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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北美中国留学生的社交生活是“各人各圈子”，因人而异，因家庭、专业、学校风格而异。有些留学生的留学生活就是“几点一线”，社交生活相当贫乏，这其中既有学习好的，也有学习不好的。
澳大利亚墨尔本这家咖啡店新出的一款“哥特咖啡”。当我们一早起来心情不佳的时候.也许需要一杯像心情一样灰暗的咖啡。社交网站Instagram上的一票好评吧，许多网友都慕名前来排几小时长队，只为尝尝这杯特别的咖啡，带着话题“whitemoio”拍一张咖啡照也成了一种墨尔本的新时尚。
笔者熟悉的一位前同事，工作之前在美国东海岸一所“常春藤”读商科。她家境优越，打工甚至也成了她口中“最重要的社交手段”，平时的生活轨迹局限在住处、几个生活场所和“星巴克”、几间快餐厅（她打工不是在学校当助教就是在快餐厅），除了商科，她还在另一所同城大学报了个钢琴专业，照她的说法“学习时间都不够，哪里有时间去交际”。其实她性格开朗，几年留学生涯结识的朋友并不少，但大多是在这“几点一线”轨迹上“凑巧碰上的”，甚至她今天的老公也是在图书馆“捡”的。
刚到大温哥华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常在网上找用得上的二手便宜货。有一次见离当时住处不远的公寓里有人兜售一张九成新的电脑椅，价格很诱人，就上门求购。卖主是一男一女两个留学生，买电脑椅才一个月，因为耽于在线打游戏，学分学时低于最低线，结果被大学“劝退”，只好把刚置办的家什贱卖，“先回国，以后再看看怎么办”。和那个男生闲聊得知，他十八个月的留学生涯，绝大多数时间“宅”在住处“连线”，所谓“社交圈”就是一同打游戏者建立的“公会”，且即便和“公会”成员打交道也是宁可“连线”，他女朋友说“他和我在一个房间，有事都更喜欢在公会频道上说”。当时智能手机尚不普及，如果是今天，他们大约一起吃饭也要各自低头摆弄手机的吧。
而社交特别丰富的留学生则是一副迥异的场景。
去年某省同乡会上接触了一位学牙医的女博士（她已修完大部分学业，当年稍晚便毕业并获得执业资格了），她本科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念过，硕士和博士则分别在加西、加东的两所名校念。在漫长（11年）的留学生涯里，她的社交生活十分丰富：当过校篮球队的拉拉队长，参与和发起过多个公益组织，组织过对故乡中国和海地、墨西哥天灾人祸的人道主义援助，去非洲（塞拉利昂和肯尼亚）和拉美（洪都拉斯）当过“支教”义工（一度每年春假都要去），还是加拿大联邦自由党青年选举党团的活动积极分子。毕业前一年，她还加入了欧美很有知名度的高档社交-慈善机构“狮子会”，我在她所属那个狮子会组织成立活动上和她偶遇，据她说，之所以入会，是因为许多同学和未来同行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这个分支的召集人之一就是她的师兄。
和《麦克琳》杂志所说相反，美加大学的各种社团里从来不乏中国留学生的身影，且如前所述，他们并不仅仅热衷加入校园社团，社会上的各种社交组织也是他们经常活跃的平台。但和其他族裔（比如印度裔）留学生相比，华裔生就比例而言热衷社团活动者相对要少，且在社团中更多扮演“参谋”或“跟随者”的角色，愿意“出头”的要少一些，这是因为北美社团工作繁多，又纯属义务，许多中国学生觉得“犯不着太费力气”。
和不热衷社交的中国学生情况相似的是，是否热衷社团和社交活动与成绩、学习态度关系不大。
大學最有益和有趣的经历之一，就是住在学生宿舍，这将是个人成长很重要的一次体验，在这里你将会建立起你持续一生的宝贵友谊和记忆。
中国留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习惯于结成“汉语系”社交圈，他们不论在校内、校外，总喜欢和同样来自中国的同学“扎堆”，不但经常同出入、同娱乐，甚至有时在课堂上也会形成“中文小圈子”。
照一位熟识的“中文圈子党”所言（他管这种圈子叫“互助组”），这种“中文系”的社交圈和社交方式，是“抱团取暖的需要”：他们要这样扎堆社交，目的可不光是排遣乡愁，也是为了学习和留学生活的方便——听课听不清楚没关系，课后“互助组”凑一下就能凑齐课堂内容;缺这少那也没事，不论谁回国、去外地，都会自动担负起“搬运工”的角色。“互助组”虽然多半没有社交团体的“名号”，但实际上却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比如这里提到的这个“互助组”，就规定每周固定聚餐一次，费用AA。
