，丝毫不露痕迹。”
业余作者
杨绛坚持说自己是业余作者，随遇而作。尽管在1953年，她已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43年、1944年、1945年，杨绛连写三个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当时，钱锺书被称为是“杨绛的丈夫”。杨绛说，写剧本，是为了家中柴米油盐。
杨绛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散文是《收脚印》。“听说人死了，魂灵儿得把生前的脚印，都给收回去……”这是杨绛在朱自清先生课上的作业，写于1933年。1934年，朱自清又将杨绛的“第一次试作的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推荐给《大公报》，发表在该报的《文艺副刊》上，后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一书。
外界评价，杨绛翻译第一，散文第二，再是小说。我却不愿做这样的分隔、排序。杨绛既深钻理论，又潜心创作，既为学者、译者，又是写作者，应该把她的作品作为整体来看待，应该将其全部文学活动串联起来理解。她的“全能”是一种“平衡”以及相得益彰。
杨绛本人，无疑是最看重小说创作的。“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于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
杨绛76岁时，社科院外研所劝所里的老人离、退休。结果，在同等资历或规格的老研究员当中，毫不恋栈的只有杨绛一人。一方面是守礼谦让，一方面，杨绛是真心希望静心写作，当时正在创作《洗澡》，且已整整写了一年。
对照杨绛的文论和小说来看，她的确一边在创作中“总结”，一边又用经典做“指灯”。丰厚的学术涵养，上承传统，旁及西洋，令杨绛的作品包括小说有着“古典的清明理性”。
在《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一文中，杨绛分析，“他写的是卑微的人物和事情，用的是轻松滑稽的辞令，体裁是没有韵节的散文。这就是菲尔丁所谓‘散文体的滑稽史诗’。”菲尔丁主张严格摹仿自然;小说家不但要写出同类人物的共性，还需写出每个人物的特性;菲尔丁不赞成夸张——夸张就不合自然，人生到处有可笑的事，只要观察入微，随处可得材料，用不着夸张。同时菲尔丁还认为一切小说都该在趣味中掺和教训。
《论萨克雷〈名利场〉》一文中，杨绛论述：“萨克雷替自己规定任务：描写‘真实’，宣扬‘仁爱’。”“描写真实就‘必定要暴露许多不愉快的事实’。”
“小说家没有经验，无从创造。但经验好比点上个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事实—故事—真实》）“其实奥斯丁的小说里，侦探或推理的成分都很重。”“用对话写出人物，奥斯丁是大师。”（《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人物要写得客观，还需要深入内心，把他们的心理活动——‘意识流’也如实展现。”（《旧书新解——读《〈薛蕾丝蒂娜〉》）……
杨绛在文论中的旨趣、格调，跟她自己的小说表现得“言行一致”。例如，塑造典型平常人物，把对话当成塑造人物的最重要手段，对人性和世态人情的关怀……杨绛的小说笔法依旧“平实”，是一种静观后的深入。
估计对小说看得太重，杨绛不敢“冒犯”，一直小心翼翼，称自己的小说仅是“习作”，还在“试笔学写”阶段。从《杨绛文集》的出版来看，她也是极严谨、极负责任的人。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掉。文章扬人之恶，也删。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实话，也删。“有‘一点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所以，杨绛产量不高。她唯一的长篇《洗澡》也并不算长。
杨绛虽说过，“读书人可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吧？”不过有心眼的读书人或迂腐，或道貌岸然，或俗气起来，比一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施蛰存将《洗澡》誉为“半部《红楼梦》加半部《儒林外史》”。
杨绛的讽刺干脆而克制。《洗澡》里着墨较多的依旧是美好的人和事。比如姚宓，她应该是作者心中的理想女性化身。姚宓是安静地躲在角落里的人，她的美好在于她的善良，即使面对可遇不可求的爱情，她仍保持矜持，遵从道义。所以她和许彦成的关系，不让人觉得龌龊，只叫人疼惜。为此，杨绛在《洗澡》发表近20年后，写下《洗澡之后》。“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这样呢，非但保全了这份纯洁的友情，也给读者看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 尽管在我看来，若是现实中，姚宓和许彦成结合，未必就是最幸福的归宿，未可知下一场爱情就不春风雨露。但是杨绛仁慈，一心成全。对自己不大喜欢的人，杨绛也留有同情，不给难堪。比如杜丽玲，（《洗澡之后》，借许伯父说出，“彦成从前那位夫人，相貌虽然端正，却俗在骨里，开水冲也冲不掉的。”）杨绛也令她有个欢欣结局。
《洗澡》让人最为感动的是结尾处，“姚宓忽然有一点可怕的怀疑。她可以留心，把妈妈瞒得紧紧的，可是，这位爱玩儿福尔摩斯的妈妈只怕没有瞒过吧？至少，没有完全瞒过。”我仿佛觉得杨绛就是那位无言又深情，开明又高明的母亲。
