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往往认为，大规模全封闭式农业养殖为美国所独有。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使用抗生素作为促生长剂的做法源自美国；更可能因为很多像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和泰森公司这样的养殖业巨头，总部都设在美国。然而根据公共及私营机构（包括美国农业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的研究，密集化养殖业在印度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中正迅速壮大。人们的收入增长了，对肉类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月11日刊登的一篇论文显示，封闭式养殖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两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组成的跨国小组发现：中国养猪场大量出现多种耐抗生素基因。
　　如果关注有关中国食品的新闻，就会知道在想多产出蛋白质和多赚大钱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食品安全措施屡遭挫败，其食品安全的现状就像厄普顿·辛克莱所描写的20世纪初期的美国一般（他在《丛林》一书中所揭露的美国肉类行业的黑幕，引起公众的不满和担忧，为肉类生产的监管带来了改变——译注）。不管是滥用抗生素还是食品生产的其他方面，中国都缺乏有效监管。作为全球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每年将9600万公斤抗生素投入在农业使用上，几乎占其年产量的一半（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最近发布的《用于食用动物的抗菌药物出售及分配》的最新数据）c按照我的计算，这是美国抗生素年使用量的7倍。
　　中国和美国一样，不要求对农用抗生素是如何使用以及在何种农产品中使用进行报告，对农用抗生素带来的潜在影响也没进行研究和追踪。因此，这篇新近发表的文章非常引人注目。参与完成该文的中国研究者多年来一直对大型封闭式养殖场的周边环境进行研究。他们选择了位于中国不同地区的三家养猪场，每家的年饲养量约1万头。研究小组对三个养猪场的新鲜猪粪、堆肥和施过肥的土壤进行取样。他们还从中国的原始森林中提取土壤样本，又提取了美国未使用过抗生素的猪的粪便，从而组成对照样本。
　　美方则负责分析这些样本。James Tiedje和他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同事们采用了高性能、可量化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来寻找样本中是否存在对抗生素耐药的基因。研究人员找到了149种特异性耐药基因，表达水平是对照样本的192倍至2.8万倍；同时还表达了大幅提高的转座酶（这种酶可使抗药基因得以在细菌之间进行移动）。
　　正如文中所述：“检测出来的耐药基因种类繁多，能对所有主要类型的抗生素产生耐药，包括那些对人类极其重要的抗生素。”
　　研究者们强调了他们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耐抗生素基因往往聚合在一起，能在不同菌群之间传播，而这一过程又由于在这些养殖场中使用的如锌、铜和砷等重金属带来的影响而加速。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对某种药物的耐药性甚至会出现在一个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药物的地方，因此也并未对细菌带来进化的压力。譬如，在一些养殖场的周围发现了对某类抗生素的耐药性，而这类药并未在该养殖场内使用过。
　　这个研究的发现是惊人的，它清楚地表明在养猪场未经监管地使用抗生素和金属已经增加了养殖场环境中耐抗生素群体的多样性和广泛性。耐抗生素基因以及转座酶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耐抗生素基因从牲畜转移到与人类相关的细菌，然后在人群中传播。
　　问题并非在于抗生素耐药性是否出现在养殖场里，而在于它是否会从养殖场中转移出来，进而影响到和养殖场没有任何联系的人群。从业者通常会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就此请教了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Iames Tiedje，他是这样说的：
　　“这是一个几率问题。耐抗生素基因集中度越高，释放在环境中就越多，导致发生严重问题的几率就越大。如果我们明知道问题在某个节点将会发生，却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这是我所不赞成的。最好是尽我们所能从当下就来应对它。因为发现安全有效的新抗生素非常之困难，所以我们必须保护好现有的抗生素。
　　Tiedjie说，“我们所挑选的中国养猪场可以代表许多地方的普遍状况，它们并非特例。在这些养猪场中使用的抗生素，平均到每头猪上而言，和美国的情况差异不大。”
　　这并非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如果这个研究是准确的，那么耐抗生素基因的类型和浓度，以及它们从养殖场转移到其他环境的潜在风险，同样将会在美国的全封闭式养猪场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