较“高级”的“圈子党”往往围绕某个共同的爱好“凑人数”，我认识的北美中国留学生这类“爱好圈”，有“攒乐队”的，有玩汽车的，还有志同道合搞发明创造的（还真有人这么搞出专利，弄到天使投资，还没毕业就开了公司），笔者接触过最“冷门”的“圈子党”，是5个旅美、加留学生组成，专门研究客家海外史的“小团伙”，他们每年固定聚会两次，还在线出过3期“学刊”，多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笔者正是在研究太平天国后人在拉美活动事迹时，和他们有所交集。
这类“爱好圈子党”同样“丰俭由人”：2011年8月，加拿大卑诗省白石镇外99号高速飙车被截停的所谓“十三太保”，核心成员大多来自一个由大陆富裕留学生组成的“豪车会”，门槛高到“奔驰宝马没资格”的地步;而刚才提到的“客家研究圈子”，因为缺钱，每年春、秋两次聚会前几个月，他们就开始在线研究打折机票。
中国留学生的另一部分人则对“掺和同胞圈子”态度十分冷淡，他们热衷于加入本地学生的主流社团，参与“非同胞”的社交活动，笔者曾打过交道的一位女生，本科在校时加入“绿色和平”，有时间就和西人同伴一起参与该组织的各种活动，研究生时又加入了一个以“暴力动保”著称的社会团体，据说是加入该团体的第一位华裔女生。这个女生平时不太喜欢参与华人社区的活动，即便偶尔参与也几乎不主动说中文，她的一位同学曾调侃“只有她妈妈从国内来探亲时，才听她连续一小时都说汉语”。 这类“远离同胞式社交”的热衷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各式各样，前面提到的女生是觉得“既然来了北美就要融入北美社会，总和同胞扎堆会影响融入”，而笔者认识的另一位热衷参与当地省级政党活动的男生（美加留学生无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可以参加政党活动，加拿大甚至允许留学生参与投票选举党内干部，但一般不允许留学生自己担任党内职务）则表示，他“并不是故意回避同胞，而是同胞对政党活动太不积极，只能和老外玩”。
1949年的女子学院宿舍留影，被简化称为休闲、打牌、阅读、针织和吃巧克力。
北美中国留学生的社交活动既丰富又单调。说“丰富”，是因为花样繁多，呈现鲜明的多样性;说“单调”，则是指大多数留学生的社交范围、方式，显得并不那么丰富。
AA制聚餐、文体活动、社团活动，是绝大多数北美留学生社交活动的“老三样”，除此以外很多留学生将许多时间、精力放在做义工上。
在北美，做和专业相关的义工不仅可以完成学校规定的“社会实践”课时，还可积攒宝贵的“北美专业工作时长”，而在北美职场，有没有这样的“专业工作时长”，是求职者能否被接纳从事起薪较高的“专业工”一项“硬指标”。正因如此，才会有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其实不止留学生）宁可倒贴钱，也要到处“飞义工”。北美许多重要的社会活动是靠义工支撑起来的，留学生功不可没。且正如许多热衷义工的留学生所言，义工介于校园和社会之间，是非常重要的社交方式。
2010年2月20日，3名中国籍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留学生在美国加州公路上疯狂飙车（时速高达122英里，持续40分钟）并被警察拘捕，翌年8月31日午夜，加拿大卑诗省白石镇外又出现情形类似、规模更大的“十三太保飙车事件”，引发人们对富裕中国留学生社交问题的热烈讨论和高度关注。
德国柏林，高温难耐，德国网友通过社交网络组织了一场泼水大战。年轻人集聚海神喷泉广场，互相泼水带来盛夏清凉。
当时美国《OC周刊》指出，新一代中国留学生中许多人家境富裕，生活方式和此前的中国留学生大不相同，喜欢在封闭的小圈子里扎堆，且不太注重适应当地环境和规则。他们援引警方的话指出，这些留学生往往并非“不懂规矩”而是不习惯遵守，如前述那三名中国超速驾驶留学生中开车的周某，在超速行驶并遭警车追逐过程中，他居然还知道在红灯处停车。