灶下婢
与多数读者一样，我是先读钱锺书的《围城》，后知道他的妻子杨绛。
杨绛专门找资料研究过孔子的夫人。她认为孔子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一定是和洽的。“所以我对孔夫子家的女人，很有兴趣，尤其想见见孔夫子的夫人。”
在《孔夫子的夫人》一文中，杨绛得出结论：孔子生活讲究甚至挑剔，皆得益于夫人亓官氏的照料，亓官夫人想必治家严谨，孔子和夫人的感情必定很好。“亓官夫人即使不是贤能的夫人，至少也是以顺为正。”
晚年，杨绛自述，“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老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又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由此可見，杨绛始终以丈夫为主，自己退居其次。当年为了陪丈夫去英国，她中断了在清华的学业。到了牛津，又发现这位丈夫真就是“拙手笨脚”。“我做坏事了……”钱锺书向杨绛报告，杨绛只回一句“不要紧”。墨水泼了，不要紧;台灯砸了，不要紧;钱锺书犯了多大的事，在杨绛那里都是“不要紧”。杨绛最得意的莫过于保全了钱锺书的本真、率性和痴气。她说，钱锺书承认婚姻美满，自己的终身大事很成功。
杨绛和钱锺书的结合并非“门当户对”。杨绛原是宽裕家庭里的大小姐，钱家却寒素。但是杨绛从未觉得是“下嫁”，“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杨绛说钱锺书“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的志趣与自己相同。所以两人相互吸引，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支持。
杨绛心甘情愿做“灶下婢”，开始提篮子上街买菜，自己烧饭做菜。钱锺书也懂体谅，陪着买菜，自己又关了门在卫生间里洗衣服，就算洗得一塌糊涂。据杨绛回忆，钱锺书生平第一次划火柴是1972年早春，从干校回到北京。
杨绛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讲她家保姆，《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方五妹又“笨”又犟，中途有一阵说不来就不来了。杨绛想，不来也能过日子，还省掉絮烦。可半年后，五妹又回来了。在钱杨家干了十多年。“我们觉得家务事很烦琐，五妹回来正好。”从杨绛的叙述中能知道，她哪里真爱干家务，“灶下婢”是因为“我爱丈夫，胜过爱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杨绛还说自己大半辈子在抱歉，觉得自己家务事潦草塞责，但女儿和丈夫从不嫌弃。
钱锺书说妻子杨绛“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的散文比我好”，“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杨绛也说，“钱锺书的博学是公认的，当代学者有几人能相比吗？”“能和锺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锺书刻薄了。”
《围城》的书名由杨绛题写，她还给出两句注释：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钱锺书说“实获我心”。钱锺书推许杨绛的小说能“无中生有”，在杨绛看来，小说的高超技巧正是“无中生有”的编造，一种想象、虚构的能力。
两人少有接受媒体采访，杨绛便执笔写一些文章，《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钱锺书对
“一个人有了信仰，对人生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
从堂吉诃德到苏格拉底
杨绛是作家，也是翻譯家。不过她的文章多写于“退休”之后，在职期间主攻翻译。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绛从清华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即后来的社科院外文所，杨绛重点研究英国文学。
杨绛写不来“八股文”，学术论文挨批。所以翻译更像是一种“人生在别处”的选择。杨绛曾回忆，她和钱锺书都被标上“白旗”，于是她暗下决心，不再写文章，而遁入翻译。“翻译附带研究，恰合当时需要，所以我的同事中，翻译兼研究的不止我一个。”
杨绛从未学过翻译，当年一心想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可是因为南方没有名额，只得去东吴大学读了政治学。她对政论毫无兴趣，醉心文学，喜爱音乐。受父母师长影响，杨绛从小好读书，其中也包括大量英文书籍，大学期间她又自修法文。
1932年，杨绛进入清华学习，在第一堂法语听写课上，梁宗岱先生惊讶于杨绛的法文水平，问她怎么学的，她答：“自学。”
所以，杨绛能在48岁后自学好西班牙语，并不大奇怪。她对语言的热爱、敏感，与生俱来，再加上一种毅力和淡泊，她成为国内《堂吉诃德》西语翻译第一人。
杨绛生平第一次翻译是被钱锺书的老师叶公超“考察”。叶先生拿着一本英文刊物，指着其中一篇，让杨绛翻译。《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杨绛说自己勉强交卷，叶先生评价“很好”。后来这篇文章刊登在《新月》上。