一些评论家指出，很多中国留学生来到北美求学，但他们对北美化、制度和社会特点的了解限于浮光表面，且其中一些人也缺乏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动力。和早年来北美的中国留学生不同，新一代留学生家境普遍更好，无需将过多精力用于打工、找工作和千方百计留下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家里已为他们办好了经济类移民，他们可以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小交际圈子，无需融入也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一些家境普通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像前辈们那样积极适应本地生活，因为和此前的许多中国留学生不同，他们并不一定非留在北美发展不可，学业完成后回国也不是不能接受的选项。文章也指出，和前辈们相比，如今新一代的中國留学生头脑更灵活，语言能力和适应力更强，进入状态普遍比前辈们更快。此外，互联网和IP电话的普及，也让新一代留学生可以保留过去的交际圈，频繁不间断地和国内亲友联系，甚至延续在国内的生活习惯和娱乐节目，这对于他们尽快适应北美学习、生活环境利弊参半，却是值得重视的现象。一名阿拉巴马大学的学者则认为，北美的学校和社会也可以做更多的事，和中国及其它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学生进行更多文化交流、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一些中国留学生初来乍到只和中国同学接触，只说中国话，他们中不少人不是不知道融入和沟通的重要性，但东方人的传统是担心说错，而另一些人则“北美化”得趋于极端，似乎避免和同胞发生任何交集。他认为，保留本民族文化和尽快融入、适应新环境并非相互矛盾，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学校、学生会组织也应为此做些什么努力以帮助中国留学生尽快适应。
说到这里不免要提到“公主我最大”，其实这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华裔二代女炫富”典型，是一个由华裔电视人李冠扬（Kevin K. Li）和德斯蒙.陈（Desmond Chen）精心策划的一台“电视真人秀”，参与者其实都是雇佣来的演员，真正的“华裔二代富家女”未必是这样的做派。
“十三太保事件”发生后，笔者曾就“华裔二代富家女的社交”（“十三太保”中多人车上有华裔富家女，其中大多数为留学生），做过一番调查和采访。
一些熟悉她们社交方式者指出，类似“十三太保后座女”的华裔富家女往往系孤身就读，没有家长陪读，但和“公主我最大”所竭力塑造的形象有所偏差的是，即便这类华裔富家女，平常在公共场合出现也并不显得十分特别，她们也秀名牌服饰、汽车，但并不“过分”，如果是人多的场合，旁人未必能辨别出几个女生中哪位是富家女，哪位不是。照一位知情者的话称，“她们只在自己‘圈子’里显摆”。
所谓“圈子”，就是富二代（最多加上一些他们认为可靠的“外围”）组成的小团体，他们的结识或因为是同学（比如都出自某间私立中学或专上学院），或因为在某方面的共同爱好（如前面提到的飙车俱乐部），“圈子”里的人“家底”接近，志趣相投，在富家女们看来，这样的交际方式“谁也不会占别人便宜”，而且“圈子里拔份才有意义”、“和普通人炫耀没有成就感”。 富家女热衷圈子交际的另一大原因，则是安全考量。一方面，加拿大近年来加大查税力度，圈外炫富容易遭致“财富缩水”，且一些富家女财富来源“有问题”，也担心被“人肉搜索”;另一方面，富二代尤其富家女一直是加拿大华裔黑帮最喜欢觊觎的对象，前些年曝出多起针对“炫富女”的绑票案，这也迫使富家女们不得不小心一点。
更多的富家女并不热衷炫富，甚至有些人直言不讳地表示“没档次的才这样做”。
这类富家女往往从“小留学生”读起，许多都就读在学校排名榜上稳居前列的“女私校”（加拿大菲莎研究所近年来所编制的卑诗省中小学排名，稳居第一、第二名的一直是两所私立女校），并按部就班地进入美加知名大学读书、毕业，这种被戏称为“大温标准华裔富家女模板”的塑造方式，让大多数华裔富家女一方面具备较高的学习能力、素质和修养，另一方面则并不热衷于所谓“过度社交”——即没有直接好处的社交。
不热衷“过度社交”，也意味着十分热衷于“适当社交”，即加拿大主流社会十分推崇的社会公益活动、各种学校社团，以及“青年领袖训练营”、“政党后援会”之类，因为北美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关系的社会”，只是构成“关系”的要素不同，积极参加这类活动有利于积累“必须关系”和人脉，对日后的发展有利。日前被曝光的某些“华裔贪官女”经常出没于当地主流政治家的竞选造势活动，引发国内舆论、公众侧目，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很多华裔富家女都走着同样的道路——只是这位被“聚焦”者不巧“爹被认为有问题”而已。
前面说过，贫富不同，圈子各异，大多数华裔留学生很少“串圈”，以免彼此尴尬。但觊觎“上层社交圈”的人脉和机会，千方百计“跟着混”的也并非没有，不过结局未必好。
北美社会最大的特点，一是“量力而行”，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契合身份和收入状况，二是“绝对隐私保密”，即便对亲属也不会随便透露个人隐私，对朋友更恪守“你不问，我也不说”的默契，这不仅是一种文明，一种入乡随俗的礼节，也是实实在在的安全防范要点。非“富家留学生”混入“富家圈”，有时会产生强烈的落差和不平衡，而“富家留学生”又会本能担心“露富出危险”，结果会引发许多变故。2015年9月21日在加拿大大温地区被前“朋友”张天一绑架、误杀的22岁中国留学生孙鹏，就祸起“串圈”后的被“盯上”，尽管他十分警觉，甚至一度“脱圈”避开，却终于未能幸免。
2017年6月22日，Facebook在芝加哥举行首个“社区峰会”。目的是帮助数百个Facebook群组管理员，即那些在社交网络上运行社区页面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聚在一起分享和交流。
前几年大陆风靡一时的《非诚勿扰》登陆大温哥华，吸引了许多大陆留学生“围观”、做义工，有本地商业机构和热心人士发现留学生存在社交圈狭窄，社交方式单调和社交机会匮乏等问题，就着手組织了几次以留学生为目标的商业性或非商业性联谊活动，包括类似《非诚勿扰》的“相亲会”，也包括游艇会、钓鱼会、登山会等“昂扬向上”的俱乐部式活动，还有诸如“假面舞会”之类节庆式联谊社交活动。
但效果呢？
笔者曾亲临某次“假面舞会”现场考察，组织者我认识，目标是“至少50对”，但现场“连托儿在内也只凑了16对，还有两对‘女女’的”;而另一位曾赞助这类活动的金融圈朋友则坦言，“非商业的不去说，商业的就没一次不赔的”。
不少分析家指出，北美中国留学生有自己的生活、学习和社交方式、思路，“可以单调，但不喜欢被人为干预”，因此他们宁愿自己找机会，也不太青睐这类“有组织有赞助”的“定制社交”。或许，我们不应替他们过多操心，毕竟他们中大多数已是成年人，社交方式便如同其它方面的问题一样，丰俭由人，冷暖自知。
各人各圈子
笔者熟悉的一位前同事，工作之前在美国东海岸一所“常春藤”读商科。她家境优越，打工甚至也成了她口中“最重要的社交手段”，平时的生活轨迹局限在住处、几个生活场所和“星巴克”、几间快餐厅（她打工不是在学校当助教就是在快餐厅），除了商科，她还在另一所同城大学报了个钢琴专业，照她的说法“学习时间都不够，哪里有时间去交际”。其实她性格开朗，几年留学生涯结识的朋友并不少，但大多是在这“几点一线”轨迹上“凑巧碰上的”，甚至她今天的老公也是在图书馆“捡”的。
刚到大温哥华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常在网上找用得上的二手便宜货。有一次见离当时住处不远的公寓里有人兜售一张九成新的电脑椅，价格很诱人，就上门求购。卖主是一男一女两个留学生，买电脑椅才一个月，因为耽于在线打游戏，学分学时低于最低线，结果被大学“劝退”，只好把刚置办的家什贱卖，“先回国，以后再看看怎么办”。和那个男生闲聊得知，他十八个月的留学生涯，绝大多数时间“宅”在住处“连线”，所谓“社交圈”就是一同打游戏者建立的“公会”，且即便和“公会”成员打交道也是宁可“连线”，他女朋友说“他和我在一个房间，有事都更喜欢在公会频道上说”。当时智能手机尚不普及，如果是今天，他们大约一起吃饭也要各自低头摆弄手机的吧。
而社交特别丰富的留学生则是一副迥异的场景。