钱锺书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又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他最胜任翻译，可惜志不在此。他却很早看出杨绛的翻译才华，让她翻译《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英国文化丛书》之一），拿给傅雷看，傅雷对杨绛说：“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杨绛翻译《堂吉诃德》是任务也是心意。1957年，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其中，《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之一。三套丛书编委会负责人林默涵因读过杨绛翻译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极为欣赏其译笔，于是希望请她来重译《堂吉诃德》。
杨绛找来《堂吉诃德》的三个英译本和两个法译本，都觉得有所不足，有时解释还大相径庭，因此决定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是我一心想翻译的书，我得尽心尽力。”
《堂吉诃德》之前，杨绛翻译的《小癞子》和《吉尔·布拉斯》都是“流浪汉小说”。所谓“流浪汉小说”，主角不是英雄美人，风景不是田园牧歌，它刻画最底层、最卑贱的人物，揭露不平等、不完美的世界。
“他（堂吉诃德）死抱住自己的一套理想，满腔热忱，尽管在现实里不断地栽筋斗，始终没有学到一点乖。”杨绛之所以如此推崇《堂吉诃德》，大抵因为“他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杨绛曾评价《吉尔·布拉斯》的原作者勒萨日：“一身傲骨，不肯迎合风气，不肯依附贵人。他敢于攻击时下的弊端，不怕得罪当道。他不求名位，一生只靠写作谋生。”
在浩瀚的阅读中，被什么样的作者和作品打动而必须要将之翻译、介绍给大家，这显然有着译者的审美偏好和价值取向。杨绛的翻译之所以被称优美，奉为经典，除了她语言功力深厚外，更重要的是一种高贵人格的匹配、吻合。
翻译《堂吉诃德》，前后经历十多年，颇多磨难。1966年，杨绛已翻译了第七册的一半，可惜“文革”爆发。“文革”结束，即1976年，终于在11月20日，她完成了《堂吉诃德》的全部译稿，钱锺书正好也写完《管锥篇》初稿。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锺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钱杨二人乃弘毅之士。“忍耐着为”比消极抵抗的“不为”或许更是一种修炼。学者陆文虎就用“文化英雄”来形容杨绛。
1978年《堂吉诃德》得以出版。同年6月，邓小平亲手将此译本赠送给来华访问的西班牙国王夫妇。国宴上，邓小平问杨绛，“什么时候翻译的？”杨绛只轻描淡写一句：“今年出版的。”“我在握手间无暇细谈。”
翻译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杨绛已是88岁高龄。《斐多》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与其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他因信念选择死亡。可以说，后来杨绛写《走到人生边上》也是受《斐多》的启发，她论述了灵与肉，人与神，天与命，生与死等哲学命题，呼唤“良知良能”。
翻译《斐多》，还有一层个人原因。“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我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杨绛说：“他（苏格拉底）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
不去父母之邦
《论语》里讲到柳下惠为官三黜，有人劝他，你干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柳回答：“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杨绛曾说，她和钱锺书回到中国，再也没离开中国，他们“不愿去父母之邦”。
1935年，不到25岁的钱锺书杨绛夫妇一同前往英国牛津求学，后又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38年秋，两人携一岁多的女儿回国。
尽管回国后经历各种颠沛辗转，钱杨从未后悔“留在祖国”。在《干校六记》中，杨绛写道：“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用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杨绛相信“忧患孕育智慧”。在一次面对《文汇报·笔会》的采访中，杨绛曾说，“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仰。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支撑我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