去年某省同乡会上接触了一位学牙医的女博士（她已修完大部分学业，当年稍晚便毕业并获得执业资格了），她本科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念过，硕士和博士则分别在加西、加东的两所名校念。在漫长（11年）的留学生涯里，她的社交生活十分丰富：当过校篮球队的拉拉队长，参与和发起过多个公益组织，组织过对故乡中国和海地、墨西哥天灾人祸的人道主义援助，去非洲（塞拉利昂和肯尼亚）和拉美（洪都拉斯）当过“支教”义工（一度每年春假都要去），还是加拿大联邦自由党青年选举党团的活动积极分子。毕业前一年，她还加入了欧美很有知名度的高档社交-慈善机构“狮子会”，我在她所属那个狮子会组织成立活动上和她偶遇，据她说，之所以入会，是因为许多同学和未来同行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这个分支的召集人之一就是她的师兄。
和《麦克琳》杂志所说相反，美加大学的各种社团里从来不乏中国留学生的身影，且如前所述，他们并不仅仅热衷加入校园社团，社会上的各种社交组织也是他们经常活跃的平台。但和其他族裔（比如印度裔）留学生相比，华裔生就比例而言热衷社团活动者相对要少，且在社团中更多扮演“参谋”或“跟随者”的角色，愿意“出头”的要少一些，这是因为北美社团工作繁多，又纯属义务，许多中国学生觉得“犯不着太费力气”。
和不热衷社交的中国学生情况相似的是，是否热衷社团和社交活动与成绩、学习态度关系不大。
中与西
中国留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习惯于结成“汉语系”社交圈，他们不论在校内、校外，总喜欢和同样来自中国的同学“扎堆”，不但经常同出入、同娱乐，甚至有时在课堂上也会形成“中文小圈子”。
照一位熟识的“中文圈子党”所言（他管这种圈子叫“互助组”），这种“中文系”的社交圈和社交方式，是“抱团取暖的需要”：他们要这样扎堆社交，目的可不光是排遣乡愁，也是为了学习和留学生活的方便——听课听不清楚没关系，课后“互助组”凑一下就能凑齐课堂内容;缺这少那也没事，不论谁回国、去外地，都会自动担负起“搬运工”的角色。“互助组”虽然多半没有社交团体的“名号”，但实际上却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比如这里提到的这个“互助组”，就规定每周固定聚餐一次，费用AA。
较“高级”的“圈子党”往往围绕某个共同的爱好“凑人数”，我认识的北美中国留学生这类“爱好圈”，有“攒乐队”的，有玩汽车的，还有志同道合搞发明创造的（还真有人这么搞出专利，弄到天使投资，还没毕业就开了公司），笔者接触过最“冷门”的“圈子党”，是5个旅美、加留学生组成，专门研究客家海外史的“小团伙”，他们每年固定聚会两次，还在线出过3期“学刊”，多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笔者正是在研究太平天国后人在拉美活动事迹时，和他们有所交集。
这类“爱好圈子党”同样“丰俭由人”：2011年8月，加拿大卑诗省白石镇外99号高速飙车被截停的所谓“十三太保”，核心成员大多来自一个由大陆富裕留学生组成的“豪车会”，门槛高到“奔驰宝马没资格”的地步;而刚才提到的“客家研究圈子”，因为缺钱，每年春、秋两次聚会前几个月，他们就开始在线研究打折机票。
中国留学生的另一部分人则对“掺和同胞圈子”态度十分冷淡，他们热衷于加入本地学生的主流社团，参与“非同胞”的社交活动，笔者曾打过交道的一位女生，本科在校时加入“绿色和平”，有时间就和西人同伴一起参与该组织的各种活动，研究生时又加入了一个以“暴力动保”著称的社会团体，据说是加入该团体的第一位华裔女生。这个女生平时不太喜欢参与华人社区的活动，即便偶尔参与也几乎不主动说中文，她的一位同学曾调侃“只有她妈妈从国内来探亲时，才听她连续一小时都说汉语”。 这类“远离同胞式社交”的热衷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各式各样，前面提到的女生是觉得“既然来了北美就要融入北美社会，总和同胞扎堆会影响融入”，而笔者认识的另一位热衷参与当地省级政党活动的男生（美加留学生无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可以参加政党活动，加拿大甚至允许留学生参与投票选举党内干部，但一般不允许留学生自己担任党内职务）则表示，他“并不是故意回避同胞，而是同胞对政党活动太不积极，只能和老外玩”。
社交的方方面面
北美中国留学生的社交活动既丰富又单调。说“丰富”，是因为花样繁多，呈现鲜明的多样性;说“单调”，则是指大多数留学生的社交范围、方式，显得并不那么丰富。
AA制聚餐、文体活动、社团活动，是绝大多数北美留学生社交活动的“老三样”，除此以外很多留学生将许多时间、精力放在做义工上。
在北美，做和专业相关的义工不仅可以完成学校规定的“社会实践”课时，还可积攒宝贵的“北美专业工作时长”，而在北美职场，有没有这样的“专业工作时长”，是求职者能否被接纳从事起薪较高的“专业工”一项“硬指标”。正因如此，才会有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其实不止留学生）宁可倒贴钱，也要到处“飞义工”。北美许多重要的社会活动是靠义工支撑起来的，留学生功不可没。且正如许多热衷义工的留学生所言，义工介于校园和社会之间，是非常重要的社交方式。
问题和忧虑
2010年2月20日，3名中国籍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留学生在美国加州公路上疯狂飙车（时速高达122英里，持续40分钟）并被警察拘捕，翌年8月31日午夜，加拿大卑诗省白石镇外又出现情形类似、规模更大的“十三太保飙车事件”，引发人们对富裕中国留学生社交问题的热烈讨论和高度关注。
当时美国《OC周刊》指出，新一代中国留学生中许多人家境富裕，生活方式和此前的中国留学生大不相同，喜欢在封闭的小圈子里扎堆，且不太注重适应当地环境和规则。他们援引警方的话指出，这些留学生往往并非“不懂规矩”而是不习惯遵守，如前述那三名中国超速驾驶留学生中开车的周某，在超速行驶并遭警车追逐过程中，他居然还知道在红灯处停车。
一些评论家指出，很多中国留学生来到北美求学，但他们对北美化、制度和社会特点的了解限于浮光表面，且其中一些人也缺乏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动力。和早年来北美的中国留学生不同，新一代留学生家境普遍更好，无需将过多精力用于打工、找工作和千方百计留下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家里已为他们办好了经济类移民，他们可以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小交际圈子，无需融入也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一些家境普通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像前辈们那样积极适应本地生活，因为和此前的许多中国留学生不同，他们并不一定非留在北美发展不可，学业完成后回国也不是不能接受的选项。文章也指出，和前辈们相比，如今新一代的中國留学生头脑更灵活，语言能力和适应力更强，进入状态普遍比前辈们更快。此外，互联网和IP电话的普及，也让新一代留学生可以保留过去的交际圈，频繁不间断地和国内亲友联系，甚至延续在国内的生活习惯和娱乐节目，这对于他们尽快适应北美学习、生活环境利弊参半，却是值得重视的现象。一名阿拉巴马大学的学者则认为，北美的学校和社会也可以做更多的事，和中国及其它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学生进行更多文化交流、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一些中国留学生初来乍到只和中国同学接触，只说中国话，他们中不少人不是不知道融入和沟通的重要性，但东方人的传统是担心说错，而另一些人则“北美化”得趋于极端，似乎避免和同胞发生任何交集。他认为，保留本民族文化和尽快融入、适应新环境并非相互矛盾，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学校、学生会组织也应为此做些什么努力以帮助中国留学生尽快适应。
说到这里不免要提到“公主我最大”，其实这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华裔二代女炫富”典型，是一个由华裔电视人李冠扬（Kevin K. Li）和德斯蒙.陈（Desmond Chen）精心策划的一台“电视真人秀”，参与者其实都是雇佣来的演员，真正的“华裔二代富家女”未必是这样的做派。