杨绛说她最喜欢的诗人是杜甫，喜欢和人民大众在一起的作家。读杨绛的文章，发现她引用、谈及孔子比较多。她认为最循循善诱的老师是孔子。“‘四书’里，我最喜欢《论语》。”孔子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钱杨不正是如此吗？
所以，你看钱杨，虽散淡寡欲，但不厌世避世，他们“不合群”，只是“没有那闲工夫”，不行“巧言令色”之事，不因世故折损自己，对人类却是悲悯心肠。
我读杨绛的散文，常感到一种亲切的深刻，朴素的温暖，即便是苦日子，她也发现、择取生活中的趣事、美事来分享，从没有激烈的抱怨、牢骚，或是愤慨。她擅白描，文雅又家常的语言，规范精炼，绝不累赘，是一种真正的“文如其人”，恬淡持重，不卑不亢，不将不迎。每读先生文字，就是一次心灵的洗涤、净化。
《干校六记》，她没有《记屈》《记愤》，而是《记闲》《记情》《记幸》。“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人有了幽默感便有了化解生活难题的智慧与豁达。
胡乔木欣赏杨绛忆旧怀人篇章，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作家止庵指出，杨绛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说穿了就是对人类命运的痛苦感受，在杨绛的作品中表现的也是这个，但她有她的独特视角，有属于自己的表现方式，更多地是表现為一种隐忍，而不大习惯于痛苦地表现痛苦。”“毫无疑问，杨绛散文是列在当代散文第一流的文化层次。我们从中看到开阔的视野、很深的修养与很高的品位，而且文化在她这儿是‘化’得最纯熟的，丝毫不露痕迹。”
业余作者
杨绛坚持说自己是业余作者，随遇而作。尽管在1953年，她已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43年、1944年、1945年，杨绛连写三个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当时，钱锺书被称为是“杨绛的丈夫”。杨绛说，写剧本，是为了家中柴米油盐。
杨绛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散文是《收脚印》。“听说人死了，魂灵儿得把生前的脚印，都给收回去……”这是杨绛在朱自清先生课上的作业，写于1933年。1934年，朱自清又将杨绛的“第一次试作的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推荐给《大公报》，发表在该报的《文艺副刊》上，后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一书。
外界评价，杨绛翻译第一，散文第二，再是小说。我却不愿做这样的分隔、排序。杨绛既深钻理论，又潜心创作，既为学者、译者，又是写作者，应该把她的作品作为整体来看待，应该将其全部文学活动串联起来理解。她的“全能”是一种“平衡”以及相得益彰。
杨绛本人，无疑是最看重小说创作的。“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于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
杨绛76岁时，社科院外研所劝所里的老人离、退休。结果，在同等资历或规格的老研究员当中，毫不恋栈的只有杨绛一人。一方面是守礼谦让，一方面，杨绛是真心希望静心写作，当时正在创作《洗澡》，且已整整写了一年。
对照杨绛的文论和小说来看，她的确一边在创作中“总结”，一边又用经典做“指灯”。丰厚的学术涵养，上承传统，旁及西洋，令杨绛的作品包括小说有着“古典的清明理性”。
在《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一文中，杨绛分析，“他写的是卑微的人物和事情，用的是轻松滑稽的辞令，体裁是没有韵节的散文。这就是菲尔丁所谓‘散文体的滑稽史诗’。”菲尔丁主张严格摹仿自然;小说家不但要写出同类人物的共性，还需写出每个人物的特性;菲尔丁不赞成夸张——夸张就不合自然，人生到处有可笑的事，只要观察入微，随处可得材料，用不着夸张。同时菲尔丁还认为一切小说都该在趣味中掺和教训。
《论萨克雷〈名利场〉》一文中，杨绛论述：“萨克雷替自己规定任务：描写‘真实’，宣扬‘仁爱’。”“描写真实就‘必定要暴露许多不愉快的事实’。”
“小说家没有经验，无从创造。但经验好比点上个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事实—故事—真实》）“其实奥斯丁的小说里，侦探或推理的成分都很重。”“用对话写出人物，奥斯丁是大师。”（《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人物要写得客观，还需要深入内心，把他们的心理活动——‘意识流’也如实展现。”（《旧书新解——读《〈薛蕾丝蒂娜〉》）……
杨绛在文论中的旨趣、格调，跟她自己的小说表现得“言行一致”。例如，塑造典型平常人物，把对话当成塑造人物的最重要手段，对人性和世态人情的关怀……杨绛的小说笔法依旧“平实”，是一种静观后的深入。
估计对小说看得太重，杨绛不敢“冒犯”，一直小心翼翼，称自己的小说仅是“习作”，还在“试笔学写”阶段。从《杨绛文集》的出版来看，她也是极严谨、极负责任的人。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掉。文章扬人之恶，也删。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实话，也删。“有‘一点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所以，杨绛产量不高。她唯一的长篇《洗澡》也并不算长。