“十三太保事件”发生后，笔者曾就“华裔二代富家女的社交”（“十三太保”中多人车上有华裔富家女，其中大多数为留学生），做过一番调查和采访。
一些熟悉她们社交方式者指出，类似“十三太保后座女”的华裔富家女往往系孤身就读，没有家长陪读，但和“公主我最大”所竭力塑造的形象有所偏差的是，即便这类华裔富家女，平常在公共场合出现也并不显得十分特别，她们也秀名牌服饰、汽车，但并不“过分”，如果是人多的场合，旁人未必能辨别出几个女生中哪位是富家女，哪位不是。照一位知情者的话称，“她们只在自己‘圈子’里显摆”。
所谓“圈子”，就是富二代（最多加上一些他们认为可靠的“外围”）组成的小团体，他们的结识或因为是同学（比如都出自某间私立中学或专上学院），或因为在某方面的共同爱好（如前面提到的飙车俱乐部），“圈子”里的人“家底”接近，志趣相投，在富家女们看来，这样的交际方式“谁也不会占别人便宜”，而且“圈子里拔份才有意义”、“和普通人炫耀没有成就感”。 富家女热衷圈子交际的另一大原因，则是安全考量。一方面，加拿大近年来加大查税力度，圈外炫富容易遭致“财富缩水”，且一些富家女财富来源“有问题”，也担心被“人肉搜索”;另一方面，富二代尤其富家女一直是加拿大华裔黑帮最喜欢觊觎的对象，前些年曝出多起针对“炫富女”的绑票案，这也迫使富家女们不得不小心一点。
更多的富家女并不热衷炫富，甚至有些人直言不讳地表示“没档次的才这样做”。
这类富家女往往从“小留学生”读起，许多都就读在学校排名榜上稳居前列的“女私校”（加拿大菲莎研究所近年来所编制的卑诗省中小学排名，稳居第一、第二名的一直是两所私立女校），并按部就班地进入美加知名大学读书、毕业，这种被戏称为“大温标准华裔富家女模板”的塑造方式，让大多数华裔富家女一方面具备较高的学习能力、素质和修养，另一方面则并不热衷于所谓“过度社交”——即没有直接好处的社交。
不热衷“过度社交”，也意味着十分热衷于“适当社交”，即加拿大主流社会十分推崇的社会公益活动、各种学校社团，以及“青年领袖训练营”、“政党后援会”之类，因为北美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关系的社会”，只是构成“关系”的要素不同，积极参加这类活动有利于积累“必须关系”和人脉，对日后的发展有利。日前被曝光的某些“华裔贪官女”经常出没于当地主流政治家的竞选造势活动，引发国内舆论、公众侧目，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很多华裔富家女都走着同样的道路——只是这位被“聚焦”者不巧“爹被认为有问题”而已。
前面说过，贫富不同，圈子各异，大多数华裔留学生很少“串圈”，以免彼此尴尬。但觊觎“上层社交圈”的人脉和机会，千方百计“跟着混”的也并非没有，不过结局未必好。
北美社会最大的特点，一是“量力而行”，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契合身份和收入状况，二是“绝对隐私保密”，即便对亲属也不会随便透露个人隐私，对朋友更恪守“你不问，我也不说”的默契，这不仅是一种文明，一种入乡随俗的礼节，也是实实在在的安全防范要点。非“富家留学生”混入“富家圈”，有时会产生强烈的落差和不平衡，而“富家留学生”又会本能担心“露富出危险”，结果会引发许多变故。2015年9月21日在加拿大大温地区被前“朋友”张天一绑架、误杀的22岁中国留学生孙鹏，就祸起“串圈”后的被“盯上”，尽管他十分警觉，甚至一度“脱圈”避开，却终于未能幸免。
不要替他们过多操心
前几年大陆风靡一时的《非诚勿扰》登陆大温哥华，吸引了许多大陆留学生“围观”、做义工，有本地商业机构和热心人士发现留学生存在社交圈狭窄，社交方式单调和社交机会匮乏等问题，就着手組织了几次以留学生为目标的商业性或非商业性联谊活动，包括类似《非诚勿扰》的“相亲会”，也包括游艇会、钓鱼会、登山会等“昂扬向上”的俱乐部式活动，还有诸如“假面舞会”之类节庆式联谊社交活动。
但效果呢？
笔者曾亲临某次“假面舞会”现场考察，组织者我认识，目标是“至少50对”，但现场“连托儿在内也只凑了16对，还有两对‘女女’的”;而另一位曾赞助这类活动的金融圈朋友则坦言，“非商业的不去说，商业的就没一次不赔的”。
不少分析家指出，北美中国留学生有自己的生活、学习和社交方式、思路，“可以单调，但不喜欢被人为干预”，因此他们宁愿自己找机会，也不太青睐这类“有组织有赞助”的“定制社交”。或许，我们不应替他们过多操心，毕竟他们中大多数已是成年人，社交方式便如同其它方面的问题一样，丰俭由人，冷暖自知。