杨绛虽说过，“读书人可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吧？”不过有心眼的读书人或迂腐，或道貌岸然，或俗气起来，比一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施蛰存将《洗澡》誉为“半部《红楼梦》加半部《儒林外史》”。
杨绛的讽刺干脆而克制。《洗澡》里着墨较多的依旧是美好的人和事。比如姚宓，她应该是作者心中的理想女性化身。姚宓是安静地躲在角落里的人，她的美好在于她的善良，即使面对可遇不可求的爱情，她仍保持矜持，遵从道义。所以她和许彦成的关系，不让人觉得龌龊，只叫人疼惜。为此，杨绛在《洗澡》发表近20年后，写下《洗澡之后》。“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这样呢，非但保全了这份纯洁的友情，也给读者看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 尽管在我看来，若是现实中，姚宓和许彦成结合，未必就是最幸福的归宿，未可知下一场爱情就不春风雨露。但是杨绛仁慈，一心成全。对自己不大喜欢的人，杨绛也留有同情，不给难堪。比如杜丽玲，（《洗澡之后》，借许伯父说出，“彦成从前那位夫人，相貌虽然端正，却俗在骨里，开水冲也冲不掉的。”）杨绛也令她有个欢欣结局。
《洗澡》让人最为感动的是结尾处，“姚宓忽然有一点可怕的怀疑。她可以留心，把妈妈瞒得紧紧的，可是，这位爱玩儿福尔摩斯的妈妈只怕没有瞒过吧？至少，没有完全瞒过。”我仿佛觉得杨绛就是那位无言又深情，开明又高明的母亲。
灶下婢
与多数读者一样，我是先读钱锺书的《围城》，后知道他的妻子杨绛。
杨绛专门找资料研究过孔子的夫人。她认为孔子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一定是和洽的。“所以我对孔夫子家的女人，很有兴趣，尤其想见见孔夫子的夫人。”
在《孔夫子的夫人》一文中，杨绛得出结论：孔子生活讲究甚至挑剔，皆得益于夫人亓官氏的照料，亓官夫人想必治家严谨，孔子和夫人的感情必定很好。“亓官夫人即使不是贤能的夫人，至少也是以顺为正。”
晚年，杨绛自述，“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老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又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由此可見，杨绛始终以丈夫为主，自己退居其次。当年为了陪丈夫去英国，她中断了在清华的学业。到了牛津，又发现这位丈夫真就是“拙手笨脚”。“我做坏事了……”钱锺书向杨绛报告，杨绛只回一句“不要紧”。墨水泼了，不要紧;台灯砸了，不要紧;钱锺书犯了多大的事，在杨绛那里都是“不要紧”。杨绛最得意的莫过于保全了钱锺书的本真、率性和痴气。她说，钱锺书承认婚姻美满，自己的终身大事很成功。
杨绛和钱锺书的结合并非“门当户对”。杨绛原是宽裕家庭里的大小姐，钱家却寒素。但是杨绛从未觉得是“下嫁”，“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杨绛说钱锺书“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的志趣与自己相同。所以两人相互吸引，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支持。
杨绛心甘情愿做“灶下婢”，开始提篮子上街买菜，自己烧饭做菜。钱锺书也懂体谅，陪着买菜，自己又关了门在卫生间里洗衣服，就算洗得一塌糊涂。据杨绛回忆，钱锺书生平第一次划火柴是1972年早春，从干校回到北京。
杨绛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讲她家保姆，《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方五妹又“笨”又犟，中途有一阵说不来就不来了。杨绛想，不来也能过日子，还省掉絮烦。可半年后，五妹又回来了。在钱杨家干了十多年。“我们觉得家务事很烦琐，五妹回来正好。”从杨绛的叙述中能知道，她哪里真爱干家务，“灶下婢”是因为“我爱丈夫，胜过爱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杨绛还说自己大半辈子在抱歉，觉得自己家务事潦草塞责，但女儿和丈夫从不嫌弃。
钱锺书说妻子杨绛“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的散文比我好”，“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杨绛也说，“钱锺书的博学是公认的，当代学者有几人能相比吗？”“能和锺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锺书刻薄了。”
《围城》的书名由杨绛题写，她还给出两句注释：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钱锺书说“实获我心”。钱锺书推许杨绛的小说能“无中生有”，在杨绛看来，小说的高超技巧正是“无中生有”的编造，一种想象、虚构的能力。
两人少有接受媒体采访，杨绛便执笔写一些文章，《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钱锺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